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微观模拟_税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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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1]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调整居民收入差距,但经济政策的设计和评价需要宏观经济模型的支持。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均采用典型个体分析模式或总量分析模式,无法分析经济政策对不同微观个体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效果。[2]

1957年美国Orcutt教授提出的微观模拟方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3]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政府统计部门微观数据资源的日益丰富,许多西方学者研制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微观模拟模型,用于研究税收制度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等对居民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和财政收支的影响,许多微观模拟模型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必要工具。在1993年、1997年和1998年,学术界举行了三次微观模拟与政策分析国际学术会议,这表明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公共政策的作用效果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评价一直是微观模拟的最主要研究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模型所使用的静态微观模拟方法比较成熟且政策分析的区间较短,使得模型模拟的结果比较准确。近年来,模型研制和应用呈现出一些新趋势:1)微观模拟与经济计量或投入产出相结合,如Eason将微观模拟方法与经济计量方法结合,在投入产出框架下,分析了英国税收政策在过去15年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4]。2)税收系统多个侧面应用,如Palme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了瑞士1991年税收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5];Gupta和Kapur基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数据,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了加拿大销售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6];Mercader-Prats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了西班牙税收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7];Delipalla和Papapanagos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了希腊税收扣除的收入分配优越性[8];Descoster和Camp应用微观模拟方法研究了1988年比利时税收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9]。3)跨国制度比较应用,如Bourguignon等应用微观模拟模型(Eur3)比较分析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为欧盟一体化模型(Euromod)的研制提供了实验基础[10]。4)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综合分析,如Redmond等研制了比较完整的英国税收——收益系统的微观模拟模型——POLYMOD,分析了收入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联效应和综合效应[11];美国城市研究所研制的收入转移模型(TRIM系列)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分析收入再分配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12]。

微观模拟模型的研制和应用在我国起步较晚。1999年高嘉陵研制了一个动态微观模拟模型,以烟台市为例,分析了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13]2005年张世伟等研制了一个动态微观模拟模型,以长春市为例,分析了近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退休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14][15]然而,作为微观模拟模型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税收制度评价,我国学者却未涉足。基于此,本文提供了一个个人所得税制度微观模拟模型,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对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等进行模拟和分析。我们将首先论述个人所得税制度微观模拟模型,然后对2005年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模拟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二、个人所得税制度微观模拟模型

微观模拟是指以个人、家庭或企业等微观个体作为描述和处理的对象,应用计算机模拟现实经济系统的过程。在微观模拟模型中,宏观经济由大量微观个体组成,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和经济政策的变动会对微观个体的状态产生深刻影响,微观个体状态的变动自然累积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动。由于人们掌握的微观数据与待分析的经济环境存在一定时滞,通常需要应用“时化(aging)”技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能反映目标期经济现实的数据。时化技术分为静态时化和动态时化(对应于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静态时化是把基础期数据一步时化到目标期,通常采用重新加权和属性调整的方法。动态时化是根据微观个体的生命事件和政策实施事件,逐步通过状态转换将基础期数据时化到目标期。静态模型适合于分析经济政策的即期效应,如税收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而动态模型适合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如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

为了分析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我们研制了一个静态微观模拟模型。模型由四个模块组成:1)收入修正模块;2)收入时化模块;3)税收制度实施模块;4)税收制度效果估算模块。通过这些模块的依次执行,我们可以评价税收制度的作用效果。

收入修正是指模型通过对基础期收入数据进行调整以使其满足政策模拟需要和宏观经济统计特征的过程。首先,由于税收制度评价需要微观个体的工薪收入数据,而统计调查得到的是微观个体的可支配收入数据,需要将微观个体的可支配收入转换为工薪收入;其次,由于在统计调查过程中微观个体存在低报工薪收入的现象,需要通过和宏观数据的对比提升微观个体的工薪收入数据;最后,由于在统计调查过程中,微观个体通常未提供非工薪收入,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数据补充其收入数据。为此,模型首先依据微观个体参加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情况,根据社会保险条例,将微观个体的可支配收入数据还原为工薪收入数据;然后依据微观个体的所在行业进行分组并计算各组平均工薪收入,对比同期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薪金等总量数据计算不同行业的修正权重,依据修正权重重新计算微观个体的工薪收入①;最后依据区域经济的社会保障金水平和覆盖面,依据微观个体的人口特征,应用Monte Carlo方法估算微观个体的社会保障收入。

