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文化转型：历史、现状及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现状及论文,中国大学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大学建设与大学文化
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大学都被视为希望所在，被倍加呵护，因为它是培养下一代的地方，代表着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未来。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巨大变革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大学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国家急切期待的，并不是一般的继承者，而是在品格、思想、能力等方面都富有革命性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唯有这样的新一代，才能承担起让这个国家实现根本变革和巨大进步的使命。人们都把培养造就这样的新一代的希望，寄托在大学身上，因此现在中国社会对大学及与大学相关事物的关注程度，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中国大学满足了国人的这种期望吗?很惭愧，不仅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的评价不高，就连大学内部，不满和批评也非常多。出于种种动机为大学进行辩护的人，自然可以举出诸如大学的扩招、校舍和设备的建设、某些研究者的某些优秀研究成果，甚至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增加了多少、获得了多少奖项等，作为自己的证据。但首先这些数据是否真正有意义就很难说，很多名目、数字等只不过是人为制造的泡沫，纯属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其次，我们不能否认确实还有一些教师，秉着学者的良知，仍在那里辛勤地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绩。但我们不能以这些亮点，来掩盖实际上整体环境的问题。
只要不是过于文过饰非，我们就不难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整体状况是令人忧虑的：大学日益世俗化，追逐利益，迎合时尚，缺乏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不能为社会构筑道德高地和精神标杆；大学充斥着行政化，缺乏平等、自由、宽松的氛围，屈服于权力，越来越像一个官场；大学教师在商品经济潮流的诱惑和行政主导式管理的双重挟裹下，浮躁惶惑，不能安心从事教学与研究，缺乏探讨精深学问的兴趣，粗制滥造以至剽窃造假屡见不鲜等等。钱学森先生生前再三追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一直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这是对当代中国大学的严峻质疑。
正因为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现在对大学的批评不绝于耳。部分教育研究专家认为中国大学目前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现在的大学则受利益驱使，偏重研究和社会服务，本末倒置；大学首先应着眼于对学生健全心智、独立人格的培养，而现在的大学则偏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更多的批评者则将矛头指向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教育主管部门权力高度集中，掌握大学官员任免权、大学经费拨款权、大学各项办学活动(如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重点学科确定、教师评聘等)的审批权和大学办学情况的评价权。大学只能整天围绕教育主管部门转。大学的外部环境如此，大学内部的体制也迅速同化。在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体制强有力的支配下，大学内部也设置种种机构和制度，以与之接轨，整天忙于申报、填表、开会、检查、评估、迎来送往等等，根本无暇考虑自身的发展思路，即使考虑了也不可能真正实施。行政系统俨然是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学校的很多利益似乎都是靠它争取来的，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掌握了资源利益的再分配权。所有的形式主义的繁琐无聊的事务，最后实际上都落在教师身上，因此教师被使唤得晕头转向，疲于应付，不能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总之，教育主管部门把大学使唤得团团转，大学就把教师使唤得团团转。
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大学目前的问题，不只是经费投入、教育理念、办学体制等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从大学精神、办学理念到运行体制、器物建设、办学行为等，都严重失范、失序。作些小修小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现在习惯于把人类整个的生存方式统称为文化，把人类某一方面的生存方式称为某种文化。那么，现在中国的大学，就是整个大学文化出了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大学文化包含大学的理念、制度、器物、行为等方面。然而林林总总的大学，每一家都有一些所谓的理念、制度、器物和活动，却很难说它们拥有自己的大学文化。因此实际上，一般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并不一定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必须是有特点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才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仅仅是有特点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还不一定能构成真正的大学文化，只有那些有特点、保持相对稳定并能成为传统的大学观念、制度、器物、活动等，才是真正的大学文化的主体。大学文化覆盖了大学构成的各个方面和大学运行的各个环节，决定了大学的兴衰成败。
目前中国大学文化问题之所以引人瞩目，除了它对大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外，还因为它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大学文化代表对完善人格和知识、真理的追求，承载着塑造新公民的使命，寄托着全社会的希望，象征着人们的理想，因此大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整个社会文化，代表整个社会文化的高度。大学文化又与宗教文化、法制文化、新闻文化等，组成社会文化的底线。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的国度里，大学一直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特殊地位。如果大学文化、宗教文化、法制文化、新闻文化等堕落，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这将摧毁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冲破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标准等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底线，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崩溃。目前中国大学文化的问题，对整个社会文化已造成深刻影响。因此，观察和反思中国大学文化问题，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
既然大学文化对大学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大学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反思。既然文化具有传承性，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那么我们观察现在中国大学文化的问题，又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去找原因。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劣化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现实制度环境、社会风尚等，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传统无疑是重要根源之一。只有从剖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人手，我们才能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种种弊端的历史源流和问题的实质看得更清楚，才能知道病根所在，从而才有可能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西方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简要比较，看前者有何重要特点，它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它对当代中国大学文化有何影响。同时探讨在弄清了目前中国大学文化劣化的来龙去脉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以疗救当前中国大学文化的弊端，实现大学文化转型与整个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
