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未来：领导者还是追随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追随者论文,领导者论文,中国论文,未来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迅速扩张高等教育系统并推动一批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雄心似乎所向披靡。这一雄心最早提出是在1998年，当时中国政府正启动一系列推动中国部分经济和机构面向市场的政策。北京大学庆祝10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众宣布中国大学将实行扩招和改革。当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很小，每年只有约20万名毕业生，事实上这些毕业生以本科生为主，硕士研究生很少。1998年之后，普通高校的招生几乎翻了两番，现在超过3000所高校每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超过630万。中国的在读大学生数已经超过2900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到2010年，大约24%的18～24岁传统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无论是江泽民主席那一届政府还是其后续政府，他们的雄心都不只是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量的增长。过去十年里，中国日益关注国立和地方大学的质量，尤其是大学如何才能帮助中国在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由985工程开始(发表于1998年，见表1和表2)，到最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与改革发展纲要(也称2020蓝图)，目的都是推动建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
表1：985工程初期9所大学(中国常青藤联盟)
表2：985工程后期增加的30所大学
2020蓝图在支持一些中国大学向世界最优秀、最有影响的大学迈进上似乎有所进展，包括提供更多自治权以及更多政府津贴来改善学术管理。中国政府提出，不仅要发展大众高等教育，而且要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是未来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民族自豪感的核心要素。
接下来将呈现中国高等教育的雄心将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基本背景。包括：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增长的大学入学需求；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和大学毕业生高失业率；影响学习过程并可能抑制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境外大学分校的合适角色；还有对重点高校的管理与领导的担忧。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正得到广泛讨论，而且对于那些观察到中国大学实现的实质性进步——从毛泽东时代作为浪费的特权和蔑视的一个符号转化为促进中国形成自由市场、加强国际参与的核心力量——的人来说，也是热烈讨论的议题。大学比任何国企或私人企业，任何其它单一机构，更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
决定中国能否成功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能否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热望的，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一样，中国大学有更大的动力从不断增加的教育部的要求和干预转向大学自身追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质量提升的院校文化。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内涵。迄今为止，中国大学(像其他大学一样)只是在追求少量指标：教师获得诺贝尔奖及其它顶尖国际奖的数目、论文引用指标、科研经费、研究生百分比、授予学位数及其它类似数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所采用指标)。然而，其它没有转化为加权数据的因素也值得考虑。
研究型大学仅仅只是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反映，是遵从当地文化和政治准则呢，还是社会的领袖、创新思想和论争的产生地？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们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隐藏的问题是紧张的根源，问题最终可能会随着中国中央政府或快或慢地推进经济自由而慢慢浮现。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学在世界舞台上主要是追随者，受政府主导的政治文化制约，同时也不免受到世界事件(例如阿拉伯之春)影响，但是一些迹象表明这一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全球化，包括与美国、欧洲及其它地区大学教师和领导层越来越频繁的互动，使得中国学术领导们逐步形成共识，即大学需要不断提升独立的水平，包括提高学术自由水平和改进院校内部驱动的质量控制的水平，才可能完全成熟起来。这毫无疑问将会是一个受制于中国社会准则和强大的政府之手的缓慢过程。
一、2020年蓝图
正如前文提到的，985工程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旨在支持一些顶尖的高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这一工程最初从9所大学开始，到2004年支持对象已经扩大到40所大学。
那么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竞赛效果如何？依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过去十年，中国大学排名有了明显进步，但是想要进入精英行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中国2200所高等学校中，只有6所位列前300名，还有11所在301～500名之中。由于排名指标对科技领域的偏好，排名最前的是清华大学，位于第151～200位之间。北京大学同样位列200名之内。其它排名，其结果近似，反映了对顶尖大学相对狭窄的理解。
