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与百越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擦音论文,现象论文,民族论文,古透定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认为，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并非临川方言所特有，它主要分布在：赣中闽湘分布带、广东粤语四邑片、海南岛；这种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绝不只是单纯的语音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汉族南徙过程中与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及其后裔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音变现象。
罗常培先生在《临川音系》一书中指出：临川方言的白话读音中部分古透、定纽字的声母读音变同晓、匣，读成喉部擦音[h-]，他认为“这是遗失闭塞成分而保留送气成分的结果”①。万西康先生根据发音中的省力原则进一步对此加以发挥：“人们日常讲话，都力求省力，速度快，他们不习惯由两个辅音充当一个音节的声母，不愿意发阻力较大的辅音，也不愿意在一个音节的声韵之间保持较长的间隔，由此导致了辅音[t‘]的弱化，塞音[t]这个音素在白读发音中，就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丢掉了。由于塞音阻碍的丢失，送气流进一步加强，喉部摩擦也进一步加大，音色不甚清晰的喉擦音[h]就显得更清晰了。这样所谓送气因素就在经过加强并变成喉擦音[h]后被保留下来，透定二纽在临川白话音中的变读也就这样出现了。”②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或方言中的所有送气塞音和塞擦音都可以因为省力而变读为[h]。在中国古文献材料中，也很难找到透定变同晓匣的证明（“摊”、“滩”、“瘫”和“汉”、“暵”、“熯”皆从“难”得声，前三者声纽为透，后三者声纽为晓，这似乎可作为透晓相谐之证，但此类例证很少）。
笔者认为，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绝不只是单纯的语音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汉族南徙过程中与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及其后裔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音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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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有材料来看，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并非临川方言所特有。它主要集中分布于以下几个区域：
⒈赣中闽湘分布带 以江西抚州地区为中心，北至高安、进贤一线，南至泰和、广昌一线。往东延伸至福建省建阳地区；在赣东北信江上游玉山、广丰、上饶一带的南丰话、麻沙话等之中，也存在古透定纽读为擦音的现象，如麻沙话“台代桃道投逗”读[x]声母，“徒屠途图”读[f]声母，“题条垫”读[c]声母，“痰”读[s]声母③。往西延伸至湖南省的攸县等地，并在湖南省的洞口县（大部分）、绥宁县（北部）和隆回县（北部）呈岛状分布（有人根据这一特点将其归入赣方言区，称为“洞溪片”）④。
⒉广东粤语四邑片 熊正辉先生在为广东的汉语方言分区时说：“画分广府、四邑、高阳三片，先看古透母字是否读[h]声母。四邑片一般读[h]，广府片、高阳片一般不读[h]，根据这一条，可以把四邑片画分出来。”⑤四邑片分布在鹤山、新会、江门、斗门、恩平、开平、台山七个县市的境内。
⒊海南岛 陈波先生在给海南语言进行分类、分区时指出：属于闽南次方言的海南话中的文琼片“古透母字和定母平声字读舌根清擦音[x]”；海定片“古透母字和定母平声字读喉部清擦音[h]，与古晓母合流”；万陵片“古透母字和定母平声字读[x]”；属于粤方言的儋州话（以新州话为标准）“缺乏送气音，[t']演变成[x]”⑥。梁猷刚先生也指出琼文话“没有送气的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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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又称“百粤”、“越”，历史上曾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及安徽、湖南等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壮侗语族各民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在北方汉人南迁，居住在中国南方广大土地上的原始百越民族一部一部地被吸收同化的过程中，汉语与百越民族语言逐渐融合起来。在今天南方汉语方言和壮侗语族各语言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大量的语言融合痕迹。汉语方言中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便是重要的例子。
例如，京语在与汉语的接触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这些借词中的某些字发生了规律性音变，但在声母读音上与中古汉语仍然有着较为整齐的对应规律⑩：
这套连锁变化本来是壮侗语和越南语调整汉语影响而设的，但是既已形成规律后，反过来也影响了它们附近的汉语方言。
我们先从海南岛谈起。在海南岛的北部，东起南渡江，西濒北部湾，南界琼山县的遵潭、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县的南丰，北临琼州海峡，聚居着百越民族的一个支系——临高人。《琼山县志》称临高话为“黎语”，但同时又指出这种“西江黎语似广西梧州等处土音”。据俞敏先生调查考证，临高话从语源上说更接近于壮侗语族的壮泰语支；“临高人”很可能是秦朝以前从广西南部和广东西部一带迁居海南岛，定居于这里的(11)。
临高人的先民也许曾经遍布于海南岛北部的大部分区域，由于唐宋以后汉人的大量迁入，临高人大部分被同化，未被同化的，其聚居区域也逐渐缩小成现在的状况。据考证，早期汉人开发海南岛的路线大致有三条：西路，从儋州的义伦县沿海南下，开发昌化、感恩的沿海地区：东路，在今文昌一带开辟岛东北部地区，复沿海南下，开发万安、陵水，乃至振州；中路，上溯南渡江，南达中游，开辟沿江两岸。这三条路线与海南汉语方言透定纽擦音化现象的大致分布情况十分吻合。
