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183;国史部》史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史学论文,思想论文,册府元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09)02-0063-05
《册府元龟》是北宋前期一部官修类书，景德二年(1005)由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纂，历时8年，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告成。其中《国史部》广泛征引正史，评述历代史家、史著优劣，顺应历史潮流，倡扬史学，为宋初史学发展吹响了嘹亮的号角，从史学史角度来考量，应该纳入研究视野，拿来作为研究北宋史学的基本史料。本文试就《册府元龟·国史部》所蕴含史学思想加以初步探讨。
一、详细构建史职沿革
史学到底起源于何时，由于时间的久远和缺乏文字记录，已经很难有准确的答案。《史通》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从历史的角度，《国史部》“总序”详细勾勒出中国古代史职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
上古伏羲、神农时期，虽“民风尚朴，官设未备。”“自伏羲始造书契”，最早的文字记述已经产生，又有“黄轩之臣曰仓颉，取象鸟迹以作文字，记诸言行，竹册而藏之”，“史官之作盖自此始”。①总序认为这只是史学起源的一种传说，并不能成为定论，又言：“一云黄帝得图书于河洛，史皇、仓颉状焉；又云沮诵、仓颉为左、右史。”夏朝和商朝都有史官，命曰“太史”。这时的史官除掌史职外，还兼管天文历象。夏的太史终古“当桀之暴，知其将亡，乃执其图法奔于商”；商的太史高势，“知纣之乱，载其图法奔于周”。夏、商灭亡了，新建立的周朝，吸取夏、商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重视历史，广设史官，“春官宗伯之属有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外史掌书外令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书”，“皆有府史胥徒之属。”不仅仅是周王，诸侯也各有国史，如“齐有南史子余、史嚣；晋有太史屠黍”；“鲁有太史克、左丘明；楚有左史倚相及史老”等。战国以下，“秦并天下，有太史令御史之名”，“汉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汉宣帝改太史为太史令，掌修撰之职。太史之官则专掌占候。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史职，即“禁中起居注”，掌录“宫中起居之任”。新莽改史官为“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旁，记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职。”东汉不立史官，史官之职由他官兼领，魏明帝太和年间，设置著作郎一人、佐郎一人。吴、蜀亦各有史职，如“蜀有王崇补东观，吴有左国史薛莹、右国史华核、太史令丁孚、韦曜等”。晋承魏制，晋惠帝元康二年(292)方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专掌史任，隶秘书省；佐郎八人。晋哀帝兴宁二年(362)裁为四人，至晋孝武康宁元年(372)复置八人。北朝诸国皆有国史。南朝刘宋因袭晋制，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掌国史兼集起居注。萧齐、萧梁和陈，国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领，如“齐以散骑常侍檀超、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侍中王思远掌起居注；梁周舍为尚书吏部郎掌国史；裴子野为著作郎，仍兼掌国史及起居注”。后魏设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训答。”后又增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而隶于集书省。北齐别置起居省。后周以“六官”称代世职，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动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而著作不参史氏。”隋代设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隶秘书省，掌国史、集注、起居。炀帝置起居舍人二人，隶属内史省。唐高祖武德初，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置郎二人、佐郎四人。太宗贞观初，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门下省。“省中每日仗退后，帝与宰臣参议政事，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贞观三年(629)，设置史馆，专掌国史，以他官兼领，宰相监修，隶门下省著作局，“始罢领史职”。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设置起居舍人二人，隶属中书省，分掌左右。龙朔二年(662)，改郎为左史，舍人为右史，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后天授二年(691)又改为左、右史。但自永徽以后，左、右史仅仅是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闻。”宰相姚
上言，“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疏远，无得而书之。遂请仗下后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撰录，为时政纪。”神龙初，再次改左、右史为起居郎、舍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其地切枢密记事附近。”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令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不过三员”，“非登朝者，并为直馆。”史官任外职，亦可兼领史职，在其治所或家修史。如“开元八年，以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兼修国史、赍史，本就并州随军修撰，其后诏说致仕，在家修史；吴兢迁荆州司马令，就治所修《唐书》；沈传师，湖南观察使，赍《宪宗实录》，就领修撰。”五代因循唐制，史职没有大的变化。
《册府元龟·国史部》将史职产生以来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自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作“史官建置”一篇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有这样自觉的理论意识，如此详实地考究和载录自史职诞生以来发展变迁的沿革。《册府元龟·国史部》对《史通》“史官建置”一篇进行补充，接续和完善了唐代以来中国史官沿革。
二、誉优贬劣，彰善惩恶
