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阶段普职沟通的问题反思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论文,高中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沟通的现状与问题 (一)地方规划缺乏政策分解和本土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各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国家高中普职沟通政策作出回应。一是各省相继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大多提出了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目标和具体条文。二是一些省份或地市专门出台了试点方案或实施意见，推动高中普职沟通在地方的具体落实。 仅从政策和文件的发布来看，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似乎已在各地陆续铺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进行普职融通试点探索的省份(不含港澳台)约二十个。但深究来看，还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其一，缺乏政策分解。教育政策通常包含战略性政策和战术性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往往侧重战略性，即侧重改革的宏观引领和整体统筹，而地方教育政策必须对宏观改革目标和任务进行具体分解，作出战术性安排，并形成各地方高中普职沟通的路线图和日程表。但综观各地方有关普职融通政策的相关文件，除山东潍坊、河北石家庄、广州佛山、浙江宁波等地专门推出了直接针对高中普职沟通的具体实施建议外，大部分省份对高中普职沟通的改革多停留于文件层面的简单提倡和呼吁。至于普高与中职到底谁为主体来沟通，以什么形式沟通，沟通什么；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配备，教学资源如何共享，学分如何认可，学籍可否及如何转换等问题，均没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安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其二，缺乏本土创新。国家教育政策在地方的实施与推进，其实质就是国家政策的地方化，是各地方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与突破的过程。但是各地政策照抄照搬、简单移植现象严重。各地有关普职沟通的相关政策，或者照搬国家宏观文件，或者简单借鉴其他地方做法，仔细比照各省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普职沟通的论述，基本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阐述大同小异，论述基本雷同，结合地方实际的本土创新几乎没有，各地普职沟通的模式、课程设置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大体趋同。 (二)普高、中职学校有所往来，但多为中职的“一厢情愿” 普职沟通的初衷旨在打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壁垒，为学生搭建成才的“立交桥”。从宏观层面上看，是教育制度的创新，它试图打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世界和劳动世界之间相互分割、自我封闭的壁垒，在初、中、高等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型、不同学校之间建立起纵向衔接、横向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从微观层面上看，是要在普通高中渗透职业意识、培养职业技能，在中职学校加强文化基础。理论上说，普职沟通无论对高中学校还是广大的高中生来说，既是时代挑战，更是发展机遇。 但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往来通道并没有双向贯通。实际情况是，中职学校对普职沟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的接纳，而对普通高中学校来说，或被动接受或置之泰然或完全排斥，普高对普职沟通基本上持不欢迎甚至否定态度。以上海为例，2007年上海全力推广普职沟通时，有30所中专和职校都积极开设普职融通班，而普通高中开设此类班级的却寥寥无几；从学生和家长的反映来看，中职学生转向普高的意愿明显高于普高生转向中职的意愿。1999年，武汉市开始普职沟通的尝试，最初也是在19所中职学校首先开设普通高中班。[1]在广东佛山南海区，2012年该区在广东全省首试普职沟通的方案，南海信息技术学校和罗村高级中学被选作试点学校。2013年已完成一年级学业的南海公办中职学校学生可转读普通高中二年级，而普通高中学生读完高一后，也可转读中职二年级。但普高中职学生互转却遭遇寒流，南海信息技术学校共有25名学生递交了申请书，希望转学至罗村高中，但只有3名普高学生有意愿申请转校去读中职[2]。同样，在河南，2014年计划在郑州市第十中学、延津县高级中学等6所学校试点普职沟通，并可在普高与中职之间二次选择，但目前的沟通也只是普通高中转职校的“单向通道”。[3]也就是说，从学生的意愿来看，有更多的学生希望从中职转入普高，但目前普职沟通基本上都只允许从普高流向中职，从中职流向普高的渠道几乎是封闭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普通教育的推崇和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普高与中职教育的严重不等值和巨大发展落差，使得普职之间的双向贯通，最终演变为普高通中职的“单行线”。 (三)普职课程开始沟通，但深度融通不足 普高与中职学校已经开始以课程为载体进行合作与沟通，但究竟如何实现课程的深度融通，却存在较多操作误区。不少人错误地认为，高中普职沟通=升学预备教育+就业预备教育，因此，普职沟通课程=升学预备类课程+就业预备类课程。依此而推，普职沟通，就是普通高中在现有升学预备类课程基础上增开一两门职业课程，而中职学校在原有课程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加开一两门文化基础课。这种把课程简单相加、机械拼凑的现象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高中普职沟通的通用做法。如重庆对2012年开始试点的综合高中课程设置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二学年开设与普高相同的课程，采用普高新课程实验教材；第二学年增设1～2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基础课程。[4]即便如此，普高究竟应该增开哪些职业课程，也更多是从中职学校本身的承受能力和资源优势来确定，而不是根据普高学生的实际需要以及高中普职沟通本身的目标定位来考虑和设计。如北京朝阳区职高向普高输送的是有关营养知识、照相机使用、计算机硬件维护等方面的课程。[5]输送的内容基本上由能够输送什么内容决定。可以说，就课程这一层面来看，目前高中普职沟通更多地表现为在原有普高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中职学校本身的能力和优势来增加一两门职业方面的课程。由于高中普职课程仅仅注重门类的增加而缺乏内容的深度融合，这种拼盘式课程带来的问题是显然的：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而另一方面，课程的简单拼凑使学生往往在文化素养上不如原来普高学生，而在技能掌握上又不及传统的中职学生，极大地挫伤了学校和学生参与普职沟通的积极性。 (四)普职沟通模式趋于多样，但仍存在盲目跟风现象 根据普职沟通程度的大小以及在沟通过程中普高与中职学校独立地位的变化情况，可把高中普职沟通的模式大致分为三种：校内课程渗透模式、校际课程合作模式和综合高中模式。所谓“校内课程渗透模式”，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相对独立、双轨并行发展格局的前提与基础上，通过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教育等相关课程或在中职加强文化基础课程开设，以此来实现普职教育在校内的沟通与融合，如国家规定普通高中新开“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课程等。所谓“校际课程合作模式”，是指普高与中职学校以课程为载体，通过互修对方学校课程，并借助学分互认等方式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校际沟通。椒江职业中专与仅有一墙之隔的台州一中、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与高淳中专、宁波经贸学校和李惠利中学、南海罗村高中与南海信息职业技术学校等都通过双方开展课程合作或学籍在普职学校之间的转换来实现普职沟通。所谓“综合高中”是区别于普通高中和中职的“一种独特的学校类型”，“这类学校对所在地区的所有学生开放，并同时提供大学预科课程、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供学生选择”[6]，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于“同一屋檐下”，学生通过选择不同课程在校内实现普职自然分流，真正实现普、职一体化。吉林省抚松县第四中学[7]、四川阆中中学[8]以及湖南株州先锋高级中学[9]等正积极探索综合高中的发展模式并初具发展雏形。 目前，这三种沟通模式都处在不断探索中，各有特点。但由于综合高中的普职沟通程度最高，是最为理想的普职沟通模式，因此，一些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就出现了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发展综合高中的误区。理论上看，综合高中无疑是最理想的普职沟通模式，但从实践角度来说，短期内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实施几乎是不现实的。综合高中的推进与实施，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外部环境和相应的配套制度来支撑，而目前我国有关高中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尤其是考试招生制度这根指挥棒主要指向升学，而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明显不够，这使得综合高中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10]在这种情况下，不问实际、不考虑实施难度，跟风似地推行综合高中模式的做法是欠妥当的。 二、我国高中普职沟通深入推进的政策建议 显然，以上诸多问题仅仅通过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小修小补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它涉及对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重新安排，包括对高中性质地位的重新定位，对高中课程教学的系统重建，对高中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创新等。这意味着，普职沟通作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革新性举措，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从国家到地方到学校，从政策到制度到操作建议，从普职沟通模式、课程到教师再到管理和评价等都需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调整和变革。 (一)加强顶层设计，整体统筹高中普职沟通的宏观走向 国家教育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表达，但也必须对该项战略的基本理念、目标、内容、方法、步骤和组织实施等做进一步的规划。高中教育的普职沟通，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普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普职沟通”，而“如何普职沟通”的问题，不可以完全抛给地方与学校去自行探索，国家层面需要有顶层的设计和宏观的统筹。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积极做好国家层面的课程规划。要从普职沟通本身的需要出发，从高中培养“全人”的目标出发，从终身学习的要求出发，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期待出发，全面审视、科学规划高中阶段普职沟通的课程体系，对普职沟通课程的结构、课程的设置、课程的实施、课程的评价以及相关教材的编写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和系统考虑，以避免高中普职沟通陷入简单拼凑一两门课程的操作误区中。二是大力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配套改革。充分利用考试这一指挥棒，通过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把高中教育导向普职沟通的轨道上来。目前中职与普高的考试评价体系也基本都是双轨运行、各行其道。高中普职沟通不仅是两种教育的沟通、两种课程的沟通，同时更需要考试评价制度的配套改革来确保其正常沟通，包括在考试科目的设计、考试内容的安排、考试方式的选择以及考试成绩的使用、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等方面都需要作出重新的考虑和针对性的安排，重点解决如何通过考试评价实现学生在普职之间的灵活转换。三是尽快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包括学校之间如何开展课程合作、教学场地如何满足普职沟通需求、学分如何在学校之间认可，学籍如何在普高与中职之间转换，教师如何在普职学校之间顺畅流动等方面都需要出台具体的实施建议。 (二)搭建教育“立交桥”，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普职要沟通，其前提就是普、职教育首先是等值的，这是英美等国高中普职沟通得以成功推行的基本经验[11]。所谓普职等值，主要是指普高生、中职生在获得的毕业文凭、拥有的升学空间、赢得的发展机会、享受的自我成功等方面基本应该是等值或近似的。在我国，普高一直热闹若市，中职却门庭冷落，普职的严重不等值是导致高中普职沟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而中职门庭冷落的关键在于中职教育的穷途末路：升学无望、发展无门、成长受限，一旦选择中职，就选择了一条“没有未来的断头路”。要走出这一发展困境，必须搭建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双向贯通的教育“立交桥”，使职业教育也成为阳光大道，条条大路可通罗马。基于此，笔者建议以下几点。其一，适度提高普通高等院校招收中职毕业学生的比例。一直以来，“中职学校这条腿给学生的升学渠道‘断了’”。[12]各地安排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一般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5％，而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和五年制高职教育的总规模均在国家确定的计划限额以内安排且比例非常低。