网络环境中图书采访选择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采访论文,机制论文,环境论文,图书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3.1[文献标识码]A
图书采访位于图书馆工作系统低端，是图书馆与周边环境的接口。追踪图书采访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变革与技术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图书采访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其阶段性特征的形成体现着图书馆藏书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嬗变，是图书馆生存状态的具体体现。
当人们意识到图书采访对图书馆生存机理及各项功能的制约作用并将其诉诸文字时，关于图书采访的文字阐述便散见于各类史书中，如宋代郑樵的“求书八法”，明代祁承邺的《赡生堂藏书约》等。然而当我们意欲追溯并总结有关图书采访的相关文字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时，却会发现理论抽象的两难境地。首先是细节描述与经验总结的琐屑与具体。在图书采访多以个体方式进行时，具体的采访经验阻碍了理论抽象的思维通道。其次是实践对理论的呼唤。日益复杂的采访环境要求图书采访有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工作方式。离开理论分析与研究，图书采访是难以高效有序发展的。
现代意义的图书采访始于19世纪中叶[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服务机构，开始凸现其独有的服务、教育和信息组织功能。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对人才和知识的强烈需求，出版和教育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为图书馆的转型和成长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伴随着图书馆规模扩大、类型分化、数量增多的繁衍过程，为谁采访、采访什么、如何采访等关系到图书馆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不断讨论。人们开始对长期形成的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随机选书方式产生怀疑。如何使图书采访规范化、标准化，如何使社会对图书馆的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成为图书采访研究的原动力。图书馆需要符合工业社会标准的作业规格，需要有图书馆员普遍认同的工作原则和理念。在以大规模联盟和协作为基础的图书采访活动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已成为图书馆生存的必要条件。
1 图书采访与图书选择
经过长期实践，人们将图书采访分解为“选择”与“获取”两类工作。前者侧重于“对文献知识内容和情报价值的鉴别和挑选”，属于指令性、学术性和知识性活动；后者则以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收集文献，是执行性活动，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实践性。[2]
进一步分析，图书选择是图书馆为适应不同环境而具备的自我调节机制。宏观上的选择取决于图书馆的异类分工和同类分层的人为组织界定，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以各有重点的藏书体系共同组成行业、地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微观上的选择是图书馆为适应特定用户群体的需要而做出的知识储备。在选择的实现上，图书馆的预算规模、性质职能、读者需求、馆藏基础，以及图书馆员的学识水平和战略目光都影响到选择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选择是“在事物存在两种以上的情况和可能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挑选并区别对待。”选择机制是系统通过正负反馈建立的各部分与目的之间的趋向性关联。[3]选择与目的是相伴而生的。图书选择从表层看，是图书馆根据自身目的对图书品种和类别所进行的区分，而在深层的选择机制中，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则完全取决于图书馆的社会定位和发展目标。在图书选择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过版本选择、品种选择、载体选择以及信息存在方式选择等多次形式演变，选择使图书馆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不断调整和确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以版本为标准而进行的择优去劣曾经是古代藏书楼的重要理念，其间的选择标准体现着藏书家的“精品意识”，是在精神评判基础上的物质追求。在这里文献的文物意义大于记录和传递思想的工具意义，选择主体与服务对象相应合一，文献内容与文献形式共同构成藏书的存在价值。通过版本选择留给后人的是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现代以来，用户需求逐渐在藏书建设中显现出重要意义。基于对用户需求的一般理解，图书馆对自身发展目标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描述。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更使图书馆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转变。图书馆不再仅仅是文献聚集和保管的场所，不再是个人财富和文化品位的体现。图书馆以更为平民化的视角为社会提供学习、休闲和交流的自在空间。图书选择开始从个人兴趣爱好的满足转变为大众需求的实现，图书的服务对象与选择主体发生了彻底的剥离。图书馆开始成为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中介组织，成为国家资金的拥有者，成为众多用户群体的代表，成为出版发行界的最大客户。社会角色的转变为图书选择带来新的研究课题。
20世纪后期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生存环境。与网络信息相比，文本信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藏书体系的等级结构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优势，用户的信息意识也因网络的出现而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图书馆迅速降为众多信息服务机构中的一员，成为众多竞争对手中的一份子。图书馆不仅要对各类信息进行选择，而且要面临来自读者的选择。用户需求对图书选择的制约力量已经在采访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出来。
首先是选择对象与标准的多样化。因电子信息资源的大量引进，图书选择标准的适用程度和应用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原有的质量、相关性、美学和技术外貌以及购进成本等选择标准需要在网络环境中加以调整并作出新的解释。在对广泛分布的文献群体进行鉴别和区分时，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网络信息与印刷文献、文献订阅与数据库存取等方面的比例必须在采访方针和采访政策中重新研究和规定。