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某个民族的大学文化的特点，受该民族整个传统文化特征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某个民族的大学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轨迹，可视为观察该民族文化形态及其发展历史的窗口和晴雨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即从观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入手，探讨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哈布瓦赫在为该书1938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例如，涂尔干认为，“再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它(巴黎大学)更好地体现中世纪的精神。大学不仅仅是一所教授一定数量学科的学校，而是最如实、最具代表性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机构，甚至可以说强于教会和封建制度。欧洲民众的精神生活所配备的器官，从来没有这样的精，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普遍的认可，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良好地适合于它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影响力远比政治史家引导我们猜想的要高。”①
这里强调的是大学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是双向互动的，其中整个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中国古代社会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应，中国社会长期基本上是一个世俗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实用主义，实行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深刻地制约了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文化，也对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国学和书院两个系统。相传早在虞舜时代就设立了“庠”，夏代设有“序”，商代设有“瞽宗”，周代设有“辟雍”，都是国学。汉代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隋代改称国子监。唐代设立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七学，统属国子监。宋代兼设国子和太学。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学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主体。它有一个基本特征，即是由朝廷兴办，从属于王权，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国学的官员都是朝廷的官员，国学的运作也完全按照政府机构的规则进行。
中国书院起于宋代，当时最有名的是白鹿、应天、岳麓、石鼓(一说嵩阳)四大书院。元、明、清各朝书院大兴，有的为官办，有的为私立。即使是私立的书院，政府及在任和退休的官员也往往给予一定的资助。知名书院的山长一般由当地政府官员聘请。清代是书院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书院与朝廷和地方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时期。一般书院的建立都要上报朝廷，获得朝廷的批准。许多书院都以得到皇帝的敕令为荣。总之，比较有影响力、具有一定高等教育特征的书院，都与朝廷和地方政府密切相关。
至于办学宗旨，《汉书·食货志》记载西周的教育制度：“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义礼。”②可见中国最初的教育制度就特别注重实用，一是掌握日常生活的常识和技能，二是适应社会的伦理关系和政治体制。历代国学的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官员。隋唐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国学的学生一般不能直接入仕，于是国学的主要功能转变为为科举考试服务。宋以后兴起的书院本来就是适应科举考试制度而生的。少数著名的书院也力图对学员进行道德品质的培养，并进行一定的学术研究，但这些都不可能改变书院的基本性质，即它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而科举考试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选拔政府官员。
众所周知，中国古往今来有很多对学校、教育的崇高赞美之词，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因此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国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人之所以重视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信仰上帝，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而是为了实用，为了做官发财。“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民谚，曾对古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选择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们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教育观。简言之，中国人重视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教育可能带来的功利。
总之，体制上隶属于君权专制王朝，教育理念上彻底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它们决定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的其他一系列特征，比如教育管理的集权化，教育机构内部体制的行政化，教学形式的训导化，教学内容的正统化和实用化，教学设施的夸饰化，学校活动的程式化等等。它们可以说确定了后世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基本指向。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最初发轫于教会附设的各种文法学校。后来文法学校的教师组成行会，逐步从教会独立出来，自主办学，就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1988年9月18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欧洲430个大学的校长在博洛尼亚的大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正式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拉丁文：Alma Mater Studiorum)，即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1088年，众多被称为注释者的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的学者们聚集在博洛尼亚，共同评注古老的罗马法法典。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一世在听取了依内里奥的四位学生的建议之后，于1158年授予博洛尼亚大学特许状，规定了大学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确立了大学的基本性质。总之，欧洲的大学发轫于教会，然后从教会独立出来，由教师行会独立自主办学。大学不由政府设立，不由政府管辖。相反，政府还对大学的独立自主权正式给予了确认。
西方中世纪权力集中于教会，但中世纪后期，随着市民(商会)和国王的权力增大，社会呈现分权格局。大学也不完全从属于其中哪一方，具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大学还可以利用教会、国王和市民相互制约的格局，周旋于其间，为自身谋取更多的自由和利益。如十二世纪后，巴黎大学诞生，“对于国王，校长利用教皇赐予的特权保护自身利益；对于教皇，校长又利用国王批准的特权，使学校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③在英国，教皇和国王也争先恐后地颁布特许状，确认大学的独立自主地位。“早在1233年，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9，1227—1241在位)就于6月15日发布了特许状或教令，于是剑桥镇的学园得到了教皇的承认，授予校长(Chancellor)和大学(Universitas)的学者以特别豁免权，也就是，不受伊利主教教区之外法院起诉的权利。”“不过，从实际目的来看，大学所寻求的保护和特许权利并非来自教会，而是来自君主……1231年，亨利三世颁布了三道书面文书，以促进与剑桥镇相对的学者的安全和特权。其中，至少有一纸文书明确认为，剑桥的校长和教习是拥有权力进行合法社团活动的。牛津和剑桥地位的唯一基础，就在于这些文书做出了这样的认可。从亨利三世时代以来，每一位继任的国王或女王登基时，都被恳求颁发一纸特许状，以便明确前朝所赐予的各项权利。”④
