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观到建构观：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认同”（identity，又译“身份”）即一个或一群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它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与此相似的还有“自我”、“主体”、“人格”等概念，意义侧重略有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是人，语言与认同在国际上早已成为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的重要研究课题，但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尝试对有关理论及实证研究做一梳理，将有关文献纳入“结构观”一“建构观”的框架之中。“结构观”视认同为固定、“客观”的外部社会结构范畴，如种族、国籍、性别、地域，或以此为分类基础的主观定位。“建构观”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将认同视为在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个体与外界互动而发展出的多元、动态的身份定位及其过程。结构观和建构观是相对的概念参照，具体研究在结构——建构倾向上有程度之分。综述显示，语言与认同研究呈现了由结构观向建构观的发展趋势。
二 语言与认同之结构观
2.1 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中隐含的结构观
语言与认同并非经常以明确的概念形式出现，但众多社会语言学理论都隐含着某种语言认同观。“客观”的结构观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既定的社会群体身份决定了语言特征，如兴起于1960年代的Labov的变异研究，试图在语音特征与社会阶层、年龄等社会变量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联系。语言特征标明既定社会身份，如Bernstein于1970年代提出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的区分，出身于中产阶层还是工人阶层，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掌握复杂语码的可能，这是较为典型的外部结构决定论；Robin Lakoff等的语言与性别研究试图揭示男女社会地位差异，强调社会结构对语言特征的影响；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研究提出三个因素决定面子威胁行为的程度：社会距离、权力差距、文化预设的行为强加性，“面子”可视为认同，三个决定因素均为客观社会结构；Halliday的语言社会符号论十分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对语言使用的影响，语言使用是对意识形态的“实现”，因此也可归为外在结构论。
Lambert的“变语配对”调查方法，则具有“主观”结构观色彩。该方法以双语录音者的两种语言“面具”（如“说英语的人”、“说法语的人”）为刺激材料，诱发受试投射对群体的态度。受试由说话人所说的语言推断其群体身份，进而做出评价。这里的群体身份，是受试心目中说话者所属群体相应于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距离，即主观视野中的社会结构。（参见Joseph 2004）
2.2 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及派生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Tajfel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其着眼点是个人主观上的群体身份。不过这里的主观认同仍以较为固定的外在群体范畴为基础，具有清晰的“内群体”、“外群体”结构对立。该理论认为，每一个体都有主观归属的社会范畴，如国家、党派、种族，由此来标定的身份便是“社会认同”，它与“个人认同”是自我概念中的两个成分(Tajfel 1978,1981)。社会认同的过程是：分类→群体成员身份→评价→积极或消极的社会认同。为了获得和维持自尊，人们会对内、外群体成员进行基于社会比较的评价。在没有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对群体内成员的评价高于群体外成员。但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客观现实性，如果一个人所在群体获得的社会评价较高，就会对该群体产生积极认同，从而获得自尊；如果群体社会地位较低，条件允许时他有可能试图离开该群体；条件不允许时，他可能试图为群体获得积极的独特品质，从而提高自尊；甚至对群体产生更为强烈的忠诚，为其呐喊和奋斗。
经典社会认同理论以内、外群体的二元结构对立为核心，不免简单刻板。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中，认同的多元性、复杂性逐渐受到关注。后来的派生理论在坚持群体结构对立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地关注个人的认同与内隐的认同过程，以及与群体成员身份相关的心理机制，如Turner的“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Brewer的“最佳特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 Theory)、Worchel等的“多维模式”(Multidimensional Model)、Gaertner等的“群体内认同模式”(Ingroup Identity Model)等。
社会认同理论传统在1980、1990年代获得了强劲发展势头，以它为指导的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涌现。在语言认同的研究中，它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式。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Giles等(1981)提出了一系列与语言使用和学习相关的认同理论，影响广泛。
2.3 Giles等人的语言与认同理论
以语言为研究焦点的社会心理学家Giles，1970年代起与其同行发展了数个相互联系的语言社会心理理论，包括交际适应理论、民族语言认同理论和群际模式。这些研究深受Tajfel等社会认同理论的影响，将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身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积极自我概念作为影响语言使用和习得动机的重要因素。
2.3.1 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交际适应理论最早称作言语适应理论，兴起于1970年代。基本假设是：人们通过调整言语风格，包括发音、语速和信息内容，向他人传达自己的价值观、态度与意向。言语风格向听话者靠拢称为“趋同”，为社会同化的表现；与听话者言语风格的偏离称为“趋异”，是为了表达对听话者的排斥，或者突出自己的内群体认同。
