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国家平等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探析论文,平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周恩来关于国家平等思想的四个方面：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享有平等权利，种族不分肤色，在国际社会中应当一律平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我国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中国永远不称霸，平等对待中小国家；反对媚外和盲目排外，主张不亢不卑的对外平等交往。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家平等 种族平等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加拿大学者柯让在《周恩来的外交》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投身革命的革命家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欧洲外交中所采用的等级秩序原则常常深表不满，尤其是当这些原则增强了殖民地的不平等和依附性时是这样。”〔1〕周恩来对不平等的旧国际秩序深恶痛绝， 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关系上，把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侵略、剥削和压迫中国，剥夺了中国依照国际法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就是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平等和富强。因此，周恩来从投身革命到与世长辞，一贯坚持国家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坚决反对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主张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
一
周恩来认为，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应当一律平等。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2 〕这种主张是过去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当今国际社会是由众多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各国拥有主权的事实，决定了国与国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平等的。但国际社会各国在大小强弱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在人口方面，有数以亿计的也有数千人的；在领土面积方面，有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也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有数万亿美元的也有几亿美元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有几百万军队的也有不设常备军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有发达的也有欠发达的。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这些差别制约着国家平等的实现。然而，根据国际法，这些差别不应影响各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应影响各国的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凡是一个国家可以享有的权利，其他国家也可以享有；凡是允许一个国家做的事情，也应允许其他国家做；凡是不允许一个国家做的事情，也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做；不应有特权国家，也不应有在权利和行为能力上受非法限制的国家。
传统国际法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座次排列、签约顺序、外交礼仪等形式事项上，确立了平等制度。周恩来主张继承传统国际法的这些合理成分，借鉴传统的外交经验，完善外交往来的必要形式，例如他要求有关方面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做好礼宾工作，实行礼仪平等。他说：“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任务和形式是完整的、统一的，形式虽然要服务于任务，但形式还是重要的。”〔3〕
在实质事项上，传统国际法没有确立起保障弱小国家权益的平等制度，任由大国、强国主宰国际事务。帝国主义强国往往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侵犯或牺牲弱小国家的权益，严重地影响了弱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为了在实质事项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国家平等，周恩来指出：世界各国不论大小，“都应在不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享受独立和生活繁荣的权利”。“我们从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中都有同等的发言权”〔4〕。他这里提到的独立权、 发展权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及决定权，对于每个国家自身的发展和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对于体现和保障国家平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家的独立权和平等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没有国家的平等；没有国家的平等，也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的完全的独立。国家的发展繁荣的权利能否实现，最终决定着各国能否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各国都应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都应在不损害别国的平等地位的情况下，促进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而不要求反向优惠的普遍优惠制，从形式上看似乎不平等，但由于考虑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差距，在事实上却是平等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每个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为解决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而协商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都应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的机会，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为此，各种各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都应建立起相应的平等制度。如若不然，实现国家在实质事项上和事实上的平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平等是与种族平等密切相关的。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把“承认种族的平等”和“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同提了出来，会议公报所载的十项原则的第三项反映了周恩来的这一主张：“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周恩来认为，“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在还有差别，还存在着种族歧视。”〔5〕
周恩来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他说：“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6〕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行为， 不仅是对被歧视的种族的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尊严的侮辱；不仅妨碍各种族人民的友好和合作关系，而且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使受歧视者受害，而且使自以为优越的种族受害。曾几何时，希特勒声称德意志是全人类的“主宰种族”，发动侵略战争去征服其他种族，采取惨绝人寰的手段灭绝他们所谓的“劣等种族”，使被侵略的国家和被歧视的种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最后也导致了纳粹帝国自身的灭亡。再如，在南非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时候，社会动荡不安，白人和有色人种都深受其害。与此相反，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国内实现种族平等，则有利于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的发展和进步。
不同种族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常常被种族歧视论者作为种族分优劣的论据。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7 〕由于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使有些种族的聪明才智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与其他先进的种族相比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一旦制约这些种族发展的条件被克服，他们都会获得充分发展，只不过各种族的发展有先后而已。
周恩来对曾经处在不平等地位的国家和种族的未来的发展和强盛充满信心。他认为亚非拉“这些未开发和半开发的地区，民族独立了，外国不能干涉了，自己管理自己了，是统统要开发的，所以说是后来居上。到那一天，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8 〕周恩来的这个预言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二
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在今天的表现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实行强权政治，采用军事的或其他的强制手段，推行“强权即公理”的原则。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反复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家平等的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其他国际事务中，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毫不妥协、坚持不懈的斗争。
