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桃园情结_桃花源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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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桃源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源(以下简称桃花源),一个是刘义庆《幽明录》“刘晨阮肇”条中的桃源(以下简称天台山)。

就思想渊源而言,桃花源应当来自《诗经·魏风·硕鼠》中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桃花源诗》中所描绘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正是人们梦想中的一方乐土。当然,《老子》第八十章所写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为桃花源的描绘提供了一个蓝本。

谈到天台山故事,人们可能会想起《诗经·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绝岩邃涧之间,红桃青溪之旁的仙女之居,便是这水之一方。当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中的有关描写也为这一桃源的描绘提供了借鉴。

这两个桃源故事所假托的年代大体相同。《桃花源记》所写武陵渔人进入桃花源是在“晋太元中”;“刘晨阮肇”条写刘晨、阮肇“忽复去,不知何所”的时间是在“晋太元八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正是淝水之战发生的一年。可见这两个故事反映的都是战乱时期人民的愿望。

问题还不限于时间的巧合,这两个桃源故事的精神其实也是相通的。刘晨、阮肇的故事在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有一个类似的版本,不过故事中的主人公不是刘晨、阮肇,而是袁相、根硕。故事说: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莹珠,一名□□。见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追还已知,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如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蜕也。

这一故事的发生与《桃花源记》相仿,都出于一种偶然性,但也都体现了人们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理想境界极其美好,但人们进入之后,还是未能流连忘返,还是不忘归来(或许是同家人的亲情割舍不下吧),归后又觉得现实不能令人满意,又去复寻,这一思想反复,在两个故事中也是类似的。与《桃花源记》不同的是,这一故事中的理想境界纯为女性世界,这一点,与“刘晨阮肇”条是完全一致的。

(二)

唐代文人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理想,对于桃源故事进行了再创造。

对于桃花源故事进行再创造的,首先可以举出王维的《桃源行》。这首七言古诗依据陶记,对桃花源景色作了一番铺叙之后写道: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据须溪先生校本王集,这是王维十九岁时的作品。有论者认为此诗“正可为王维早年就具有道家神仙思想作证”,这恐怕是不够确切的。那时王维未必有出世思想,诗中所写的,毋宁说是一个青年人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其他盛唐诗人那里也有。孟浩然《武陵泛舟》写道:“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赴长安应举之前。这在孟浩然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悠然自得地泛舟武陵溪上,吟唱对于桃花源的向往。盛唐之所以为盛唐,盛唐诗人之所以为盛唐诗人,这也是一种标志。

王士禛《池北偶谈》在谈到以桃花源故事为题材的诗歌时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靡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这种“高”,不是诗艺之高,而是意境之高。

对于桃花源故事进行再创造的,还可以举出韩愈。他的《桃源图》写道: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

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

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

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

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怳惚移于斯。

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

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

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龁红霞。

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

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

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

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

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

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

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

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

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

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对于此诗历来有误解,这主要是由于一首一尾引起的。何焯《批韩诗》云:“观起结,命意自见。中间铺张处皆虚矣。章法最妙。”到底是何“命意”,何焯并未明言。后代学者更引而申之,认为是讽刺道教迷信之作。这其实也是未必确切的。

首先,这是一首题画诗。据考证,寄画来的是时任朗州刺史的窦常(诗中的“武陵太守”),欣然得画并加题跋的是时任司门(或库部)的卢汀(诗中的“南宫先生”),二人均是韩愈之友。诗中称赞“文工画妙各臻极”,态度也很诚恳,不可能是讽刺之作。

其次,有学者认为《桃源图》主题当远于陶而近于王,而韩诗是对此加以批判的。我们看诗的中间三十四句,总体来说,并无此种感觉。这三十四句的铺叙,实际还是以陶渊明的诗与记为蓝本的,不过加以想象发挥,出以雄健之笔罢了。如诗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二句,即是根据《桃花源记》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设想出来的渔人对桃花源中人的答辞,只是写得矫健不凡,体现出韩诗的特色而已。

