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设三题——对“一手软”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软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和把握，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思想根源。本文通过剖析三种较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力图廓清是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一、精神文明建设会自然好起来吗？
“自然论”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只要物质文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常援引先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佐证。管子的话包含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问题是“自然论”的认识仅到此为止，并把两个文明发展的一致性绝对化。真理夸大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然论”的偏颇在于：
第一，机械类比。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决定作用”是从哲学的视角谈何者为第一性，是本原性的意思。“自然论”把物质与物质文明、精神与精神文明混为一谈，从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类比推导，“顺理成章”地得出精神文明会自然好起来的结论。其实物质与物质文明、精神与精神文明是两组不同的概念。物质是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又能被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文明则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所创造社会财富的总和，标征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精神文明则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标志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自然论”不仅把两组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了，而且把物质与精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同关系也搞混了，把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前提，类比成物质对精神本原性的决定作用。其实两个文明的关系是互为条件和目的，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存在谁决定谁，谁派生谁的本原性问题。
第二，过分夸大生产力的作用。精神文明受物质文明制约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不是直接的必然关系，精神文明也不是物质文明的附属品或观念表现。一般说来，科学、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社会公德水平等较能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精神文明中的这部分内容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属于人类社会共同文明的范围，而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特殊本质是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并不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对思想体系的作用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介来实现，因而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发展水平决定思想体系的特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殊内涵就是建立在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自然论”只看到生产力对精神文明中文化知识、智慧状况的基础作用，不了解生产关系对精神文明核心内容发生作用的道理，因而极易得出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好的荒唐结论。虽然从总的历史进程看，精神文明伴随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但物质文明并不是对精神文明唯一起作用的因素，精神文明还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宗教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许多具体历史时期两个文明的发展往往呈不同步性。其表现形式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超前性，如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战争年代形成的长征精神、延安作风等至今鼓舞人心；二是滞后性，如落后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自然论”看不到这种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对立统一，把生产力对精神文明的作用夸大到绝对、唯一的程度，简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物质文明的伴生物，从而陷入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泥潭。
第三，否认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性。由于精神文明受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多种因素制约和作用，因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首先是长期性。精神文明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为宗旨，属于人的现代化系统工程，不像抓物质文明那样在短期内可立竿见影。要改变我国国民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的现状，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其次是内化性、抽象性。精神文明建设一般不易量化操作，难以用硬指标来规范和衡量，尤其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工作最具潜移默化性，而且易出现反复、逆转、跳跃，需要持久而耐心的教育和疏导工作。再次是传承性和渗透性。对浩繁的传统文化需科学梳理、去芜存菁；对伴随开放涌进国门的西方文化同样要辨别优劣、批判借鉴。我们是在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输入西方的价值观，其口号和策略阴险，且颇具迷惑性，我们需倍加认真对待。再次是动态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反映出来一些不系统、不稳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需要创造性地概括总结，上升为理性的东西，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修正和发展；对不科学、不正确的思想文化需及时批评和引导，特别是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进入多发期、高发期。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长期性，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积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仅仅从原则出发，靠简单的逻辑推演，那么对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内容、特点、规律及方法就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精神文明这一手就硬不起来。
“自然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自然论”的误导下不肯下大力气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主动调研“一手软”问题长期存在的症结，也不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尤其是不懂得精神文明建设超前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和发生的条件，对现实生活中的先进思想、优秀文化、英雄精神不去大力褒扬和扶持，甚至斥之为“极左”而否定；对沉滓泛起的旧思想、旧文化不是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抵制和消除其不良影响，而是听之任之，坐等上级指示和拨款，无所作为。事实证明：仓廪实未必知礼节，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未必会自动好起来。君不见，前些年一些人因贫穷而求神拜佛，而今他们中不少人靠党的富民政策已富起来了，可迷信更甚。况且物质文明可以为不同的精神生活服务，如书报、影视、光盘既可以传播精神文明，也可散播腐朽的文化垃圾。物质文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可以采取不同的社会形式，关键是物质文明为谁占有、为谁服务。所以物质文明的发展绝不会自然带来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
二、两个文明有先后之分吗？