Thakerar等人(1982)将“觉察中的／主观的适应”的概念引入交际适应理论，以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听话者对说话人言语行为的阐释不一定与说话人的意图一致。Boves等(1990)发现听话人的言语适应行为不是依据实际听到的言语发生变化，而是更多受到有关社会地位与言语之间关系刻板印象的影响。Bell(1984)也认为，说话人为听众设计了言语风格。进一步说，是说话人为自己设计了听众——在言语适应的过程中，说话人趋同的那个言语交流对象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自己头脑中构建出来的形象。言语适应的行为、适应的程度，甚至未能适应的行为都是说话人自身的言语认同的一部分。
交际适应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环境的交际研究，如媒体、法庭、跨文化交际、代际交往等，在不同学科中也有所开拓(Robinson & Giles 2001)。
2.3.2 民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是从民族语言活力的角度提出的，讨论多重社会群体身份的重要性。该理论涉及到的群体活力有三个变量：地位，尤其社会经济方面；人口特征，包括数量、密度和群体成员的比例；结构支持，如群体语言在教育、政府、宗教等中的使用。针对群体活力的评估有客观与主观两个角度。Giles与Johnson(1981)提出一套有关预测语言民族活力的标准，主张当以下情况出现时，人们会更可能从种族的角度来解释与外群体成员的遭遇，且会尽力维系自己的语言特色，即维持认同：(1)与一个民族群体认同感很强，语言是这个群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意识到在他们的群体之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其他群体；(3)认为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力强；(4)认为他们的群体边界僵硬、闭合；(5)与本群体之外其他的社会范畴认同感不强。
民族语言认同理论可用来解释二语习得动机。当五个命题全部有效时，二语学习动机会受到阻碍；当它们并非全部有效时，就会存在很强的学习外群体语言的动机，以期达到种族／民族融合。由此，这一理论也称为群际模式(The Intergroup Model)。
交际适应理论与民族语言认同理论从两个不同侧面表达了同一思想，即认同决定语言的使用和学习。前者强调语言风格的变化表达和标示认同；后者描述导致语言使用和学习动机差异的认同条件，不过更多地强调了群体的概念。总体来说，Giles等的语言认同理论仍是“结构”的，将内外群体作为认同分水岭。但它又不是刻板的语言与认同范畴的一对一关系，较多强调了依条件变化产生的差异，带有一些“建构”色彩。
2.3.3 相关实证研究
与Giles等语言与认同理论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有群体与个人两个层面。前者指宽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对人们的交际适应行为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使用语言的选择、语码的转换、二语甚至母语的学习等。如Lanca等(1994)的研究阐述了社会、文化背景对母语学习产生的影响。他们考察的是葡萄牙裔加拿大人学习葡萄牙语的情况。更认同加拿大主流的社区与文化的，葡萄牙语学得不太好；而渴望维持自身种族特征的，即使愿意与主流文化维系良好关系，也会学得更好一些。后者多出现在90年代之后，关注个人在群际或人际交流中表现出来的适应取向，包括其社会、个人认同及社会心理状态。如果说群体层面的“结构”色彩较浓重，个人层面的“建构”成分已初见端倪。
2.4 小结
结构观突出了认同形成的社会条件和限制，将认同看作在既定社会结构影响之下“去个人化”的过程，将自我视为典型的“群体内”成员的过程。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影响语言学习或使用者的社会认同选择。在结构观看来，“群体”都具有某些固定的本质要素，语言被视为特定群体认同的象征，这可以说是带有一定“本质主义”色彩的观念。
结构观在语言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这类理论具有较大社会意义，其局限在于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忽视个体的主体作用、语言与认同之联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语言活动对于认同的影响等。在理论传统内部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弱点得到了一些修正，但较有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结构观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建构观。
三 认同之建构观的兴起和发展
近二十年来，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兴盛起来。“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现实、知识、思想、事实、文本、自我等等，都是由社群生产和维持的语言性存在，广而言之是符号性存在，它们定义或‘构成’着生产它们的社群”(Bruffee 1986，转引自Ivani
1998:12)。在此视角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规则与资源不断相互竞争和协商的产物。认同既不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也不是个人内在意图的产物，而是在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在互动情境中与语言互为建构的，是一个多元、流动的过程（如Harklau 2000）。同样，认同这一“某个人究竟是谁”的问题，(1)涉及多种而非一种概念，(2)存在于具体交际事件之中，(3)既不是外部环境给定的产品，也不是纯粹的个人想像，而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协商的过程，(4)蕴涵了话语的使用（参见de Fina et al.2006:2）
在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滋养下，有些学者尝试创建新的语言认同理论，有些在语言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语言与认同建构观，有些则对传统理论进行建构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发展。语言学习者、使用者认同的建构观逐渐形成。
3.1 Gumperz：互动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家Gumperz于1982年编辑了《语言与社会认同》一书。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在社会语言学传统中正式开辟了“语言与社会认同”这一研究领域，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其核心观点是，民族和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持的。在作者看来，性别、民族、阶级等社会范畴“不是可以默认的不变事物，而是在交际中产生的”，“说话本身就构成着社会现实”(1982:1,3)。