考虑到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重点建设一批一流大学(包括在所谓的211工程之下将实施前苏联专业化模式的700所高校合并为300所)的时间不长，这个结果已经是很大进步。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中国教育部和大部分高校期望今后10年有更好的排名结果。
正如北大副教授蒋凯所说，“建设一个高质量”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强国)在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这不仅包括对选择的精英大学增加支持，而且还包括全面提高质量，后者将会随着中央政府要求院权问责和一些其它举措(例如政府关于教师发展的政策)而得到强化。
2020蓝图是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强国概念的最新政府政策，内容包括国家面临更大压力和兴趣支持边远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大学。2020蓝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脆弱的学术文化和环境(甚至最顶尖的中国大学也如此)的回应。蓝图提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宣称，中国事实上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据《人民日报》报道，许智宏列出了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1)有世界知名的教授从事高水平科研；(2)产出能够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成果；(3)拥有众多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校友。许智宏说：“如果一所大学具备这些特征，它就能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在他看来，没有哪一所中国大学具备这些特征。
许智宏的评论出来不久，中央政府就颁布了2020蓝图。2020蓝图其实部分地是江泽民北大指示的延续，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最顶尖的40所大学迈向更高水平的自治，获得更丰富的资源，为中国大学现代化奠定基石，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它意图通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展“国际知名的重点学科”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
2020蓝图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还会持续扩招，但是将放慢步伐。到2020年，在校大学生数比起当前还会增加500万。其目标是将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从2009年的12.4年提高到2020年的13.5年。蓝图也将支持将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当前的25%提高至40%。此次蓝图较之前的政策更多地强调了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除了这些宏观的量化目标，2020蓝图希望在高等教育方式和组织上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改变传统教育的死记硬背这一越来越被视为阻碍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因素。
约克大学的查强教授说：“这些目标使我想起围绕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展开的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指为了同时保证效率和GDP增长，在经济领域以市场化为特征，而在政治领域依然维持集权模式。”查强教授对2020蓝图持批评态度，理由不在规划所提倡和禁止的内容，而是因为这个规划回避了一些东西。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以效率和达到目标的速度为由，依然以强烈的政府意志为特征，并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这种模式吸收了邓小平‘不要争论，只要去做’的智慧”。
就短期而言，蓝图对中国大学意味着什么？2020蓝图似乎只是强调了要扩大仍然十分有限的大学自治权，以及要为985工程大学提供更多尤其用于大学质量保障上的资金支持。
二、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背景概览
2020蓝图偶尔提及但是没有直接提到的，是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更一般地说，是演进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的宏观问题有：城市化与贫穷带来的并发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的不断升高与入学需求的不断上升，以及对中国教育质量的担忧。在我看来还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官僚主义和对科层制和荣誉职位的持续激情；其次，缺乏对院校管理和师生个人自由而言非常重要的大学自治。
1.城市化和贫穷
中国和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在经历的一个重大转变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人们希望在城市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造成了诸多问题。这一状况部分是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首先，农村人口的流失以及中国广大的西部省份的经济迟缓已经向政府提出挑战，即中央政府如何才能通过为这些地区的城乡发展提供支持从而将人口流动控制在合理范围。由于重点大学主要分布在东部大城市，区域间分布不均，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经济贫困地区极易发生社会动荡，这些都推动政府颁布政策增加那些地区的受教育机会和其它公共服务。
