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分配不平等与政治稳定的结构关系及其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不平等论文,启示论文,分配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互动关系，而对这种互动关系的性质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分析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认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互动关系，它们都是特定公共政策的因变量。同时，在确定和调整二者关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维护政治稳定是政策制定者的关键性动机。据此，本文建立了经济增长、分配不平等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结构模型，作为解释三者关系的框架，同时也作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增长与分配关系政策的指导线索。
本文第一部分将概述在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之间关系问题上国内外研究的具体进展和分歧所在；第二部分对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直接性假设提出质疑；第三部分讨论政治稳定如何作为政策制定者决策的关键性动机，以及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第四部分建立经济增长、分配不平等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模型，并讨论其政策意义。
问题：经济增长与分配
不平等关系上的严重分歧
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反过来，经济增长对分配不平等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许多研究者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就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其理由是：(1)根据卡尔多假设(Kaldor's hypothesis)，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再根据GDP增长率与国民总储蓄相关的假设，收入越不均等，就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导致更高的增长率；(2)项目投资、建立新公司或实施创新，都需要大量的固定沉积成本。根据盖勒(O.Galor)和梯斯顿(D.Tsiddon)在 1997年提出的模型，为了开始新的工业活动和促进技术创新，需要财富的两极分化。①此外，有着高度多样化产品需求的现代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职业分化。为了避免高质量劳动力的供给过剩，需要收入不均等。②(3)根据米尔利斯(J.Mirrlees)的观点，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产出依赖于员工无法观察的努力时，与所取得的成果不相关的不变工资会削弱努力的积极性，而扩大根据最终结果所给与的奖励，会提高对工人的激励，使产出最大化。③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帕特里奇(Mark D.Partridge)在1997年对美国各州基尼系数与十年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在初期收入越不平等的州，在随后越是会经历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层收入人口所占据的收入份额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另外，只有很弱的证据显示收入分配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府政策在统计上并不与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关。④李(Hongyi Li)和邹(Heng-fu Zou)在 1998年的研究也表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会通过多数投票导致更高的资本税收率和更低的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有助于产生更快的经济增长。⑤福布斯(Kristin J.Forbes)在2000年的研究中也证明，就短期和中期而言，国内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随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⑥巴塔(Saurav Dev Bhatta)对美国都市地区的研究也显示，在1980年美国都市地区的初期收入不平等状况与其后的人均个人收入增长率具有普遍的正向关系；同时，贫困率与收入增长率负相关，但在一些回归中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此外，具有较高收入增长率的地区在终期也具有较低的贫困率和不平等水平。⑦刘霖和秦宛顺在2005年的研究则肯定地显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⑧
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害于经济增长。其理由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在存在资源分配倾斜的情况下，要求再分配的呼声会高涨，在一个多数投票的制度中，高额累进税率会趋向于提高，这会削弱富人投资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贝纳布(R.Benabou)在1996年进一步提出了在非民主制度下分析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模型。他认为，在只有少数富人精英才能投票的社会中，不会有再分配的要求，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会通过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表现出来。此外，根据政治权利以教育程度为条件的假定，富人精英可能决定不去投资大众教育，以防止失去政治权力；因此，不平等的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率会较低。⑨(2)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收入的两极分化，会增加暴力活动和社会不满，违法活动很容易泛滥，抗议活动会导致动荡和不稳定；社会的分裂不仅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和经济稳定计划无法实施，而且会削弱私人投资意愿，降低生产要素的积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会造成富人与穷人的分隔，降低社会资本的积累；持续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使得贫穷代际传递，这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更加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经济中，不均衡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会降低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3)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收入不平等会减少投资机会，降低借贷者的积极性。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所有个人都会投入相同数量的资源，而不论初始的人力资本的分配如何，因为投资的机会成本对借者和被借者是相同的。但当信用市场不完善时，个人的借贷能力取决于高收入和可用的担保抵押，而穷人无法获得贷款来投资具有盈利可能的投资项目。在这个意义上，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会对总体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⑩(4)某些生产资源（如土地）的更平等拥有，以及更平等取得积累基本人力资本的机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11)