Gumperz的思想有结构观的一面，即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资源对语言和认同有极大影响。该书汇集的实证研究中，结构观的痕迹还比较明显。不过至少在理念上Gumperz做出了新的尝试，声称其理论“并非完全是决定论的观点”(1982:3)。他不再单纯研究社会资源和规则在宏观上对语言的影响，而是将视野延伸到微观交际情境中的“情境化暗示”上，强调“互动空间”能够产生多种解释结果，这呈现了早期的语言与认同建构观。以跨文化情境中会话的分析为核心，Gumperz和Tannen等逐渐开创了“互动社会语言学”流派。
3.2 Le Page和Tabouret-Keller：语言行为即认同行为
LePage和Tabouret-Keller(1985)通过对克里奥尔语社区的民族、种族、阶层认同发展和语言演变的研究，提出语言行为都是认同行为；个人能够建立自己的语言行为模式，使自己与想认同的群体相仿，与想疏远的群体相区别。社会群体和群体语言特征是存在于个人头脑当中的个体问互动方式，而不是既定的客观存在的实体。但是，认同行为又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互动中的建构过程：个人通过言语所进行的认同行为会不断受到他人反馈的影响，原有的认同有所加强或减弱。语言认同行为还是复杂和多维的，个人往往不是在若干标准语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根据所处的多维社会语言互动情境，通过复杂的语码转换、语码混用行为表现出复杂的认同。
在这一理论中，个人可以主动选择和表现自己的认同，其能动性明显比大多数结构观及Gumperz(1982)理论中的交际个体要强。不过该理论似假设认同行为都是有意识和理性化的，对于无意识的行为缺乏解释力。而且它较关注认同行为的情境性和人际互动性，缺乏对认同根植于个人生活经历的连续性的探讨。因此，该理论多见于多语社会语言文化演变的研究，较少见于语言学习／习得研究。
3.3 Vygotsky：作为符号中介的语言学习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研究以儿童思维发展为焦点(Vygotsky 1978,1986,1987)。他认为认知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语言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认知和社会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象征性工具。在与成人互动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儿童通过语言这种符号中介内化有关行为的文化规则，并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维氏的心理发展文化历史观形成于上世纪初，70年代传入西方，与皮亚杰等的建构主义思想融汇，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他被视为“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位直接先驱。近十多年来，以Lantolf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语言教育领域中不断重新解读和运用他的学说，进行了许多有关二语学习与“自我建构”的实证研究，被称为新维果茨基学派(Lantolf 2000)。
3.4 Bourdieu：惯习、文化资本与自我认同
社会学家Bourdieu称自己的理论是“建构主义的结构论”和“结构主义的建构论”，他反对把地域和民族认同看作先验存在的实体，认为认同的标准既是心理的又是客观物质的，是在不同力量的斗争中历史地建构起来的。Bourdieu强调语言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认为对地域、民族认同定义的过程，并非中立反映“现实”社会之“自然”分类的过程，而是能动者借助语言的象征力量来控制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信念，使群体产生或消亡的过程(Bourdieu 1991)。Bourdieu认为客观结构对认同有重大影响，既可以藉由惯习(habius)——从小就从所处阶层群体习得的禀性和认知方式——通过无意识影响个体认同，也可以通过交际“场域”的客观社会阶层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影响个体能够掌握的“合法”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从而影响个体的实践和认同。不过，个体也有一定的“投资”以获取更多利润，在社会结构中争取更有力位置，协商新的认同可能（同上）。个体能够认识和适应新情境，并可能引起惯习的变化。
尽管Bourdieu的理论赋予能动者的力量仍较有限，但他对语言建构作用的重视以及“资本”和“投资”等概念，影响了90年代以来一批建构论语言教育学者。
3.5 Giddens：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
与Bourdieu相比，社会学家Giddens(1984,1991)的理论具有更鲜明的建构论特征，在他看来，自我认同是“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既保持前后连贯又不断修正的，有关自我生活经历的一系列叙述”(Giddens 1991:5)。Giddens认为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体，而是在日常实践中不断被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配置转换的特性。社会能动者能够惯例性地对这些结构特性和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使行动及其条件具有稳定与连贯性。不过，在行动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未预料到的后果，系统地影响进一步行动的条件。由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个人总是要在自我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和协商。因此，现代性的自我认同总是多元的。
Giddens抛弃了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将自我认同看作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相互建构的过程，较好地整合了宏观与微观视角，并在此框架下探讨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和个人成长的关系。虽然一些人认为他的理论过于个人主义，忽略了文化差异、权力、支配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对能动性的界定过于模糊，但是它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近年来开始应用于语言学习研究(Leander 2002)。
3.6 Lave与Wenger：在实践共同体中建构的认同