其次，城市增长的性质带来困境。中国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若要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需要获得户籍许可(户口)。在近五亿的整个城市劳动力中，大约65%是有户口的，他们有安定的工作、相对较高的薪水和福利。其他35%的劳动力则是获得暂时许可，在“非正式”行业如制造业、工程和服务业中从业。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阻止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享受城市公共教育资源和服务，包括上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严格限制流动的国家政策对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有很大影响。城市求学的学生基本都面临着如果在城市就业可否获得户口的问题。因此，美国以及欧盟出现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在中国尚未出现，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流动将产生重要影响。
2.难以满足的入学需求与就业难问题
就像亚洲的多数国家一样，中国文化对教育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经济流动和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路径。人才分布在社会各阶层这个概念早在公元6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就已扎下历史根基，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担任政府机关高级文职，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同样认可了这个概念。中国人对教育的虔诚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是随着江泽民宣布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对教育的狂热又回来了(见表3)。
传统文化和中央政府希望提升教育成就的愿望有助于解释中国人对教育的无止境的渴望，不管身处何种社会背景，中国人都重视自己的教育成就，且希望确保孩子进入大学。而且，鉴于质量观念和升入名牌大学的有限机会，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出国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表3.中国大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将大学视为获得高等学校学位和成功就业的优先路径，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常常没有足够的令人满意的就业机会去满足大量竞争力(如果竞争力狭隘地局限于技能)通常不相上下的毕业生的要求。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Loran Brandt解释，“过去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在外国公司或者上海、北京的中国金融机构找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是不难的”。然而现在，随着中国快速合并现有的高校而且以理想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建立新大学，已经没有政策要发展其它或者更职业导向的大学。甚至在精英大学，学生正在降低他们的期望值，或满足于考上公务员，资本主义承诺潜在财富增长和声望提升的时代及理想雇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同时，中国的经济继续维持在大约9%的年增长率。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去年的增长稍慢。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现在是4.3%，但是有证据表明，包括城市在内，全国实际失业率要远高于4.3%。大学毕业生也正面临潜在的失业危机。在需求方面，中国经济主体依然是对专业人才需求有限的、主要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将近50%的GDP来自制造业和自然资源。与最可能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性工作相关的服务业只贡献了大约40%的GDP。虽然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家庭都对知识经济有明确的渴求与投资，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却是，在这个政府限制人口流动的国家，经济在地理上呈分散性。在供给方面，大学多集中在城市，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农村学生都涌向城市上学，然后希望在城市就业。几乎没有毕业生愿意回到农村或者西部地区。在那些地方，经济发展更分散，水平更落后。但是，这些大学生大多都面临户口带来的限制。国务院——中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已经宣布学生回西部或中部就业，国家将会代偿其全部学费，这一项目被称为“服务西部代偿学费”计划。毕业生如参军也会获得补贴。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也成为争夺国内工作机会的不可小觑的群体。这些人被戏称为“海归”，因为他们海外求学只为回到他们出生的海岸。对企业而言，海归通常比国内对手更有吸引力，这进一步影响国内大学生的失业率。
一些毕业生正考虑在不那么发达的小城市就业。其他人升造或延迟就业，还有些人考虑改行，这在美国很常见。美国人认为在工商和公共事业部门工作需要宽广的可转换的技能，大学毕业证是通向这些技能的路径。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新华社消息称，2012年大学毕业生(本科和硕士)将达到680万，与2011年相比增加20万，而2011年，官方统计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已经高达25%，非官方的统计结果比例更高。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无法找到一份工作。同时，就业市场的构成情况是，外来工和农民工的总体就业率不高。
在2011年6月国务院为减少失业和满足不发达省份人才需要而公布的举措中，总理温家宝提议城市消除毕业生的户籍限制以减少失业。但是提高毕业生流动性不适用大部分热门城市。国务院也将鼓励大学生在不发达的地区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国家将为想要创办小型公司的大学生提供国家贷款和优惠的税务政策。