临高话在受汉语的影响，借入大量汉语词汇的时候，使这些借词中的某些声母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以适应临高话自身语音系统的要求。如(12)：
上述例子所体现出来的规律与张均如先生所述是基本相同的（“七”、“车”的演变规律比较特殊，对此，下文将加以讨论）。这种演变反过来又影响了汉语方言。以海口方言为例。海口方言被认为是闽南方言的一支。将厦门方言和海口方言的声母系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海口方言的声母变化与临高话中汉语借词的声母演变是完全一致的(13)：
可见海南岛闽方言及粤方言透定纽擦音化的根本动因在于民族融合所引起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在江西地区（包括闽西）和广东粤语四邑片，我们已不能得到象海南岛临高话那样的百越后裔的活的语言材料，因为这些地区的百越居民已经几乎被完全同化或早已迁往他处了。但是，这些地区属于百越故地却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江西古属扬州，为扬越之地。春秋时代（尤其是早期），整个鄱阳湖——赣江流域依然为越族所控制。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势力日盛，不断加紧对百越的进攻。至战国中期，楚灭越，全境归楚。秦并楚，“百越叛去”（《越绝书》卷二）。秦王政二十六年，尉屠睢发兵五十万，分五军攻打百越，其中就有两军在江西境内：“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古干越国之地）之水。”（《淮南子·人间训》）汉时，淮南王安曾上书武帝：“越王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汉书·严助传》）三国时，“本亦越人”的山越在江西境内的活动相当频繁。据吕思勉先生考证，“山越所据，互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几尽江东西境。”(14)唐宋时期，越人的后裔夷僚仍散居于江西境内。《新唐书·钟传传》载，唐末王仙芝起义，江南大乱，“众推钟传为长，乃鸠夷僚，依山为壁，至万人，自称高安（今江西高安县）镇抚使。”《宋史·理宗记》载：绍定三年二月诏：“汀、赣（今江西赣州市）、吉（今吉安市）、建昌（今南城县）蛮僚窃发，经扰郡县，复赋税一年。”考古发掘也证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先后相承的发展序列，并与中国东南部和南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一道，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内部小有差异的百越文化区域。
广东粤语四邑片曾是南越的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多有被称为“俚”人的百越后代。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可见，俚人的分布约在今广西郁江、浔江及广东西江以南至南海海域的广大地区。高凉郡（三国时郡治今广东恩平）是俚人分布的中心区域。
至于湖南境内的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我们认为是移民带来的。历史上江西曾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向湖南移民。攸县《色江王氏五大房合修族谱》载：北宋末，“西南初服，土蛮退避岩壑，朝廷乃移湖广之民填川滇，……湖广空地则以两江之民实之。”存于四川连县安仁乡四村六组魏大俊家，编于道光二十五年的《魏氏族谱》（手抄本）载：“因洪武年间湖广凋残，至嘉靖年间，皇诏命江南填湖广。”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六《湖广水利记》：“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攸县与江西一山之隔，首当其冲。据对攸县中部20个姓氏祖籍的调查，其中有15个姓氏的祖籍均在江西。洞口、隆回、绥宁一带也有大量的江西移民。如洞口旧属武冈，据《武冈州乡土志》“氏族序”中记载：“武冈州，宋以前无考，明清最多，从江西迁入者十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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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没有在百越故地上普遍出现呢？为什么在存在这种现象的各个地方，演变的方式、范围和程度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⒈百越民族支系繁多，史书中记载大的支系就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及滇越等等，各支系间的语言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语言分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融合结果。
例如，与百越民族语言有着渊源关系的原始壮侗语是没有塞擦音的。至今壮侗语族中的掸语、阿含语仍然没有塞擦音，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的很多地区、侗语的绝大多数地区也无塞擦音；而泰、老挝、傣语和壮语南部方言、水、毛难、仫佬语及黎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塞擦音，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的某些地区也存在塞擦音，可见，壮侗语族塞擦音从无到有的发展在同族各语言中是不平衡的。这些语言在与有塞擦音[ts']的汉语接触后，其汉语借词出现了不同的音变现象。请看下列语言的汉语借词：
⒉由于南迁汉人的地域来源各异，他们带来的汉语本来就存在方言分歧，加上民族融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差别，造成了语言融合结果的差异。
