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跳舞——当代杂文理论探讨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镣铐论文,杂文论文,戴着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和外国杂文创作相当丰富，成就极高，但是杂文理论却相当贫乏。“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特别重视和倡导杂文创作，适应这种需要，现代杂文理论创造性的建设也取得丰硕成果，为古今中外杂文史所仅见，尤其是杂文大师鲁迅在这方面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建国后至“文革”期间，在这27年中，只有黄裳的《杂文复兴》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和《关于杂文的通信》等屈指可数的杂文理论建设文章，只有1950年初关于“杂文复兴”和1957年初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两次短暂的讨论，但它们很快就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人们一再重复的是那些僵化的违背杂文创作规律的教条，杂文理论的贫血和虚脱。同建国27年来杂文创作的挣扎和沉寂，形成恶性循环。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杂文创作的生产力才获得解放，杂文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无论是对杂文的多本质性的理解、杂文创作艺术规律的探讨、杂文史的编纂、鲁迅杂文的研究以及外国杂文及台港杂文的介绍等方面，杂文学都面临突破与飞跃。那久违了的现代杂文史上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建设的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重新向人们微笑了。
一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像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观，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1〕可是，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叠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一方面是由于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消极一面的影响，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于是，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另一方面，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是一场辉煌壮丽的日出。建国之初，社会气象更新，人民欢欣鼓舞，但人们“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2〕， 根本没有认识到在有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又是小生产王国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在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是异常曲折艰难，甚而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因此，“新社会刚建立的几年，人们（包括杂文家）大多好意地简单化地把新社会当作一帆风顺地前进、经济高潮文化高潮接连不断的过程，当作一片光明、纯净无杂质的实体，那么杂文也实在不见得需要”〔3〕。
杂文家巴人就曾在《“肯定”与“否定”》一文中描述了他的困惑：建国后杂文所面对的天地，同解放前已有根本的不同，杂文作家和读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杂文作家已不是“处屠夫与恶魔共同统治的旧时代”，不能“专事破坏”；如果在“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前，杂文作家既没有“肯定蓝图的精神”，又缺少“铺砖叠墙的本领”，而偏欲以杂文笔法“指手划脚，专门指责辛勤劳动者的缺点，以求快意”，那是会妨碍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因此，他说：“我之所以怕写杂感，就是因为恐有类于此种情形而会犯下过错！”
面对当时杂文界的现状，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的沉默”的是上海杂文家黄裳，他于1950年4月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主张“复兴杂文”。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意即继承“五四”以来的现代杂文。围绕黄裳的观点，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和《解放日报》展开讨论，主要文章有金戈的《杂文的道路》、喻晓的《关于“杂文复兴”》、夏衍的《谈杂文》、袁鹰的《对“杂文复兴”的一些意见》、萧曼若的《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等。讨论围绕三个方面：
（一）关于“杂文复兴”。喻晓认为：“对于敌人——四大阶级以外的反对派，我们还需要杂文的讽刺形式，揭穿他们的阴谋，……对于人民内部，杂文形式已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代替，用不着‘冷嘲’与‘热讽’。”袁鹰也认为“对于杂文，与其说‘复兴’不如说‘发展’，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萧曼若不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他认为黄裳提倡“杂文复兴”的目的，就是“不要荒废了杂文这个轻便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应该重新让它发挥出它曾经发挥过的效用”。他对袁鹰连“讽刺”也一般的反对应用，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因噎而废食”。
（二）关于“杂文时代”。袁鹰说：“杂文的时代，如果仅把它解释成‘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的区域里，人们不得不用隐晦曲折的文艺形式来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金戈指出不应该把“时代”和“杂文”这两个概念相混淆，他说：“‘杂文时代’是完全过去了。但这也并不是说今天的时代是‘杂文没落的时代’；否定杂文的时代，决不等于连带地否定杂文的存在价值。”萧曼若也认为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爱憎感的战斗的时代“现在并没有过去，遥远的将来也不会过去”。
（三）关于“新的杂文”。除喻晓外，其余论者都肯定“杂文是应该写，可以写的”，但都采纳了“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和鲁迅一样，可以大声疾呼，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的观点。
在黄裳文章发表两个月后，冯雪峰写了带有总结性的长篇论文《谈谈杂文》。他指责有些人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为杂文的”，“只爱曲折的、隐晦的和反语的文章，而不爱明白浅显和大声疾呼的、直剖明析和大刀阔斧的文章”。他主张用“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具有“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的奴隶头额上的烙印”的鲁迅式的杂文，并认为“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得好、写得出色的时代”。但是，尽管冯雪峰满怀激情地呼唤新的杂文和杂文家的出现，社会上响应的并不多。而且，1957年包括冯雪峰在内的一大批杂文作者被打成“右派”，足以证明他所宣布的那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是极不充分和极不可靠的。