有助于解释中国许多大学毕业生现在萧条的就业前景的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其教育经历的质量。中国教育部确定的目标是额外增加约140万MBA学位。原因之一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工商业需要大量高级领导和管理人才。然而，这些极高的目标隐藏着对教育质量的担忧。
3.关于质量的持续担忧
在应该如何提高中国大学质量的争论中，两项议题处于讨论前沿。最受关注的是学生学术投入的过程如何受中国文化影响，后者的特点是通过顺从等级秩序，避免争执和讨论。强调自我修养、修身养性的儒家价值观念能培养出勤奋、渴求社会和谐、避免冲突的人。这种价值观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顶尖大学推崇——即便不一定践行——的苏格拉底法不同。中国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总是将自己视为听从者或附属者。哪怕是中国顶尖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在中国学者看来，他们是杰出的应试者，但比起西方同辈群体而言，缺乏创新和创造力。虽然课堂教学正在发生变化，但仍然主要是传递信息的单行道。
尽管有出乎意料的高失业率，但是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会敏锐地发现，中国缺乏未来竞争力所必需的人才。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声指出：“虽然中国大学并不缺少优秀人才的贮备和许多有利的机会，但是，他们粗制滥造大量高期待和低技能的人”。他注意到经理和企业家们正抱怨缺少具备合适技能和意向的人。中国培养的人记诵既成事实而不是发现新的事实，寻求现成的解决方案却不喜欢探究新方案，宁可执行命令而不愿创新。换句话说，他们不为他们的雇主解决问题。
第二个与之相关的议题是教师水平和对他们的期待。尽管存在一些地域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大学只有很低比例的教师获得博士或受过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方法的训练。这一点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不奇怪。直到1978年，中国才开始有博士生项目。最早一批大学之一的北京大学1981年只有三位博士生注册入学。在教育部主管的75所国立大学中，正教授大约占23%，而其他大学教授比例只占10%。
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毛泽东时期大学遭遇悲惨的损毁，学术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职业。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准则逐渐得到强调，然而到目前为止，高等教育主要受国家背景影响，被不断增加项目和扩大规模的需求所驱动。许多教师未掌握更好的引导学生投入学习的教学方法，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是强化死记硬背式教学方法，维持教学中强烈的等级秩序感。令人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和学者们都越来越感觉到改善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必要性了。可以说，尽管文化规范影响很大，还是可以鼓励学生更独立地思考。例如一些证据表明，用英语授课，加上一个更加探究式的课程和课堂气氛，会对学生行为形成正面影响。在中国诺丁汉大学教书的Geoff Hall认为，“英语正在改变中国，这一过程需要中国未来的公民和领导人更进一步、更广泛地了解”。
中国如何才能解决这些教学和研究上的质量问题？中国似乎期待由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地解决大部分问题。最初重点放在科研生产力上。政府指示已经在许多主要大学里形成高压环境，政府要求大学产出可能影响国内国际排名的论文和科研成果，而且将之与薪水激励挂钩。强调大学增强问责和监督管理方案的风潮似乎可能快速提高在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中的位置。然而，在推进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可能并未充分估计政策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大学及大学内部个体行为的影响。
也许为了改善个人在大学的地位，同时在满足科研产出要求的压力之下，中国学者的欺骗和剽窃行为此起彼伏。在2008年公开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科学版》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的剽窃。在计算机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比例几乎达到40%。科学网(一个在线科学社区)的编辑赵燕说：“中国文化中有不利于创新的弱点，例如惧怕批评，害怕表现个性或独立思考。这些对科学文化的建设是很大的阻碍。”
表4：部分国家和地区2000和2010年科学与工程学科论文、引文及国际性期刊引文占国际份额(百分比)
数据来源：国家科学基金委(2012)
很清楚的是，中国政府为了研究和发展构筑的文化和资金系统投入已经在显现成果。中国的研发费用预计在2015年上升至GDP的2.2%，远远超过2011年的1.7%。重点将聚集在新兴产业，例如纳米技术、新能源、干细胞研究以及建立新的研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这类基础的科学机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研生产力的一个指标是科学和工程领域论文的数量和论文被期刊引用数。在世界被引论文中中国所占份额从2%上升至7.5%——令人惊叹的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被引论文比率下降了(见表4)。这确实标志中国能力在逐渐增强。由于私企获得的研发基金相对较少，这些科研成果其实主要集中在大学。
但是中国增长的被引论文大都发表在中国本土出版物上。2000-2010年间，中国被引论文中，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比率，实际上从60.3%下降到50.8%。正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年度报告考察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科研产出时指出的，中国科学与工程论文产出的大量增长，大多发生在中国国内，这些论文的被引也主要是在国内。一个原因是，中国出版的在全球有影响的科技期刊在增多。相应地，发表在这些期刊上的科技文章也有所增加。这就进一步表明中国科技的繁荣。科技期刊和专利都在不断增长。同时，关于中国科研的质量和中国在全球研发竞争中的影响也有质疑。同一份国家科学基金委报告指出，其他亚洲八国或地区(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都未占得合理份额：中国的论文按第99个百分位计算比2010年预期少51%，日本比预期少39%。