一些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佩尔森 (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Raudo Tabellini)在 1994年对9个国家历史上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与个人税前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56个国家战后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与户税前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有害于经济增长，因为它将使政府出台一些不利于财产权保护的政策，使投资不能取得充分回报。但这一相关性只存在于所谓的“民主国家”中，在其他OECD国家的战后统计中只得到了较弱的支持。(12)同年，阿勒西纳(A.Alesina)和罗德里克(D.Rodrik)的研究也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关系，因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越高，税率就会越高，经济增长就会越低。(13)戴宁格(Klaus Deininger)和斯奎尔(Lyn Squire)在1997年的研究表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更会对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阻碍作用，这意味着那种使人们更容易进入信用市场从而提高他们的投资能力的再分配政策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同时，再分配政策只有在不危害投资的情况下才会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穷人。(14)本杰明(Dwayne Beniamin)、布兰特(Loren Brandt)和吉尔斯(John Giles)在2006年对中国 100个村进行了调查，研究内容涉及1986年各村的不平等状况，以及随后在1986年至1999年间的户均收入增长。他们的研究显示，起初的不平等状况与随后户收入的增长呈现负相关。但他们并没有发现经济增长导致不平等增长，这说明起初的不平等状况对随后户收入的增长影响是一种长期效应，而不是短期效应。(15)
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2000年，巴纳奇(A.Banerjee)和杜菲尔(Z.Dufle)采用非参数技术所做的研究，对以往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严峻挑战，他们表明，在统计上唯一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是：当收入不均等出现变化时，不论这种变化的方向如何，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16)
反过来，就经济增长对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来说，大致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结论。
一种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分配不平等。其主要理由是：(1)高收入者的储蓄率高，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因而能获得所增长收入的更大份额，这种两极分化会随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加速； (2)更高的增值率是与更大的企业家行为相联系的，并因此会使增长收入的更大部分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3)新技术的引入通常会加速经济增长，而收益者只能是人口中有限的部分；(4)根据库兹涅茨的分析模式，在二元经济框架中，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沿着收入轨道的更快移动，因而会形成倒U曲线：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的不均等；而在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会缩小收入的差距。(17)例如，刘霖和秦宛顺在2005年的研究肯定地显示，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18)
另一种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导致分配不平等。例如，戴宁格(Klaus Deininger)和斯奎尔(Lyn Squire)在1997年的研究表明，对经济增长本身会对收入分配产生系统的负面影响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19)
在经济增长对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的问题上，许多研究集中于对库兹涅茨假设的验证。但结果并不一致。加尔布莱斯(James K.Galbraith)和库姆 (Hyunsub Kum)在2003年的研究显示，在收入不均等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下降曲线关系，这验证了库兹涅茨的核心假设，即在成功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经济的进展，不均等会趋于下降。但也有一些证据显示，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一关系是反转的，即当经济增长时，不均等出现了扩大，这导致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高收入阶段出现了拐点。(20)
质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直接性？
在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的这种严重分歧，使我们对二者关系的假设产生怀疑。我们看到，尽管在上述的争论中各方都在试图论证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如何存在着必然的影响关系，但在各方的论证中都不时地引入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公共政策等因素，如在上述论证中提到的民主的选举体制和政治决策方式，经济上的产权制度、贷款体制和投资体制，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等等。这意味着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直接性，而是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为中介条件的，并由政府的一定政策来决定的。从逻辑的角度说，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两种现象的共因。政府的特定公共政策既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状况，又会同时影响收入分配的状况，从而形成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某种特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直接的影响关系，可能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国外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
首先，一些学者发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相互关系。例如，山下 (Michiko Yamashita)在2004年的研究中，发现了收入不均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效应：在亚洲它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却产生正面的影响。(21)再如，伏契夫斯基(Sarah Voitchovsky)在2005年的研究中发现了收入不均等的不同层面及其不同效应，他的研究显示，当收入不均等出现在分配的高端时，就与经济增长有正向的联系；而当不均等出现在分配的低端时，会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形成负向的联系。(22)