在中国现代杂文传统得不到全面的继承和发扬之时，有些报刊尝试引进苏联的“小品文”。1950年11月8日和22日的《人民日报》上， 曾刊登苏联小品文作家萨斯拉夫斯基的《论小品文》和《怎样写小品文》。1952年《新观察》开辟“小品”栏目，号召“大家动手写小品文”。但是，都尚未形成风气。直到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如果认为我们苏维埃的现实没有可讽刺的材料，那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他们的讽刺像火一样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了。”他的这一番话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三卷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新加进了“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句话，这为讽刺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开了绿灯。 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在“苏联报纸经验”栏目中发表了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
在陈绪宗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夏衍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谈小品文》，他说：“小品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杂感，则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效的武器。”夏衍在欢迎“苏式小品文”的同时，也指出报刊不仅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式的文艺作品”，还要有“鲁迅式的杂文”。虽然鲁迅式杂文的复兴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才开始，但是“苏式小品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定的。它不单作为一种思想批评的武器而被名正言顺地加以提倡和运用，在“向一切反面的、腐朽的、阻碍进步的东西展开进攻，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前进的道路中，起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开辟了一条新路，同时也客观上为杂文的发展和讽刺文学的创作，创造了一定的舆论气氛，或者说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若干障碍”〔4〕。
二
1956年苏共20大批判了个人崇拜现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顺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4月28 日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下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6日，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一方针进行全面的阐述。6月13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此后“双百”方针正式传播开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为当时杂文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黄裳所呼唤的鲁迅式杂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才真正“复兴”起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双百”方针和欢迎杂文复兴。1957年1月7日，陈其通等4 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这“会是不真实的、片面的和有害的”。2月7日，马寒冰又在《文汇报》上撰文《谈小品文》，指责“在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往往是抨击和讽刺不合理现象，和不良作风的居多”。黄秋耘当时就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一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弥漫全国各地，“揭露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杂文受到无情的非难，……凡是批评生活中阴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畸形的东西的文章，凡是描写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的作品，不管其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大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歪曲现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有时甚至给作者加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硬说他们是在有意识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勾当”〔5〕。
这种教条主义的“寒流”不仅弥漫文学界，而且也笼罩在漫画、相声等讽刺艺术上。在1956《文艺报》组织的“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讨论中，许多漫画家就深深感到“漫画愈来愈难画了”，“‘禁果’越来越多”。老舍在关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中，也指出社会上有人不喜欢讽刺文学，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指责作家“歪曲了现实”，有的人甚至不许讽刺他所属的那一部门或那一行业。他说：“到现在为止，作家们所发表过的各种讽刺作品，缺点不在他们讽刺得太过火，而在讽刺的不够深刻，不够大胆。这个缺点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作家们观察得不够深刻，不够广泛，写作技巧也还欠熟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上阻力很大，一篇作品出来就招到多少多少责难；于是，他们就望而生畏，不敢畅所欲言了。”〔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杂文家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 秦渭首先在1957年4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指出由于陈其通等批评家‘纠偏’时，笔下总是提到“小品文”，导致“杂感、小品文不如以前之盛了”。这篇文章只是点明了一些现象，并未对杂文的“危机”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真正起到振聋发聩作用的是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徐懋庸于1957年4月11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他认为由于许多矛盾尚未解决，小品文（杂文）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第一、小品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第二、小品文的特点是锋利，而现在“作为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的药”，必须中正和平。第三、小品文的锋芒大都指向较小的干部，很少接触到大干部的思想作风。第四、人们要求小品文“全面”，但它篇幅小，只能突出某一面，而暗示另一面。第五、小品文嬉笔怒骂的活泼天性与许多人的所谓严肃和谦逊发生了矛盾。第六、人们要求小品文“能俗”，但小品文有时不免要拉扯古人，牵涉外国。第七、老作家退休，新作家出不来。徐懋庸虽然提出七个矛盾，但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即“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杂文的本身是代表民主的，因为它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发表意见。现在民主了，所以有人就提出可以不要杂文了”。他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小品文（杂文）就难免会出现“消亡的危机”。
