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需求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培训是获取技术与技能最普遍和最主要的途径，已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实践所证实。近年来，农民工培训问题已经引起社会较大的关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10月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是由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第一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出台的权威性规划。尽管对这一规划的实施效果，目前还无从评价，但中央政府首次将农民工培训提到战略高度，并纳入其工作范畴，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理论界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研究并不多见。农民工培训尚未成为农民工研究的重点。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农民进入城市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流动特征以及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赵树凯，1995；宋林飞，1995；李强，1995，1999，2001；李培林，1997；陆学艺，2003)。学者们不遗余力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农民工模糊的认识。（注：早期不少城市政府和居民都将农民工视作“盲流”，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逐赶”政策。） 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认识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合理性之后，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有所改善，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城里人“油水分离”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换言之，继“准入问题”之后，农民工在城镇的“权益维护问题”凸显出来，在制度性歧视面前，与农民工培训问题有关的“发展问题”研究难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
上述中央政府出台农民工培训规划，折射出另外的信号是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的紧迫性与艰难性。农民工培训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长期来看，广大的以务农为主的农民只有接受相应的技术与技能的培训，转变成现代工人，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村乃至中国的持续发展；从中国产品竞争力来看，在由大量没有或只有较少培训的农民工充当“现代产业工人”主体的生产领域，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将难以参与日益开放的世界市场的竞争；从整体上看，农民工作为个人存在着重新回到农村，成为以务农为生的农民，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全部回归农村。因此，建立一套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培训机制势在必行。
但是，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绝非易事。首先，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流动性、模糊性的庞大群体。人们称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农民工，这是一个界于农民和工人(或市民)之间的概念。从职业上说，他们已不再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从身份上看，他们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仍然是农民。正因如此，目前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在行业与地域方面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技能现状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从这个估算的数字看，农民工在人数上已经超过城镇有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如此大量的农民工，由谁来培训，培训内容是什么、培训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其次，农民工培训涉及的主体至少包括农民工、企业(及中介机构)与政府三个层面。其中，农民工大体可分为自主创业与就业两大群体，后者按就业部门又可分为正规就业、准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等不同的类型（注：正规就业，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与教学机构、法定企业、社区(街道)以及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就业，且签订就业协议的农村籍务工人员；准正规就业，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与教学机构、法定企业以及民政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就业，但未签订更任何形式就业协议的农村籍务工人员，这类是农民工的主体；非正规就业，指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籍务工人员，包括从事家政服务、街头零工等等。）；企业包括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以及农民工培训体系中的企业(及中介机构)；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分为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农民工流出地政府。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上述主体的参与意愿与能力缺一不可。这些因素决定了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近年来，不少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在农民工外出就业的规划、管理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各地面向农民工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发展之中。但总体而言，农民工仍是以“自谋出路”为主。他们有什么样的培训需求？农民工现阶段的价值取向如何？这些问题，我们知之不多，而这些又是建立培训体系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