依据以上两点,诗歌开头的“渺茫”、“荒唐”不可能是批判之辞。《增批韩苏诗抄》说得对:“‘渺茫’、‘荒唐’、‘怳惚’、‘苍苍’,是桃源中之神理,在有意无意之间。”

本诗的主题,应当是描绘了桃花源的美好,同时诗人也十分惋惜地指出,这一美好的境界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诗中的“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几句正反映了这种心情。

韩愈这种向往理想境界而又正视现实的态度,也经常表现在其他诗作中。如《古风》: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

此诗由《诗经·魏风·硕鼠》脱胎而来,但天下汤汤,已经找不到一片乐土,更到哪儿去寻桃花源呢?这是一种十分清醒同时又十分悲愤的态度。

对于天台山故事进行再创造的,首先可以举出盛唐张的传奇《游仙窟》。传奇以第一人称方式,自叙奉使河源,“日晚途远,马疲人乏。行至一所,险峻非常: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古老相传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迹罕及,鸟路才通。每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自然浮出,不知从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洁斋三日。缘细葛,溯轻舟。身体若飞,精灵似梦。须臾之间,忽至松柏岩,桃华涧,香风触地,光彩遍天。见一女子向水侧浣衣。”这些描写,与《幽明录》“刘晨阮肇”条的描写极其类似。以下写入崔十娘府中,一夕欢会,情重恩深。其中张生赋诗曰:“昔时过小苑,今朝戏后园。两岁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鱼影静,林翠鸟歌喧。何须杏树岭,即是桃花源。”崔十娘赋诗曰:“梅蹊命道士,桃涧伫神仙。旧鱼成大剑,新龟类小钱。水湄惟见柳,池曲且生怜。欲知赏心处,桃花落眼前。”很明显,这里都是以刘晨、阮肇桃源故事相比。

其次可以举出中唐元稹。元稹有传奇《莺莺传》,一名《会真记》。“会真”就是遇仙,很明显,这也是从刘晨、阮肇桃源故事来的。学术界公认,《莺莺传》是元稹依据自身经历创作的,所以可与他的有关诗作参看。其《古艳诗二首》之二云:“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杂思诗五首》之二云:“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梦游春七十韵》首云:“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浅漫溪,画舫兰篙渡。过尽万株桃,盘旋竹林路。”这些诗句以刘晨、阮肇自比,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当这场爱情酿成悲剧以后,元稹有时以各种理由替自己辩解,有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追悔之意。他的《刘阮妻》一诗写道:“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就是以刘晨、阮肇故事作为比兴,表现自己的追悔之意的。

到晚唐则有曹唐《大游仙诗》,今存十七首,其中写到汉武帝与西王母、汉武帝与李夫人、织女与牵牛、弄玉与箫史都只有一或二首,唯独刘晨、阮肇故事有五首,可见它在这类故事中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这五首的题目依次是:《刘晨阮肇游天台》、《刘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与《幽明录·刘晨阮肇》相比,这里对人物情感的描绘要细致得多了。这也成为刘晨、阮肇故事进一步普及,并进一步走向通俗文学的桥梁。

(三)

宋代是一个理性思维与情感表现都极富特色的时代,这在桃源题材的再创造上也可以得到验证。

写桃花源的,以王安石《桃源行》最为著名: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此诗不像王维、韩愈之作那样以《桃花源记》为蓝本展开铺叙,而是大处落墨,直探本原,通过“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二句把桃花源的精神本质直接揭示出来。这在当时不愧是惊世骇俗之言。从诗法来说,这是“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然而妙就妙在这“名论杰句”(注:方东树《照昧詹言》卷十二。)。这不但体现了宋诗的特点,更体现了王安石思想和艺术的个性。