美国的大学起步较晚，但它们较好地继承了欧洲大学的文化传统，牢牢把握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个根本。美国相关人士深刻认识到，“从大学史的角度看，自治的制度架构是高等教育机构得以生存延续的保证条件。大学自治这一主题也是高等教育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自治是高深知识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组织特征，它构成大学制度中的核心问题。”⑤当然，美国人还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在自治模式上有所创新，即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实行大学办学的信用委托模式，由创办学校的各方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委托大学行政系统和教师系统自主管理。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创办者对学校运转情况的监督，提高办学效率；另一方面不干涉学校自身的事务，保证学校行政系统和教师系统的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学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发展迅猛，体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关于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早期欧洲大学都以文法、修辞、逻辑及音乐、美术等所谓“三科七艺”为主要内容，根本上是为阅读和理解基督教经典及演绎基督教仪轨服务的。它们没有面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知识体系，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此也确立了大学注重人的培养、注重对超越现实生活需要的知识进行探索的宗旨。因此，基督教向往天国、崇拜神秘上帝的教义，对大学精神的影响，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希腊文化中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被发扬光大，与大学中原有的注重人的培养、注重探索超越现实生活需要的知识的精神相融合，基督教向往天国、崇拜神秘上帝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探索宇宙奥秘的动力，于是形成了现代大学注重完人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重自由探索的传统。
大学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两大传统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大学独立自主，大学的师生才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对教育和学术的理解，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如果学校是由政府主办，它就必然会被纳入整个政府的运行系统，政府就会通过人事任免、经费划拨、行政审批等措施，牢牢控制大学的运转，对它提出种种要求，发出种种禁令，规定它研究和传播什么，不研究和传播什么，该怎么研究和教学等等。一般来讲，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不希望大学研究和传播那些对它的统治有威胁的内容，同时会要求大学为各种现实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以求立竿见影。因此，没有独立自主权，大学就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教学，就势必出现实用主义倾向。
大学是否能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又与大学是否重视对人的培养相关。如果大学能独立自主和自由教学研究，它就能比较好地行使培养人的使命。而在专制政治和政府干预教学研究的情况下，大学势必以实用功利为目的，而不注重对人的培养。即使提到对人的培养，也肯定侧重于对人的实用技能的训练，而不会倡导对人的独立人格、思维能力、思想情操的培养。因为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较强思维能力和高尚思想情操的人，对专制政治不啻为自造掘墓人。
正因为大学的独立自主是大学的命脉所在，所以大学自治的原则在国际上普遍受到尊重或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三次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扩大高校的自主权”；“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并发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其中提到应该将院校自治作为应对在迅速变革的世界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原则之一，指出在院校自治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国家和社会良好关系，是高等教育的运作和管理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并且坚信坚持院校自治原则是学校正常运转和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⑥
综上所述，独立自主办学，自由研究和教学，注重对人的培养，这就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大学的根本特性。它们是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长期的城邦制国家制度、市民社会等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相比之下，中国社会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君权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只是这个严密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几乎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可言。虽然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面向现实，比较重视对现实政治、经济、伦理等问题的教学和研究，自成体系，具有独立的传统，但与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大学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不少人把中国古代的太学和一些著名书院称为“最古老的大学”。这固然可以增添整个国家及与某些与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有渊源关系的大学的自豪感，但把两种根本不同的事务混为一谈，将会混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代大学的根本区别，模糊现代大学的根本性质，阻碍人们认识和把握现代大学文化。
三、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的创建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开始兴办大学。中国近代的大学在草创时期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一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传统，一是西方大学文化传统。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力图尽可能延续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传统，主张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通，到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大学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现代大学的性质的认识，也逐步加深。
在洋务运动时期，许多有新思想的人倡导模仿西方，兴办大学，出发点都是培养具有各种专业技术的“有用之才”。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是北洋大学，它前身是1895年由盛宣怀创设的天津中西学堂，又名北洋西学堂，当时聘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分为头等、二等两校。头等学堂设有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5科，学制4年，性质属于专科学校，毕业后可升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为普通中学性质，学制也是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1900年停办。1902年9月15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恢复了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并将其改建为北洋大学堂。至1903年4月始正式开学。学校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课程，为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
