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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涉及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国际上有四大理论：即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西化”论、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发展中国家依附理论中的“脱钩论”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在这半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这四大理论对国际社会和不少的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结果。
（一）涉及开放问题上的国外三大理论及其主要缺陷
西方现代化理论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它以西方的一批学者为代表，其理论旨在总结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指导。这一派学者在民族国家开放的问题上提倡一种“西方化”的开放理论。其理论的根据是，非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只有靠外力作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传播，而这种过程是一个“他化”的过程。同时，这种“他化”的过程又必然是一种“全盘化”的过程，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文化现象并不是分散的、零碎的简单要素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由各种物质在功能上相联系的有机体。其基础部分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建构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是思想体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任何一个方面的引进和输入都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引进和输入。因此，输入西方文明必须是全盘的，即所谓“全盘西化”。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开放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让西方文明自然地全盘地涌入本国，从输入西方文明到使西方文明内化为本社会的文明。
自5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惑”下，纷纷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发展模式，这种西化政策体现为“两个发展十年”(1960-1980)计划的实施。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确实也实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却恶化了，外债沉重，并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
本世纪5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个发展到十几个。面对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运用世界市场的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即人们熟悉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斯大林认为“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页。）当时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经济市场的出现是由于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引起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企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扼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这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战胜帝国主义政治颠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信心和力量，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但是把这种观点扩大化，从而提出两个互相没有联系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则是不正确的。一方面，它人为地割裂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只允许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做生意，阻挠和反对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品、技术、贸易的交流，这种理论导致原来经济发展就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封闭起来，不能主动地、积极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客观上强化了苏联模式的普遍性，并进一步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方面更多地依赖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只能与苏联来往，进一步强化了苏联的经验和建设模式。同时，由于在斯大林的思想中，有一个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错误思想。这导致他在处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明显地表现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因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市场，就是以苏联为中心，并有附加条件的市场。在实践上，它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长期地依附苏联。
依附理论的“脱钩论”，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关于对外开放思想的一种理论。所谓“依附论”实际上是关于摆脱依附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是在60年代中期崛起，以拉丁美洲的学者为主体的一个学术潮流和思想派别。
依附论开放思想的视角是建立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依附论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西化”模式，认为对西方全面开放既是“西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依附化的过程。认为同西方进行商品、贸易、技术交流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非西方国家的一种途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关系控制和剥削不发达国家，使得它们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和未能现代化。依附理论选择的道路是：彻底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摆脱它们的剥削和控制。其代表人物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
依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影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成为拉美国家斗争的旗帜。但由于依附理论自身的缺陷，它无法对东亚地区发展经验作出正确的回答，因此，它在风靡了十几年以后，在70年代开始衰落。
纵观国际上涉及对外开放的三大理论，不难看出，尽管它们的理论属性不同，但从学术角度来审视，它们都蕴藏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对世界开放格局的分析上，缺乏对世界体系二重性的科学分析，表现了极大的片面性。
当代世界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体系。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体系。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之外。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愈益深化，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紧密。这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另一个方面，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控制和剥削的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体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因此它具有扩张性和剥削性。在16、17世纪，这一世界体系在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推动下，逐步向世界各地蔓延。到20世纪初，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并受到它的制约。二战后，资本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由于世界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组织所控制和支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由于经济落后和国力孱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以上二个方面反映了世界体系的二重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首要的前提是能否对世界体系的二重性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认识。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只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对立，而没有看到在现代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统一性整体的发展趋势，人为地割裂世界体系的相互关联，造成闭关自守的发展格局。同样，依附论也是没有认识到当代世界体系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是一味注意到了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分工造成了依附，依附又成为发展障碍，从而提出了“脱钩论”。依附论鼓励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摆脱这种依附关系。然而，且不说这种革命可能性和条件如何，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是否能够脱离这种关系，也是很可疑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闭关自守，也需要国际贸易，也需要资金、技术的交流，这一切，必须在现存的世界体系中获得。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倡的开放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说成来自于西方文明的输入，却避口不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剥削所造成的影响，这是有失偏颇的。众所周知，在现在的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不仅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时那样，以别国为资本积累的源泉，而且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要完全摆脱已经形成的经济依附格局也是困难的。因此，要使发展中国家真正充分地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建立公正平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对各个国家开放经验的总结上，缺乏对社会大生产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特定发展模式的深刻分析，混淆了普遍规律和具体模式的关系。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一种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一个国家之所以对外开放，是因为可以从其他众多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体察和透析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这种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和一般性成为一个国家学习和吸取别人经验的基础。但是，由于各个民族、文化、制度、心理不同，这种共性存在的形式也不同。在历史上，由于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共性和一般性是在西方国家首先产生的，并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传入非西方国家的。由此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把这种一般性和共性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它们和自己的发展模式等同起来，把西方具体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规律。这就违反了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历史和原因，因而是错误的。
