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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社会福利
——以英国为例
陈晓律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现代化至少同时意味着两件大事：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不发展经济无以改善民生，不提高民众福利就无法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顺利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人口危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全局性的综合研究，是中国学界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人口危机
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大会上再次明确了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坚定地宣称，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但如何在发展中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亟待完善的课题。总体而言，这些具体目标和课题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则既要考虑中国国情，也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国情，首先是中国的大国特性。这种大国特性，既有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的因素，也有中国国情复杂，几乎具有从最发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所有特征的因素。从沿海地区到西部省份，落差之大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方面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设定。同时，这种国情也表明，我们更需要对世界各国已有经验进行分析和借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与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总会有某些基本轨迹上的相通之处。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就使每个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难免会带上一些不同的视角，从而产生出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解释。这些解释，肯定也会反过来构成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并产生相应的现代化目标预期。
一、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相比，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人类的生产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使人类的生活有了确实可靠的保障，也使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可以拥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活：可靠的养老金，基本的医疗体系，失业保障，最低工资标准，全民义务教育，等等。现代化是一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的过程，而导致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业化，正如芒图所说的，工业革命“已用自己的标记把近代史社会——首先在英国，其后在一切文明国家一一烙上了印记……人们处处都会发现这一伟大运动的遗迹，这一运动在改变生产制度的同时，也为整个集体改变了生活状况”[1]。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能使世界上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转变成先进国家的主要手段，也是走向增长(这里的增长可理解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发展(这里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改革，也可理解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具体手段。事实上，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外学术界已经更多地用发展一词来取代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关键。由于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英国的经济发展来作为例证。因为，没有现代的经济发展，所谓的社会福利也就成了一个虚幻的影子。
女人对秦川说，我相信她是充气娃娃了……她敢当着我的面与你做爱，这绝非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出来的。秦川说，这是她的工作，她存在的唯一价值。女人说，我可有可无了？秦川说，哪里话？有洗衣机就不用佣人了？有电视机就不用读书了？一样的道理。女人撇撇嘴，说，可是我感觉，我真的可有可无了。
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英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成就不是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而是自身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还伴随着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也几乎是在没有什么大的、颠覆性的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发展的逐步推进，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浑然一体，以至英国人觉得，“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2]186。
英国工业化进程的特点是在量的逐步积累基础上达到质的飞跃。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农业的经营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英国率先在农业这一传统社会最保守的部门中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经过改良后的农业，单位产量提高了，一英亩土地在1700年只能养活0.18人，到1800年则能养活0.26人，换言之，即每英亩产量提高了44%。一个农业劳动力在1700年能养活1.7人，1800年则能养活2.5人，增长了47%。1790年以后，农业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790—1815年间平均增长率大约0.2%，1816—1846年为0.3%，1847—1870年为0.5%。[3]谷物产量从1700年的1 300万夸特增加到1750年的1 500万夸特，1800年的1 900万夸特，1820年的2 500万夸特。在18世纪前半期，农业有相当的剩余可供出口。[4]在1740—1750年间，每年出口近400 000夸特小麦,1750年达到顶峰,几乎达1 000 000夸特。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发展的后期，由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幅度大大超过了农业的增长，英国粮食才逐渐依赖于进口。1760—1830年间英国农业基本能够养活增长的人口。甚至在1800年，农业仍是英国经济中的最大部门,占国民收入的1/3，农业雇工占就业人口的1/3多，迟至1851年还占到就业人口的21.7%。[5]
从宏观层次来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构成极为复杂，该系统属于综合性学科，主要涉及了管理科学、组织技术、信息科学、系统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等多个学科，系统功能模块非常细致，从而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简单介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功能模块，论述基于B／S架构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浅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架构，并综合探讨基于B／S架构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方案。
