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家间互信建设问题的政治心理分析
董 康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国家间的信任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石，中美两国作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互信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中美两国间互信建设并不那么顺利，遇到了一些难题。从政治心理视角上分析，国家决策者存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从而做出错误的预测与决定；以及基于前景理论，更加重视当下国家利益的国家政策，而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两种政治心理对中美互信建设都会造成一定干扰，需要重视并克服，为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增添保障。
【关键词】 中美关系；互信；知觉与错误知觉；前景理论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急剧转变，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也是最复杂、最具不明确性的大国关系。进入新世纪，中美信任仍然明显不足，亟需加强互信建设。本文将从政治心理的视角进行切入，选择了其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前景理论两个理论，对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互信建设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展望未来，为推动中美两大国家之间的长期、稳定互信建设进行相关的思考。
2016年11月下旬，“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推广活动——黑龙江站启动仪式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举办。本次活动对于宣传推广民国文献保护计划工作有重要意义，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民国时期是特殊历史时期，民国时期文献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的光辉历史,具有较高的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开展对民国文献普查、民国文献保护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有重要意义[3]。民国文献的保护需要高新科技引领，借助科技的发展才能成功的转化应用。
一、政治心理理论引入
国际政治自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不同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但其研究的主题却没有发生改变，即战争与和平，或者说冲突与合作。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国际政治研究者希望找到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减少冲突加强合作。一般来说，国关理论建构于层次，即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国际政治中关于心理层面的研究就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方面，从微观心理方面入手，进行国际政治研究。面对当前国际社会中众多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心理或人因素没有那么重要，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主权国家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其国家决策者和大国领袖是性格鲜明的个性人。关于认知心理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始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借助认知心理学范畴的最新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微观层次国际政治心理理论。[1]原本存在合作可能性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斗争，走向冲突？杰维斯在他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回答的是，国家的各项决定和对外政策是由领导者所决定，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差异、认知能力、情感动机、信息交流、思维定势和历史经验等，特别产生错误的知觉，国家领导者从而作出错误的决策。杰维斯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这是首次从微观层面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他的理论假设是：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决策者事实上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而且在多数情况倾向于将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冲突的对手，并夸大对方的敌意。因为互动的双方都趋向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国际冲突明显大于合作的几率。杰维斯提出了两个研究变量，自变量是决策者的知觉，因变量是国家间的冲突。他认为国家决策者们的知觉与国家间冲突是正相关的关系。
前景理论原本是决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1979年由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阿莱悖论”基础上提出，后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政治学便是其中之一。从前景理论模型（见图一）中可以看出它有两个重要概念：权重函数和价值函数，看出该理论重视的并不是最终财富量，而是财富的变化量。价值函数中的参考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构成了前景理论的分析假设。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当时的核武力量相对于美国来说处于弱势，还有基于核大战后的后果考量，赫鲁晓夫选择了妥协，但赫鲁晓夫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投降妥协会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影响，以及苏联的国际地位下降，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结局。而事实确实如此，古巴导弹危机加剧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中国对危机时期苏联前期的冒险主义和最后搞投降主义进行批判，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对于损失和获益的认知是非对称性的，当面临获益时的行为偏向于回避风险，而面临损失时是接受风险，因此偏好在概率上是成非线性的。[1]
图1
图1来源：Jack S.Levy, Loss Aversion，“Framing，and Bargaining: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view，VoL.17，No2，（Apirl，1996），P181.