以2009年为例，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608.68万人，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编报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通知》提出对中职校招生规模控制在26.06万人的限额，这意味着只有3.4％的中职生可以升入普通高校。可见，升学通道对于中职生来说几乎是封闭的，必须拓宽高职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通道，拓展职业教育学生的成长空间。其二，努力延伸并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我国职业教育绝大多数为专科办学层次，本科寥寥无几，研究生办学层次几乎没有。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重点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逐渐开创和增加职业教育在研究生层次的办学。其三，积极拉通中职直升应用本科的升学通道。为解决中职升学的后顾之忧，可推行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试点，使中职学生同样可以升入大学，而且是不参加高考直接免试升大学。各省可在选择确定几所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转型发展试点的基础上，与中职学校联姻，通过“3+4”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转段考核，协同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类人才。 (三)提倡资源共享，创立形成合作培养人才新机制 学校在具体推行普职沟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普通高中要加强职业教育，缺乏相关的师资力量和实训场地，而中职学校要突出文化基础知识，配套师资也明显不足。如何解决这一实际问题？重新补充师资，重建实训场地等，都是可能的办法，但并不可行，这将极大地增加改革成本和风险。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区域范围内的教育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资源、更多元的平台中更好成长。高中普职沟通，至少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合作。一是高中普职学校间的合作，加强学校之间尤其是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实现彼此优势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建议以县域为单位，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牵头，将地域邻近、师资互补、资源共享的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结成互助伙伴关系，互选课程、互认学分、互聘教师、共用教学设施场地、有序学籍转换。二是学校与企业合作。具体包括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到高中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高中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共同开发职业课程、共同建立多元教学机制、共同对学生进行有关职业技能方面的考试、考核和等级鉴定等，形成校企一体化育人模式。三是高中学校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包括推进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和资源共享；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鼓励高等院校对高中的课程下移和学分认可；倡导高校到相应的特色高中建立教学、招生与指导基地；提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免费向高中生开放等。真正形成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行业、学校与科研机构等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模式。 (四)鼓励模式多样，梯度推进高中普职沟通的本土创新 高中阶段普职沟通究竟采取何种模式为宜，这确实是一个高中教育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就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多元并存。在我国高中普职沟通先行试点的阶段，在我国高中普职沟通相关改革尚未配套跟进、相关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形势下，各地可试点探索多种普职沟通模式。既可在普高或中职校内通过普职课程的开设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普高与中职之间的课程合作或学籍转换来贯通普职教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探索综合高中的发展模式。从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范围来看，这三种模式可以并行推进、多元共存。二是有的放矢。高中普职沟通的三种主体模式虽然可并行推进，但改革的重心有所不同：校内课程渗透模式因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有国家宏观的刚性规定，可以继续加快完善，且重在完善。校际课程合作模式已有一些发展的雏形和先行的成功试点，它主要是利用普高和中职的现有优势资源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再分配，不仅实施难度适中，对现有的整个高中教育体系颠覆性不强，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调适空间，可操作性强。虽不是高中普职沟通的最理想模式，但却是当前我国推进高中普职沟通的最可行模式。可大力发展、大步推进，尤其要加大普高、中职校际的课程合作与学籍转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因实施过程中的配套要求最高，尽管其沟通程度最高，不宜短时期内大面积铺开，重在稳妥。如果要推行综合高中模式，可首先进行小范围内先行试点，并尽可能将新建校、薄弱校作为综合高中发展的增长点，或探索试验“区域性集成高中”的模式来具体推进。三是本土创新。学校作为教育的第一现场，往往也是教育创新的发源地。当高中普职沟通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尤其期待和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进行改革创新，灵活多样地推进高中普职沟通改革。高中普职究竟如何沟通、普高中职学校如何合作、课程如何开设、学分如何认定、学籍如何转换、教师如何配备、普职教育资源如何共享等，都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标准，都需要各地和学校因地制宜、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真正找到适合本土、本学校的实践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