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朝鲜族音乐创作特点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族论文,刍议论文,十余论文,音乐创作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余年来，随着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朝鲜族音乐创作也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迎来了朝鲜族音乐史上的黄金时期。朝鲜族作曲家们思路开阔，创作观念更新，技法运用等方面有了突破，音乐风格向多元化发展等，成为这时期音乐创作的特点。
一、歌曲创作
歌曲创作队伍已经扩大到学校、文化馆、厂矿企业等，形成了群众性的创作局面。据纪念国庆40周年出版的《中国朝鲜族歌曲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延边分会编，民族出版社，1989）统计，在“曲选”收入1977——1987年创作的277首歌曲中，非专业作曲家的作品有146首；1978年至90年代初，东北三省朝鲜语出版社出版了23人次作曲专辑，其中14人次为非专业作曲家的专辑。少儿歌曲的创作更为普及，“1979年至1990年发表了少儿歌曲达千余首”[①]“东北三省有二百余人的专业与业余少儿歌曲作曲家”[②]
从80年代起，通俗歌曲逐渐成为歌曲创作的主要领域，民歌风的和抒情性群众歌曲与通俗歌曲相互交融、渗透的趋势更为明显。歌曲的题材内容比过去宽广了，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反映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辛勤劳动的精神面貌，赞颂改革、开放后家乡的新气象，歌唱山川草木、花卉鱼鸟以及反映爱情等。如董希哲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许东哲词），崔昌奎的《向四化进军》（金昌晰词），方夏灿的《献给人民的科学家》（石祥词），许元植的《文明建设之歌》（金京莲词），安国敏的《百花盛开的延吉》（金泰甲词），崔渊淑的《千里图们江》（金应俊词）等。
抒情歌曲空前发展，艺术风格多样，多为具有民歌风格的，如安继麟的《长白山新阿里郎》（崔贤词），金声民的《纱帽打令》（金昌晰词），崔三明的《为啥还问我》（金泰甲词）等；有30年代流行歌风格的，如崔三明的《山间小径》（黄相博词），方龙哲的《妈妈.祝您长寿》（许东哲词），许元植的《垂柳》（金成辉词）等；与汉族歌曲风格揉合的，如金凤浩的《美丽的心灵》（陈雪帆词）、《金梭与银梭》（李幼容词）等。
这时期的歌曲具有“柔性”审美特征，曲调优美、明快，富有歌唱性。这是作曲家们和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之苦，迫切需要抒情、轻松愉快的音乐文化心态的反映。相比之下，坚强有力的群众歌曲和热情洋溢的颂歌等体裁歌曲的创作还没有打开新的局面，多乐章的艺术性合唱曲，数量上不如50年代，这与这种艺术形式的演出、传播方面存在的困难有一定关系，尤其是80年代中期后创作得更少。
歌曲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丰富和发展了歌曲的表演形式。如伽倻琴弹唱，是1953年起由延边歌舞团搬上艺术舞台的，由女演员坐一排表演，但崔三明的《长白山啊，延边的骄傲》（金昌晰词），把伽倻琴弹唱与大合唱、舞蹈及乐队伴奏融为一体，发展了伽倻琴弹唱的表演形式；鼓并唱产生于60年代初，是男演员每人身背圆鼓边击边唱，表演形式单纯，而许元植的《老俩口看摔跤》（许永淳、韩东吾词）、《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崔禹哲词），则将鼓并唱与老俩口对唱结合在一起，加上乐队伴奏，把歌、舞、戏合为一体，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现实生活，使舞台充满了乡土气息，丰富和提高了鼓并唱的艺术性。
随着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实行，我国加强对外音乐文化的交流。自80年代起，以崔健为首的年轻歌手和作曲家热心致力于摇滚乐和通俗歌曲创作，且发展迅猛，如崔健词曲的《一无所有》，金德允的《杏树》（郑文俊词），高昌模的《爱情是永恒的》（石华词），李得松的《哈尔滨小姐的六点钟》（韩昌善词）等。这些歌曲深受广大青年喜爱，丰富了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了群众的音乐艺术鉴赏力，是很有意义的。但创作和演唱中存在的模仿、雷同化及某些不良倾向，影响了这类歌曲艺术性的提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器乐曲创作
从80年代起，音乐创作逐步走向歌曲与器乐曲并重的局面。各种体裁形式的民族器乐和室内乐、管弦乐、交响乐等作品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规模、表现的深度以及艺术风格和技巧运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民族器乐创作的新发展
