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学的跨学科性
冯用军1,2
(1.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2.唐山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唐山 063015)
摘 要： 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和科举事件现象与科举制度运行规律等的科学，既是一门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问，也是一门系统性的跨学科学问。科举学的学科史、学科性质和学科术语等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跨学科性是科举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学科性质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在解析跨学科性的历史研究及其概念外化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科举学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平台、研究理念和研究价值等的跨学科性及其重要表征，以及由此取得的学科建设成就和突破。
关键词： 科举；科举学；学科建设；跨学科性；跨学科研究
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和科举事件现象与科举制度运行规律等的科学，既是一门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问，也是一门系统性的跨学科学问。科举学古已有之，但现代科举学则诞生于1992年[1]。科举学的学科历史、学科观、学科性质、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学科本身的跨学科性。现代科举学创始人刘海峰教授认为：“以往的科举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和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界都有不少学者研究科举，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有利于科举研究的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许多学科，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达到对科举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2]换句话说，因为“‘科举学’具有独特性、广博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且具有跨学科的特点”[3]，所以跨学科性是科举学的重要特征，也是科举学作为理论性应用型学科的学科性质的重要体现。当然，科举学的跨学科性是建立在科举学的现实性基础之上的，“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4]5循着这种认识，也只有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兴交叉综合，才能达到对科举人物事件及其活动要素运行机制等的全面认识与总体把握，才能建构起一门理论体系完备、学科建制合法且具有跨学科性特点的新科举学。
10月，获泽大地金秋硕果，山西阳城县获泽河生态补水工程正式通水，该工程是全县首次实施的水资源调度河道补水工程。
一、跨学科性的历史学内涵分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点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特性——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从一般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科学研究的所有对象都具有立体性、跨学科性特征。因此，针对具有跨学科性特征的研究对象如何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法国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教授J.P.雷斯韦伯于1981年出版了《跨学科方法》一书，以指导人们如何更立体地看待研究问题[5]。J.P.雷斯韦伯认为，世间一切人事都是相互关系并具有跨学科性特征，提出跨学科性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不同学科间、领域间、现象间的差异，唯有跨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范式、逻辑范式和语言符号系统似乎能提供一种适用于分析事物跨学科性的规范，因为这一种方法论既不是自然科学的，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它跨越了具体的学科领域。1990年美国跨学科学专家克莱茵(J.T.Klein)在其专著《跨学科性——历史、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跨学科性的内涵、外延及其历史表现、实践应用等问题[6]。此外，1991年第二次全球跨学科会议发表了《巴黎宣言》，在展望跨学科研究的未来时，指出本世纪悖论性的概念革命之一，表现为打破了简单的线性决定论、二值逻辑论和中西方文化对立论的科学思维传统概念。这些传统思维概念仍然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思维中占统治地位。“新概念革命产生了一种新逻辑，即跨学科性。跨学科性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能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7]《巴黎宣言》不仅指明了跨学科性这一新概念产生的核心使命，而且指出了现代科学分化和专业化的长远危害。
二十五岁那年，某天早晨醒来，戴菲儿突然发现她的脚跟上多出一道小小的淡紫色伤疤。伤疤非常隐蔽，戴菲儿却能感觉到刀锋的锋利与寒冷。将伤疤擎给秦川看，秦川说，也许它以前就在。可是戴菲儿知道，那里不可能有伤疤。她喜欢给趾甲抹上紫黑色的指甲油，她知道她的脚跟光滑得如同大理石。夜里她与秦川缠绵，她发现一向充满激情的秦川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尽管心存狐疑，戴菲儿还是很快将这件事情忘记。直到三年以后，当她往趾甲上涂抹指甲油，她发现脚跟上，又多出一道伤疤。