1936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或称凯恩斯反危机理论。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失业，因此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提高社会有效需求。通过实行赤字财政，实现“乘数效应”。为了提高和保证“乘数效应”，需要实行累进税收制以达到收入再分配，提高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同时，需要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这不仅可以扩大社会需求，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个总体的社会规划——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这种尝试对职业院校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对企业来说也存在一些抱怨，如教师对产品开发缺乏经验导致校企磨合周期很长，效率过低导致公司技术人员对此持消极态度，教师对产品开发过程不熟导致浪费的材料很多，教师对课程资源开发不熟导致占用企业技术人员太多时间，影响公司正常运作。
在19世纪20年代前,英国基本上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品成本降低与产量大增，国内市场开始达到饱和，必须开拓海外市场,为其工业品打开销路,并进口原材料和粮食。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大力推动下，英国逐步取消出口税，降低进口税，1846年英国废除了禁止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开始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当时独一无二的工业地位，在世界各地大力推行这一政策，促使其19世纪50—70年代工业生产的高涨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完善，使其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进出口额1800年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9%。1850年达27%,1875年达51%。[2]226
随着工业的发展，1820年英国占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2,随后它的比重虽然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而有所降低,但到1850年仍占到39%。在出口中,工业制成品1831年占91%,其中纺织品占67%,金属和机器制品占11%,1850年,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的93%,纺织品占63%,机器等占18%。英国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占据了垄断地位。[6]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中体现发展质量的制造业方面，英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英国原本是欧洲边缘地带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岛国，经济表现并不抢眼，但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后，英国已经焕然一新，成为欧洲国家中的首富。
这样，大量的女工和童工进入了工厂。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本身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城市工人家庭总是依赖其全体家庭成员的收入得以维持生计。在工业化初期，最早的棉纺织业中始终存在着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现象──女工和童工是比男工廉价而又易得的劳动力。以机纺女工为例,她们的工资不仅低,还呈下降的趋势：1810年其工资为9先令1便士,1815年为8先令9便士,1824年为9先令1便士,在19世纪30年代其工资最高额为10先令6便士,最低额是7先令,40年代最高额是10先令,最低额是7先令6便士。确实,工厂制的机器大规模生产使其产品如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下降了，但与此同时，城市房租昂贵,食物价格波动不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食品价格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一夸特小麦的价格在1793年前10年平均为47先令,1793—1801年间平均为77先令,1803—1813年间为92先令,1812年不低于126先令,在个别年份如1794—1795,1799—1800,1812年因出现了饥荒，价格更高。尽管货币工资有所提高,实际工资却没有跟上价格上涨。如伦敦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4。[8]大量行业采用的计件工资制度，根本不管工作条件变化，尤其是自然灾害对工作的影响，更使工人利益受到损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日前，我国满载6.15万吨LNG的“Gaslog Singapore”号顺利抵达中国海油粤东LNG接收站。这意味着我国进口LNG窗口一站通首期试点产品进入船货交割阶段，标志着我国实现了LNG接收站向第三方公平开放。进口LNG窗口一站通产品是中国海油气电集团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共同推出的国内首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期产品。该产品的试点于9月20日在交易中心平台完成线上交易，由振华石油和胜通能源组成的联合体通过公开竞价购得。
二、保障民生刻不容缓
雄厚的国力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英国的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逐利的贪婪本性，使其很难自动地将改善民生作为自己的天职。英国早期的工业化是建立在无情驱使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报酬——在某些情况下绝对下降的工资——延长的工作时间,都使英国的企业家获取了高额利润，并使之能够追加工业投资。在整个英国工业化时期,受人口增长和日益挤压家庭工业的机器制造业竞争的双重压力,农业地区的工人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手工纺织业中工人的工资到1811年下降到1800年水平的1/3。到1832年当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纺织在英国逐步消失时,手工纺织工人的工资已整整下降了60%。[7]虽然操作机器的熟练工人工资较高,为吸引劳动力某些工业部门的工资也较高,但工厂主为获得最大的收益，降低生产成本，缓解对企业破产的忧虑，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廉价劳动力，以压低工资。
雄厚的国力，为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从现代世界诞生之日起，它偏离了这一基本原则，国家的其他追求往往都成了空中楼阁。
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2.5亿根火柴，其中大部分是随意摩擦点火的火柴，安全火柴在英国从未畅销过。在位于伦敦的布莱恩特与梅火柴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染。他们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9]427。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食品保鲜变得困难。富人可用冰块保鲜，工人往往只买得起没有人要的东西，如破了的鸡蛋、发霉的面包。穷人的食品往往腐败变质，且被不法商人大量掺假。在人的寿命上，充分显示出英国已经成为“两个民族”的国家：1900年前后，伦敦郊区富人区的新生儿预期寿命为50岁，而伦敦工人居住区的新生儿预期寿命只有36岁。两者的差距反映了婴儿死亡率的悬殊。截至1900年，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96%的新生儿活过头一年，而伦敦贫民窟的新生儿只有33%能活过第一年。[9]423
