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前后期异化思想转变原因之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原因论文,思想论文,卢卡奇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3－0064－05
很多哲学家都把探讨人的自由、价值、发展等作为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必然涉及到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必然涉及到异化问题。卢卡奇在前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讨的是集体主体——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在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主要探讨的是个体主体——个性的自由与发展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贯穿了卢卡奇的一生。从表面上看探讨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其实质与内容都不一样。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商品结构”和现代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物化（异化）现实，把辩证法看作批判这种异化现实的张力之源，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前提和保障。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受黑格尔的影响，卢卡奇未将异化与对象化分开，因此，异化就带上了一种宿命论的色彩。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接受教训，将异化与对象化区分开来，从而为把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卢卡奇前后期的异化思想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其原因何在呢？
一、理论环境的变化
《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左右。那时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内外交困，经过一战，整个欧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衰退，经济萎缩，社会环境急剧恶化。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与和平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呈现出繁荣景象。时代变化了，主题转换了，异化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新特点，卢卡奇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异化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发展与其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抗。必须把日常生活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必须对人们的“声誉消费”进行批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发挥职能的舆论机器及其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所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不同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异化上，放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在个人与类的关系上。
卢卡奇认为，在今天，大资本生产比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前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具有发达的社会性同时又具有广泛的异化形式。资产阶级的各种舆论机器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以削弱人们对异化的反抗，它们利用科学、利用一些“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把满足人们舒适安逸需要的日常生活美化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人局限在局部性之中，但在表面上又让人们相信，被资本控制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一个充满个性自由的世界。这就使得在今天扬弃异化更加复杂，并不是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资本主义就可以扬弃它所产生的异化，异化的消除是一种复杂得多的过程。
萨特等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又把异化看作是“人类一般条件”的产物，永远都不可扬弃。萨特也讲人的自由与选择，但那是一种任意的自由与选择，只代表了对异化现实的一种虚弱的、主观的反抗。可见，对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现实，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这是由于卢卡奇与萨特等人在理论前提、基础和方法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二、理论前提的变化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已认识到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之初，经济学家就把经济学看成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而且也把经济学范畴看成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只不过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种拜物教态度，对这种态度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成物的自然属性……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p.202）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种拜物教，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方法论，上升到社会科学和哲学上就是不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通过这种关系进而钻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要揭示那种异化了的形式是如何把关系本身变幻成具有物的形态的东西的。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自觉地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范畴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要破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的神秘化倾向，把目的性与因果性有机统一起来，把范畴看作存在的形式、存在的规定，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自觉地通过行动来改造“关系”，实现自我，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不断扬弃异化形式的过程。
当然，解释“存在”是各家各派都涉及的问题。新实证主义从否定方面排除了存在问题，存在主义从肯定方面研究了存在问题，从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到政治经济学、哲学，都与这一问题有关。卢卡奇认为《资本论》主要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就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挖掘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内容。卢卡奇的这种做法不是混淆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2]（p.146）而是正确地看到了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资产阶级经济学囿于存在的直接性，不是从“生成”的具体历史性角度来理解存在，所以这种经济学只面向既定的存在。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则超越了这种直接性，去探讨经济现实及其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与矛盾发展，从而把物化的关系归结为人的关系。由这里就引申出马克思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发生学”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学中运用的然后上升为哲学上的一般原则的方法。《资本论》第1卷表明，在马克思那里， “被看作是严格和精确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一再开启了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的具有本体论类型的基本展望。这种统一表述出马克思的基本倾向，即从由科学的研究和方法所确立的事实中发展出哲学的概括，也就是对科学和哲学的陈述的彻底的本体论论证。”[3]（p.679）我们就是要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从抽象到具体并因而达到可理解的总体性——前进。