二、互信建设现状分析
（一）历史包袱原因
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或学习相关历史史实，会对后来国家领导者的知觉倾向产生影响。杰维斯认为“如果我们不假定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会与过去相似，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环境。但是，如果对过去的理解过于狭隘，如果不能认识到变化的环境所产生的作用，就会导致‘历史禁锢想象’的现象”。[2]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信任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会因一两件突发事件而发生巨大转变,特别是两个大国，需要长期的战略建设。二战结束后，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起草的“八千字电报”和随后发表的《苏联的根源》一文，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政策，而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无疑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可以说美国自战后对共产主义的政策都是在“遏制”这一总体战略下进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自二战后就受到深刻的影响。纵观冷战中的几场热战，总能找到中美冲突背后不信任的原因。回顾20世纪80、90年的中美关系历程，如美对台军售、台海危机、南联盟“炸馆事件”等，无疑使两国的关系遭到重创。早在两千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提出新兴国家必然挑战霸权国的论断，2013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美国国内舆论所认为的中国军事实力上升，都是由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作祟。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并不是说不存在冲突，而是向低劣度冲突转移。根据中国商务部2018年的报告统计，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已互为第一，而新自由主义认为经贸合作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互信。自美国通过《1974年贸易法》后，多次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新重商主义抬头，特别是2018年以来与中国发生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已不仅仅是互信建设问题。2016年，美国兰德智库的一篇深度报告——《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中指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不会有赢家，但美国国家决策者并没有以发动贸易战最终的结果作为参考点，而是以目前贸易往来的得失作为了参考点。还有美国在与中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屡次失信，这让中美关系的互信建设又增加了些坎坷。
第一，对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建设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求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要对对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对于一个国家的了解，不仅包括历史、文化，还有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外交政策、战略意图等。如中国明朝建立的封贡体系，是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隶属或殖民主义的，但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具有进攻性的国家战略，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国家战争行为，而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家实力有关。中国目前也存在唐世平教授所说的“美国中心主义”，也需要对这种心理进行避免与克服。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和平崛起，英国并没有以战争来打压，美国能否对中国和平崛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美国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在这一方面，基辛格、佐利克等人的观点值得借鉴，加强中美合作，而遏制中国的政策应该加以抑制。中国崛起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美国应该摆正姿态，但绝非美国某些言论所认为的霸权转移。中国从战略上无意和美国竞争，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今天，冷战思维和霸权转移早已成为历史，更多的是双方共赢的非零和博弈。要努力摆脱传统历史思维的偏见，对于对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要加以理解，中美两国要尊重彼此的重大关切，共同创造亚太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好未来。
（二）认知相符理论
认知相符理论是指当我们接受到有关具体事物（即信息或刺激）时，会将接收到的信息与我们头脑已有的记忆进行比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之前对接受到的信息或刺激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就会有意无意间产生一些期望或预测。沃尔特认为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如果你所看见的和多数人一样，那就意味着你的知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你预期的影响。[3]但当新信息或刺激与已知的信息不相符时，我们会选择保持原有认知的倾向，而排斥新有的信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和苏联内部问题，唱衰社会主义制度的呼声日益渐高，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似乎得到最终胜利，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期刊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4]鉴于最终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学界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流行着“中国共产党解体论”，但现实却不如美国所预期的那样，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发走向富强，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就造成了美国前后的认知不相符，现实结局与美国预期大相径庭，就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产生一定的“敌意”，使美国相信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这也是中美两国信任建设的巨大屏障。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就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而威胁的方面多种多样，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版本；还有奥巴马在任期内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威胁论”就占了很大因素，美国所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是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所赞成的政策会最大限度地削弱外国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危险，最大限度地增加维护和平的可能。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2015年成立的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投行，虽然亚投行等的成立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但都被美国认为是中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另起炉灶，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对中国的信任缺失造成的。中国政府的关切点一直是国内事务，并没有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但美国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自加入联合国后，认同现存的国际秩序，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诱发定势理论