(二)调查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特设计了一次实证调研。在对北京、浙江、湖北、安徽、广东等地进行走访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及研究小组于2004年7月～10月，在北京市丰台以及浙江宁波奉化等地区作了问卷调查及跟踪研究。问卷调查采取的是分层抽样法，共完成有效问卷483份。其中北京244份，宁波239份。之所以重点调查这两个区域。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笔者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对上述两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在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人脉基础”，这是开展实证研究不能缺少的；跟踪调查效果好，但要求研究者时间上能够保证，能够较长时间地观察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因此选取北京作为调查点有时间上的考虑，选取宁波作为调查点便于对比分析。客观方面：丰台是北京外来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大约有32万人，广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北京“浙江村”就在这里。而宁波是浙江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辖区奉化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包括浙江籍与非浙江籍农民工。（注：本次调查中，浙江籍农民工占56.9％，非浙江籍农民工占43.1％。）
在北京调查的企业全部是服装企业，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北、四川、湖南、安徽、广东、江苏、广西、山东、江西、河南等省。在宁波市调查的企业分布在食品、木制品、气动元件、塑料、服装等行业，农民工主要来自浙江、河南、陕西、湖北、安徽、四州、山东、江西、重庆、河北、贵州、山西等省。以下是两地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其一，农民工性别组成，北京“男性居多(67.6％)”；宁波“女性居多(57.3％)”。
其二，农民工年龄结构，北京“以21岁～30岁为主(53.7％)，20岁以下(23.4％)和31岁～40岁(23.0％)的纺锤形分布”；宁波“以21岁～30岁为主(48.5％)，偏向年轻化(20岁以下占32.2％)，且年龄范围大(31岁～40岁占16.7％，41岁～50岁占2.5％)”。
其三，农民工婚姻状况与年龄结构相一致，北京“已婚占50.4％，未婚占49.6％”；宁波“已婚占41.8％、未婚占57.7％”。
其四，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北京还是宁波都是以初中为主，但宁波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其中，北京“初中占70.9％，中专或高中及以上占9.8％，小学及以下占19.3％”；宁波“初中占48.1％，中专或高中及以上占31.8％，小学及以下占20.1％”。
其五，农民工在外打工的年份，北京形成了“长、中、短均匀分布的结构”，其中，10年以上占13.5％、8～10年占25％、5～7年占25.4％、2～4年占28.3％、1年左右占7.8％；宁波以“短、中为主”，其中，1年左右占9.2％、2～4年占45.6％、5～7年占33.5％、8～10年占8.4％、10年以上占3.3％。
其六，农民工每年在外打工的时间，北京以“候鸟式”为主，其中，每年工作3个月以内占2％、3～6个月占24.2％、7～9个月占38.5％、10～12个月占35.2％；宁波以“常年式”为主，其中，每年工作10～12个月占76.2％，7～9个月占21.3％、3～6个月及以下仅占2.5％。
综上所述，两地农民工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北京“男性居多、年龄以21～30为主的纺锤形分布、已婚者过半、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在外打工年份较长，现在每年以候鸟式工作为主”；宁波“女性居多、年龄以21～30为主但偏年龄化、未婚为多数、在外打工年份不长，现在每年以常年式工作为主”。导致两地农民工特征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不能忽略，即在宁波务工的农民工中浙江籍居多。（注：由于两地农民工特征差异较大，所以文中的数据没有合并，而是单独进行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之大，分布行业与区域之广，本文的描述性分析的局限性在所难免。较大样本量的规范性研究有待完成。
二、渴求与迷茫：农民工培训需求的特征分析
(一)关系网络与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本来只许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获准能够从事非农业生产了，虽然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农民的非农业生产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之下，例如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并没有改变，农民进城务工不容许。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他们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自发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于是就有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家庭或家族纽带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或家族纽带，以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形式和多元的弹性结构，表现出跨越时空的经济社会功能。一定情况下，它可以结成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线，包括拟亲缘、地缘关系在内的关系纽带，甚至编织成强大网络。大量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要素可以通过关系纽带交换或流动，这在一定环境中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源的获得。农民工正是以这种关系纽带为依托，在亲友相携、同乡牵引下，相继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创业。家庭或家族纽带在农民工社会流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流动决策的依据。由于不同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且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真正影响流出决策的信息是通过家庭或家族纽带传递的，纽带中人主要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乡等。这种渠道传递的信息一般比较具体，例如，在什么地区，大概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收入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如何等等。其次是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础。作为社会流动人员，农民工旅居他乡，寄人篱下，生活动荡不安。他们无时不感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与压力，甚至不时面临城市的“清理”（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清理从未间断过，典型的是1995年针对北京“浙江村”的“大清理”。），唯有以家庭或家族纽带为依托，凝聚成团，集结成网，才能互助谋生以及维护自身利益。