严格地讲，这样的学校并不是真正的大学，而只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盖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所谓“大学”就是培养比较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地方，这无疑是对大学理念的误解。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一开始兴办大学，就对大学理念产生误解，或者说就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实质。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首先无疑是受当时救亡图存的特定社会现实的影响，其次也与中国历来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有关。这种误解对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的建构及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还是这样来理解和看待大学的。
清朝末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首先设立管学大臣，1905年正式设立学部。慈禧太后及清朝政府之所以兴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富国强兵，但这还不是他们兴办学校的首要动机，也不是他们在办学过程中首要关注的问题。他们的根本宗旨，是维护清政权的稳定；因此最关心的是办学要有利于维护清政权的稳定。与此相应，他们在办学过程中最担心的，也不是办学无效，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而是学校成为新学的渊薮和革新人士的大本营。中国近代大学是在一个行将没落的政权之下诞生的，它按照知识与理性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与这个政权对立，命中注定要成为这个腐朽政权的颠覆力量。这个腐朽政权也本能地感受到大学对它的威胁，因此对大学抱有高度的警惕甚至敌意。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之初，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相比欧洲早期大学与教会、政府和市民社会总体上保持一种良性关系，中国近代的大学与政府之间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这是中国大学的宿命。
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也逐步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此相应，中国的大学不仅要兴办应用技术学科，也应该兴办社会科学学科。张之洞《劝学篇下·设学第三》即提出：“其学堂之法，凡有六要……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⑦强调“政尤急于艺”，是张之洞的卓识。但他所谓的“政”所包含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实用的社会科学。对着力于探求真理、培养国民素质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等)，则还没有提及。
梁启超在1896年写给张之洞的《上南皮张尚书书》中，乃明确批评洋务运动时期办学重专业技能，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⑧
1897年，梁启超在写给杭州知府林启的《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中，又强调培养政治学人才的重要性：“启超谓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⑨
梁启超1902年写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更明确指出：“至十九世纪以后，巨眼之政治家始确认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⑩众所周知，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史上变化最快、变化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总是在不断更新。他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当时中国人对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性质的认识发展变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由重视“技艺”，到强调“政学”，再到注重“养成国民”，标志着国人对现代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认识日渐深入。
但中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文化传统极为深厚，它会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形式，顽强地将中国大学发展的进程扭转到与它相吻合的轨道上来。在这个问题上，严复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他在1895年写的《原强》中指出：“西方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1)这里还体现出比较高远宏阔的教育思想。但到后来，随着他的政治态度趋向保守，他的教育思想也发生转变，趋向实用主义。他在1902年写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认为：“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12)这种看法与梁启超几乎于同时发表的看法就大相径庭。
广义的“科学”指对自然、社会内在规律的探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等多个方面，与注重实用的“工程技术”不同。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狭义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的关系，可能比它与工程技术的关系还要近，因此西方多把人文、艺术与科学放在一起，而将工程技术另列。
中国自古以来倡导实用主义，而不注重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观察、实验与归纳。简单地说，就是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因此应用技术比较发达，而科学落后。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中国人也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严复强调重视科学，培养科学精神，一般来讲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他既然将研究“自由、平等、民权”等方面学说的“政论”排除在他“科学”之外，则他所讲的“科学”，实际上主要是指实用的工程技术。他的这一说法，与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的重大误解相关，或者说，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严复对“科学”的这一误解，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对“科学”产生误解的源头之一。
中国人近代引进“科学”这一概念后，把“科学”与“工程技术”混为一谈，把“工程技术”误当作“科学”，以为重视“工程技术”就是重视“科学”，以中国古代技术的成就来证明中国古代重视科学，认为现在重视技术就是重视科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误读之一。这一文化误读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国人向来重视实用技术而不重视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探求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因此它可以说是中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在当代环境下的变种。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还与特定的现实社会环境有关。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社会环境的突出特征，就是政治上继续维持集权专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在内的整个科学，往往会开启民智，引导民众思考，因此与政治上的集权专制是天然对立的。集权专制统治者因此对科学本能上是敌视的。工程技术则不一样，它对集权专制政治没有什么威胁，相反，集权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可以为其所利用。因此集权专制统治者对工程技术往往还是重视的。他们也乐得偷梁换柱，将工程技术说成是科学，以掩盖自己不重视科学甚至敌视科学、压制科学的事实。