依附理论的开放思想中反对照搬西方模式和全盘西化是正确的，但是依附论又认为必须割断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和西方文明脱钩，这也就把西方发展模式同西方发展经验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混淆而发展成为谬误了。
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一方面割断了与西方文明的联系，犯了把西方模式和西方有益经验等同视之的错误，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提倡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并把苏联模式凝固化、教条化。这种特点，反映了封闭模式的狭隘性。
（二）邓小平开放理论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本世纪80年代，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反映了这一理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总结当代国际斗争的经验，以更广阔和实践背景和历史背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因而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邓小平开放理论在国际领域具有开拓意义，它克服了以往理论的重大缺陷，对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它对当代世界体系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科学结论。揭示了当今世界普遍联系的本质特征。奠定了开放理论的基石。
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论断不仅来源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发展问题的科学总结。二战以来，世界的主题是发展。发展更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主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依附论影响下，采取了封闭性发展模式，这些国家落后了。相反，亚洲四小龙则由于采取开放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陷入落后和停滞，长期闭关锁国是重要原因。他认为，建国以后，起初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还是开放的，只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大门被迫关闭。到了60年代初，面对苏联东欧的大门也被追关闭了。后来党内“左”的思想开始发展起来，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偏差，没有及时抓住机遇，拉大了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国内国际经验证明，现今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密切关联的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种条件下，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彼此不可分割的、相互紧密联系的国际性问题。因此，各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种考虑的基点上，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注：《新华月报》1980年第6期。）
在对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经济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他反复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上，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它是对外全方位开放，是面向全世界，而不是对世界某一局部的开放。邓小平的开放观是全面的，这是因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体系，是不能割裂的。第二方面，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也要实行开放。邓小平从更深的意义上来把握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搞活三位一体，实质是开放，“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8页。）邓小平这些论述揭示了开放思想深刻的内涵。
第二，深刻地揭示了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建立以公正、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为世界开放格局奠定更为有利的条件。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当今世界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无视由发达国家支配的世界旧秩序，就不能充分有效地推动世界开放的整体格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既是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也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一直把它看作实行对外开放的保障和重要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各个国家必然要参与国际事务，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呢？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指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以公正、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为基础，变革现行不平等经济关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改善南北关系。
邓小平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必须有良好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作保障。他提出：“还应当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邓小平认为这是指导建立新秩序最好的，也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原则。“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体现了新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互利和和平的思想及民主精神，因而它“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为左邻右舍服务。”因此，以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非常合适的，也是普遍可行的。
邓小平的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为实现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间的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成为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反映社会大生产的规律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科学地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经验和个别国家特定模式的关系，坚持了积极、正确、科学的开放观。
邓小平认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在这里，吸收国际的经验，就是要从工业国的发展趋势中透析出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我们实行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邓小平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因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在这里，既要学习、总结国际上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东西，又要防止照搬外国模式和经验。这种科学的开放观需要深刻的理论反思能力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需要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反映社会大生产的规律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能够不断地对现代社会生活中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新的综合与概括。邓小平的科学的开放观首先表现在他密切注意世界现代化进步潮流的发展动向，他注意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得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科学结论。他注意到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的新动向，但从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世界发展经验的密切关系中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以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精神和对国际现代化运动敏锐的洞察力，以大无畏的胆略和理论创新精神，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观点。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反映了邓小平对现代社会大生产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对于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邓小平很快把它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相反，对于其他国家的特定模式，邓小平则予以摒弃，坚持走自己路的正确主张。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一科学思想，奠定了不同文化制度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
通过开放理论和思想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是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既吸收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又摒弃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做法，中国形成了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体系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又没有成为国际上任何一种力量的附属国，中国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没有成为像某些国家那样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开放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经验，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开放理论也成为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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