如果说王安石此诗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苏轼谪居惠州期间所作的《和陶桃花源》就主要是从哲理角度进行思考。其引云: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予在颖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畴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苓龟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龁啮谢炮制。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高山不难越,浅水何足厉。不如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从来一生死,近又等痴慧。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苏轼此处说,桃源不是什么仙境,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这种境界,可能存在于桃花夹岸的清溪,可能存在于万山环抱的幽谷,但更有可能存在于人们清冷澄澈的内心。苏轼谪居惠州、儋州期间,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以陶渊明集为友,细和陶诗,共得一百多首,终于在心灵深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桃源,帮助自己渡过了这场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他自海南归来,题赠王定国侍儿寓娘的《定风波》下片写道:“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正反映了苏轼的桃源理想和人生态度。

词中写到桃源,常常是以天台山故事为主。词牌有《宴桃源》(即《如梦令》,又称《忆仙姿》),有《醉桃源》(即《阮郎归》),有《桃源忆故人》,有《武陵春》,其来源都是天台山故事。至于词中写天台山故事,秦观是有代表性的。如他的《点绛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又《好事近·梦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娇转空碧。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

后一首,据宋人意见,作于绍圣元年(1094)至三年(1096)秦观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期间(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前一首,有学者认为亦作于此期间(注: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从天台山故事的运用来说,前一首明显,后一首隐约,但有所运用则是无疑的。尤可注意者,他人词用天台山故事只是写艳情,秦观则不仅写艳情,而且写身世之感,用周济的话来说,就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注: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词《满庭芳》语。)。这是秦词的一大特色。

在秦观的有些词作中,天台山与桃花源两个典故是水乳交融,难以确指的。如他贬谪郴州(今属湖南)期间所作的名篇《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里的“桃源”,作桃花源解固可,作天台山解亦无不可,总之是作者想象中的归宿。

与《踏莎行》可能作于同时的《鼓笛慢》下片写道:

永夜蝉娟未满,叹玉楼、几时重上?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

前词中的“失”、“迷”、“望断”、“无寻”,后词中的“寻”、“苦恨”、“欲回”、“怎向”(怎奈,何),都表现出一种寻求理想世界而不见,因而满目迷茫、五内无主的精神状态。这与前引苏轼诗词是大不相同的。

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少游这份“词心”,其实就是“桃源心”,即对理想境界的执着的、痛苦的追求。刘长卿《送郭六侍从之武陵郡》诗中有两句用在少游身上特别合适:“空怜世界迫,孤负桃源心。”少游这份“桃源心”之所以最终不能实现,实由于“世界迫”之故。聪明如少游,多情如少游,终于赍志以没,岂不哀哉!

前引王安石《桃源行》结尾写到“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可以说不久便不幸言中。王安石辞世未足二百年而宋亡,他的同乡后辈谢枋得避元于武夷山中,写下了《庆元庵桃花》一诗: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谢枋得意欲避元而不得。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谢枋得为首,枋得力辞;二十四年,忽必烈降旨相召,又不赴;二十五年,降元的留梦炎以枋得老师的身分荐举,枋得以《却聘书》谢绝。可是到二十六年,枋得还是被福建行省强行送往大都,终于绝食而死。这是宋遗民桃源梦想的一次破灭。

类似的情感也表现在宋遗民词人的作品中。在这方面,张炎是典型的。他的词作,用桃源典故极多,但与前代词人不同的是,用桃花源故事超过了用天台山故事。如“莫问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摸鱼子》)、“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西子妆慢》)、“桃源去尘更远,问当年、何事识渔郎”(《木兰花慢》)、“只恐渔郎曾误人,翻被桃花一笑”(《壶中天》)、“休去,休去,见说桃源无路”(《如梦令》)等等,充分反映出他内心的哀怨与前程渺茫之感。

(四)