所谓跨学科性，就是沟通两个不同层次，对两个层次的术语、概念和学科结构等进行协同的组织特性。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但加速了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和知识领域的专业化，而且加速了科学与文化的分离，导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利害关系凌驾于道义关系之上，冲突随处可见，威胁无时不有，和平遥遥无期。提出取最大公约数的跨学科性，在承认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和知识的专业化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立面，扩大统一战线)，力求通过重建文化的统一场和重现人类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种二元价值观。严格地讲，在科学大分化、学术职业化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跨学科性的大家的，只有受跨学科性激励的研究者，他们努力通过实践性复合学习、跨学科性团队组合、文史政教数理化生小组等多种形式来丰富自身的跨学科性，并以他们的言行将跨学科性通过多样性和差异性表现出来，从而为将来产生跨学科性的大家进行积累。可以预见，未来跨学科性的目标，将是跨越科技与人文的裂痕、弥合自然与社会的鸿沟、跨越国家等政治实体和民族性差异、跨越文化与宗教的单一性界限，创造一种全球性大同文明，这种文明将全面体现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融合。
诞生于二十世纪跨学科性兴起时代的科举学，应该是最具有这一特征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因为它不是关乎一人一书一地之“学”，而是关乎科举举办国及其直接影响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民俗等各个方面和大部分科举社会人士之“学”，即跨越古今中外、天人物我、文史政教、数理化生的综合性、全球性之“学”。关于科举学的跨学科性特征，刘海峰教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科举……制度，如果只从某一种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科举学则尝试用一种新的格局、新的构架来论述科举，力求有所创新。同时从多学科的视野，对科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就像根据原先不同侧面拍摄的平面图像，重构出一尊立体的雕塑”，继而他又指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的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4]自序-2正是基于科举制与科举学的跨学科性特征，开展科举学跨学科研究才能成为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之事。
立足科举学跨学科研究平台培养科举跨学科研究人才，已有近百年历史。科举学平台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学人才培养机构的跨学科性，既有高等学校，也有科研院所，既有中国的科举学人才培养机构，还有海外的科举学人才培养机构，既有汉语为主的科举学人才培养机构，也有英文日文韩文等为主的人才培养机构。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社科机构，政府的考试机构有一些，民间也有一些代表，高校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为代表[12]；二是科举学人才培养层次类型的跨学科性，既有科举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也有科举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既有教育学门下的科举学方向研究生，也有其他学门(如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艺术学、建筑学等)下的科举学方向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两岸四地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以科举学研究核心范畴为选题，培养的博士后超过十人，博士超过五十人，硕士超过一百人，其中尤以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为代表；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的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以科举学研究核心范畴为选题，培养的硕士以上人才当不下于百名，其中尤以哈佛大学(美)、普林斯顿大学(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北海道大学(日)、福冈教育大学(日)、早稻田大学(日)、成均馆大学(韩)、延世大学(韩)、庆尚大学(韩)、越南汉喃研究院、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等为代表。
二、科举学跨学科性的重要表征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科举学的发展历程和跨学科性的演化路径可以发现，科举学的学科史、学科性质和学科术语等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而跨学科性是科举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学科性质的重要体现。具体而言，科举学在二十七年的开放式建设和国际化发展历程中，其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平台、研究理念逐步融会贯通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有利性因素，其跨学科性的重要表征日渐凸显。
(一)科举学研究对象的跨学科性
山塘水资源承载力多目标模型综合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态、利用特点和决策者的意见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计算模型采用粮食产量最大化为反映社会的安定方面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最大作物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承载人口最多反应社会方面的目标，农业生态用水量反映出生态环境方面的目标。
(二)科举学研究主体的跨学科性
苏联生理心理学家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年9月26日-1936年2月27日)曾说：“科学随着方法学上获得的成就而不断跃进。方法学每前进一步，我们便仿佛上升了一级阶梯，于是，我们就展开更广阔的眼界，看见从未见过的事物。”科举学最重要的邻居学科——考试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完善与提高。考试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研究方法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组合，如理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实践中要各种方法综合利用，形成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9]。