其次，一些学者发现政府的不同政策，会使收入和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不同性质的关系。例如，陈(Bee-Lon Chen)和郭(Jang-Ting Guo)在2002年的研究中，区分了政府在面对财富和收入更加不均等时的两种政策反应及其所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种是降低资本收入的税率，这将导致更高的资本税前回报，使家庭分配给政府消费的资源更少，使私人消费物品和公共消费物品之间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提高资本税率，使家庭更多地消费公共物品，结果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23)
最后，一些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之间的互动，依赖于推动它们的更为根本的结构和政策变动。例如，培纳罗萨(Cecilia Garcia Penalosa) 和图尔诺维斯基 (Stephen J.Turnovsky)在2004的研究中扩展了罗梅尔(P.M.Romer) 在1986年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 (endogenous growth model)(24)，加入了内生的劳动力供给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异质性因素。他们用这一模型来分析增长率与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被共同决定的：如果资本禀赋比劳动力禀赋的分配更不均等，那么任何提高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相对回报的结构变动，都会提高或产生收入不均等的要素的回报，因而使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均等。这会形成不均等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各种结构性突变会导致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同时，他们用该模型来分析有关增长与分配的政策制定，特别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并因此区分了税前收入不均等和税后收入不均等。在他们看来，劳动力供给的内生性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收入分配。他们特别分析了对投资的财政补助对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根据罗梅尔模型，竞争的增长率太低了，这为政府为提高福利而进行的干预留下了可能的空间。最佳的配置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和补贴来实现。在经济行为者异质的情况下，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它会提高税前收入的不均等，但也会降低税后收入的不均等。虽然这种被诱导的要素价格的改变，提高了税前的不均等，但最佳的税收结构所产生的直接再分配效应，不只会补偿这种不均等，而且会导致更加均等的税后分配。实现这种可能导致收入剧变的最佳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很可能是不可行的。因此，税收政策的第二种选择，就是权衡增长和分配后果，考虑对投资的补贴究竟应当通过对资本收入、劳动收入还是消费增加税收。这三种选择对税后收入不均等的效应的排序，与其对税前收入不均等的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它们对增长的影响的排序，明显不同于它们对上述两种收入分配方式的影响的排序。没有一种政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最优的，但他们更支持消费税政策，特别是用消费税加等量的工资补助来资助投资补贴，因为它不会扭曲对劳动与休闲的选择，同时，由于工资补贴的强烈的再分配效应，这一政策不仅会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后不均等，而且能取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
由此，他们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提高增长率并同时减少税前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是可能的；第二，财政政策对税前和税后的收入分配具有相反的效应。他们进一步认为，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之所以在结论上大相径庭，是由于这两个变量都是内生的，他们的互动依赖于推动它们的更为根本的结构和政策变动。(25)
分析：政治稳定作为增长
与分配关系决策的背后动因
如果政府制定的具体政策是确立增长与分配关系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而经济增长与分配的平等都是绝大多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是什么因素使政府将其中的某一目标置于优先位置，又是什么因素使政府调整政策，重新考虑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呢？本文认为，政治稳定对政府制定增长与分配的政策来说，是一个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政治稳定是政府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条件，政治动荡威胁着政府的生存。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本能地会将保持政治稳定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因素。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格局都会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
就经济增长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来说，正像斯茨尔迈(Adam Szirmai)所指出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当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时，有效的政府管理才能获得财政支持，政府才能在社会群体和阶级的冲突中发挥中介作用。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就会停滞甚至下降，从而造成广泛的不满和政治上的抗议和反对。在经济停滞时，政府会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并被迫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中偏向一方，如对工人、工会、农民和反对活动进行压制，或采取经济改革措施，它有时会触动支持现政权的社会群体的利益，使它们改变对政府的态度。特别是，当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然后出现减速或停滞时，潜在的不稳定很可能爆发出来。(26)
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同样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阿路瓦利亚(M.S.Ahluwalia)指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会出现具有极大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对新生产要素的拥有和接近，会导致分配的偏斜，从而使能够从与新生产要素相联系的生产增长中受益的群体与不能从中受益的群体之间出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由此导致政治紧张和冲突。(27)特尔哈尔(P.Terhal)也指出，在经济增长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中，有两类群体可能在社会冲突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类是经济上得到改善但还不满足的群体，另一类是经济地位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少的群体。当这两类群体的期望同时受到挫折而感到强烈不满时，特别是，如果经济上的划界与民族或地理上的差别恰好对应时，就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大震荡。(28)