“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无法发展”，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5月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大会上如是说，“我们的未来依靠科学和技术的未来”。但是，看不到院校自治、学术自由和建立在广阔学科领域内全面优秀的综合性大学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好消息是，通常是在中央政府发动下，目前中国出现了广泛讨论这个问题的趋势。然而讲到质量，政府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生成问责机制而不是建立一个能培养高质量和杰出人才的“院校氛围”。例如，在2010年政府公开2020年蓝图的四个月前，教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些全国顶尖大学，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和上海教育评估院在内的超过200个教育机构都是其成员。这个质量评估机构被正式认证为非官方组织。它将致力于教学质量、课程设计评价，为2012年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本科教育质量评估做好准备。此前的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出于对生师比升高、研究生指导和课程发展问题的担忧，宣布教育部直属高校控制博士生招生数，年增长幅度不超过2%。
三、院校自治：一个科层组织疲劳的案例
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阶层流动的指定职能，持续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教师水平不断上升，大学的科研生产力不断增强，国际交流合作也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以及其他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保持健康活力的因素，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提高质量和生产力的保证。简言之，中国顶尖大学不差钱，但是仅有钱是不够的。其它两个挑战标明了中国大学尚未实现但至关重要的转型：(1)形成内部生成和驱动的质量保障以及自我改进的院校文化；(2)充分的院校自治和师生学术自由。
许多顶尖大学，包括初批985大学都在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包括融合通识教育元素以及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南京大学提供了一个范例，为填补章骏校长所谓的“教学科研的缝隙”，它严肃地考虑课程改革的需要。但即使在最具创新性的大学，这些大学由理解大学上述问题的学术领导执掌，它们也持续面临被教育部的政策和指令严重影响的困境。例如，教育部仍然指定大学生必修课程，包括那些为了让学生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而开设的意识形态课程。在三年制专业中，有四门课程是这类必修课程，约占所有必修课学时的9.3%。比起2005年前要求的八门必修课程这已是进步。大约五年前，南京大学启动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改革，要求所有学生修满30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然而，学生在诸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导论”之类课程上还是要修14学分，这样一来就限制了院校积极改革课程的自由。
正如章骏校长在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言：“本科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深受计划经济影响。”教育部针对教师评价也出台特别条例，尝试建立一个基于科研业绩的教师晋升机制——动机没什么不好，但是将科研生产力与论文数量(例如那些教育部指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联系起来了。许多大学课程指定教材，严重影响教学内容——这种侵犯课程自由的做法在世界大部分大学是不容许发生的。在如何培养更有创造力和更有才能的人的问题上，章骏怀有民族忧患意识，他不无惋惜地认为当前系统对课程开发的约束和国家教师评价体制的管制“遏制了多样化、个性及人性”。
在某些情况下，教育部试图改革中国大学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这种中央指令的文化制约着由院校驱动的更有效的质量评估和质量改进活动。教育部对中等教育的政策也存在很大问题，中学生很早分流为适合上大学和不适合上大学的人群，并要决定他们未来的专业领域；死记硬背是通行的学习模式；学生所有精力投入到追求高分和入学率的目标上。这个过程不鼓励学习兴趣和大学阶段期待的学术投入行为。
但是科层控制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大学运行的控制上。对中国的大学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多层权力中—这种权力有时候是形式上的，有时则是实质性的—最高层和大部分最有声望的职位时常通过行政指令，主要根据当事人的政治表现而非个人才能来任命。这种严密的官僚控制是中国特色；其中有文化原因，不过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存在机械式学习和官僚社会—欧洲就曾经这样。然而，世界最卓越的大学都不采用这种模式；它浪费时间和金钱；降低或限制了教师的创业动机和创造能力，尤其对于年轻教师和人数不多的女教师影响更大。这种模式中通行的观念是大部分教师都不是拥有共同责任的独立个体，而是对领导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中国大学就像理当过时但变化缓慢的男权社会的残余。