错将工程技术当作科学，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实际上只注重实用技术，而不重视科学。把科学和工程技术混为一谈，认为重视工程技术，就是重视科学，重视工程技术的表面现象就掩盖了不重视科学的真相。正因为不重视科学，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等长期受到忽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受到严重制约，即使是工程技术本身，也因为缺乏科学基础而发育不良，不可能产生重大创新。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烦辞费，是因为它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文化密切相关。大学的宗旨之一就是探索真理，研究科学。准确地理解科学的含义，就能准确把握大学的性质。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的误解，导致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从政府、社会到大学本身，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探索真理、研究科学的理念，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实际上一直停留在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上，延续了中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是一致的，即历来信奉实用主义，对此陈寅恪先生曾作过精辟分析：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用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大，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之积习未改之故。(13)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大学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发生于蔡元培先生提出全新的教育思想。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阐述他的教育理念，凝聚了他对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也融汇了在德国留学考察教育数年的心得。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对教育很关注，讨论也很多，但都不过是讨论一些操作层面的东西，对“教育方针”即基本的教育理念却几乎未予探讨，这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有两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认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以“人民生计”即发展经济和谋生为宗旨的“实利主义之教育”、以加强公民道德为宗旨、传播“自由、平等、亲爱”的“公民道德教育”，都是“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之教育”则属于“超轶政治之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看来，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但在他的心目中，“世界观的教育”和“美感教育”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谓“世界观教育”，主要就是培养人们探索世界奥秘和真理的意识、兴趣和能力的教育；所谓“美感教育”，主要就是培养完善人格健康心智的教育。(14)
蔡元培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绝不仅仅是培养实用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感”的教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在这里指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轶乎政治”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摆脱政治的控制，这可以说抓住了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教育历来隶属于政治，这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大学之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大学不是培养“学成”即可“任事”的专门人才的场所，抱有此种目的的人应该去上各种“专门学校”；大学也不是培养官僚的地方，因此师生均不能抱“做官发财思想”。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5)中国人向来崇尚实用主义，学习知识、探索真理、追求信仰的意识非常淡漠。读书就是为了谋职生存，为了做官发财，“学而优则仕”，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教条。因此千万不要小看蔡元培先生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它们实际上颠覆了中国千年高等教育的传统，标志着中国人对大学的认识的一个根本突破。
遗憾的是，自蔡元培先生说这番话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包括主管教育的官员，甚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又有几个人不把大学当成培养“学成”即可“任事”的专门人才的场所?又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谋职生存、做官发财，而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而进大学?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先生当日洞悉中国教育文化之痼疾，切中中国高等教育之要害，也更能感受到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是何等的积重难返。
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进一步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因此必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1919年3月《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又提出，“对于学说”，应“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再一次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想。(16)至此，蔡元培先生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新型中国大学文化理念：独立自主，追求科学，自由教学研究，注重人的培养等等。蔡元培先生不愧为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中国近代以来大学校长第一人。
总体上看，经过不断观察、思考和探索，大约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中国知识界对大学的性质终于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这时一批十九世纪末创办的新式学堂相继演变成大学，外国教会在中国也开办了多所大学，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师和管理队伍的主导力量。他们把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引入中国，基本奠定了中国的大学体制和大学文化。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不宁，先是南北之争，接着是国共之争，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又是国共之争。这些动荡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也造成极大危害。然而，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为大学相对自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集权政府始终不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也腾不出手来管理大学。虽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也试图渗透和控制大学，但遭到强烈抵制，效果有限。于是大学能够相对独立，自由发展。因此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从整个中国的状况看是灾难深重的三十年，从中国大学的发展来看却实黄金时期的三十年。中国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大学，取得了一些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国内外发挥重要影响的优秀人才。当时中国的大学，从无到有，发展速度很快，在很多方面都迅速拉近了与西方著名大学的距离。这绝不是说，国家动荡分裂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如前所述，动荡不安的时局对中国大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而只是说，因为基本确立了大学体制及大学文化，大学能够相对独立自主，即使当时国家处于兵荒马乱中，中国的大学也能迅速发展，取得出色的成就，可见大学体制和大学文化是多么重要，大学的相对独立自主是多么重要!