例如，闽语传播到海南岛约在明朝中后期，移民来源以潮汕一带为大宗，至今约四五百年；台湾的闽南话则是随明末郑氏播迁来的，清康熙年间以后更有大量闽南移民，主要来自漳、泉一带，闽南人在台湾生根约有三四百年。从离开故土的时间来说二者相差无几，但台湾的闽南话相差甚微，仍划归闽南区“漳泉片”，而海南岛的闽南话则变化很大，自成一区即“琼文区”(16)，究其原因，是因为闽南人在台湾居多数，语言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强，受土著语言的影响少；海南话则不然，闽南人到了海南岛以后，与母语社会近乎隔离，而与当地百越后裔临高人逐渐融合，闽南话受临高话影响而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⒊即使语言融合产生同样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共同语的扩大及邻近方言的影响，各方言点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平衡。
例如，如果说存在原始赣方言的话，那么它一定带有很重的当地百越民族语言的底层：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很可能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且其分布范围也许要比今天广得多。江西地处南北交会要冲，受历史上民族迁徙的影响很大，“因而就形成了江西地区复杂的方言现象，江西北部流行的是北方方言的下江官话，西部受湘方言影响很深，南部则通行客家方言，东北部又受到浙江话和福建话的双重影响。”(17)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的分布区域缩小到现在的样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缩小的趋势在经济日益发展，人口流动加快和推广普通话的形势下日益加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来自这个区域的人当中，年轻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及与外界交往多的人，他们言语中保留的古透定纽擦音化现象较年老的、受教育少的及与外界交往很少的人要少得多。不少人认为这种读法是乡下人或老年人说的。可以预料，若干年后，这种现象的分布范围会越来越小，以至于最终在这一地区消失。
郑张尚芳先生指出：“在广大的北方话区域外，其它主要的几种汉语方言大都是在百越故地上发展形成的，都具有一定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18)对古越语底层的发掘和研究，在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底层问题的研究，人们多偏重于词汇和语法方面；语音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演变同历史条件的联系相对疏远一些，并且不具备其它方面所具有的多少比较确定的形式。一旦音变成为“底层因素进入语言后就成了它的有机部分，因而也成了语言内部发展的因素”(19)。这使我们很难断言哪一方面是固有成份和哪一方面是底层成份；年代愈久远，这种断言就愈困难且愈富于假说性质。但是，假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价值并能转化为真理的。
注释：
①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第106页。
②万西康《简论古透定二纽在临川白话音中的变读原理》，《抚州师专学报》，1985，2:64-67。
③作者曾就古透、定纽字的读音在江西境内的情况作过较大规模的调查，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将其结果全面地奉献给读者；颜逸明、严振洲、钱文俊《吴语在江西境内的分布》，《方言》，1984:256-259。
④颜森《江西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19-38；颜森、鲍厚星《湖南方言的分区》，《方言》，1986:273-276；董正谊《湖南省攸县方言记略》，《方言》，1990:169-179；攸县方言为本文作者的家乡话。
⑤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161-165。
⑥陈波《海南语言的分区》，《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87-97。
⑦梁猷刚《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方言》，1984:264-267。
⑧王力《广东人怎样学普通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第161-162页。
⑨张均如《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1983，1:19-29；《壮侗语族语音演变的趋向性、阶段性、演变性》，《民族语文》，1986，1:27-37。
⑩欧阳觉亚、程方、喻翠容《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11)梁敏《“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民族研究》，1981，4:7-17。
(12)梁敏《“临高人”简介》，《语言研究》（创刊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
(13)张光宇《海口方言的声母》，《方言》，1989:40-46。
(14)吕思勉《读书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77页。
(15)万波《南城方言的语言特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1:39-41。
(16)张振兴《闽语的分区（稿）》，《方言》，1982:203-228。
(17)孙勃、铁庆苹《赣方言特点和江西人学普通话》，《争鸣》，1982,4:73-78。
(18)郑张尚芳《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紧喉塞音声母b、d初探》，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吴语研究室编《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第232-237页。
(19)В.И.Абаев，'О языковом субстрате'。《Докл ин сообщ инта язнкознання АН ссср》，1956，Вын， Ⅸ，стр.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