针对“危机”说，《人民日报》从1957年4月17日到5月3日， 发表了焦勇夫的《读“小品文的新危机”》、侯命（蓝翎）的《“病”在何处？》、严秀的《“危机”问题试论》、马前卒（巴人）的《消亡中的“哀鸣”》、范舟的《我说小品文要消亡》、李跃的《“讽刺”的危机》等11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和焦勇夫、严秀认为当时杂文的危机“首先不在于客观，主要的倒是在作者的主观上”；第二种意见如侯命、马前卒认为当时杂文所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外来的阻力；第三种意见以范舟为代表，认为：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黑龙江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延河》、《山花》等报刊也围绕着“小品文的新危机”这一论题展开了讨论。
与此同时，1957年4月15日，《文艺报》召开杂文座谈会， 林淡秋、徐懋庸、陈笑雨、张光年、袁水柏、舒芜等人就杂文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内容、如何通过杂文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杂文的性能、如何扩大杂文的题材范围及作家队伍、如何使杂文的内容形式多样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要发展杂文就要有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杂文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急先锋，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表；杂文所遇到的障碍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杂文作者要抱定决心为新事物而战斗，做群众的代言人。同时，他们意识到写作杂文“一定要准备碰钉子”。
其实两个月后的“反右”运动，杂文家面临的岂只是“碰钉子”。尽管毛泽东在那场“龙卷风”自天而降时告诉杂文家林放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并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7 〕但是，许多杂文家仍未能幸免于难。姚文元从1957年11月21日至12月30日，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8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 指责徐懋庸不但用自己的杂文“作为向党同工人阶级进攻的工具”，而且他的《小品文的新危机》等理论文章都是“他想创立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杂文理论的表现”。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徐懋庸的同时，《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开辟“再批判”专栏，重新批判了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和艾青等人40年代初期写于延安的几篇杂文。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语”说这些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之后是1963年12 月12 日和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文艺的成绩。直至发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为反革命黑帮，从‘剿灭’所谓‘三家村’开始，扩大至于株连全国，到处揪挖所谓‘三家村’的‘分店’和‘伙计’。杂文成了不祥之鸟，被称为‘杂家’的几乎被一网打尽了。〔8〕这种大搞“以言治罪”、 “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十年浩劫中把中国搞成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当代杂文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使之陷于沉寂和挣扎的可悲境地。因此，邵燕祥指出：“总之，在‘对于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杂文的写法’没做到‘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以至没有‘废除讽刺的乱用，等等，都属于‘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换言之，即成了敌人。许多杂文作者，从徐懋庸到邓拓，就是这样陷于万劫不复的。”〔9〕
三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领域的许多禁区都被缓慢然而却是一个又一个地陆续突破了，但是，杂文创作的禁区尚未打破。《文艺报》1980年第1期开辟了“杂感”专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为了促进杂文创作的发展。《文艺报》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在京杂文家举行座谈会。这是新时期初期比较重要的一次讨论会。对刚刚复苏的杂文起了正名的作用。曾彦修和冯亦代总结了几十年来杂文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杂文不是反党工具，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工具”，因此希望在拨乱反正中能“给杂文恢复名誉”，让人觉得“杂文在今后可以写、应当写”。王春元呼吁，充分发挥杂文“干预生活”的积极作用，必须给杂文以“适当的社会土壤和政治的雨露”。陶白指出，杂文的功能“主要是揭露问题，匡正时弊，鼓舞斗志的。要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就失去了杂文的意义”，王子野也认为，杂文的优点“就是言之有物，不讲空话”，他们主张肃清“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共余；断章取义，任意歪曲；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的帮八股的流毒，发展、创造和形成一种“讲真话”的新的杂文文风。1981年4月， 《南方日报》“南粤”副刊邀请广州部分杂文作家秦牧，苏烈、岑桑、柳嘉、杨群等人，就如何提高杂文的质量、发挥杂文的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秦牧针对报刊上杂文“精采的并不很多”，“有不少是写得比较凡庸，缺乏深刻思想和艺术魅力”的现状，呼吁：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倡和鼓励杂文，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杂文，使杂文艺术这枝花更加绚丽灿烂。这一北一南的两次座谈会，其议题已不像50年代“杂文复兴”和“小品文的新危机”那两次讨论一样，是要不要杂文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解放思想，拓宽杂文创作的领域，为读者提供思想性、艺术性强的好杂文的问题了。