“先后论”较典型的提法是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文明。它似乎也要抓精神文明，只不过眼下人财物不济，先把物质文明搞上去，等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再回过头来抓精神文明。这种主观设想其实是不肯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遁词。
“先后论”理论上的谬误在于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否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能动作用，孤立地对待物质文明，片面地抓经济工作，这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不符合历史辩证法。任何一种社会文明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整体文明系统，两个文明无法分离分存，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和目的。精神文明通过发挥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功能为物质文明服务，促进物质文明建设，这时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条件，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目的。反过来，物质文明发展了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推动精神文明发展，这时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条件，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目的。二者这种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始终同时贯穿文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二者不分大小主次，没有硬软、先后之别，既不单独起作用，也不轮流起作用，总是同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找不出文明单一发展的成功例子。尽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发展道路，可是先抓物质文明带来种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弊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慢经济增长而着手精神文明的补课。如韩国经济发展政策近40年就发生了较大变化：60年代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增长，70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80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90年代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我国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上不能再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自发性错误，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回过头来解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样做不仅损失巨大，代价惨重，而且解决起来难度大，后遗症多，得不偿失。
“先后论”主观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暂搁一旁，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物质文明建设一刻也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撑。首先，物质文明是“物化”了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所依据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等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国外一些大企业之所以能长期牢牢占领市场，个中奥秘之一是精神产品与实物产品同时抓：研究一代，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销售一代，新产品不断问世。其次，物质文明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生产力中物的要素要靠人去开发、运用、改进和提高，不断增大其知识和科技含量；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更重要，专业技能、文化素养、政治觉悟、情感意志、道德品质等都能影响现实的生产力，而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恰恰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保证。再次，精神文明能保障物质文明建设所需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能加深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增强利益调整的心理承受力，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思想障碍。
“先后论”在理论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用以指导实践则会延误、弱化和虚化精神文明建设。这种观点给人的感觉表面上也想抓精神文明，只不过在时间顺序上拖后一些，在空间位置上靠边点，但就是在这时间差和位置差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地位，难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少增、不增，甚至压缩；精神文明的工作机构常常面临一精简、二合并、三撤销的窘境；或是为应付上级的检查虚设一些架子，搞些表面文章。实践已经证明，撇开精神文明建设而孤立地抓物质文明，不仅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反因增加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而变得极不经济，最终限制经济的发展。
当前，贫困地区的主要工作无疑需大力发展经济，尽快解决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可是为什么一些地区年年扶贫，年年难以脱贫，少数已脱贫的庄户又返贫？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一是观念落后、精神不振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手伸惯了，以致有的人把政府贷给用于脱贫的优良种畜宰杀吃了，一些人甚至弄虚作假争当贫困户。所以，扶贫要先扶志，帮困须先帮心。二是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下，许多人集文盲、科盲、法盲于一身，连化肥、农药的使用说明书都看不懂；不了解市场，信息闭塞；他们可以自发集资建庙塑神，却不愿凑钱修缮学校危房，陷入贫愚交替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治贫要先治愚，通过帮教助学，尽快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改“输血”为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去穷根。这从反面再次说明两个文明建设绝不能分先后。
三、牺牲精神文明能换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吗？
“牺牲论”的主要提法是：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什么路子都可走，什么手段都可使，牺牲精神文明也未尝不可。其立论基础是把两个文明绝对对立起来，否定精神文明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荒谬性显而易见：
第一，理论上的一点论。表面看“牺牲论”似乎是抓重点，确保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其实是冒充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重点论是两点论基础上的重点论，两点论是内含重点的两点论，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统一。“牺牲论”是在否定两点论的前提下奢谈“重点”问题，实质上是兜售一点论的货色。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中心是相对于非中心而言的，牺牲了精神文明，仅留剩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也就无所谓重点与非重点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其次，拨乱反正的需要。20多年“左”倾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以阶级斗争为纲”已成习惯思维，只有下大力气持久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逐步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再次，国情使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本来就十分紧迫，“左”倾错误又使我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10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再不狠抓物质文明建设就会亡党亡国。还有，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加大了对我国“分化”“西化”和“遏制”的力度，再不迅速增强综合国力，中华民族难保球籍。即便如此，中央从未说过可以放松或不抓精神文明建设，也从未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事实正相反，改革开放至今，中央一直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和持续。