考试学在研究方法多样化上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科举学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从大的趋势来看，必然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跨学科性。常用的历史文献法、比较法等定性研究方法之外，一些定量方法，包括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S法)开始大规模进入科举学研究领域，比如叙事分析、数理统计(SPSS、DPS等)、问卷调查、个案访谈、词频计量、信息计量可视化(Citespace)等。科举学从单学科、多学科学问到跨学科学问，是科举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所谓“今日科举研究却蔚然成为一门显学。最近更有学者提议建立‘科举学’，使科举成为一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提议得到颇为广泛的正面反响。未来的科举研究显然将会更为蓬勃。”[10]同时，作为科举学方法论的跨学科研究，还拥有自身的一些跨层次性的研究方法，既可适用于问题指向的科举研究，也可适用于学科指向的科举学研究，具体包括移植方法、类比方法、臻美方法、辐射与辐集方法、系统方法等，这些方法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11]177-250。比如类比方法，按研究体系的跨学科性划分，一般可分为同一科学门类中同一基础学科内部和不同基础学科之间的两类跨学科研究；还有如臻美法，其跨学科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结合；二是体现在艺术方法与科学方法的跨学科结合；三是体现在以追求审美和谐为中心的发散性思维上；四是体现在“异种异质”同构或异构带来的引人注目的成果上。跨学科性本身就是“异种异质”同构或异构的综合表现形式，比如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和“统一地应力场”理论，因而这些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不仅表现在研究范围上，还表现在研究方式上”[11]200。相信跨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介入，能够有助于科举学弥补重构从单学科研究到元科举学研究方法论链条中失落的环节，并且为今后科举学基本原理及科举学史等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多元方法论。
(三)科举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
科举虽为中国之古制，其行时，不止有近邦之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士子前来应举，更有远藩之阿富汗、缅甸、波斯等国学生前来投名，而专治“科举之学”时文、制艺之人，也牵连甚广，可谓跨越国界、跨越民族和语言。以科举为重要研究范畴的科举学，其研究主体亦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语言和跨越学科的，比如研究社会学的潘光旦与费孝通、政治学的邓嗣禹、文学史的傅璇琮，由历史学而跨教育学的刘海峰、由社会学而跨历史学的何炳棣、由文学而跨历史学的宫崎市定、由经济学而跨历史学的张仲礼、由心理学而跨人才学的张耀翔等，其中早期以出自法学政治学者居多、历史学社会学者次之、教育学文学者更其次、其他学科学者后之，近期则以历史学教育学者居多、社会学文学者次之、法学政治学者更其次、其他学科学者后之。盖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广义科举学者侧重制度考据、义理研究，所以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方能大放异彩，1992年狭义科举学首倡后，学者侧重学科义理、词章研究，所以教育学者、历史学者始有妙笔华章。如果统计2000年以后的科举学文章，则可以发现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更加多样化，来自经济学、民俗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图书馆学(含档案、情报学)、医学、建筑学、数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者明显增多。另外，从科举学研究者来源组织来看，不仅有来自政府、科研院所、公立高校的，也有来自私立院校、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的；就高校而言，不仅有来自综合大学的，也有来自理工、农林、政法、财经、民族、医学、水利、气象、军事、外事、国防、贸易、语言、传媒、新闻、商务等具有行业特色的多科性院校。
科举制度是科举研究的独特对象，而科举人物事件及其要素运行机制是科举学研究的独特对象[8]，这不仅反映了科举研究与科举学的联系与区别，而且反映出它们部分共有的对象的跨学科性。科举制度本身是跨学科性的，这表现在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上，不仅其自身分为文举、武举，从隋以降，文举中还有书学科、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文法科、孝悌有闻科、贤良方正科、博学鸿词科、文才秀美科、经济特科等，武举中还有才堪将略科、膂力骄壮科等，而且其考题方面，属于自然科学的就有农业题(农桑、屯田等)、畜牧题(马政等)、林业题(伐木等)、水利题(漕运、治河等)、工程题(建筑、丈量等)、天文题(天象、占天之书等)等，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哲学题(四书五经等)、伦理题(忠孝、人伦等)、历史题(经史等)、法律题(缉盗、诉讼等)、财经题(赋敛、税收、理财等)、音乐题(五音六律等)、教育题(教养、为学等)、心理题(心性、思患等)、社会题(治乱、安民等)、管理题(内治、政务等)等，还有军事科学方面的题目，如武备、训兵、边防、选将、治戎等。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亦是来自各行各业，呈现多样化特征，除“贱民”外，士农工商及武将之子皆可参加科举，贩夫走卒、倡优皂隶、引车卖浆者之流，三代平民及其后代亦可准其参加科举。科举制度的物质载体亦具有跨学科性，科场贡院、国子监、孔庙、学宫等这些科举制度物化的产物，皆是跨学科学问的精髓。比如江南贡院、顺天贡院，其建筑规制和功能区划分不仅是科举时代皇家礼仪文化、等级制度的体现，也是中国古代营造技术、建筑技艺的结晶。再如三面环水的浙江贡院(旧址在今杭州第一中学)、一面临河(秦淮河)的江南贡院，其选址与设计、建筑与维护经费、“踏秀”与“进帘”、至公堂与明远楼等，无一不是建筑学、美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可深入发掘研究的有价值选题。“可见，科举学还有许多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4]5-6
(四)科举学研究平台的跨学科性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是音乐教学的核心目标。所以音乐教学从本质上讲是情感教育，在新课程实施的今天，注重情感教育远比传授知识与技能重要。