自1959年作曲家郑镇玉根据传统的伽倻琴“散调”创作了民乐合奏曲《回忆和喜悦》，并由40余人组成的（在朝鲜族音乐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把民族乐器的创作和演奏推向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民族器乐创作没有被众多的专业作曲家重视，直到1980年以后，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题材、形式多样的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如安国敏的伽笭琴组曲《沈清》，权吉浩的民乐五重奏《宗》，金宇的大笭与古筝曲《情思》，李昌云、金仁锡的长鼓与管弦乐《乡村乐》等。这些作品发展了民族乐器的表现性能和追求新的音响效果（如民族乐器与管弦乐、汉族乐器的结合及奏多调性、十二音技法的曲调与现代和弦等），为提高民族乐器的艺术表现力作了有益的实验与探索。
2.室内乐、管弦乐、交响乐创作的繁荣
对外来乐器的各种体裁形式的作品创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生了表现深刻的生活感受和创作技法上有新意的作品。如权吉浩的钢琴曲《长短的组合》、《宴乐》，金在清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引子与农乐》，张千一的《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乐曲》、《A调弦乐四重奏》，尹明五的《长笛与钢琴组曲》，安承弼的六重奏《冥悟》等30余首（部）室内乐作品；崔义光的《开拓者之歌》，方夏灿的双簧管与乐队组曲《故乡行》、《安适》，安国敏的《拉基儿里》，金正平的《塞外秋色》、《乡思》等30部管弦乐曲；许元植的声乐协奏曲《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词），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大提琴协奏曲》，方夏灿的交响诗《飞雪》，朴瑞星的小提琴协奏曲《长白魂》，权吉浩的交响狂想曲《山魂》，金正平的交响诗《长白之春》、《第一交响曲》等20余部交响乐作品。
上述作品，在表现思想内涵方面，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器乐曲创作中，往往依赖标题或某种贴标签式的“引用”，而摆正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有意识地努力依照音乐思维的特有规律进行艺术创作。作品昭示出重视各种情感的表现、追求意境、心物契合，刚柔相济等审美特征，这些是音乐创作的大进步。
三、歌剧、舞剧及影视音乐创作
1977年以来，出现了《蔷花红莲传》（任泳浩曲）、《兴甫传》（李河秀曲）、《阿里郎》（崔三明、安国敏、崔昌奎、许元植曲）和《春香传》（朴瑞星·金正曲》、《人参女》（张千一、权泰成曲）、《那年五月》（尹明玉曲）等16部歌剧、舞剧。其中最成功的是《阿里郎》和《春香传》。
《阿里郎》全剧为五幕七场，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在《阿里郎》观后的一文中写道：“《阿里郎》的巨大成功，标志着我国歌剧艺术家在严肃大歌剧的创作和表演的探索中，取得了令人感奋的新进展”，“作曲家完全离开了我国歌剧音乐创作中习见的歌曲剧模式和分曲体结构，而是采用交响性立体性音乐思维和戏剧性结构框架”[③]。
随着电影、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影视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电影音乐有金正平的《四个小伙伴》、《小刺猬奏鸣曲》、《生财有道》，崔三明的《初春》，张千一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多梦时节》，方夏灿的《黑脸女婿》，金友中的《乡音》、《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等；电视音乐有金正平的《丝绸之路》、《长白山四季》，崔三明的《蒲公英》、《阿里郎》，方夏灿的《非重点》、《班禅东行》（与人合作）等。
四、音乐创作的新特点
近十余年来的朝鲜族音乐创作，除上述的题材的内容丰富，体裁形式多样等外，有如下新的特点：
1.拓展了对民族风格的概念，多数作品改变了过去采用完整的民歌等民间音乐作为作品的主题作法，而更注重汲取具有民族特性的音调、旋法、节奏等作为素材加以变化展开；也改变了以往以曲调作为作品的主要模式，而注重挖掘更深层的民族性格的内涵，或在音韵、神韵等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深刻地表现作品的内容。