旧中国统治者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强权面前妥协退让，屈膝求和，致使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种种特权。周恩来指出：“旧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9〕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帝国主义国家力图维护不平等条约，不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他们不改变这种态度的情况下，新中国政府不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合法地位，采取了“另起炉灶”的方针。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10〕为了确保建立平等关系，新中国也没有采取直接宣布建交的传统做法。早在1949年4月， 周恩来就提出：“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11〕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他又指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12〕周恩来所坚持的另起炉灶的方针和谈判建交的方法，使新中国一开始就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起了平等的关系，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主动权。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一手拿着原子弹，一手拿着美元，到处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美其名曰“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他走，永远受他奴役剥削。”〔13〕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的强权政治政策的破产。但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美国从政治上孤立新中国，从经济上封锁新中国，还出兵朝鲜、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新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甚至打算使用原子弹对付新中国。中国人民不愿再受美国的奴役和剥削，同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军事上，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4〕，坚决把美军打回三八线以南，中国还“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15〕，对美国多次侵犯我国领土的行为，我们也都作出了应有的反应。在外交上，周恩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1955年至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了136次。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坚持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须建立在包括平等互利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美方不得不同意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写入了这一点。中美平等建交，是中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大胜利。当前，美国死抱着那个《与台湾关系法》不放，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装备，允许李登辉访美，派舰队到台湾附近海域炫耀武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动辄以政治制裁、经济制裁相要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还将以各种形式长期进行下去。
前苏联在二次大战以后，逐渐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1956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周恩来及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主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16〕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期间， 针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行为严肃地指出：“你们用武力威胁兄弟国家是不对的。你们调动军队，兵临华沙，对波兰施加军事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我们“衷心劝告你们，要正确地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协商的关系，靠压力怎么行呢？”赫鲁晓夫对此事耿耿于怀，1959年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时，他责怪说：“1957年你们派周恩来去莫斯科给我们上课”。周恩来立即纠正道：“我不是给你们上课，而是讲了你们确实存在的问题。”〔17〕就是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又一次提出了旨在控制中国的中苏军事和外交联合的主张，结果又一次碰壁。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平等的联合，坚决反对那种一方控制另一方、一方损害另一方的“联合”，坚决反对苏联的“指挥棒”。在苏联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挑起武装冲突，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相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也从未屈从。
对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周恩来是有必胜信心的。他认为：“一个国家不管如何强大，只要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最后一定是要失败的。”〔18〕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既害人，又害己，最终必然事与愿违。1971年，周恩来在谈到美国时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那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派出了很多军队。”结果是怎么样呢？尼克松承认，“战后26年来，美国地位这样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19〕周恩来还曾对美国朋友谢伟思讲到，一个国家不能老想去领导别的国家，自以为领导，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正是吃了这个亏，道义上也不能领导〔20〕。美国地位的下降和苏联的崩溃，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但他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无疑是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说不经过各国人民的顽强斗争霸权主义就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周恩来所领导的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的主要不同之处，就是敢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不平等待我者，决不在他们面前屈服。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写进了自己的宪法。中国决不会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决不会屈从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21〕
三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虽然曾经遭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害而且今后还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许多中小国家来说，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滋长大国主义倾向，令有关的中小国家感到不安。所以，周恩来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也时时提醒我们警惕和防止我们自己不平等待人，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
周恩来在1959年亚非会议上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间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29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的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加以改正。”〔22〕在会议以外，周恩来也处处“警惕大国主义思想”。当时，在印尼伊斯兰教政党中居第三位的伊斯兰教联盟党邀请周恩来访问该党总部，说周恩来哪怕停留五分钟也行。我方有关负责同志主张婉言谢绝，而周恩来则决定如期前往访问。印尼舆论盛赞此事，说只有中国总理才具有这种“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
周恩来坚持与小国平等相处，使中国建立起了广泛的友好睦邻关系。1954年，缅甸总理吴奴在访问中国时坦率地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但是，又自信是蚂蚁虽小，也会爬到大象的鼻孔里，咬其柔软部分，使大象感到麻烦不安！”这些话形象地表达了我们的较小的邻国对我们这个大国的复杂心态，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同年，周恩来回访缅甸，同吴奴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与缅甸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真诚愿望，深深地打动了缅甸人民。吴奴总理又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在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23〕对于缅甸所担心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的方针，并自始至终领导和参与谈判，使两国对有争议的三段边界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一揽子解决的协议。这不仅成了中缅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里程碑，而且促进了中尼、中巴和中蒙边界问题相继公平合理的解决。
在前苏联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时，周恩来多次提出防止我们国家出现类似问题。他说：大国沙文主义“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24〕周恩来警惕和纠正大国主义思想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1962年外交部上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课程设置计划，把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语以外的语种统统称为“小国语”。周恩来在审批时把“小国语”的提法改成了“非通用语”，这不仅在表达上更为贴切，而且充分体现了对小国的尊重。在中外交往中，周恩来决不允许我们仗恃大国地位盛气凌人，决不允许伤害小国人员的自尊心。他自己身体力行，堪称一代楷模。例如，有一次周恩来在我们的一个友好邻邦访问，该国首相打算和周恩来同乘一架小飞机去首都以外的地方参观，我方工作人员担心飞行安全问题，周恩来却坚决尊重主人的安排，并说：人家的首相可以坐这种飞机，我为何不可以？此事后来在该国传开，该国政府和人民更加体会到中国对小国的尊重，也更加敬重周恩来。