《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曰：
原夫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著为典式，垂之来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故其司笔削之任，慎良直之选，历代审官莫斯为重。今之所纪者，凡推择简任之尤异，讨论撰述之始末、家世职业之嗣掌，扬榷雠对之裁议，冲识方正，以无忒恩遇宠待而隆厚，咸用标次，以彰厥善。其有疏略差戾受嗤于作者，构虚失实有紊乎书法，乃至以鄙浅之识贻叨据之诮，亦用参纪，申儆于后。”②
总序指出史学的功用是“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著为典式，垂之来裔”，担任史职的人载笔记录君主的言行，其目的是为了“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以为后世龟鉴。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就要“慎良直之选”。对“推择简任之尤异，讨论撰述之始末、家世职业之嗣掌，扬榷雠对之裁议”能“冲识方正”者，要“咸用标次，以彰厥善”；将“疏略差戾受嗤于作者，构虚失实有紊乎书法，乃至以鄙浅之识贻叨据之诮”者“亦用参纪，申儆于后”。开章明义，申明了誉优贬劣、倡扬史学的撰述理念。
史家的选任决定史著的优劣，一部优秀的史著的创作必须要有优秀史家的参与。从史著的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册府元龟·国史部》列《选任》《公正》二门，对历代优秀史家加以表彰，以为后世史家树立楷模。如《选任门》赞誉《史记》的撰述者司马迁“有良史之目”；东汉荀悦著《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东晋史家朱凤、吴震“有史才”，任著作郎“皆称职”；北魏著作郎叚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隋代史官薛德音，“有隽才”；唐代史官吴兢“励志强学，博通经史”、“有史才”。后晋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参与修撰《唐史》，《选举门》引宰臣赵莹语赞誉二人“皆富典坟”、“雅符班马之规，广记备言，必称董南之职。”
不惩恶，不足以扬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固然是杰出史家代有，优秀史著辈出，但亦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传统文化多关注史学发展好的一面，对杰出史家和优秀史著赞誉不断，锦上添花，而对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不良倾向关注不够。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著《史通》，在理论层面上首次系统全面评判中国史学，初步建立了史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册府元龟·国史部》承继《史通》史学批评的理论，列《疏谬》《不实》《非才》三门，对史学发展中存在的“有疏略差戾受嗤于作者，构虚失实有紊乎书法，乃至以鄙浅之识，贻叨据之消”的人和事加以批评，借以达到“申儆于后”的目的。
《疏谬门》小序云：“广记备言，国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之义也。夫司记言动，紬绎编简，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训，固宜书法不隐，叙事可观，研思覃精间不容发。岂有脱落时事，采述异端，体芜舛而不伦，文混漫而难辨，否臧非允，论次乖方，物议既喧，讼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际，宜图任于良士焉。”《疏谬门》批评晋代的王沈修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北魏邓渊撰《国记》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崔浩、高允著作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多有违谬”，“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始，而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唐代史官吴兢撰修《贞观政要》，总结太宗一朝君臣和睦、朝政修明的政治经验，为后世所称道，然而《疏谬门》并不为吴兢“良史”的声誉所讳，批评其撰修的《唐书》98卷、《唐春秋》30卷，“记事疏略，不堪行用”，“终不逮于壮年”。令狐峘在史馆修《玄宗实录》100卷、撰《代宗实录》40卷，“虽勤苦，然多遗漏，不称良史。”
如果说《疏谬门》是从史著编纂体例是否合适、史料搜集采撰是否详核、史文是否畅达、表述是否清晰、臧否是否恰如其分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史家、史著的话，那么《不实》和《非才》二门则从编纂者主体的个人修养、才学和品质方面对那些不称职的史官给予揭露。
《不实门》斥责那些“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的史家，“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垂于后也，不其恧欤。”如后汉灵帝时，长水校尉刘琛等撰《东观汉记》，载录中常侍孙程“程以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因陈寿与诸葛亮父子素有隙，故为诸葛亮立传时，“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不实门》引裴松之《三国志》注，论证陈寿所述曹公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2]的错误。南朝萧梁史官萧韶著《太清记》，“多非实录”。北齐魏收，奉诏撰《魏史》，“引史官并非史才，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颇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在考评唐代史家时，《不实门》一一罗列史官许敬宗职掌国史编修，曲笔徇私的丑事。“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风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七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龎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不实门》斥其“虚美隐恶如此！”
《非才门》则斥责那些在其位，不谋其职的史官。其小序曰：“夫史氏之职，掌四方之志，善恶不隐，言动必书，固宜妙选良材，图任明职，广示惩劝之义，备适详略之体，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辞于千祀。若乃司载笔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岁时空索编简，或紬绎之靡就，或颁次之无文，昧进旷官，盖可惩也。”要求史官要恪守尽职，不可懈怠敷衍，诸如北魏李谐“在史职，无所历意”；孙惠蔚任史官，“首尾五载，无所撰著，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刘仁之为著作郎，“在史未尝执笔”；李琰之为著作郎“居史职，无所编缉”；谷纂为著作郎监修国史，“不能有所辑缀”；游雅为秘书监修撰国史，“不勤著述，竟无所成”。唐代史官裴庭裕、孙泰、李胤、郑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三朝《实录》，“踰年竟不能编录一字”。这些不司其职的史官，被《非才门》从正史中一一辑录出来。