就分配不平等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来说，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严重的收入不均等会导致政治不稳定。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和佩罗提 (Roberto Perotti)在1996年对71个国家在1960- 1985期间的研究证明，收入不均等会导致社会不满，提高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又会造成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并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9)杜特(Pushan Dutt)和米特拉(Devashish Mitra)在 2004年的研究明确地显示，不平等与政治不稳定正相关，同时，政策和政体的不稳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面的影响。(30)克利—凯博莱拉 (Guadalupe Correa-Cabrera)在对拉丁美洲所做的研究中，也认为收入不均等在拉丁美洲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但他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进一步区分了社会不安(social unrest)和政治不稳定 (political instability)两个概念，认为收入不平等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不安作为中介的。具体来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满，特别表现为犯罪、罢工、示威和社会暴力活动。同时，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地位下降，也会使极“左”或极右的政治运动的吸引力不断提高。社会秩序的恶化与社会的日益两极化，会导致不时出现的对反对派的镇压，紧急措施和一致性的法律保证的削弱，不断腐蚀民主制度，从而出现政治不稳定。(31)
既然经济增长和分配格局都会对政治稳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权衡自然就会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然而，自然的未必就是应当的。政府是否应当将政治稳定作为权衡增长与分配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呢？本文认为，将政治稳定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不仅有利政府本身的持续存在，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并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分配的平衡。
从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说，大量的研究表明，国家内部的和平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政治不稳定，无论其表现为政治动乱、民族关系紧张，还是政权无法预测的变化，都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库兹涅茨在1966年的文章 (32)中强调，要使企业家个人确信他们的努力与所得之间具有稳定的联系，就需要最起码程度的政治稳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准备为未来的生产投资。阿勒西纳(A.Alesina)(33)、汉(J.De
Haan)和西尔曼(C.L.C.Siermann)(34)、福索(A.K.Fuso)(35)等人指出，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和侵犯公民权利，将会阻碍资本的长期积累，导致资本和人才流失。
在定量的比较研究方面，许多研究者的发现，在政治不稳定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关系，例如，秤克戈曼(P.J .McGowan)和约翰逊(T.H.Johnson)在1984年对南萨哈拉的39个非洲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政治不稳定指数与人均收入的增长负相关。(36)福索(A.K.Fosu)在1992年区分了南萨哈拉非洲中政治稳定性相对较高的国家和政治稳定性相对较低的国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国家，年经济增长率至少低一个百分点。(37)汉 (J.De Haan)和西尔曼(C.L.C.Siermann)在1993年的研究中也发现，在南萨哈拉非洲，以政府更替频率为指标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38)对亚洲国家来说，研究发现不稳定与增长通过投资变量而具有间接的负向关系。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格莱尔(R.M.Grier)在2002年的研究发现，政治不稳定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具有负向影响，并认为不稳定程度的提高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39)
钟·阿·皮恩(Richard Jong-A-Pind)在2006年对98个国家从1984年到2003年的跟踪研究中发现，政权的不稳定和民众抗议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显著相关，政权不稳定100%的增长会使人均实际增长率降低2%，民众抗议100%的增长会使人均实际增长率降低1%。(40)
启示：以政治稳定为
支点平衡增长与分配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它们不仅以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为前提，而且取决于政府制定的具体公共政策；
2)政府在制定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的公共政策时，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政治稳定；
3)经济增长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都会对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
4)政治稳定同样会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平等产生间接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方面建立以下模型：
图1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模型
这一模型可以用来理解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政治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政府在增长与分配关系方面的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我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方面的政策，从1978年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调整。在这两次调整的过程中，由增长与分配的不协调导致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都对政府政策的转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一模型还可以用来指导政府在增长与分配关系方面适时进行政策调整。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在西方国家，在增长与分配方面重大的政策调整，通常是通过政党轮替来实现的。而在中国这样的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的国家中，增长与分配关系方面的重大政策调整，要靠执政党主动、自觉和明智的抉择。而这种调整如果不能适时进行，就会对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上述模型在指导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调整至少有下列的意义：