与前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美国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不同，周恩来主张中国在世界上不应以任何特殊地位自居。1956年5月， 周恩来在同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两个伊斯兰教代表团谈话时说：“你们说中国是‘长兄’，这是不妥当的。亚洲国家不论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虽是大国，也不能居‘长’，好居‘长’是不好的。美国就是好居‘长’，要领导世界，结果搞得大家都不高兴它。”〔25〕在今天，有人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我们决不能以此自居。邓小平同志讲得好：“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26〕。周恩来主张中国“不居‘长’”和邓小平要求中国“不当头”，都是为了使我国能够与广大中小国家平等相处。
在周恩来看来，仅仅当代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搞霸权主义是不够的，还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要搞，即使中国强大了也不要搞，如果我们的后人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时指出：“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27〕1975年6月， 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泰国总理克里·巴莫时语重心长地讲道：“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这一点，我们副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讲了”。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指出：“毛主席说，将来如果中国的下一代称霸，全世界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一起来推翻它。”〔28〕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遗志，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9〕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中国不称霸的政策是一贯的，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的。当前那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同历史上鼓吹“黄祸论”的人一样，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明真相。
四
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30〕排外和媚外，狂妄和自卑，都妨碍中外平等交往，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人民群众中极易产生排外情绪，采取义和团那样的盲目排外的斗争形式。周恩来认为：“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31〕在旧政府中，也时而出现盲目排外的政策倾向。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带买办性”，“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32〕即使在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也出现过盲目排外的问题，发生过“冲缅甸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33〕。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克服干扰，才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盲目排外会使我们自己陷入孤立和被动的境地，不利于国际合作和国家发展，其结果是亲者痛，仇者快。
盲目排外往往与妄自尊大相联系。古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大都目空一切，“垂一统之治，建无外之观”，“居高临下，大莫与京，如古之罗马然，辄自称其一国为天下也。……中国狃于所见，又安知宇宙间固有平行相等如泰西各国者哉！”〔34〕妄自尊大的痼疾，曾使我们长期盲目排外、固步自封，以致落后挨打。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告诫我们，不要“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35〕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又出现了妄自尊大的倾向，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称中国领导人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对中外关系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70年代初，尼克松把中国列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周恩来认为，这种估计一半对，一半不对，因为中国只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80年代，有不少人谈论中美苏三角关系。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同志向我们指出：“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36〕
与盲目排外和妄自尊大相反，旧政府也有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及一切依赖外援的一面。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到仰美国人鼻息的蒋介石，都有媚外的劣迹。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37〕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中，也有一味讨好外国人、迎和外国人的不正当要求，放纵外国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个别媚外现象，也有少数人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力量，把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资的利用上而不考虑依赖外资的代价和后果。
崇洋媚外往往是和自卑相联系的。周恩来说：“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容易流于自卑”〔38〕。旧中国的弱国地位，使当时的外交界不少人产生自卑感。在人民群众中，也有些人自叹不如洋人。自卑感往往是由于妄自菲薄而产生的。因此，周恩来指出：“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39〕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克服自卑感，他说：“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40〕
只有不排外也不媚外，不自大也不自卑，才会自觉地坚持我们国家的优点和长处，认清和克服我们的缺点和短处，并学习外国的优点和长处，认清外国的缺点和短处。周恩来说：“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因为它首先是学人家好的东西，不会把自己好的东西丢掉，也不会盲目地学人家坏的东西。”〔41〕
在我国日益开放、国际交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必须把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来看待，不能盛气凌人，也不能低三下四，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
注释：
〔1〕〔加拿大〕柯让：《周恩来的外交》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页。
〔2〕〔22〕《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16、131－132页。
〔3〕〔30〕〔38〕《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7、16页。
〔4〕《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553页。
〔5〕〔8〕《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316、317页。
〔6〕〔7〕《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263页。
〔9〕〔31〕《新中国的外交》，《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4、5页。
〔10〕〔12〕〔13〕〔35〕《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48－49、54－55页。
〔11〕〔37〕《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页。
〔14〕《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28页。
〔15〕《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436页。
〔16〕〔26〕《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229页。
〔17〕王捷、蔡华同：《周恩来谈辩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58－60页。
〔18〕〔20〕〔23〕《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93、69、108页。
〔19〕〔2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489－491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页。
〔24〕《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11页。
〔25〕《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63页。
〔28〕《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503－504页。
〔29〕《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83页。
〔32〕《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43页。
〔33〕《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会1990年5月第1版，第481－482页。
〔34〕〔美〕丁韪良：《古代中国国际法遗迹》，引自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5－16页。
〔36〕《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39〕〔41〕《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62、159页。
〔40〕《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