肩颈 现在很多白领一坐就是一天，肩颈很容易僵硬。不仅肌肉总绷着劲儿，而且还会血液循环不畅，肩膀和脖颈僵硬或疼痛。
换言之，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普通民众劳动强度增大，生存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福利，这样的发展是失衡的。这不仅恶化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使社会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过低，遏止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带来了市场的萎缩，最终出现了所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保障民生，提高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就具有某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三、经济与民生的协调发展
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就业带来了极度的不稳定性。于是，统治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把劳动阶级逼上绝路，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要么从自己的长远利益出发，适当考虑劳动者的需求，采取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改良措施，让利于民，降低社会矛盾，从而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由于种种原因，英国统治者尽管不时对劳动者和劳工组织采取压制措施，但从长时段看，基本上采取了第二种方式，从而避免了社会矛盾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暴乱。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社会协调机制，也是一个社会逐步“试错”过程中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出面给社会大多数成员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服务，以使社会在一个更加富裕的基础上“和谐发展”。
第二，国民收入越平均，则社会福利越大。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认为一个人手中的货币数量越多，货币对他提供的边际效用越小。因此，同样一个英镑，对穷人或收入少的人来说其边际效用要比富人大得多。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在不损害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如能比较均匀地分配收入，就可使全社会得到较大的经济福利。据此，庇古主张实行对富人的高额累进遗产税和所得税，发放失业救济金等方法，使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甚至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国家采取主动行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采取若干措施，就不仅能实现充分就业，而且社会主义者所要求实现的那些目标也能实现。换言之，建立完整的福利国家体制获得了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支撑。
实际上，早在近代初期，英国的无业游民和贫困问题就迫使英国政府以各种济贫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对全体国民权益的认识尚未统一。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首要身份都是国民。在英国，人们对这种国民权益的理解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到19世纪，英国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应该平等的看法开始成为主流呼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只有充分享有现代社会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国民才可能真正享有社会平等权利，而社会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应该是现代社会平等意识最主要的体现形式。
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某些短期因素促进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政府很难将战时提供的那些社会服务再收回去。而战后英国的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2.2%的增长率。[10]这为英国长期实施福利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按照各种西方学者对福利国家的描述，其基本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在所谓“混合经济”制度下(即在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营经济成分的经济体制中)，由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之类的弊病，以便使社会重新获得健康发展的活力。1941年，贝弗里奇(W.E.Beveridge)受政府委托，负责制订战后社会保障计划。贝弗里奇吸收了当时有关“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融入制订的计划中。1942年，他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为题发表了这个计划。贝弗里奇报告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一个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等权利，而不仅仅局限于穷人。贝弗里奇在报告中提出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社会保障实行的范围不限于社会贫困阶层，而应该包括所有公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即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组织实施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即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预防人们中断或丧失挣钱的能力，照顾生育、结婚及死亡等所需的费用。当然，事实上的福利国家比贝弗里奇的建议要广泛得多。它包括的不仅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引导和控制经济职能的政策，而且是几乎在任何方面为了几乎任何目的运用国家机器来扩大公民福利的政策。它建立在这样一条原则上，即国家是为积极增进所有人的福利而存在的。[11]
英国农业和商业，尤其海外贸易和殖民的长期发展，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为工业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长期的原工业化的家庭工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海外市场需求，对基本生活消费品尤其棉布需求的增加，使工业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不断的技术革新又使其生产率得以提高。这样，作为英国进行工业化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人口和资本逐渐流向高产出高效率高利润的生产部门。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个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工业生产由此发生了质的飞跃：1750—1800年间,煤产量翻了一番,在19世纪又增加了20倍,其中在1800—1830年间翻了一番,1830—1840年间又翻了一番。1740—1788年间生铁产量增加了4倍,随后20年里又增加了4倍,在19世纪增加了30多倍。原棉进口在1780—1800年间增加5倍,在19世纪增加了30倍。[2]186与此同时，就业人口中农业所占比例呈绝对下降趋势。