(五)科举学研究理念的跨学科性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世界大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国的科举学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冲向世界的契机，科举学在反思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西方依附、借鉴的发展路径，走上了一条完全自主、集成创新的发展道路，开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学学科体系，即产生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举学体系、科举学学科、科举学学派。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建设和全体科举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家(非科举时代的“举业家”)和科举学会议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曾经那种“言必称希腊” “言必称欧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学者已经走出了一条科举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路，那就是学科指向的科举学构建和发展之路。大科举观是大科举学观的基础，即是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科举学研究、用系统的思维来谋划科举学建设。“构建科举学应树立一种‘大科举观’，不仅要考虑到中国的科举，而且要将研究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和近代欧美国家，不仅应从历史学的视角，而且应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科举。面对一种新的科举学视界，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和思考科举，这就需要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以‘大科举观’来审察科举，要求能够融会古今或博古通今，并力求做到‘学’贯中西。”[4]25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科举学研究只有走向世界，才能确立在世界学术圈中的地位，科举学研究要走向世界，首先中国的科举研究要走向世界，中国的科举学家要走向世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为老中青三代科举学者提供了关键机遇期，关键是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实力和承担。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曾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们中华民族，立世五千年来，埋头苦干者如左思、苏轼、徐光启等，拼命硬干者如诸葛亮、魏征、王安石等，为民请命者如包拯、况钟、海瑞等，舍身求法者如慧可、玄奘、文天祥等，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民族的脊梁。但是，历史的车轮转到现代，中国慢慢强大、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中国已经可以说“不”，所以，中国这个科举学研究大国，在转型为科举学研究强国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科举学研究共同体核心竞争力的显著跃升和科举学研究成果水平的显著提高，可以预期参与世界科举研究的身份必将转化为主导全球科举学研究的重要对话伙伴，这是大科举学观的客观要求，也是以科举文化研究为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科举学者要有一种“大科举学观”，在此指导下努力走出去，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等的学者交流、合作。“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内容广博、资料宏富、成果丰硕，几乎可以说是广大无边、深不可测，对研究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科举学是一个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学问。”[13]国际合作与交流是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全方位差距的重要途径，科举学也不例外，也不应该例外。不仅科举学研究要国际合作，科举学学科建设也需要国际合作。如此一来可以扩大中国在国际科举研究界的影响力(中国科举学研究成果受到语言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至今在国际上的影响都不大)；二来可以实现中西方科举研究的信息传递与新理论互动；三来可以利用科举研究这个中介推动更高更深更广层次的合作交流，将国外一流的科举研究资源和学者引进来。通过研究科举来改革入学考试制度、文官考试制度，提高考试选材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历来是很多国外科举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科举学研究要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科举学研究国际合作顺应了世界形势，当中国科举学学派和中国科举文化在发达国家享有崇高声誉的时候，科举学研究就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发展业绩。所以，未来的中国科举学研究，正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样，一定会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三、科举学学科价值
越是中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科举学的提出，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豪感提升、学术自信心极大增强的成果，是中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成功交流与对话。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科举学的创建来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积淀。跨学科研究开启了中国科举学研究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新范式，是中国新兴学科走上世界科学舞台的成功典范，这种新范式是中国特色的、这种成功典范是中国学派的，带有典型的“中国乡土气息”和“中华传统文化气息”。立足中国实际，吸收世界优秀科举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科举学学科建设之路和科举学理论研究之策，一反中国传统儒家的“述而不作”惯习，而是“且述且作”的新儒家做派，将科举学研究首先指向丰富的考试理论实践。