在表1中，回答“亲戚、熟人的介绍”中，北京的农民工占65.2％、宁波的农民工占43.9％，都排在第一位。在宁波，居第二位的是“工厂到家乡招工”。调查得知，这种招工一般也通过老员工特别是企业管理者在家乡进行的。宁波华美木制品公司，是一家从事出口业务的木制品生产的外贸企业，担任企业副经理的是安徽人，在公司的几次招聘中，他回家乡将他的哥哥、嫂嫂及其它同村人30余位招进企业来。
表1您是怎么找到这里来工作的(％)
北京宁波
工厂到家乡招工
5.326.4
亲戚、熟人的介绍65.243.9
自己随便找过来的20.915.5
其它 8.614.2
表2显示，483份问卷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在工作所在地没有任何熟人，其中，“要好的朋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宁波，都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亲兄弟姐妹”。在农民工群体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亲戚最好、朋友很重要、但挣钱只能靠自己。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先赋性血缘亲缘关系的基础上，有意扩大朋友圈子，以增强关系网络的功能，扩大信息渠道。
表2您工作所在地的熟人有哪些(可多选)
爱人父辈子辈 亲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 要好的朋友其它
北京35.216.42.9 36.1
21.753.39.4
宁波15.5 5.94.2 34.7
15.947.7
32.1
(二)“春江水暖鸭先知”：农民工对培训的渴求
庇奥尔(Piore，1970)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即二元劳动力市场体系)。第一市场是技能劳动者市场，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较好，求职者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富裕家庭；第二市场往往是非技能劳动者市场，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求职者往往是穷人、年轻人、移民、妇女等。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出明显的分割性，城市农民工大多选择在第二市场就业，这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认为，近年来工作越来越难找：北京(61.9％)、宁波(76.6％)；钱越来越难挣：北京(85.2％)、宁波(84.1％)。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农民工自己很清楚，没有一定的素质和能力，在城市很难挣到钱，也很难生存下来。
表3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认为，“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出(或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主要以“体力型”输出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加快向“技能型”和“复合型”为主转变。
表3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作用(％)
北京宁波
至关重要50.859.8
比较重要37.320.5
不重要
1.2 0.4
较少思考这些问题10.715.5
其它
0 3.8
由图1可知，当问及“什么样的员工在企业里最吃香(可多选)”的，无论是北京还是宁波的农民工，大都选择“有技术的”。虽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具有较高实际技能而缺少正规文凭的农民工也往往难以在正规市场谋到就业机会，但在非正规部门，技能水平与就业概率及工资收入也是呈正相关的。
附图
图1 什么样的员工在企业里最吃香（多项选择）
当问及“现在干什么工作最赚钱(可多选)”的，答案是：北京有59％的农民工、宁波有68.6％的农民工选择了“高新技术工作”。北京这一选项在所有选项中排第一位，其它选项依次为“当工厂的老板”(36.1％)、“开门面做生意”(35.7％)、“当国家干部”(20.9％)、“修理”(6.6％)、“其它”(6.1％)、“开车”(2.5％)。同样，在宁波，“高新技术工作”选项也是排在第一位。其它选项依次为“当国家干部”(39.3％)、“当工厂的老板”(35.6％)、“开门面做生意”(21.8％)、“其它”(15.9％)、“开车”(11.3％)、“修理”(4.4％)。诚然，农民工作出高新技术最赚钱的判断，与他们愿意或者能够学习高新技术是两码事，但至少我们从这种判断中可以感知农民工对技术的认可。
从技能而言，表4显示，不论是北京、还是宁波，农民工对参与培训的态度，他们的第一位的选项都是“只要能学到一技之长，花钱也愿意”。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在城市得到就业机会，才能找到报酬高而又体面的工作，才能在城市站住脚。这种现实推动了已经外出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不是不重视“一技之长”。
表4您对参与培训的态度(％)
北京宁波
只要能学到一技之长，花钱也愿意41.864.4
交钱的培训想参加但没有钱 16.415.1
免费的可以参加13.5 5.9
听说过培训但我不想参加12.3 7.5
不知道什么是培训 11.1 2.1
交钱不多的培训愿意参加 4.9 5.0
(三)农民工对培训的渴求与培训供给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与农民工的培训渴求相比，各类培训供给明显不足(包括技术培训、技能培训以及综合培训)。一部分企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产品质量关乎企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就对农民工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培训。例如，湖北省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丝绳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前身是一个镇办小厂，为什么在众多的乡镇企业中，福星公司能够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制胜。而质量制胜的秘密在于员工的培训。早在1991年左右，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员工队伍迅速扩增，但由于员工素质参差不齐，上岗培训迫在眉睫。公司董事长谭功炎三顾茅庐，请镇公办教师夏志勇老师提前从20多年的教师岗位上退休，来到企业专门抓员工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岗位技能培训，新员工厂纪厂规、前途理想、企业背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1992、1993年两年共培训职工2000多人，从1994年起，福星公司在不断完善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又与高等学校建立了骨干员工培养和普通员工培训的长期协作机制。目前，该企业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一到两年的系统理论学习，普通员工的定期培训与专门讲座已经制度化(包括英语培训与WTO知识的培训)。