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不再占优势地位，工业和贸易及交通运输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其实，早在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之前，英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政府各部门已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儿童补助等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政策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稳定的政府政策。政府在劳资冲突所确立的“尺度”中，已不能仅把劳动者的勉强生存作为唯一标准，而必须综合考虑影响社会政策的各种因素，在各社会集团的愿望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理论方面看，早在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已在探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与社会福利增长的问题。剑桥大学教育家庇古(A·C·Pigout)就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1920年发表了《福利经济学》《失业理论》《就业与均衡》等，甚至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一书。十分明显，庇古十分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他的观点可集中概括于两点：
第一，国民收入总数越大，则社会福利越大。要增加国民收入，扩大社会福利，就必须解决社会一定量的生产资源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条件在各个生产部门间进行分配，才能增加产品总量，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的问题。这种资源的配置，虽主要靠市场，但政府在某些部门投资所获得的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不一致时(即个人获利大而社会获益小时)，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办法进行干预。
对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成为我国的“显学”之一。其原因既有其理论的因素，也有十分现实的考虑。由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行，所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显现，因此，人们十分自然地渴求从西方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吸取他们的经验，从而构建起合理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这一问题同样也引发了西方学者长久的兴趣，其原因在于，福利国家不是“一般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产生的种种问题和争议，尤其是很多具体的社保措施，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西方学者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先进的方法降低时间成本。例如大型连锁超市沃尔玛就是靠时间成本管理实现“天天低价”的承诺。它建立了高效快捷的物流配送系统，大部分商品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运输传送，节约了人力资源的成本与时间，保证进货从仓库调度到任意一家分店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它充分利用现代卫星通信网络使配送及时，分店的库存即时补充，产品到达消费者的时间缩短。其他行业企业可以借鉴这一成功案例，重新审视各项成本的构成，从降低时间成本的角度获取额外收益。
互联网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及话语权，通过网络渠道，社会主体对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公共议题直接提出诉求、期望和建议， “倒逼”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回应民意，在客观上促成了政府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大众参与到决策制定中来，成为实质性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通过网络渠道得以彰显，这些挑战驱动着政府决策模式进行创新。
市场经济的发展未能自动为人们提供这样的权利，但英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却逐渐地把解决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
1946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1948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国民扶助法，废除了历史悠久的济贫法。与此同时，把统一处理的济贫政策按其功能进行了分割，即把经济扶助的责任移交给中央政府，并让地方当局按照个别需求为贫困的居民提供福利。另外，根据过去的立法，地方当局只有权管理盲人的福利服务，这时其权限已扩大到其他残疾人的福利。[12]换言之，英国政府已经用全国统一的、集中的福利提供方式取代了旧有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社会救助方式。英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同步的矛盾，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制度性的平衡点。
四、一些相关的思考
从更深的层面分析，现代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任何一方软了都不行，一旦社会发展失衡，必将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在自己的发展实践中也深刻地领会到了这一点：社会福利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为这种向往提供了基石。两者不可偏废，但最根本的一条，则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否则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从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我们还发现，各种社会服务和保障措施，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就英国而言，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是“公民权利”和“普遍性”原则，由政府税收资金提供的社会保障应是居民生存法定的基本保障，其受益对象应该是全体公民。而福利国家这个词义的本身，就使这种现代的福利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它表明了国家对构成这个国家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表明仅仅具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资格就可以获得国家所提供的应有的福利服务。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这种服务，国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也因为这种福利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公民天赋权利，所以这种福利权利还成为外来偷渡者冒险行动的原因之一。尽管福利国家体系在建立后屡遭诟病，并多次在英国经济面临困境时显得摇摇欲坠，但它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甚至在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治理下，英国的福利开支也没有缩减，反而逐日增加。这再次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过程。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无法扭转这一过程，只能设法完善其不足的部分，使它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合拍。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制度使另一个问题也逐渐凸显其重要性，那就是这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或者说其自我生存能力。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西方的福利制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福利时代，随之产生的福利国家危机也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但学者们有关福利制度危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非工资劳动成本的激增，公平与效率等问题。[13]当然，它最终都和生产与消费不平衡有关，收支不平衡，福利制度自然难以维持。这个关注层面固然不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福利制度下人类本身的再生产问题。