1982年1月18日和11月22日，《新观察》杂志两度召开座谈会， 就繁荣杂文创作、提高杂文质量等问题，夏衍、廖沫沙、唐弢，蓝翎、刘甲、胡靖等人谈了各自的看法。青年杂文家胡靖认为“不是鲁迅的时代，不用鲁迅的笔法”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他说：“对鲁迅的杂文传统，首先有个继承的问题，杂文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但发展首先需要继承。”因此，他提出：“鲁迅的笔法是值得借鉴的。”老杂文家夏衍也主张：“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但是，杂文界在呼吁复兴杂文和发扬光大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杂文战斗传统时，也有过分歧和争论的。“新基调杂文”的鼓吹者刘甲就是在《新观察》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我们时代杂文的特征》的发言，认为“鲁迅式的杂文，从‘五四’运动起到全国解放上，有整整30年的战斗历程，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时代变了，杂文的根本任务也变了，“杂文的基调、特征”就不应该与鲁迅式的杂文相同。1984年11月，刘甲在济南的一次杂文座谈会上，正式打出“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这一旗号，并在《新时代杂文漫谈》、《新基调杂文创作谈》、《新基调杂文浅探》三本小册子里，系统地阐述了以“新基调杂文”来取代“鲁迅式的杂文”的理论。刘甲的这些言论，遭到了严秀、牧惠、章明、老烈、谢云、陈泽群、高起祥、彭定安、姜振昌等人的有力驳斥〔10〕，并由此引发了新时代乃至建国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矛盾最尖锐的一场关于杂文理论的论争。
刘甲认为，“鲁迅式杂文是人民夺取民主权力的一种舆论手段，是争取民主的一种重要的战斗武器，而当夺得这种权力之后，鲁迅式杂文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并且说：“从40年代以至于今天，不时还有人以‘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相号召，并有人作过实践方面的努力，但鲁迅式杂文却始终发展不起来，传布不开，偶有出现，首先会遭到读者群众的批评。”章明、老烈指出，“过时”的概念是相对于“配合中心政治任务”而言的，对于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其思想艺术魅力是不朽的，根本不存在“过时”问题，正如我们不能说《诗经》、《离骚》“过时”一样，“作为我们民族英华的、时代又晚近得多的鲁迅杂文”是不会过时的。
刘甲不仅主张要“敬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而且称1957年6月至1959 年底反右时期的杂文“鲜明地显露着国家主人翁溢于言表的高昂基调，洗净了前一阶段杂文中的某些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高起祥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刘甲所倡导的“新基调杂文”，不过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那一类密切配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的杂文，这就注定了所谓“新基调杂文”，无论从理论依据还是从创作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该“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洗净”“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而且有责任和义务还原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本来面目，恢复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伟大崇高形象，发扬光大鲁迅的精神。
刘甲虽然也承认“鲁迅笔法”在不少方面仍然可以再用，但更服膺“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说法，主张要大声疾呼，不要“隐晦曲折”。陈泽群说，一目了然，一鉴无余，直白了当的杂文固然需要，写得委婉含蓄一些，稍有隐晦曲折的杂文只要不费猜解也无不可，鲁迅当年写得隐晦曲折一点，起初也有和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玩点捉迷藏的游戏的意思，但经鲁迅的惨淡经营，这种曲折已经成为杂文的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美感享受，我们没有必要舍弃这种美，除非想要舍弃杂文本身。姜振昌也指出，曲笔长于表达人们内心的深曲之意和难言之情，使作品产生浓郁的含蓄效果，如果完全摈弃了它，要求杂文一味“大声疾呼”，无疑是对杂文艺术的根本性取消。
总而言之，“新基调杂文”理论作为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唯一出现的成“体系”的杂文“理论”，是“以全面否定鲁迅杂文的现实意义为支点的”，“反鲁迅，就是‘新基调杂文’的‘基调’”。因此，尽管刘甲也主张要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但与此同时，他却又认为最能体现鲁迅的这种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的鲁迅式杂文要不得，这使他的主要理论观点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之中。这种逻辑悖论由来已久，早在40年代的延安，人们一方面对鲁迅的革命精神、革命品格和丰功伟绩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认为鲁迅式的杂文在革命圣地不合时宜和不宜倡导。这种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的惊人的逻辑悖论，妨碍着鲁迅杂文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不能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也直接造成在建国前的民主根据地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鲁迅风”杂文战斗传统的失落、杂文创作的极不正常的沉寂和荒凉。“新基调杂文”理论的鼓吹者认识不到作为现代民族的灵魂和智慧集中体现的鲁迅式杂文，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既不是什么应该克服的“积习”，也不是什么应该洗净的“残痕”，而是有着永久生命力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特别是鲁迅杂文包涵着在中国实现社会、文化、国民的思想、道德、灵魂、风习的现代化等博大深邃的现代意识、现代理性批判精神，这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历史进程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永远应该学习、继承和弘扬的。
注释：
〔1〕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2〕胡乔木：《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 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3〕张华：《三秦花边文苑·序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4〕蓝翎：《中国杂文大观（第三卷）·序言》，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5〕黄秋耘：《刺在哪里？》见《黄秋耘自选集》， 花城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6〕老舍：《谈讽刺》，《文艺报》1956年第14号。
〔7〕〔8〕林放：《杂文之春》，《文汇报》1981年5月3日。
〔9〕邵燕祥：《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见《自己的酒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10〕批驳“新基调杂文”理论的文章主要有：严秀的《关于一个“新”杂文理论问题的资料》、牧惠的《鲁迅杂文的历史命运》和《鲁迅笔法与隐晦曲折》、陈泽群的《“鲁迅笔法”仍有用场》、谢云的《谈所谓杂文的“官民一致”原则》、高起祥的《“新基调杂文”理论的失误》、章明和老烈的《新的〈桃花源记〉》、彭定安的《评“新基调杂文”的基调》、姜振昌的《“鲁迅风”与“新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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