元明文人喜写桃源故事,一般说来,散曲中多用桃花源故事,戏曲中多写天台山故事。元马致远杂剧《误入桃源》、明王子一杂剧《误入桃源》、杨之炯杂剧《天台奇遇》等,都是敷演天台山故事。但桃源理想大放光彩要到晚明,汤显祖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即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两年。汤显祖来到浙江处州府遂昌县任知县。这里群山环抱,交通闭塞,民风却比较淳朴。汤显祖尽自己所能,施行了一些仁政。他效仿古代良吏的做法,让囚犯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元宵还放他们出去观灯。他营建书院和射堂,教诸生诵读和习射。他还亲自率领兵丁,高举火把驱赶老虎,为民除害。对于这些政绩,汤显祖已经感到欣慰,他在寄大理卿曾同亨的书信中说:“至如不佞,割鸡之材,会于一试。小国寡民,服食淳足。县官居之数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复记城市喧美。见桑麻牛畜成行,都无复徙去意。”这些话,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中的描写。

在《南柯记》第二出《风谣》中,汤显祖对淳于棼治理下的南柯郡作了这样的描绘:

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洁,檐宇森齐。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街衢平直,男女分行。但是田野相逢,老少交头一揖。

剧中的父老们唱道:“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们鼓腹歌。”

秀才们唱道:“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因他俺切磋,他将俺琢磨。”

妇女们唱道:“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家家老小和,家家男女多。”

商人们唱道:“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

有学者指出,这一出“集中地表露出汤显祖的理想国或乌托邦”,“这样一幅太平世界的桃源乐土,正是汤显祖的‘神农之教’的实验场”(注: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

汤显祖对天台山境界的追求,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杰作《牡丹亭》中。

第十出《惊梦》,杜丽娘到后花园游远,面对姹紫嫣红,三春美景,不觉感慨万千,隐几而眠。这时,柳梦梅闯入了她的梦境。柳梦梅手持柳枝,口吟:“莺逢日暖歌声滑,人遇风情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阮肇到天台。”这表明,杜丽娘、柳梦梅经历的,正是一个天台山式的境界。因此,这一出的集唐下场诗也写道: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间梅遮柳不胜芳(罗隐)。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回首东风一断肠(韦庄)。

在这出的【尾声】中,杜丽娘唱道:“天呵,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果然,到第十二出《寻梦》,杜丽娘又来到花园,重寻旧梦。她唱道:

【懒画眉】为甚呵,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她转过湖山石边,来到牡丹亭畔,只见风景依旧,而美梦难寻。这时忽见无人之处,有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杜丽娘发出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的感叹,唱道: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这是杜丽娘醉心梦想、追求梦想的宣言。梦想境界如果不能实现,她是死不暝目的。因此,这一出的集唐下场诗写道:

武陵何处访仙郎(释皎然)?只怪游人思易忘(韦庄)。从此时时春梦里(白居易),一生遗恨系心肠(张祜)。

当然,剧的结局,作为生死不渝的追求的结果的,是梦想的胜利,青春的胜利,真情的胜利。诚如汤显祖本人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所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说明,汤显祖通过杜丽娘、柳梦梅这一对青年恋人的形象,赋予天台山故事具有时代特色的深刻的“情”的内涵。理想境界,在汤显祖的笔下,已经不是刘晨、阮肇那样“遇”的问题,而是“梦”的问题,“寻”的问题,“求”的问题,甚至是以生命去“殉”的问题。这就为这一传统故事注入了理想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极大地提升了它的精神境界,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五)

清代文人的桃源情结有其时代特征。

孔尚任的《桃花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天台山型故事与桃花源型故事的纽合。观《题画》出侯方域所唱【鲍老催】:“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趁着未斜阳将棹转”,以及《栖真》出李香君所唱【醉扶旧】:“一丝幽恨嵌心缝,山高水远会相逢;拿住情根死不松,赚他也做游仙梦。看这万叠云白罩青松,原是俺天台洞”,可知其中消息。全剧洋溢着一种伤感的情调,借用《题画》出的下场诗,便是:“美人公子飘零尽,一树桃花似往年。”