任何一个物种，要保持种群的繁衍，自身的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任何一个物种，也在大自然的严酷环境下有着自己的繁衍原则，否则也就不会在今日的世界寻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因此，这样一个真理并不需要去认真论证。但人类这样一个高级物种，或许因为有过多的抽象价值需要追求，种群的繁衍反而在人类社会进化到某种高级阶段后成为问题。斯宾格勒曾十分偏激地认为，“原始民族的丰富的生育力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没有人想过，更没有人从它的有用或无用去加以判断过。当一个生活问题需要应用理性的时候，生活本身就成问题了。”[14]220比如，“妇女的生育，是人类繁衍的自然现象，所以，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她从童年起就渴望的全部职业都包括在这一个词里。但现在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伴侣、从北方的戏剧到巴黎的小说中的整个大城市市民文学中的女主角。她所有的不是儿女而是精神的冲突；婚姻是达成‘共同了解’的一种精巧的艺术。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她们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她们都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14]221最终，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口减少和自我灭绝的阶段。
如果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进入了这一阶段，那不仅社会福利，整个社会的运转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不过，斯宾格勒这种近乎癫狂的预言在当时的欧洲并未成真，甚至在二战以后，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也还能恢复性地增长。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因素，但作为个人生存的考虑，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一个正常人的一生，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未成年阶段，第二是工作阶段，第三为老年阶段。第一阶段无论是否读书，他都需要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老年阶段更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在工作的阶段，他的收入与他实际的支出相比，就必须加上另外的两个部分，即供养其子女和老人，即我们所说的上有老，下有小。换言之，他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只能是扣除他供养子女和赡养老人之外的余额。这是一种自然的约束，任何一个普通人，打断了这样一种生存的链条，那么，他的生活的某一阶段，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这种人类社会生存的惯性，使得英国社会和战后欧洲的其他国家，尽管面临着妇女运动的冲击，但也未出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那种场景。
但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谈到，英国工党政府在1946年通过了被称为福利国家支柱的社会保障法，除了对生病、失业、伤残等社会成员支付保险金外，对老人最重要的是将养老金界定为退休金，这一名称的改动意味着观念的变化，即任何老人所领取的都是自己应得收入的一部分。同时退休金的标准大幅度提高，由在此之前的每周10先令上升到25先令。[15]随着战后福利制度的完善，英国老人的生活得到了充分和优裕的保障。
与此前各种对老人的救济措施不同的是，这些老人现在所享受的生活是一种权利。在济贫时代，接受救济的老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包括向邻居乞讨，济贫只是补足靠这些方式都不能满足生活的那一部分开支。只要能动，即使80岁的高龄，也必须自己想办法寻找一部分生活来源。因此，没有任何老人在接受救助时是理所当然的，接受的救济量也不固定。所以，人生的三个阶段，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负其责。而福利制度普遍性原则的实施，使这种责任无形中淡化了。换言之，每个人其实只需要对自己具有工作能力的这一阶段负责就足够了，其余的两个阶段，大可以不必认真考虑。
于是，当二战后英国的黄金发展时期过去，英国经济又出现“停停走走”的老毛病时，新的情况出现了。与过去这种英国病不同的是，这次患病的病根都多少与福利制度有关。其中，英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出生率下降并行是一个新现象。英国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出现在1973年的统计中，70年代末人口出生率已经在1.8%左右，而1977年，在两个世纪之后，在和平年代，英国人口死亡率首次超过了出生率。只是由于老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幸存者提供延续生命措施的改善和有效的移民，才使英国的人口依然保持着0.3%的增长。[16]二战结束时，大部分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在60多岁，而在80年代，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80，甚至90岁以上。[17]人均寿命的延长使英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80年代末，英国白人老龄人口的占比已经高达19%，而非洲移民的老龄人口占比仅为2%，巴基斯坦移民的老龄人口占比则为1%。[18]
对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英国白人的出生率持续下降，这在表面维持英国人口不至萎缩的态势下，使得更多问题的解决遇上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只能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的空缺。而大量移民人口引发了诸多问题，这里不准备一一探讨，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已成为英国脱欧的诱因之一。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根据目前英国的移民情况、人口出生率以及平均寿命，未来英国移民人口还会呈现“爆炸式”增长。英国国家统计局预测2030年之前英国人口会急剧增长，增长比例高达目前全国人口的5.5%(约360万人)，英国总人口也会借机突破7 000万。值得一提的是，移民将会占据新增人口的半数以上。[注] 英联邦教育网，“英国国家统计局：2030年英国人口预计超7 000万，半数为移民”，2017-10-28。 换言之，英国本土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并未扭转。
采用优化切削工艺参数A2B3C3和A3B3C3再次进行铣削实验，对本文优化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中表面粗糙度测量结果可见，以逆铣区域或顺铣区域作为优化目标可取得更均匀的优化效果。