“牺牲论”断章取义，把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绝对化、唯一化，来为自己“单打一”的错误做法辩解，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就会冲击或削弱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没有理由认为加快经济建设，就可以放松或放弃精神文明建设。“牺牲论”是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目的是废除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首先，从发展内容看，现代社会都是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因素的综合体，我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牺牲论”则把发展内容约简为经济繁荣，把综合国力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力，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仅靠物质力支撑而无坚实的精神文化力保障，民族大厦迟早要倾斜或坍塌。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发展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世纪40～50年代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到60年代他们发现“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弊端严重减缓经济发展势头，于是开始关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问题；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社会整体的综合发展观，提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1995年3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纪发展首脑会议上更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可见“牺牲论”的发展观仅相当于西方战后初期的低水平。
其次，从发展道路看，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部对外侵夺、对内压榨的血腥发家史，他们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权益和文明危机为代价换取经济繁荣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当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较成熟之处，恰恰在于建立了一整套制约和引导经济主体思想和行为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这说明市场经济只排斥与它的经济原则相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不排斥与它的经济原则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当然，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根本改变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反文明实质。社会主义是多数人的福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我们不仅不能对外侵夺，而且我国已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享有的全球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我们只能从国情和全球生存空间的现实出发，根据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统一，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牺牲论”却把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严重违反人权、反道德、反文明的经济行为作为发展模式仿效：只要能发家，管它是否违法乱纪，损害国家；只要能获利，管它是否违反经济伦理，危及左邻右舍生机；只要能敛财，管它是否悖逆生态道德，殃及子孙后代利益。在“牺牲论”毒化下，一些地方的造假售劣、坑蒙拐骗、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污染环境、偷采资源等不法行径多年来屡禁不止，局部地区还呈蔓延趋势，有的人甚至从事黄赌毒及黑社会勾当。“牺牲论”作崇的恶果警示我们：放松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有偏离正确方向的可能；放弃精神文明建设，改革成果就有丧失的危险。经济繁荣的“一俊”不能遮违法乱纪之“百丑”，发展物质文明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
再次，从发展目标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发展的主体——“人”为发展中心，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争取人的彻底解放。哲学意义上的解放不只局限于政治层面的翻身作主人，还蕴含从被自然界支配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需的充裕的物质基础；从陈腐的制度、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出利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制度和思想文化体制等内容。“牺牲论”则以发展的客体——“物”为中心，崇尚物欲，以对财富的疯狂追求和今生的物质享受为宗旨，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见物不见人，这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片面性。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思想文化制度。物质贫乏固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牺牲论”显然对此不甚了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的振兴不能以文化的断裂为代价，物质的追求不可用精神的失落来换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是双重的，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如果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放弃精神文明建设，市场经济通行的逐利性、竞争性、交易性等原则极易变异并向非经济领域侵蚀而导致腐败，引发市场主体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非道德、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破坏正常的人际竞争与合作关系，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热忱，削弱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还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如何克服市场经济原则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认真解决的历史性紧迫课题，“牺牲论”对此也不甚了了。
“牺牲论”不仅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格格不入，也有悖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生产社会产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物质享受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但不是唯一要求，还要有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牺牲精神文明就无法提供人民群众所需的精神文化产品和人文生态环境。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在于人有思想，有精神追求，能创造和享受健康的文化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科学理性使人摆脱蒙昧和野蛮，荡涤兽性；道德、理想、信仰等价值理性使人生富有意义，有尊严，有可寄寓的精神家园，能提纯人性，完善人生。“牺牲论”不仅损害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毁坏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
上述三种对精神文明建设偏颇的认识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在实质上都是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内在的、客观的辩证关系，主观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割裂开来，偏废一方，否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指导思想不符合两个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必定对精神文明建设不抓不管、不支持、不协调，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问题多年来未能很好解决的症结所在。
标签：精神文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物质文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