美国教育学者Lave和Wenger(1991)的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理论认为，学习的本质就是认同建构发展的过程。在“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中，学习者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向“充分参与”过渡，发展出多元化、多样性的实践共同体成员认同，并在此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共享和协商对实践共同体的理解，不断建构实践共同体的意义。实践共同体概念承认成员关系与认同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没有显著的边缘或者单一的核心，与结构论的群体概念相比，更具有建构性。同时，这一理论强调了学习是学习者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对研究语言学习者认同具有启发意义。Wenger(1998)进一步完善了实践共同体理论。
此外，社会学家Goffman对互动场景中自我呈现多种可能性的探讨，苏联学者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复调”概念，社会学家Foucault和Weedon对权力、支配和反抗以及消解结构控制的观点，也为语言学者带来建构观的启发。
3.7 建构论观照下的语言与认同实证研究
近二十年来，建构主义观照下的语言认同概念逐渐完善，以此研究语言与认同关系的实证研究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语言与认同关系为题的博士论文还寥寥无几，到90年代明显增加，而21世纪短短6年内相关博士论文总数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一些国际语言教育期刊也开始更多关注认同问题。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Vol.8,1996,V01.11,2000)、Language and Education(Vol.10,1996)、TESOL Quarterly(V0l.35,1997)先后出版了有关语言与认同的专集或专题论坛。目前相关论文在应用语言学或语言教育期刊上已很常见（如Thesen 1997,Harklau 2000,Duff 2002,Leander 2002,Iedema et al.2003）。90年代后期开始，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对语言与认同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开始涌现（如Ivani 1998,Norton 2000,de Fina et al.2006）。
语言与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的议题。
(1)二语学习／习得与认同的关系。Norton(Norton Peirce 1993、1995,Norton 1997、2000)对5位移民女性在加拿大英语学习经历的长期跟踪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她借用Bourdieu的概念，认为语言学习是对理想认同建构的一种“投资”，与学习者能支配的语言、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在二语学习和使用情境中的价值以及他们对“收益”的预期有关。她还用“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来考察学习者对未来认同可能性的选择(Norton 2006)。Siegal(1996)对一名新西兰白人女教师在日本大学进修期间的日语社会语言能力的跟踪调查，Thesen(1997)对南非逐渐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向民族团结政府过渡期间黑人大学生英语学习经历的研究都在此类。
(2)读写能力(literacy)与认同的关系。与上述二语习得研究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这方面研究侧重书面语言能力的研究，也包括母语教育的研究、写作者认同的研究等。Ivani(1998)对学术写作者认同的研究便是一例。
(3)多语社会复杂的语言现象与认同的关系。以Le Page et al.(1985)等对殖民地和移民社区多语现象的研究为代表。
(4)话语的多元性与认同的多元性。探索多种认同之间的协商和发展变化如何通过复杂的语篇特点和对话方式体现，不仅用于语言教育研究，而且见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等领域。
建构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多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采用质的方法，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或对语篇进行细致分析，力求获得对研究现象的深入的、本土化的理解。
四 结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语言与认同在研究视野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蕴含于各种语言理论中的隐性观念，到成为显性的研究主题。同时，研究的理论视角也经历了从“结构观”到“建构观”的逐渐转变，这主要体现在：(1)对语言与认同关系的理解，从社会结构决定认同，语言纯粹是认同的“标记”，到结构与语言行为相互建构；(2)对认同的关注点，从仅是横向的范畴到包括纵向的过程；(3)作为认同基础的“群体”单位，从宏观到微观；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并存；(4)个体的位置从被动的认同接受者，变为与环境积极互动从而发展认同的能动者（参见Joesph 2004）。由此，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社会结构决定的行为复制，也不仅仅是个体特质差异的体现，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关个人人生轨道和社会发展的活动。这种分析思路有助于揭示被掩盖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利学习的社会条件，也有助于将语言学习置于一个整体的“人”的生活史、心理发展史的过程中去理解，从而调整语言教育的定位。
综观语言与认同特别是二语学习与认同研究，有一些问题和趋势值得注意。(1)语言认同的理论众多，视角不一，研究者需特别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明确视角和定义。(2)语言认同研究需要更多从“本土”或“内部”发出的声音。最初，语言习得与认同研究主要是母语为英语的西方白人学者研究外国移民或本国少数民族的二语习得，而现在非英语母语的学者研究本民族的二语习得者开始受到关注。(3)研究情境需要多元化。目前研究的情境集中在移民和留学生所处的狭义二语情境，对外语情境的关注较少，学习者认同在二语和外语情境下会有何不同，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会有哪些特殊条件影响外语学习者认同的建构，还有待探索。(4)研究对象需要多元化。相比学习者认同研究而言，其他认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