收入时化是指模型应用等级提升(uprating)方法将基础期收入数据更新为目标期收入数据的过程。针对不同行业,我们依据相应行业平均工资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建立自回归模型估算行业工资增长率:

其中,表示t期行业k工资增长率。模型假设区域经济内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在短期保持不变,依据不同行业工资增长率,将相应行业内微观个体的工资收入数据进行等级提升以使其成为目标期工资收入数据。

税收制度实施是指模型依据具体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条例征收微观个体的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实施使得收入超过个税起征点微观个体收入的减少和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

税收制度效果估算是指模型依据某种标准度量税收制度的作用效果,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财政效应,估算国家税收收入的变化;2)收入不平等性,计算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卡克瓦尼指数等不平等性度量指标;3)税负公平性,计算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比例。由于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均是基于微观数据而非基于分组数据,在计算精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现实经济中,居民户通常作为消费支出的基本单位,也是个体效用度量和社会福利计算的基本出发点。依据福利经济学理论,所得税结构应和家庭能力水平相适应。[17]本文将居民户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应用居民户人均收入(人均等价规模)或居民户收入(空等价规模)作为居民户收入状况的度量单位②。

我们在微机上应用Visual Foxpro语言编程实现了该模型,整个模拟均基于数据库操作。数据库包括微观数据库和宏观数据库,微观数据库存储某个地区的截面微观数据,包括居民户数据库和个人数据库,居民户数据库中的每个记录代表一个家庭的人口结构信息和家庭收入信息,个人数据库中每个记录代表一个微观个体的状态,包括就业状况、所属行业种类、参加社会保障状况和个人收入状况等特征。宏观数据库存储相应地区的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包括各个行业的工资增长率、区域经济税收水平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与覆盖面。模拟模型的运行会改变微观个体和居民户的收入状况,相应地自然累积成区域经济税收水平的变动状况。

三、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模拟实验

个人所得税制度是调整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它必须随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工资和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将从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 600元,期望能够达到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税负公平的效果。然而,社会各界对这次税收制度改革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争议,其主要原因是缺少科学的政策评价工具。

我们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建立了一个长春市个人所得税制度微观模拟模型,以长春市为例,比较分析新旧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微观数据来自于吉林省统计局2004年底人口抽样统计调查数据(长春市区样本量4401个),宏观数据来自于近十年吉林省统计年鉴。模拟模型通过收入修正过程和收入时化过程将2004年工薪收入微观数据更新为2006年工薪收入微观数据,通过新旧税收制度实施过程模拟生成微观个体的可支配收入数据,通过税收制度效果估算过程计算出一系列政策评价指标。

对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是一个国家制定再分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表1的第一列给出了2006年长春市居民户税前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测度指标,通过观察各项指标我们可以得出基尼系数为0.313 8,表明长春市处于收入差距较大的阶段,有必要通过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整,但调整力度不必过于激进③。根据卡克瓦尼系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比较敏感的特性,卡克瓦尼系数数值较小意味着收入分配在中低收入水平以下的分布是较为平等的;根据基尼系数对于众数附近最为敏感的特性,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是相对集中的若干中等收入群体在分布中占有的权重不足。这些不平等性指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提示,如果所得税改革的目的是“确保低收入群体免除纳税义务”的道德底线,那么没有必要将起征点提升过高;而如果所得税改革的目的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那么众数之上的起征点将有利于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权重,如果同时满足对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中性条件,社会福利将明显加大,当然这是以政府更多的税收损失为代价的。