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发展，史著的创作过程是史家对客观历史发展的重现，其目的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规律和影响，以为后世龟鉴。史学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传统史学将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观史学本身的发展，归纳史学发展过程中好的成果、经验，同时总结反省出现的问题和舛误，以为史学本身发展所借鉴，从而将史学纳入到正确的发展轨迹中，这是中国史学由初级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主要标志。
三、钦尚良史，倡扬史学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学术渊源，讲求正统，所谓“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汉代，经学领域内即有了“师法”、“家法”之争，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以至近代。不论是“家法”、“师法”，究其本质，都是要考辨学术源流，别白正统。哪一家的学术流传脉络清晰可考，则可踞为这一学术领域内的“大宗”，广受推重，彰显价值，传承这一家学术的学者就能获得高高在上的学术地位、取得人们的广泛尊崇。为维护“学统”的纯正，保持学术大宗的地位，某种学术常常被限制在家族以内或是较小的范围内传习，这样的家族就是某种学术的世家。历史上经学领域内存在许多世代传习某种学术的世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累世经学”条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今按周、秦以来，世以儒术著者，自以孔圣之后为第一。”[3]《汉书·儒林传》载，士孙张学梁丘《易》，“家世传业”[4]3601。汉代这样的家族在当时往往因其家学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传习的学术也常常被奉为经典。史学领域内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史学一直附庸于经学，史学世家在经学世家学术光环的掩映下被人们所忽视，《册府元龟·国史部》专列《世官门》，表彰史学世家，重新唤起人们对学术世家的崇敬，以激励士子投身史学。
《世官门》小序云：“载笔之任，本乎司历，克善厥职，遂世其官。自南北重黎，二正是典；羲和仲叔，四时分命；周世文治，简求嗣掌，诸侯司籍，亦所图任。两汉累盛，九州洞别。迁、固父子，时推其长；魏晋而下，撰续不绝，盖亦著作之重，贵乎专门用能。”《世官门》论周代史家“司马氏，世典周史；籍伯黡为晋正卿，司晋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西汉司马谈任太史令，子迁为郎中。司马谈立志写一部通史，惜未能如愿，于元封元年（前110）去世。司马迁承绪父亲的未竟之业，3年后继任太史令，将一生的精力投注到家族的事业上，创作了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东汉班彪，因《史记》纪事“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作《后传》数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始撰《汉书》。西晋华峤为秘书监，撰《后汉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请任华峤子华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华彻也没有完成就过世了，监缪徽又奏请任华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南齐贾渊，祖弼之、父匪之，世传谱学。”姚察任隋秘书丞，奉勅撰梁、陈二代史，“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
“遗子黄金满
，不如一经”[4]310，丰厚的物质回报也可以诱导学术的方向。《册府元龟·国史部》专列《恩奖门》，述列历代史家因史而荣的事例。其小序云：“轩后以史名官，晋卿因籍命氏，文籍既兴，官守攸重。其所繇来远矣，逮乎汉氏之世，则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后列鸿都、藏室之署，分东观、秘府之局，典司著撰，裁正编简。鼎国江左以迄于五代，未尝不建官分职，克慎其选焉。盖髦士、俊民，秉时间作，而当世之君莫不隆其礼命形于诏奖。或蕃加等、或崇进异数，以至推恩而延赏，追美以饰终，发乎叹想，形于悼惜。盖夫鸿硕之老，良直之士，所任重而其才难，不可以不钦尚者。”
史才难得，史职任重，怎么能够“不钦尚”呢？《恩奖门》详载历代史家因其撰述编修史书而受到的褒奖。如载论东汉史官高彪“除郎中，校书东观，迁内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形像以劝学者。”梁萧子云为太子舍人，撰《东宫新记》，“敕赐束帛”。陈杜之伟为大匠卿，迁大中大夫，敕撰《梁史》，“永定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赠通直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疋、棺一具，克日举哀。”隋朝郎茂大业中为尚书左丞，撰《州都图经》一百卷，“赐帛三百”。《恩奖门》论列的例子还有很多，因行文所限，暂举上揭。不难看出，北宋初年为鼓励和促进史学的发展，为新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提供良好的政治指引和历史借鉴，宋初君臣倡扬文教、号召士子投身史学发展的良苦用心。
著名史家陈寅恪曾赞誉：“中国史学莫胜于宋”[5]240。中国传统史学至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们尝试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很多方面探讨和总结宋代史学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历史原因，以为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所“龟鉴”。那么，《册府元龟·国史部》对宋代史学的繁兴所起的推动作用似乎更不应该为我们所遗忘。
［收稿日期］2008-12-06
注释：
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560《国史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中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书。
②《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