总之，教育部的影响和中国大学的官僚政治合起来，产生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层疲惫”的现象。在匆忙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是院校发展和合并这些问题，较少关注能促进院校持续改进和创新的院校管理实践。一所现代、有竞争力、高质量的大学的管理，需要大学内部管理机构的努力和充分的大学自治，才可以实现内部驱动的改良。这要求扁平的组织结构，学术权力和权威更平均分配到教师手中。最终决定中国大学质量的是教师。大学也需要更强大的院校研究(IR)能力，以便大学运用适当数据和分析，为学术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和指导。充分的院校研究能力是通向基于证据的院校改进的必经之途。中国大学与其它习惯听从教育部指令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大学一样，正逐渐意识到院校研究的需求。
四、学术自由和世界一流大学
最后，能持续制约教师质量和他们的创新能力及其专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充分的学术自主或自由。“科层疲惫”制约教师学术自治，但是在这里我更关注公民社会的基本自由。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真正的好大学都有浓厚的学术自由传统，允许师生公开评论和批评社会以及国家领导，并为学术追求和课程教学提供更广阔的自由。
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大学是否只是回应它们所处的社会，必须遵守社会的文化、政治基准？还是作为社会的领袖，是一个产生创新想法和自由论争的场所？一流大学的确是社会的引领者——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科教师不仅参与本领域而且参与整个社会的伦理问题及其影响的讨论。
作为上述模式的拓展，一流大学是由一个学者和学生组成的更大社团，这些师生讨论现在与未来的重大问题。那些只将目光聚集在某个知识领域如工程学，或一般性的科学领域的大学，其目标不够开阔，难当世界领袖之名。查强也提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将取决于一系列进步，包括进一步开放经济，更开放，更民主，进一步提升文化的自由度和社会与地区间的公平等。”大学能够，也应该成为社会进程的引领者。
民族国家在匆忙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试图建立一批得到国际认可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自由的作用虽然是基础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这是高等教育全球语境下的一个事实——不仅限于中国。同样地，在政治环境不稳定或那些公然歧视女性或特定种族的社会，大学也面临很大局限。这样的大学教育不能培养具有广阔知识的学生，不能产生拥有国际视野的教师。这些院校只能是追随者，而非拥有强大科研生产力的一流大学。
当然，随着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发生，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面临更紧张状态，政府施加更大力量来责难和控制言论。将行政和学术安排混合起来——例如，如前文所述，学术领导几乎都是由政府任命且是中共党员——使得学者和学生独立思考的兴趣和努力状况进一步复杂化。
以下的三个例子有助于阐述这种紧张，同时也向国家领导揭示了一个在中国学者看来隐蔽、发展缓慢且情形令人沮丧，但日渐明显的事实，即若不进一步扩大自由度，中国将无法全面地实现其成为全球首领的目标。
1.一出戏剧与一场计划的对话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一同位居中国首都，在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目标中是先驱，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因此，当由于政府难以避免的疏忽导致纽约制片的《绝密：五角大楼文件之战》于2011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上演时，它被视为充满希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有意愿(这种意愿尽管有限但是有意义)质疑自由言论的社会价值(这部剧戏剧化地再现了1971年华盛顿邮报与美国政府之间针对是否将美国卷入越战悲剧的多份文件公之于众的问题产生的对峙，1991年首次在美上演)。正如剧中一个人物所说：“此事与国家安全和间谍组织无关。它关乎政治，控制和困境。他们不想要我们暴露他们的虚伪和谎言。”
北大教师计划在演出结束之后举行一次讨论，但就在演出开场前，政府官员下达了一份文件，警告组织者：如果展开讨论可能发生难以预见的后果而将影响扩大到剧场之外，因此要有计划地组织讨论。最终，组织者取消了演出后的讨论。此剧在北大用英语演出，观众大多是师生，之前在上海和广东早已上演。根据美国时报报道：“观众几乎都是中国年轻人，许多人通过微博了解到演出信息。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包括通过微博表达对政府渎职行为的不满。就像最近对薄熙来案件的热议，使得微博的评论功能在几天内崩溃了。
2.一份学术期刊
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有25年联合培养法学、国际关系和金融专业研究生的历史。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越来越多美国大学(如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采用的一种模式，但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学术话语规范会给国家之间的这类交流带来什么限制呢？
当在霍普金斯-南大就读的一位名叫布兰登·斯图亚特的美国研究生，创办了一份学术期刊发表该中心中美学生的研究成果时，他不完全了解学术自由限于课堂的规则。学校管理人员禁止刊物在校外流通，一名学生还迫于压力撤回了一篇关于中国抗议活动的文章，75本刊物压存在宿舍的箱子里一年。
“对斯图亚特所办刊物的封锁显示了美国大学在中国对学术自由所作妥协”，商业周刊的丹尼尔·戈登和奥利薇·斯特雷说：“尽管学者和学生可以在霍普金斯—南大校园公开地讨论像西藏独立运动或1989年学潮这类敏感主题，但他们不能在公共场合讨论，甚至校园内也仅限在课堂上讨论，休息室播放纪录片这类美国校园里典型的学生活动在霍普金斯-南大校园里是没有的。”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June Teufel Dreyen教授称：“这些新生拿着中国数百万的补助金，他们可能危害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特征的知识共享。”