表1 2006年长春市居民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测度

税前收入 旧税制税后收入 新税制税后收入

基尼系数 0.3138 0.3036 0.3086

卡克瓦尼测度 0.0891 0.0838 0.0863

泰尔指数Tb0.1644 0.1527 0.1576

泰尔指数Tt0.1731 0.1626 0.1677

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还需要参照征税对象的收入分布等方面的信息。表2的第一列给出了2006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测度指标,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收入层面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小于居民户层面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偏高的一个原因在于劳动收入者家庭负担偏高和失业率偏低,说明在目前经济状况下对于劳动收入的税收制度作用效果要明显弱于社会保障制度作用效果。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虽然降低了个税的累进程度从而减弱了个税的调节力度,但它获得了公众认可的某种“道德公平”,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效果将主要依赖于未来对整体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系列相应改革。

表2 2006年长春市劳动收入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测度

税前收入 旧税制税后收入 新税制税后收入

基尼系数 0.2833 0.2691 0.2759

卡克瓦尼测度 0.0725 0.0657 0.0687

泰尔指数Tb0.1370 0.1221 0.1275

泰尔指数Tt0.1299 0.1174 0.1232

图1给出了2006年月工薪收入500—2 000元的概率密度曲线,可以发现旧税制的起征点位于第一个收入分布的高峰(众数)附近,大部分工薪收入者将成为纳税对象。新税制的起征点处于一个低密度区,左边仅有的两个密度高峰都将由改革前的纳税对象变为免税个体,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右边的一个主要高峰由于接近1 600元而平均税率降幅明显,也是改革的较大受益者,而受改革影响较小的超高收入群体在收入分布中的比重极小,导致个税改革的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较大。依据经济政策理论,政策结构应该尽量减少临界政策对象的密度,因而将起征点设定为1 200—1 600元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1 600元的起征点会逐渐失去这一优势④。通过对图1的积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800元大约覆盖了17.12%的工薪阶层(即82.88%的工薪阶层在此次税改中受益),而1 600元的覆盖率为78.79%,61.67%的工薪收入者将由课税对象变为免税个体。2006年工薪收入者中课税对象的覆盖率仅为21.21%,比先前的82.88%降低74.41%。

新税制和旧税制的对比分析是研究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主要途径。表1和表2所反映的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以表1为例,我们发现税制改革使得基尼系数、卡克瓦尼指数和泰尔指数均呈微弱上升趋势,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不平等指标的微弱变化来断言税制改革的作用效果,税制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达到“保低扩中”的政策目标⑤。税制改革没有降低收入不平等性指标的原因包括:1)在其他假设不变条件下累进度越大的所得税制度其再分配能力越强,起征点的提升破坏了税收的累进度;2)税制改革在免除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纳税额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高收入群体纳税额的情况下,我们将无法保证相对收入差距变小,相对收入差距水平不仅取决于税制结构而且取决于社会人口收入结构;3)1 600元的起征点覆盖了78.79%的工薪阶层,长春市月人均劳动收入为1 253.58元,1 600元以下不仅仅是低收入者,还包括了大量的中等收入者,税制改革将使大量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有所提升。

为了分析税制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作用效果,我们将居民户收入分配按人均等价规模由低到高划分为十等分组(参见表3)。表3第一行列示了不同收入阶层中居民户税后平均收入,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收入阶层均从税制改革中获益,且居民户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其在改革中获益不断升高。从表3第二行指标(税后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税制下收入分配底部7个组居民户税后收入份额均在不同程度上较旧税制下税后收入份额有所减少,而顶部3个组居民户的税后收入份额却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上述不平等指标有所上升。

税制设计的一个原则是低收入居民户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当我们将纳税单位(个人)转换为收入分配单位(居民户)时,税制改革尚不能完全覆盖10%的低收入家庭(参见表3第三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中等工薪收入者的家庭人口规模偏大(抚养或赡养人口数目偏大)导致人均收入较低,税收制度的作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如果能够将纳税单位和收入分配单位保持一致,则税收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果将会更好⑥。