但清代文人的桃源情结最为典型者,当属蒲松龄。

蒲松龄笔下的天台山型故事,以《翩翩》为最美。罗子浮落难流浪山中,遇仙女翩翩相救“入深山中,见一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又数武,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翩翩以溪水为罗子浮疗疮,以蕉叶剪作美馔,以蕉叶裁作“绿锦滑绝”的衣裳,而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制作“温暖如襦,且轻松常如新绵”的冬衣。罗子浮在洞中,不仅生活安定,精神也得到净化。一次,另一位仙女花城来访,罗子浮羡其美貌,暗中加以挑逗,“生方恍然神夺,顿觉袍裤无温;自顾所服,悉成秋叶。几骇绝。危坐移时,渐变如故”。不久又加挑逗,“突突怔忡间,衣已化叶,移时始复变。由是惭颜息虑,不敢妄想”。十五年后,罗子浮思念家人,携子返乡。“后生思翩翩,偕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此篇在精神上与刘晨、阮肇故事一致,只是细节有所不同,其中蒲松龄的独创更显可贵。所以蒲松龄本人在篇末也评道:“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叶衣云,何其怪也!然帏幄诽谑,狎寝生雏,亦复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载,虽无‘人民城郭’之异;而云迷洞口,无迹可寻,睹其景况,真刘、阮返棹时矣。”

蒲松龄笔下的桃花源型故事,很难举出典型的代表作。即或有之,也常与天台山型故事交织在一起,有时还带上了道教故事的色彩。如《巩仙》一篇,写尚秀才的情人惠哥被王府抢去,痛苦不堪而又无可奈何。幸得巩道士神通广大,让尚秀才在袖中与惠哥幽会、生子,成全了好事。这既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又是一个避世的故事,所以蒲松龄本人在篇末评道:“袖里乾坤,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设容人常住,老于是乡可耳。”

蒲松龄的桃源情结与他的功名情结始终是密切相关的。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从十几岁一直考到六十多岁,先是连夺县、府、道三个第一而名声大振,他本人也因此十分自负,后来却屡战屡败,但又始终不能忘情。他的这种情感在有关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得到表现。他在《凤仙》一篇中所写的狐女凤仙,丰姿艳艳,却对功名十分看重,对丈夫说:“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丈夫备考期间,她只在境中出现,“每有事荒废,则其容戚;数日攻苦,则其容笑”,终于激励丈夫锐意进取,一举成名。蒲松龄讲完这个故事后发出感慨:“嗟乎!冷暖之态,仙凡固无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伤’。惜无好胜佳人,作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

最能反映蒲松龄的桃源情结与功名情结的纽合的,是《贾奉雉》一篇。贾奉雉才名冠世,而试辄不售。一日,路遇秀才郎生,教贾“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结果榜发,贾奉雉竟中经魁。贾奉雉自惭颜于世,遂随郎生遁入深山。后因俗念未消,回到故乡,“但见房垣零落,旧景全非,村中老幼,竟无一相识者,心始骇异。忽念刘、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居家日久,一孙不孝,贾于是设帐授徒糊口。其后又赴科考,中进士,升高官,春风得意,声名赫奕,歌舞楼台,一时称盛,然而终不免发配充军的下场。此时贾奉雉如梦初醒,喟然长叹:“十余年之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于是又随郎生飘海而去。蒲松龄于篇末评道:“世传陈大士在闱中,书艺既成,吟诵数四,叹曰:‘亦复谁人识得!’遂弃而更作,以故闱墨不及诸稿。贾生羞而遁去,盖亦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贪贱之中人甚矣哉!”这里所说的“陈大士”即明末陈际泰,他少时家贫,父使治田事。年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携至田所读之,毕身不怠。后与艾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六十八岁才考取进士,旋授行人卒。无论陈际泰,还是贾奉雉,都是因为不甘贫贱而对功名孜孜以求,求之不得固然是抱恨终身,求之已得又何尝不得自堕苦海!理想境界到底在哪里呢?看来,贾奉雉的形象中是包含着蒲松龄本人的痛苦的反思的。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古代文人的桃源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痛苦的追求,终于以幻灭而告终。大约就在蒲松龄去世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诞生了。他后来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用毕生心血写下的不朽杰作——《红楼梦》,标志着人们又开始了新的追求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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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桃园情结_桃花源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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