2.技法运用的多样化和突破，形成个性突出的局面。金正平、崔三明、安国敏、许元植、崔昌奎等人，多在欧洲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运用民族的特色调式、复杂化的三度叠置和弦、频繁的调性转换以及加强配器的色彩性、交响性等手法，使作品既富民族性而又崭出新意；权吉浩、张千一、方夏灿、朴瑞星、安承弼、尹明五等人，将特性音调（或音程）作素材、多调性、音级集合、和弦的五声纵合化、十二音等20世纪现代技法的自由运用，建立在民间音乐土壤上，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可听性，富有时代气息。如权吉浩的《长短的组合》，题材取自朝鲜族民间音乐“长短”，因此作者在第一乐章用音级化的音块为“核心和弦”和大七度音程平行进行，分别模仿小金、鼓等打击乐奏“噔得孔”等长短的音响；第二乐章用音级集合手法模仿伽倻琴音色，乐曲富有民间音乐“晋阳照”风格特点；第三乐章大九度平行进行（具有多调性特点）的“击鼓声”是以“恩莫里”长短为基础加以变化发展的。
权吉浩的民乐五重奏《宗》，是为了古老的民间乐器表现现代音乐语言，用旋律音的重复、装饰化、序列的任意音列化等自由十二音技法，继承和发展了民间器乐的艺术表现力。
3.音乐风格向多元化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朝鲜族音乐艺术风格中占主导的是在传统的民间音乐基础上发展的；此外，有与汉族音乐风格融合而成的；还有汲取其他民族音乐风格的。这是由于一些作曲家要表现的社会生活决定的不仅仅限于本民族，而是更加宽泛，涉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决定的。如金正平的交响组曲《丝绸之路》的各乐章的内容表现不同地域的民族风情而融合了不同民族的音乐特点与风格：第一乐章《沙漠驼队》曲调汲取了阿拉伯风格；第二乐章《黑城的传说》音乐则取蒙古族音调；第三乐章《古国废墟》是中亚细亚苏巴斯王朝，故用第一乐章主题加以发展；第四乐章《节日巴扎》是表现新疆地区的集市而采用了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曲调。
张千一的《北方森林》的主部、副部主题均在鄂伦春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而成，并用多种手法来描绘一幅北方森林的风景画。
金正平、张千一的其他作品和方夏灿、金友中、金在清等人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汲取其他民族音乐语言与各种技法，无疑会对本民族音乐产生影响，发生新的融合而扩展和丰富本民族音乐语言及艺术风格，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繁荣的音乐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朝鲜族音乐的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之走向世界乐坛。从1976年起，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举办的多种文艺会演和比赛以及选派一批年轻音乐家参加的各种国际音乐比赛中，朝鲜族音乐家们发挥了自己的才华，获得了很多奖励，赢得了国内外较高的声誉，已为国内外音乐界瞩目。据不完全统计，在国际和全国性各种声乐、器乐比赛中获奖的有40余人次；朝鲜族幼儿、少年在全国各种演唱（奏）比赛中有31个单位和个人获得前三名；朝鲜族音乐作品在国际和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奖的有17部室内乐、管弦乐、交响乐作品；两部歌剧和舞剧音乐获1991年文化部“文华奖”的音乐奖；获省部级奖的数拾首（部）。并众多的朝鲜族音乐家参加了国际性音乐节、艺术节或访问演出，还赴朝鲜、前苏联、韩国、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音乐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进行讲学等。
我们在珍惜已经取得的令人高兴的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音乐创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传统；怎样提高通俗音乐的艺术水平；如何进一步繁荣歌剧、舞剧、合唱、合奏创作和解决演出、出版困难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批高层次的青年作曲家，解决即将面临的音乐创作队伍断层问题；怎样深入开展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评论工作，进一步推动音乐创作；怎样解决音乐创作活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产生的新的矛盾和朝鲜族各聚居区音乐创作水平不平衡的问题等等，应当认真研究解决，朝鲜族音乐才能适应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走向新的高度全面发展。
注释：
①金德均：《中国朝鲜族儿童音乐概观》延边人民出版社，1955年。
②中国朝鲜民族艺术史大计编写组编《中国朝鲜民族艺术教育史》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2。
③居其宏：《一次高水平的歌剧审美》——歌剧《阿里郎》观后，《中国青年报》199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