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税负公平。表3第四行给出了新旧税制下不同收入组的税负份额,我们可以发现,最低三个收入组税负份额基本不变,最高收入组税负份额大幅度增加,而其他收入组税负份额均呈现下降趋势,最高两个收入组税负份额由65.66%上升至75.36%,表明税负比例正趋向于国际税负公平性标准的“二八原则”⑦,税负公平性得到明显提高。

表3的最后两行给出了不同收入组税改收益情况,税制改革为所有收入阶层带来收益,我们可以发现,第八组和第九组税改相对收益较大,前三组和第十组税改相对收益较小。收益——收入比结果表明,第九组和第十组税改有效收益最大,而最低收入组基本没有获益。第六组到第九组包括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居民户,他们是这次税改的最大受益者。

税制改革必将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表4给出2006年依据长春市样本数据的税收收入变动情况。实施新税制导致税收收入每月减少58 816.46元,净损失比58.1%,税收损失较大;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1.86%,税负收入比下降57.1%,居民税收负担降低较为明显。如果按照总量权重将样本模拟值加权更新到宏观统计层面,那么我们估算长春市区2006年全年个人所得税税款损失超过3亿元,全省预计损失超过5.2亿。

表4 2006年新税制和旧税制的税收收入变动情况单位:元/月

税前收入总额

税后收入总额

税收总额税负收入比

旧税制3269139.083166132.89 103006.19 0.02938744

新税制3269139.083224949.35

44189.73 0.01260723

税改的税收净损失 58816.46净损失比0.5810

为了分析税收收入的变动趋势,我们估算了2004年和2005年实施新税制和旧税制条件下税收收入的变动情况(参见表5)。对比表4和表5可以发现,2004年至2006年税前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16%和8.57%。如果2004年开始实施新税制,税收损失虽然由每月39 127.75元增长到58 816.46元,但增长幅度分别为23.48%和21.74%,税制改革的一阶效应容易理解: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将导致其纳税额的增加,政府在改革中的净损失将逐年减小。税制改革的二阶效应为收入增长率变化幅度与财政损失变化幅度的关系,我们计算得出当收入增长率以5.24%的幅度增加时,税收损失率却以7.41%的幅度减小,即收入为单调递增的凹函数,而税收损失为单调递减的凸函数,损失曲率大于收入曲率。如果长春市保持目前经济结构和收入增长率不变,那么在税制改革后的第一年,税收损失虽然增加但其增幅却是更大规模减小的,表5中净损失比的变化情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表5 2004年和2005年新税制和旧税制的税收收入变动情况单位:元/月

税前收入总额 旧税制税收总额 新税制税收总额 税收净损失

净损失比

2004年2783922.7466883.80 27756.0639127.750.5850

2005年3011105.2682767.47 34454.2148313.260.5837

四、结 论

税收制度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但我国学术界对税收制度作用效果的评价绝大多数是定性的,其主要原因是微观数据和分析工具的匮乏。本文应用微观模拟方法,依据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对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1)税制改革导致社会绝大多数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有所提升,但社会总体收入差距水平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税制改革使得高收入阶层纳税比率大幅度提高,明显地促进了税负的公平性;3)绝大多数收入阶层是税制改革的受益者,其中中等收入居民户受益最大;4)在居民普遍在税制改革中获益的同时,区域经济税收收入明显降低。因此,我们认为税制改革达到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和促进税负公平的政策目标。

注释:

①收入低报现象普遍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收入低报通常在10%—20%。参见文献[16]。

②国际上对于收入分配的度量单位还包括一些等价规模方案,如OECD规模和McClements规模等,它们在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居民户规模经济,但这些等价规模的计算方法需要大量与经济主体效用衡量和规模经济度量相关的微观个体信息。

③我们应用微观数据计算出2004年和2005年长春市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006和0.3048,表明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④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月工薪收入的高峰区在2008年将位于1 600元附近。

⑤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其政策目标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公平”,即低(和中低)收入群体免于征收个人所得税。

⑥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实行按家庭某种等价收入征税或夫妻联合征税等,这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

⑦即20%的高收入阶层负担80%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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