四、近年来中国大学文化的嬗变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一种全新的大学办学模式，已经基本确立的大学体制及大学文化被彻底改造。私立大学全部被取缔，所有大学纳入政府管理。大学有关事务都必须层层审批。大学内部也实行严格的科层制管理。教学和研究活动都有严密规定。按照一种规定的标准培养学生，主要是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以至最高当局有取消所有文科大学和文科专业的想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更是基本停办，大学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受到怀疑和否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原有的大学重新开办，又兴办了一批新的大学，中国的大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拨乱反正的巨大弹性力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口号的提出，曾使中国的大学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长期遭受压制的知识分子的教学和研究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重新得到学习机会的年轻人也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和文化。但在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改革全面铺开，中国大学的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大学文化开始蜕变，具体体现为管理体制集权化进一步加剧、实用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大学基本建设和行为严重庸俗化。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基础薄弱、国情复杂的大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旦发生剧烈动荡和分裂，就会内耗不休，外部势力肯定乘机插手，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愿望就会再次落空。因此，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是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头等大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出现了一些影响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因素。鉴于历史经验，大学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敏感区和引发地，因此成为被高度关注的目标，被视为维持稳定的前哨阵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政府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政府委托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当局管理大学，交给它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教学培养人才，不是科学研究，而是维持稳定。无论从国家利益来看，还是从政府本身的利益来看，政府如此考虑可以理解。但这样一来，就会把大学管得死死的。如前所述，大学文化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独立自主，自由教学和研究，崇尚科学，注重对人的培养。失去了这些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大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众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培养出钱学森先生所说的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最终会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这是目前中国政府、社会和大学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大学的集权管理愈演愈烈。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人事任免权、财政拨款权、办学审批权等途径，把对大学的控制落到实处。在受命管理的过程中，教育管理部门又产生了一系列部门利益，利用国家的委托，本能地寻求扩大本身的权力，加强对大学的束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培育市场主体，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散决策，发挥企业自主权，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上还是计划教育的集权管理模式。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大学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个堡垒。
在办学主体方面，还是以国家政府为办学主体，独立学院、民办学校层次低，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压制；大学的设立、升格，大学开办何种专业、授予怎样的学位，大学的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式，教学计划大纲等，都要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大学不能自己确定教师的工资标准，等等。中央和省市政府掌握大学负责人的任免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任免与教师、学生一点关系也没有。在大学负责人任免方面，近年来集权化管理进一步强化有四个标志性的步骤：一是确定所谓大学行政级别，确定几十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省)级；二是把教育部的一些司长、副司长派到大学去担任党委书记、校长或副书记、副校长，各个省教育厅也马上依样画葫芦，把处长们派到大学、学院去做书记、校(院)长或副书记副校(院)长；三是多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互换对调，完全无视大学的文化，把大学完全变成了一个任何官僚都可以执掌的政府部门；四是调地方行政官员入主大学，一般是当党委书记，一方面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为地方服务，一方面解决某些行政官员的所谓级别、待遇问题。
现在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少校党委书记都来自地方党委政府。他们非常熟悉、习惯地方党委政府的体制，地方上党委书记是绝对的一把手，于是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大学当然的一把手。于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些党委书记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历，对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缺乏亲身体验。他们如果只管管政治稳定、思想政治工作等，或再多管一点，管管土地、资金、后勤等，在中国现有特殊环境下，倒也不妨，还可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为改善大学办学条件作出贡献。然而他们一般都不会满足于此，而是沿袭在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意识和经验，习惯于总揽大权，对教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很多具体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贯彻自己的意图。由于中国大学内部也实现高度集权管理，缺乏一套分权管理和相互制约的制度，主要负责人对大学的运转的影响直接而强大，于是大学中各种奇怪现象层出不穷，大学管理行政化严重加剧。