发达国家的人口下降是一个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否与福利制度有直接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论证课题，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福利制度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了保障，也就使人们殚精竭虑去承担各种义务的动力降低了。在传统社会，人生的三阶段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使人们的生活有机地成为一体。无论是生活本身的压力和传统的道德，都使人们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只考虑自己的现时生活。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固然是对生产社会化的相应的平衡，并使现代社会在这种平衡的基础上稳定下来。然而，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替代功能都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程序，它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全面升级。当我们自以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后，原来一些不起眼的传统价值开始浮出水面。这些价值，比如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是需要我们重新评估的。福利制度在绝大多数层面解决了生产社会化带来的经济、医疗和教育问题，但我们今天开始隐约感到，这种保障似乎并未能将传统的人口再生产功能传接过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生育观念。西欧建立了福利制度的国家人口下降是一个普遍趋势，其中的关联需要仔细探索。但两者之间有某种内在逻辑，却是可以肯定的。曾经推动西方发展的以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在新的条件下，其作用也开始变得暧昧起来。
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分析，自由主义的本质可以简单界定为，在一个现代平台上，在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按照法治的规则充分享受个人拥有的在这个范围内的最大行动自由。然而，在未能实现全民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这种个人行动的自由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西方过去的一切以进步为旗帜的运动，都以扫除这些限制为宗旨。随着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去只能在口头上实现的各种个人权利，得到了实质性展现的机会，于是，个人的幸福指数几乎上升到了一个人类过去无法想象的高度。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个人的幸福指数，很多来自对传统义务和责任的解脱。问题是，抛弃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不是应该受到某种强制性的制约？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19]，或许从反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换言之，今日的自由主义，与社会福利制度结合以后，已经让个人享乐和自我放纵成为正大光明之事。抚养子女不仅成为女性的负担，同样也是男性的麻烦，于是，最好不要小孩而纵情享受，不婚、不育、丁克等自然应运而生，甚至成为一种时髦。于是，人类本身的再生产机制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平台，也就在无声无息中慢慢被摧毁了。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各国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与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有关。这些国家向世界各地输出人口，抢占殖民地，获取了巨大利益。然而，二战后的全球化趋势，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西方几百年来向全球输出人口的潮流发生了逆转，西方的人口下降和高福利，使得发展中国家人口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反向流动。最近欧洲的难民危机，尽管有一些偶发因素在起作用，但本质上是这种反向流动的产物。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财富的总趋势依然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但各国的“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除开发达国家的科技方面没有以往那种压倒性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人口。这或许是二战以来世界格局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这是因为，西方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品，曾经是西方在国际贸易中十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随着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劳务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主权民族国家的“国土疆界”受到破坏，福利国家对劳动和资本控制的能力也相应减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产品”的优势，则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保和福利较低或几乎没有，所以他们的产品价格较低，也就部分地“抢走了”发达国家相应行业员工的工作。同时，人口下降也导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尤其是一些依然需要人力劳工的部门，主要是餐饮、清洁、医护人员和类似的服务部门，产生了较大的缺口。弥补缺口的办法，只能依靠移民。于是，几百年来欧洲人口向外移动的趋势转变为外来人口涌入欧洲，由此而引发了若干原来未曾出现的问题。
这是不是一种福利制度出现后的趋势，目前还不好断言。然而，韩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韩国最近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了1%以下，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也使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现代化的后果，就必然要导致人口下降乃至人口灭绝？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同步的关系，防止人口断崖式下滑，显然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在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矛盾，享受高质量的福利生活后，方才面临人口下滑的危机，而我们尚未完成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化的任务之前，就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措施，提前面临人口下滑的局面。于是，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教育医疗的困境，人口红利的丧失，老龄化的挑战，所有问题几乎同时袭来，如何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风险与挑战，考验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定力。因此，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人口危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全局性的综合研究，是中国学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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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19)03-0217-08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6ZDA141)。
作者简介： 陈晓律，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长，南京大学欧洲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英国史、欧洲史和世界现代化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杨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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