其次是用户群体的分流。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超过3300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84.6％，从事教育、科研及计算机行业的用户约占一半以上。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陈钦智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过调查，当时从图书馆获得信息的人已不足20％，而80％以上的人认为图书馆的信息传递慢，内容不完整，不适合自己要求，查找使用不便。“图书馆将为谁服务？”是图书馆人在网络环境下对自身定位的沉重思考。
再有，图书采访职能的扩充和转移。在传统的图书采访活动中，选择对象和选择方式具有明确的规定性，选择职能明确而狭窄。互联网所构成的新型生存环境，要求图书馆要有能力“追寻文献的变化轨迹”，与信息公告板、新闻组等网络信息发布渠道相互沟通，以便及时把握信息生产和消亡过程。
第四，图书采访成本的增加。因网络而存在的各类信息要求图书馆增加硬件、软件、系统维护、馆员和用户培训、馆际互借、中间服务、网络查询等工作成本。英国图书馆员Gorman和Kennedy指出，网络信息的存取会增大图书馆的社会成本。“信息存取”使图书馆将减少免费资源，并根据用户使用情况的统计资料调整经费预算，以便对综合性联机服务和专门化数据库进行比较，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图书馆的公益性特征将发生极大改变。
第五，图书采访集成化。图书采访代理服务（vended service）是通过代理人实现集成化采访。如图书和期刊的合作采购，能够避免图书馆直接与众多出版商交涉。联机编目、集成化图书馆系统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使书目数据提供商、文献零售商以及联机编目机构与图书馆共同合作，更为有效地控制图书采访的全过程。
总之，图书采访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社会需求的变迁改变和制约着图书馆的采访方式和选择原则。在图书馆工作系统中，选择机制的内在张力为图书馆适应环境变迁创造了发展的平台，从而使图书馆成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
2 图书选择机制分析
2.1 系统性原则
按照系统论观点，在选择与系统目的之间存在着多项一般法则，如最大量小法则、层次递进法则、近距优先法则等，选择规律实质上就是需要的实现规律。这些法则同样适用于图书选择过程。在图书馆藏书系统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见于文字表述的原则和理念多围绕系统性原则展开，系统目的、系统结构多以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形式出现，实现系统目的的物质基础也是在一定原则指导下用最小支出获得最大收益。
系统性原则对图书采访活动具有潜在的支配力量。面对不可全部把握的用户群体，静态藏书体系只有以尽可能完备的收藏才可能提供为用户服务的基础条件。在这里，因需求而建立的馆藏，以及因馆藏而产生的需求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由于选择机制的作用，系统内的各种文献呈现出彼此关联的系统特性，从而比文献的单独存在具有了更大的文物和史学价值。在图书馆力求使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或某个学科领域的文献尽可能全面系统收藏的同时，用户的信息意识也在寻找、查询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过程中得到调整和激发。
在以印刷文献为主体的传统图书馆时期，图书馆围绕藏书系统形成诸如体系分类、卡片目录、藏书排架、书库组织等多种具体工作方法，借以组织藏书并为读者提供进入文献系统的有效途径。系统性原则为图书馆的长期生存以及文献的完整保存起到过重要作用，成为图书馆藏书区别于其他藏书的重要标志。
互联网所构成的平面结构打破了图书馆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理念。网络信息的无序状态已使人类接收信息的能力达到极限。笔者以为，系统性原则仍将成为图书馆应付挑战的有力武器。通过对网络信息的选择和组织，图书馆可以为用户建立起准确可靠的系统化网络信息资源，并与传统图书馆藏书一起构成图书馆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将承担起沟通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信息交流主渠道。
2.2 价值与需求的平衡
选择机制为藏书系统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在怎样选择以及如何满足读者需求的具体实践中却有着“需求论”和“价值论”的分歧和讨论。价值论强调注重图书价值，主张用经过图书馆员慎重选择的书刊资料教育公众，需求论则主张“从读者需求出发，必要时可适当降低图书馆的学术标准”，并以满足读者需求为最高准则。
在美国图书馆发展史上，1876年杜威曾提出“以最少的花费、给最多的读者，以最好的阅读”，其简约的话语中所蕴涵的深刻思想成为价值论的最好脚注。与杜威同时代的图书馆员普尔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会议上提出与杜威不尽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目的是为各阶层的人提供图书。为适应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在选书时不应忽视广大读者的各类需要。”是为需求论的典型代表。
需求论与价值论的分歧绝非仅仅停留在理论观点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美国公共图书馆界曾就图书馆能否购买普及读物和通俗唱片展开讨论。按照价值论，图书馆应该为读者提供高雅文化，纸皮书、流行音乐不应在选择范围之内；而持需求论观点的人则认为读者需求是图书采访的最高准则，只要读者需要，任何文献形式都应在图书馆占有一定空间。讨论结果仍以满足读者需求作为最终解决方案。
20世纪90年代“需求论”与“价值论”的讨论集中在图书馆能否加装过滤软件上。有人认为信息过滤相当于书籍审查制度，不利于民众全面认识和获取互联网信息资源。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网络信息复杂无序，只有通过图书馆的过滤才能保证用户从图书馆获取的信息是健康有益的。美国图书馆学会认为公共图书馆相当于“有限公共论坛”。用户可以通过公共图书馆设备使用网络信息，以使用户在宪法保护范围内，自由接触互联网上各类公开信息。但是对于互联网上的色情信息、不利于儿童阅读的黄色信息，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信息，应采取过滤措施，将其排除在图书馆之外。
在购买电子出版物的选择中存在两种方式，一种为“点酒式”（by—the—drink），即图书馆完全根据用户需求购买产品，只为用户点击的文章付费，这样图书馆不必购买全部期刊，从而可以节省图书采购经费；另一种是“水池式”（kitchen sink）购买，即数据库提供商将各类数据集中在一个数据库内，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全面地满足用户需求。这两种方式是“需求论”和“价值论”的再次翻版。就图书馆实践而言，前者更适宜于非常用学科文献，后者则适宜于拥有大量用户的学科文献。[5]