这些年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有所增加，把新增教育经费基本上都划为专项经费，这部分经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教育部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实行各种评比、评估。大学参与各种评比、评估，不断地去向掌握该项权力的部门“公关”，就能得到这些经费甚至多得经费，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或少得。所大学跟着教育管理部门的指挥棒起舞，导致千校一面，毫无特色。
粗粗罗列一下，现在中国的高等学校要接受的评比、评估、检查主要有：“985”重点建设大学，“211”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实验室，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省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级(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国家级创新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省级)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专项招标项目，国家级(省级)科技成果奖，教育部(省级)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省级)有突出贡献工作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省特级专家，国家级“千人计划”人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才工程人才)，国家级(省级)“五个一批”人才，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研究生教育学科评估等。
以上所列已达五十余种，而这远非全部。这些都与教学、研究有关，至于思想政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卫等方面的评比、评估、检查等，还不计其数。上述很多项目都是一年一次，少数是几年一次，周而复始。每个项目前期要准备，届时要申报，中期要检查，结尾要验收。同一个项目上一轮申报的硝烟尚未散尽，下一轮申报又已启动。某些项目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新的项目的通知、表格又像雪片一样纷纷飘来。许多教师和管理人员整天都在跑评估，跑项目，白天在飞机上，晚上在酒桌上，不务正业，渐渐习以为常。人们都注意到中国政府系统有名目繁多的评比、评估、检查等，并深予诟病。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学系统的各种评比、评估、检查一点也不比政府系统逊色。
既然这些评比、评估牵涉到学校和个人的巨大利益，就难免出现推荐和评价不公，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贿赂腐败。在大学担任一定行政职位的人，容易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各种名利，而且产生马太效应，又恶化了大学的风气。于是许多教师都想弄个一官半职，不安心于教学和研究。
由于要应付各种申报、评估，必须创造业绩，于是学校将指标层层分解，最后都落到教师头上。要求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必须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并将此与教师的职称、岗位、收入等挂钩。同时把指标转嫁到研究生头上，要求研究生发表多少论文才能毕业得到学位。大学管理实行计件工资制，注重量化考核，实际上是把学术研究这种最复杂的劳动降低到最简单的体力劳动的水平。量化考核的实质是大学管理行政化，因为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不懂专业学术，他们又要对大学和教师进行管理和评价，那么最简便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量化标准，只看数字。在这种考核体制下，大学师生变得焦虑而浮躁，失去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和乐趣，只是为了完成指标，制造了一大堆垃圾成果。在沉重压力之下，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时，教师们疲于应付各种科研考核，对很难考核的教学工作则不予重视，失去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愿意上课，上课也是敷衍应付，对学生的学业不负责任，更遑论关心学生的成长。大学师生关系变得疏远冷漠，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严重下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学文化发生嬗变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狂热理想主义阶段。在狂热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信奉极端的实用主义。中国文化中深厚的实用主义传统被前所未有地发扬光大。恰在这时，市场化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一切都要交换，一切都要有实用价值。有用的才是好的，有用的就是好的。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贫富差别迅速扩大。人们必须疯狂地追求财富，稍一迟疑，就会变得相对贫穷。于是人们整天想的就是赚钱，更快地赚钱，赚更多的钱。近二十多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潮流，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
这种思想潮流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大学，于是中国的大学也沉浸在实用主义的氛围里。大学探索真理，培养人才的崇高使命被渐渐遗忘，只是为了达到一些实用的指标而运转。学校是为了一些名目而忙，教师是为了一些数据而忙，学生是为了分数、证书而忙。选择专业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学业完全以就业为导向，对就业无用的不考，不考的就不学。不愿意读书，不肯思考问题。观念和行为完全实用主义化。集权式管理与实用主义两者可以达到巧妙的结合。集权式管理的根本依据，就是保持学校的稳定。提倡追求理想和真理，有可能引发教师和学生对种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导教师以各种名利为目的，引导学生以就业为导向，以学会生存技能为主要任务，以找到工作、发财、过上富裕的生活为目的，是转移师生注意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样的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看，就会导致师生特别是学生价值观念庸俗化，缺乏探索真理的兴趣，失去“仰望星空”的精神，丧失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整体素质下降，这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非常不利的。
哈布瓦赫在为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1938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分析了学校的器物与学校精神、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教育同社会的所有主要功能一样，也有属于其自身的精神，表现于学习的计划、所授课程的大纲、教学的方法，也表现于一副有形的身体。而这副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的结构，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精神，有时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偶尔还会限制它。”(17)验之以中国大学近年来在“有形的身体”建设上的种种情形，不能不佩服上述论断的精辟。近年来中国大学基本建设和行为活动严重庸俗化，它与思想观念上的实用主义和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密切相关。