首先，政府应当明确，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调整的。它可以通过政府适当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投资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予以改变。政府应当积极探索如何制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适当政策。
其次，在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某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最优公共政策组合。在不同的条件下，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在某一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可能会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使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在另一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却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某种抑制作用。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政策组合，需要领导者的审时度势。
再次，政府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可以将政治稳定因素作为调整政策组合的重要依据。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与聚集，视为需要调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信号。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可能涉及政治意向的严重分裂、社会秩序的恶化、群体性事件的大量出现、社会舆论负面评价的增加，等等。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公众的容忍度进行量化测定。
根据上述模型，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第一，政府的哪些政策会怎样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哪些方面；第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是以怎样的具体方式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的；第三，从政治不稳定到政府政策的转变，中间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克服哪些阻力；第四，如何改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使得政策的适当调整能够更及时并以更恰当的方式出现。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够为这些更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O.Galor and D.Tsiddon,"Technological Progress,Mobility,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Vol.87,no.3,pp.363-382.
②O.Galor and O.Moav,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o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Mimeo,2000.
③J. Mirrlees,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in Review of Ecanomic Studies,38 (1971),pp.175-225.
④Mark D.Partridge,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Comment,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1997,pp.1019-1032.
⑤Houri Li and Heng-fu Zou,"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ee",in Re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 (1998),pp.318-334.
⑥Kristin J. Forbes,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2000,pp.869-887.
⑦Saurav Dev Bhatta,"Ar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Harmful for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in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Vol.23,No.3-4,pp.335-359.
⑧(18)刘霖、秦宛顺：《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研究》，《福建论坛》2005年7期。
⑨R.Benabou,Inequality and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5658,1996.F.Bourguignon and T. Verdier,Oligarchy,Democracy,Inequality and Growth,Mimeo,DELTA,1998.
⑩A.Banerjee and A.F.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y,1993,Vol. 101,no.2,pp.274-298.P.Aghion and P.Bohon, "A Trickle-Down Theory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4 (1997),pp.151-162.
(11)Jih Y. Chang and Rati Ram,"Level of Development, Rate of Economic Growth,and Income Inequalit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July 2000,Vol.48,Issue 4,pp.787-799.Orazio Attanasio and Chiara Binelli,"Inequality,Growth and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fD/ EUDN conference,Paris,November 13-15,2003.
(12)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94,pp.6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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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ih Y. Chang and Rati Ram, "Level of Development,Rate of Economic Growth,and Income Inequalit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July 2000,Vol.48,Issue 4,pp.787-799.
(19)Klaus Deininger and Lyn Squire,"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Reexamining the Links",in Finance & Development,March 1997,pp.38-41.
(20)James K.Galbraith and Hyunsub Kuru,"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Global View Based on Measures of Pay", i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Vol.49,4/2003,pp.52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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