2002年何清涟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从未享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甚至实行经济改革的近十年也如此。大部分限制自由言论的方法西方学者闻所未闻。然而，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的方法，在过去20年中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质疑政府的意愿不断上升而有所改变。
3.人才引进
中国政府和中国顶尖大学长时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才外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国外开始他们有创造力的学术生涯这种模式。为了努力提升国内大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平，鼓励加强博士项目和研究中心的发展和管理，现在已经有一个重大项目吸引学术人才回国。证据显示，这一促进留学人员回国的举措十分有效。许多知名科学家已经回国，他们被委以重任，并获得巨大的物质支持，包括最新的实验室设备；许多归国专家也表示希望帮助中国提高研究质量，并培育一个创新环境。
范桁是回国的学者之一，他是一位量子计算专家，2005年离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回到中国科学院。他说：“十年前我们希望出国学习经验，现在我们想回国做我们自己的研究。”一项政府研究指出，已经有3100多名学者回国获得终身教职，配备研究实验室以及一般来说人均15万美金的一次性的津贴。范桁说：“趋势慢慢就彻底扭转了，一些研究者想要回国，但是却没有机会，毕竟位置是有限的。”
但是也有些回国的科学家感受到自由探究上的持续限制、官僚体制及很难摆脱的政策控制。引进学者回国这项计划的净成果——那些回国并最终呆下来的人才——仍然只是半成品。一项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已经习惯国外的广泛自由和强大的精英主导的晋升系统的学者而言，回国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25.9%的中国博士生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但在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4%。印度的数据也相当低：1980年13.1%的博士生回国，而2000年就只有10.3%了。
还有一些其它因素限制学术研究的范围和预期影响力，包括：仍在演变中的知识产权法；初现端倪的民间风险资本；以及相对较低的技术转让率，后者部分由于中国经济大都以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主而受到限制。可以证明的是，中国大学(甚至包括顶尖大学)的学术环境是妨碍大学形成追求研究、教学、公共服务领域的卓越的强势文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五、结语：一个渐进的未来？
过去十年内，媒体已经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啧啧称奇。2010年一项预测表明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2040年中国经济产出可能会达至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世界经济产出总量的3倍多。中国的GDP在过去30年都以平均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另一项估计表明约5亿中国人已经脱离贫困。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难以持续。实际上，受全球经济倒退和廉价劳动力竞争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降低。这也可能表明中国在创造一个更公平和更开放的社会方面缺乏进步。世界银行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必须实现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强化“市场经济的基础”。报告指出“构建和谐社会也要求更公平的增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这样的经济改革要求受教育者比率的增加以及大学的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一些批评中国过分强调维稳的评论者而言，和谐社会也要求充分的公民自由权。
在大多数追求社会经济阶层流动和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大学的一个独特使命是为社会提供一个创新和反思、宽容和异见的场所。然而无论在美国和其它地区，大学的充分成熟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此进程受大学所存在的社会的影响，且需要长期稳定的财政和政治支持。可以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令人惊叹的快速变革，以及适当控制、管理和自治水平等议题，都视为系统发展曲线的一部分。而且，高等教育系统的成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兴趣所在。
“考虑到中国大学地位不断上升，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的批评的合法来源”，查强说，“这种改变将会使大学在争取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时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反过来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开放的催化剂”。这是个充满希望的观点。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如同金矿里的金丝雀——是衡量国家走向更为开放，更具生产力的社会的发展进程之基准。许多的大学领导和教师都明白中央政府过多的控制是一种妨碍；从本土经验和对其它卓越大学的了解中，他们认识到“科层疲惫”问题，认识到发展自我提升的内部文化的需要，认识到学术自治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是社会变革的代理人。
中国大学，尤其是985院校，在未来的10年将成为领袖还是追随者？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大学可以逐渐走向成熟，取得更大成就，不断提升其地位，并且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挥更重要影响。
①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译者注
②实际为39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