五、中国大学文化转型的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大学文化出现的种种现象，与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密切相关。现在人们呼吁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转型，与改造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新型中国文化的呼声也是一致的。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曾指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人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18)中国大学要承担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使命，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转型同步，实现大学文化的转型，促进大学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
从对大学文化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管理体制是大学文化中相对刚性的要素，它在整个大学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目前中国大学的集权管理体制，既有中国高等教育的集权管理文化传统为根基，也与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可谓根深蒂固。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和省市教育管理部门，大学内部行政系统，以至教职员工，已经形成牢固的利益链，改革难度极大。而不解开这个关键症结，其他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中国的大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大学前列。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拦路虎。而掣肘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对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的担忧，这就成了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由中央高层领导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下决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根本改革，破解维护稳定与建设一流大学之间的僵局。有些方面不妨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允许进行多种尝试。
1.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改革的主轴，修改《高等教育法》，或制定《大学法》，明确大学的主体地位，保障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对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制定教育政策，并对有关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
2.建立新的大学负责人遴选制度，教育主管部门不再负责大学负责人的选拔，改为公开招聘，接受海内外提名，由大学师生代表、海内外知名人士、校友代表等组成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程序进行遴选，提出人选，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查任命。副职负责人由校长提名，经师生代表大会审核通过，由校长任命。
3.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为学校法人代表，为学校办学的责任人。学校党委会的职责是对学校的政治稳定、思想工作、反腐倡廉等起监督保障作用，不干涉校长行使行政管理职权。
4.由人大立法，保障大学的办学经费。以社会知名人士为主体，加上有关管理部门代表，组成国家和省市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制定“大学拨款条例”。将大学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按不同系数折算成学生单位数，将政府的绝大部分高等教育经费归为日常经费，按每所学校的学生单位数划拨给学校，让各个学校在此基础上平等竞争，充分调动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主发展，办出特色。
5.借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经验，参考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取消绝大部分评估项目，让社会来检验大学的办学水平。比如某大学要设立某个学科的博士学位，不再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评估审核，而由学校自主聘请教育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自主决定是否设立。如该校该专业缺乏培养博士的条件，培养出来的博士水平很差，自然会遭到社会的否定。则该校该专业开设博士学位，不仅不能给它带来荣誉，反而会影响它的声誉。在社会的监督选择机制下，大学就会自我约束。这样放开的初期，也许会出现一定的混乱，但这种混乱一定很快就会过去，大学的运行和竞争就会进入正常轨道。过去生产计划、商品价格等放开的时候，人们忧心忡忡，担心天下大乱，结果并非如此。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市场经济的机制便逐步确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放开，风险远不如生产计划、商品价格放开的风险大。只要有决心，一定能办到。这样就可以彻底改变目前一切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越来越集中、问题也越来越多的窘境。
大学的管理体制是大学文化的关键。破解了这个难题，大学的其他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如能同时注重大学文化其他方面的建设，中国就有望建立新型现代大学文化，中国大学的发展就大有希望。
注释：
①③(17)(1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87、114、3、178页。
②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2页。
④〔英〕伊丽莎白·里德姆-格林著、李自修译：《剑桥大学简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⑤⑥和震：《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⑦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页。
⑧《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5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⑨《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⑩《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九第3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1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4～265页。
(13)《吴宓日记》第二册1919年12月14日条记载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的谈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
(1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130～136页。
(15)(1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12、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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