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就是要说明从劳动到社会总体性的形成过程，把社会存在作为一个历史的总体来考察，分析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存在中的作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一种全新的本体论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来研究异化问题才有可能正确地研究它。异化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有其生成发展的辩证法，但异化在社会历史中并非孤立的单纯现象，而是有其产生的相应的客观经济基础，并以意识形态为中介来得到相应的发展。必须时刻根据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的人的才能与个性的辩证矛盾来理解异化，这样才能一方面不把异化作为人类一般条件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异化扬弃上又不致陷入主观主义。
对照一下卢卡奇前期所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中，表面上看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包括《资本论》中的许多内容，似乎他已经做到了正确的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其实，经济事实在这本书中是被卢卡奇的逻辑所强制的，他的逻辑就是哲学思辨逻辑。卢卡奇是从黑格尔思想的思辨性中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新的解释的决定性张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思辨意义上的主体，其力量不仅在于把主体变成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在于能把主体变成先验哲学的完成者。在他看来，没有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状况自身就是革命的，所以人们必须首先使经济或政治状况成为革命的，而哲学的任务正在于点燃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它没有多少优势，它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其手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就是拥有把社会的总体性看成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能力，有能力把物化形式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p.289）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先验哲学的观点异常类似。康德就是透过自然现象的表面看到了自然现象的主体结构。而卢卡奇则想通过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铸造成一门新的哲学，在这门新哲学中，人要为历史“立法”。但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单纯的哲学思辨必然会陷入空想，卢卡奇的结论必然就是一种救世主式的乌托邦。
由于有哲学思辨，乍一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逻辑还是严密的。但这种逻辑很多方面没有现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对异化产生和扬弃的看法比前者要辩证得多、现实得多。
三、理论方法论的变化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比较自觉地有意识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路线，十分重视在研究异化问题时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自然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存在的出发点，把一般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区分了三种存在类型，探讨它们之间的过渡、发展关系，从而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研究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方向性。卢卡奇的这种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做法许多人不理解，就是他的学生比如赫勒也有看法。赫勒认为卢卡奇在此书中又无条件地接受了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从而全书充满了逻辑矛盾。[5]（p.189）
实际上，卢卡奇最终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来是其必然的理论归宿。把研究从人与社会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能够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问题，更有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更有利于对当代异化问题作出辩证的回答，因为任何当代问题都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又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发生、发展的“生成”过程，所以把当代问题放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答案。西方社会哲学如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特点就是突出当代问题，从现实生活的状况来关注人的命运和处境，但他们的批判往往陷入悲观主义、乌托邦或主观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对当代问题的批判也很重要，但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批判的标准、根据、坐标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论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批判是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就要努力“回到”马克思。
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相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批判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突出了主体意识、人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物质从属于精神的唯心主义。原因何在呢？因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不是自觉地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而是用他理解的黑格尔来解读马克思，不可避免地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辨的主客辩证法就是其主导方法论。卢卡奇接受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要命题即“真实的东西不仅应该作为实体，而且也应该作为主体来表述”。但是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也囿于“意识的物化结构”，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停留在逻辑学的范围内，并没有为自身打开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所以本质上黑格尔哲学也是静观的。要使哲学从静观中走出来，变成实践哲学。卢卡奇认为当工人意识到存在于劳动中的“物化”的非人性时，理论就将变为实践。认识物化就是扬弃物化，哲学就变成了革命的实践。这样卢卡奇虽然批评了黑格尔，但黑格尔的方法他还是接受的，只不过改头换面罢了。在卢卡奇那里，历史是实体，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主体，两者在思辨上是同一的。这样，当社会历史的具体总体性出现、最终目标实现时，历史也就终结了，辩证法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这就是卢卡奇的观点：革命的成功就是异化的消除，一切矛盾都没有了。辩证法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这是卢卡奇所不愿看到的然而又是其方法论的必然结论。
要走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阴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道路上来。《青年黑格尔》就是卢卡奇对黑格尔式思辨方法的一次辩证批判和向马克思的一种“回归”。
四、理论基础的变化
卢卡奇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说：“我那种本身是正确的愿望之所以会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4]（p.13）而这种概念， 则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4]（p.12）。因而“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4]（p.12）。应该说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实践是主客体关系之间总体性运动的中介和关键环节，在那里，实践概念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实践（包括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实验），也不是康德批判哲学所说的道德实践，而是专指无产阶级批判异化现实、改造社会的那种社会历史实践。这种实践要达到与理论相统一的和谐，就应该是达到自我意识的自觉历史主体的实践，这个主体就是处于自为阶段的无产阶级，只有这个主体的实践才可能促成现实发生革命的变革。
