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控制政策高级国际研讨会”综述_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膨胀控制政策高级国际研讨会”综述_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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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8日至10日,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北戴河联合召开了“控制通货膨胀政策高级国际研讨会”。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次会议的研讨成果作一总结。

一、关于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

与会专家和代表在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方面,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通货膨胀是有害的。许多代表指出:高通胀会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误,各地区和各阶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政府税收的相对减少。因此,放任和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是不可取的,需要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

一些代表提出,为了使通货膨胀不过分冲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治理通货膨胀宜采取“软着陆”的政策。

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什么水平上,这是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专家指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表现和相应的控制措施是不同的,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什么水平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一些代表认为:目前在中国,不可能根除通货膨胀,但要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可以控制的最低水平上,寻找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结合点。

二、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

中外专家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普遍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复杂的。中国改革十五年来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每次的成因也是有所差别的。在分析中国最近出现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上,与会中外专家认为: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是综合性的,不可能单独从某一方面进行解释。但在谈到具体原因时,与会代表各有侧重,在各自的侧重点上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基本上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由投资和消费膨胀形成的需求拉动;由价格改革、体制转轨造成的成本推动;由心理预期推动的物价上涨,等等。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1993年和199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首先是由需求拉动产生的,1993年1季度货币供应量M1增长在40%以上,大量违章拆借资金投资于股票、房地产和其它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速度高达70%以上,这样就产生了名义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引发了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接着是成本推动。成本推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需求拉动引发的,如: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引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是由工资调整和一些改革措施引起的。这里的改革,主要是指价格改革和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的实行,这些改革措施使价格合理化、成本真实化的进程加快了,但也使产品成本加大。当然,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外汇改革的不完善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小幅度的物价上涨,但这是一次性的并且对推动物价上涨不起主要作用。

对上述分析,有些专家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国这次通货膨胀不是以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竞争的不充分性是造成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三、关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

与会中外专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复杂的,因此,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政策也应是综合性的,要寻求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首先,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与会代表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政府要有坚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和信心。要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不能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立场上犹豫不定,从而,尽量减小通货膨胀的预期影响。

第二,控制高通货膨胀的成本大于控制底通货膨胀的成本,换句话说,解决高通货膨胀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控制通货膨胀要尽早采取措施,不要等到通货膨胀严重时才动手。

第三,要明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即把稳定人民币币值作为首要目标。

第四,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利率手段,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约束力越来越大,要充分重视和灵活运用利率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逐步使之“市场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保持正利率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第五,要搞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松紧适度,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与会代表认为,传统体制特别是投资体制的弊端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因为“投资饥渴症”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因此控制通货膨胀、减小经济波动,使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于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各项具体改革上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许多中外代表指出,如果没有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机制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通货膨胀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有的代表指出:鉴于中央银行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压力较大,中央银行在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可考虑不设立省分行,而按大经济区域设立中央银行分行。

一些代表认为,今年的财税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财政的职能,但中国财政体制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财政“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需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

除上述三大问题外,外国专家还介绍了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一些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和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要坚持价格放开,尽量避免在价格放开以后又进行管制;要实行偏紧的宏观政策,理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各自责任;要在微观经济政策上采取措施,使企业产权明晰,对银行和企业资本进行重组,在拥有自主权的基础上,使之“预算硬约束”;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和住房体制的改革等。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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