2017年4月的“萨德入韩”事件，也反映出中美关注点的不同，而导致双方的不信任。美国的关注是朝鲜，美国鉴于朝鲜日益频繁的军事实验，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来防范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的关注是自身安全，萨德反导系统，终端高空防御导弹，简称THAAD，其导弹的射程威胁不到中国，但系统配备的相控阵雷达，可以同时完成搜索、探测、追踪等多个任务，探测距离达到了1200KM。中国在和平时期的各种军事活动无疑会暴露在萨德系统的监控之下，出于这种原因，中国认为在韩部署萨德会严重损害中方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月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前景理论认为由于预期效用理论的影响，决策者不可避免的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前景理论以财富量的变化为参考依据，并非最终的财富总量。中美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2001年后，两国在能源合作、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开展了多种模式的合作。这有效的应对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核心内容的认识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中国认为国家之间应该区别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最大努力为国际社会减少碳排放量，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且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应该起好模范作用，首先做到减少排放量。美国却认为中国和美国负有共同的责任，两国的碳排放量应相等，共同减排。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和维护美国石油霸权的需要，提出这样的言论说法。美国这种观点，是明显大国污染而不负责的表现，为了实现短期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置全球气候环境于不顾，美国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却没有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以及在“碳关税”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要求，实则都是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诱发定势理论认为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5]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美国对有关中国的信息或问题都着眼自己的关注点，这也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误解的原因。杰维斯认为，行为体最关注的事物不同，是形成错误知觉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从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航行自由计划”以来，中美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经历了“美济礁事件”和近几年来美国军舰、军机频繁进入中国南海海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制度和南海九段线的性质有着不同看法。对于中国的南海问题，美国更关注于现状，即南海多数岛礁由周边国家控制，如越南、菲律宾等，其原因是南海发现了储量巨大的油气资源。而中国关注于原状，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是在南海最早活动的，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现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而且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在2015年9月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洪磊说，中方和美方一样倡导在南海维护航行自由，但是反对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正是由于这种差异，造成了战略上的冲突，以及互不信任的双边关系。
（四）前景理论
当我重新走进黑乎乎的街里时，我感觉嘴里、嗓子里麻沙沙地疼，根据以往的经验，明天肯定会长出一些燎泡来。我呼哧呼哧使劲喘了一阵，终于清爽多了。肚子里清爽了，脑子里依旧乱得没有一点头绪。乱如团麻。
在小布什上台之前，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将中国定位“战略竞争对手”。近期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中美贸易逆差所引起贸易的摩擦，如“华为事件”，都是美国对中国经济上迅速发展、国家崛起的不信任表现。
三、建议
事实上，父母的信念为儿童关于科学、宗教和超自然现象的认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Braswell et al., 2012)。在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领域，儿童会向所信任的人(如父母)征求意见，对于无法依赖经验验证的概念(如死后的生活、神的永生、祷告的功效等)，儿童是仰赖于父母的解释来建构的(Harris & Koenig, 2006; Harris & Richert, 2008)。
第二，中美两国应致力于寻求未来双方合作的领域，用实际的合作行动消除不信任。随着军事效用的下降，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对于一些全球性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是中美之间可以展开合作的重要方面。在互联网、反恐、能源、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如中美联合主办的中美互联网论坛就有利的促进了双方的互联互信。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造成了在国际机制上的争议，而合作机制和议程的设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国际机制有几个优点，第一是投入少获利多。第二是信息得到充分的交流与沟通，避免因对他国意图不明确产生的错误预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无政府现象。第三就是在发生国际冲突或危机时，国际机制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减少或规避冲突的发生。但目前来看，这些工作还需要加强，把现有的双边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深化，使其真正发展变为中美增加互信，消除误解的有效平台。
第三，登高望远，着眼未来。如果回顾历史，有一些批判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经常反反复复，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美国现有的国内政治制度和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决定美国很难追求长远的国家利益。但同处一个地球村，中美两国有很多利益多数是吻合的，如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这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冷战期间美苏发生多次冲突，却没有发生核大战，是因为苏美两国都不能承受核战争的后果，它会毁灭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今天的核武器多数只起到一个威慑作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全国人大13 届一次会议通过修宪，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矛盾，但更应该放眼未来，携手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和谐世界。
四、结语
20世纪末，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无疑对大国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贸易保护政策都是现实主义和遏制政策的抬头，这其中掺杂着对中国是否和平发展的质疑，但西方国际政治学说并非都那么悲观，根据经济相互依存理论，中美之间也可以减少冲突、实现共同繁荣。自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以来，向美国多次表明了我们的心声，希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间的信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决策者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主观性作用，克服历史因素和认知错误，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参 考 文 献]
[1]Jack S.Levy：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7，Vol.41，（No.1）.
[2]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23.
[3]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4.
[4]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
[5]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觉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4.
[6]“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持续利好“一带一路”[EB/OL].http://fgw.yangzhou.gov.cn/yzfgw/kfxjj/201803/4d5eccb29d014bb 19310c4b86f526d04.shtml.
【中图分类号】 D52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36（2019）04-0105-03
【作者简介】 董 康（1994-），男，河南濮阳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 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编 辑／王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