卢卡奇在论述实践时，有两个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理论是被限定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来谈的，理论是对这种现实存在的总体性的把握，也就是说理论不是那种直观的纯经验。对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性的把握的主体是无产阶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的中介变成阶级意识之后，就立刻转化为实践，变为物质力量。因而理论就是指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同一的主体—客体即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种理论知识，它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对客体即资产阶级社会在理性上的把握，这种把握也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自身作为主体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把握。“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4]（p.228），当无产阶级认识到社会的本质时，它的认识（理论）就转化为实践（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反映了真正的现实即“正在被意识到的发展倾向”[4]（p.292），这种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它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自身的改变”[4]（p.292）。因此，在反对物化现实的过程中，获得正确的认识尤为重要，这种认识不单纯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理论，而且“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就是说，这种认识使它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4]（p.253）为了获取这种正确的认识，以总体性为核心的辩证方法使无产阶级超越其存在的直接性而去把握住自己存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而资产阶级则局限于这种直接性之中。但是，卢卡奇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同时，却忽视了这种统一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陷入了意识哲学的错误。当然，卢卡奇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强调“实践的原则作为改造现实的原则必须适应行为的具体物质基础”[4]（p.197），但是，其实践概念总体上脱离了现实，陷入了理想主义。
第二，实践与价值的统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实践纳入认识论范围，这样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在他们那里丧失殆尽。卢卡奇反对这种看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明确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4]（p.48）， 强调指出必须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放到方法论的中心地位，因为“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4]（p.50）。 辩证法就是要改变现实，而现实就是“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4]（p.65），这样现实本身就必须被了解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总体，对这样的总体的认识必须以辩证方法作为前提，任何一种停留于“事实”的方法都是无助于认识本质的。这样实践与历史就统一起来了，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历史中自觉活动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总体性方法作为主要认识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意识，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一定会转化为实践、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正是由于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物化”了，整体的人分解了，所以必须消除这种物化。这样总体性就不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范畴，而且是一个规范性范畴，是卢卡奇的干预人本主义的规范标准。人物化了，那么人的价值、自由等等都消失了。只有通过实践，消除异化，才能恢复人的价值和自由，实现社会进步的目标。这样，卢卡奇就把实践与价值统一起来了，实践不是没有社会的目标和内容的，而是以消除物化、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它本身就是社会的历史的运动，就是实现人类崇高理想和价值的运动。
卢卡奇的这一想法应该说是合理的，只不过在这里他的整个逻辑还局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上，因而他并没有联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来谈人的价值和自由实现的基础。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本书中，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4]（p.11）即劳动引回来了，从而在理论基础上有了全新的改变。 原先那种带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实践”概念被对“劳动”的分析所代替。
卢卡奇认为：“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对其周围世界的积极适应，主要地和无法扬弃地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只有根据这种实践的真实存在性质对它的前提、本质、结果等等进行本体论的考察，才能理解这种存在的全部现实的重要标志。”[3]（p.40 ）所以实践在社会存在中占有本体论上的核心地位，它是考察从有机界存在领域里对周围世界的纯消极适应方式到社会存在中的积极适应方式这一形成过程的钥匙。在实践中，作为其最初形式的劳动又是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劳动是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过渡的中介，只有通过劳动，人作为人才开始存在，开始了对人自己的无声的合类性的扬弃。劳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设定活动，劳动能把自然因果性转变成被设定的因果性，从而满足人的需要，为人和社会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经济基础。劳动的这种结构——目的性与因果性的统一——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实践的基础。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实践是客观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践同样也是客观的。以他人而不是以自然为设定对象的劳动是第二种形态的劳动，这第二种形态的劳动同比较发达的阶段上的社会实践有关。在此基础上，卢卡奇才基本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就必须重新回到实践的现实的和物质的表现形式上去，实践的基本的本体论规定性就是在这种形式中清楚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目的论和因果性的关系乃是在本体论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把劳动置于这场争论的核心位置。”[6]（p.57）
解决了劳动问题，实践与价值的关系也才能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得到说明。从发生学上看，价值问题要追溯到作为目的论设定的劳动过程，在原始形式的劳动中就有价值观念的最初萌芽。在劳动的不断发展中，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和复杂，价值关系也日益丰富和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纯粹的价值王国。应该说，这种立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来追溯价值的历史起源的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把劳动作为发生学方法的出发点，从而异化问题就与劳动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的合类性问题、从自在的合类性到自为的合类性问题、从局部的个性到完整的个性等等都与异化问题密切相关，对劳动的考察为对异化的说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异化的扬弃就是一个在辩证矛盾发展中的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卢卡奇前后期异化思想转变过程可以看出，应把“异化”看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
收稿日期：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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