回顾“需求论”与“价值论”在图书采访理论中的演绎，其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读者需求与藏书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点。公共图书馆是基于社会需求而建立的公益性服务机构，是最具平民意识的图书馆形态。因此读者需求在公共图书馆具有决定性影响，应该说用户需求在图书馆的发展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3 “拥有”与“存取”的选择
网络所构成的新型信息空间为采访选择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拥有”与“存取”（access）的选择。存取（access）在英文中有多种解释，其本身含义是通向某处的路径，只有在计算机科学中，access才简单地对应于中文的“存取”。现已有人提出图书馆藏书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馆藏，另一部分是“存取馆藏”（access collection），并且在“存取馆藏”中也应该有“核心存取”（core access）与一般存取之分。
从拥有馆藏到存取馆藏是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求再次在选择对象和选择标准上的自我调节。经费紧缩、书刊价格上涨、用户需求扩张加之信息技术的驱动，使图书馆无法在传统平台上继续发展。用户需求使图书馆进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以便对多种信息存在方式和使用途径进行选择。信息内容、载体形式、出版发行渠道、“拥有”与“存取”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图书选择的活动空间，图书馆只有在综合平衡的选择中才能实现多元一体化功能。
图书采访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正确的文献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到达适当的用户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正确文献”已为“正确信息”或“正确存取工具”所取代。互联网信息的丰富和便捷程度，已使用户对获取信息的方便性比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图书馆员必须考虑对存取途径的“订购”，并对原有分工重新加以组合。从单纯建设物理馆藏到物理馆藏与存取权利同时并存，其间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信息资源、用户教育、信息技术、存取途径都会改变图书馆原有的经济成分，公益性服务将因“信息存取”而减少，图书馆服务将形成新的循环，即用户需求决定图书馆发展目标及资源建设内容，因用户而建立的特色馆藏可以形成特色服务，特色服务又使用户产生新的信息需求。图书选择最终将促进图书馆内部资源与二次开发的网上资源形成统一整体，最终实现信息资源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沟通和联结。
3 选择与图书馆的未来
图书采访的未来与图书馆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图书馆能否在无纸化社会生存曾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对图书馆的未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电子图书馆将取代现有图书馆，并造成图书馆员知识储备的断档。[6]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现代图书馆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物理空间，将在网络中成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中坚力量。图书馆建筑将成为智能型建筑，如同声像实验室，图书馆服务可以输入家庭，所有城市家庭都可以通过有线光缆或电话线与图书馆相连。图书馆建筑将成为社区网络交换站。图书馆员的职责包括对现有读者需求的把握对未成为图书馆读者的人群进行调查，所有社区机构，如商店、教堂都应成为图书馆的延伸。[7]
我们以为，图书馆具有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社会职能，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图书馆不断调整和完善着自身的社会职能。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曾经过长期、渐进、缓慢的演变过程，其间的技术推动是迂回和间接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以其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着图书馆的外部空间，而且从内部深刻地改变着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手段。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分工将因互联网的发展而日益模糊，图书馆员将成为适应网络秩序、能够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管理、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查询和检索的“网络管理员”。
就图书采访而言，因其与信息技术的直接关联，更因网络的普遍应用而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的特点。
第一，在信息生产、存储和提供过程中，网络所提供的平面化综合化结构，打破了原有的线形信息交流秩序，图书馆曾有过的主渠道地位将不复存在。网络信息丰富、动态、形象、生动的提供方式，正在影响和转移着用户信息需求的表达方式。网络信息生产的随意性，使大量机构和个人以互动方式进入信息交流领域，出版、发行和查询信息的行为主体已不再有明显的行业分界。
第二，图书采访部门将适应网络需要而承担起信息资源数字化转换、网络信息选择和获取等全新的社会职能。
第三，在“需求—满足”的生态链中，用户需求对图书选择具有支配力量。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用户无法满足于传统服务方式，用户对既有信息系统的期待值将从信息组织的系统性向方便性转移。系统选择将在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发生位移。
第四，网络使图书选择的信息源产生分化和重新组合。网上书店的成功运作为图书选择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网络减少并缩短了出版发行的中间环节，图书采访将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并承担起审查、编辑、出版的部分职责。信息选择将包含更多的含义和更大的范围。
图书采访作为图书馆基础性工作，其间所包含的理念与经验是图书馆人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采访在具体社会环境中通过对文献和信息的选择，实现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着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回顾有关文献，查访网络信息，笔者深为其间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所震撼。对于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