从专学到学科是科举学的应然求索，曾经，科举研究是一个专门领域，今天，这个研究领域产生了一门正走向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学科——科举学，这门学科产生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即考试实践的需要，它从一开始就是应用性的研究领域，一开始就指向考试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而理论的取向则是在大量的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即科举研究本身需要理论的指导。换句话说，就是科举研究本身要进行研究——科举学研究，指向问题(实践)的领域研究和指向理论的学科研究两者不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是科举学研究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领域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理论的实践性认识，而学科研究有助于强化领域的指导性运用。比如在科举学学科理论指导下对“府案首”“院案首”“录科”“录遗”“科试”“大收”等概念与制度的辨析和考证研究[14]，不仅可以厘清科举学术(熟)语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制度上的疑难点，也有助于促进科举词典学和清代教育考试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反过来，科举领域研究的存在使得科举学学科建设避免了脱离实践的危险，而科举学学科研究的存在使得科举领域分析避免了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学科和领域并不是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科举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15]。
科举学是一门科学[16]。经过科举学学术共同体二十七年来的有意识建设和协作发展，科举学已成为一门准科学化的学科，在学科指向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和一些突破：第一，对科举制度问题、运行问题、程序问题、形式问题、内容问题、立法问题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客观、更立体的认识，科举学研究切实为考试决策服务、为文创产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对科举学对象问题、性质问题、方法问题、范畴问题、分支问题等有了更规范、更系统、更科学、更理性的认知，科举学学科切实为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系统化服务；第三，实现了人才培养平台、科举学术年会、基本研究方法、成果发表载体、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合作交流、专业学会等的跨学科整合，科举学跨学科性的本质特征和外在表征愈发明显。科举学人只有持续认同、尊重并丰富科举学学科的跨学科性，才能稳步将科举学向“21世纪的显学”推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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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Kejuology
FENG Yong-jun1,2
(1.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15, China)
Abstract :Kejuology is a science that use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to study the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oughts and the event phenomen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operating law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t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ut also a systematic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field.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he discipline history, subject nature and subject terminology of the Kejuology determines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Interdisciplina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Kejuology and its natur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ts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subject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latforms, research idea and research values of Kejuology, and based which to obtain those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Kejuol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4.009
收稿日期： 2019-04-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18JZD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考制度改革研究”(16JJD880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冯用军(1980-)，男，四川资阳人，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北师大教育学在站博士后，河北师大硕士生导师，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邦研究院院长兼安邦大学评价中心首席知识官。研究方向：教育历史与文化、大学排名与战略规划、教育政策与评价。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080-07
责任编辑 谭琳妃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科举论文; 科举学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 跨学科性论文; 跨学科研究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论文; 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