类似于福星公司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企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大多数的企业主，只是把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基本上不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有些企业在农民工上岗之前，还作短期的培训，教会他们基本操作；而多数企业一招来员工就派去劳动了，技术培训轮不到农民工。如图2所示，当问及“您所在的企业对员进行培训”时，“经常培训”的企业少之又少，北京仅2％，宁波仅10％。在企业中，北京农民工中71.7％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宁波农民工中33.9％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
附图
图2 您所在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
对员工进行培训，不仅可以提升技能和素质，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可以强化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激发他们自身的学习潜能，使他们能够与企业同步成长。为什么转轨时期的企业不愿意或较少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调查得知，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最小成本的管理”。在不少企业看来，培训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减少支出，农民工培训是“能省则省”；二是“减少培训的外部性”。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来看，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和“跳槽”(例如，北京农民工的工作方式被形象化为“候鸟式”)，使这些企业担心因培训投资收益“外溢”，而不愿对民工进行长远性的培训投资；三是“临时性与季节性工作性质”。宁波奉化的企业，大多数是外贸企业，有时为赶交货期，企业临时“调兵遣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种来自于企业外部或企业内部其它部门的临时性与季节性员工，企业往往来不及或者说也不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培训规划。四是“取之不竭的民工潮”。在许多企业主的观念中，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004年以来南方某些城市出现的“民工荒”，对该观点提出了反面的注解)。上述四种方面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以下情形：在企业的生产淡季，员工流动到其他工厂或回家乡歇业；在企业的生产旺季，企业想对员工进行培训也难以找到充足时间。
(四)“想是想，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农民工较为普遍的一种迷茫心态
在需求层次理论中，个人对培训的需求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是否一定要在普通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产生呢？调查显示，情况并非如此。个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但如果普通层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高层次需求要么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普通层次需求的满足(例如，参加培训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好的收入报酬)，要么是对普通层次需求暂时无法满足时的一种个人效用替代(例如，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其货币收入不高，他们更愿意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为将来更高的货币收入打下基础)。
由图3可以看出，农民工出门打工的原因，挣钱(北京76.2％、宁波65.7％)是普通层次的需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则可以看作是“发展需求”，包括“学点技术”(北京35.7％、宁波27.2％)、“见世面”(北京27％、宁波49.8％)等，至于“看着别人出来我也出来”的从众心理以及“其它”，只占较少的比例。可以推断，农民工的“发展需求”服务于“普通需求”，即“学点技术”、“见世面”的目的是将来能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同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相对缺乏，他们出门打工的目的主要在于“发展需求”，而不是“普通需求”。在这个年龄阶段，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替代。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中“年轻化”的宁波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附图
图3 您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可多选择）
问题是，从事什么行业，或者说掌握多高的技术水平能够为农民工带来让他们满意的货币收入？农民工不仅没有也难以有现成的答案，而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极为有限的。当前，农民工主要从自己的“关系网络”而较少从政府以及社会机构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至于信息的时间损失以及对信息真伪的鉴定，他们更是无能为力。加之多年来，企业较少为农民工提供培训，适合于农民工的社会培训机构也发育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渴望培训，但对于培训内容显得有些迷茫。
如表5所示，从技术培训的角度看，“从来没有想过”的比例很低，北京与宁波分别为2.0％和5.4％；“曾经想过，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了”(虽然有参加培训的想法，但由于长期得不到实现，久而久之，想法也没有了的比例不高，两地的比例分别为12.7％和17.6％)；同样，“曾经想过，并努力实现了”的比例也不高，两地分别为18.4％和19.2％。相反，“想是想，也不知道学什么好”、“想法很强烈，力争去实现”的比例较高，北京分别为43.0％、23.8％，宁波分别为20.5％、37.2％。
表5曾经或现在有没有想再学点什么技术(％)
北京宁波
想是想，也不知道学什么好
43.020.5
想法很强烈，力争去实现 23.837.2
曾经想过，并努力实现了 18.419.2
曾经想过，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了
12.717.6
从来没有想过2.0 5.4
农民工对培训的迷茫一方面表现为不知道学什么，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到哪儿学(如表6)。从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实现的原因也可以看出，“不知道到哪里学”的比例在北京与宁波都排在第二位，特别是宁波，与“担心学习以后有没有用”最高的比例相当接近。对此，访谈中李小金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学是想学，但不知道学什么好，也不知道到那里去学。然后是没有钱去学，最主要的是不知学什么好。我们没一点渠道，一天到晚都在这里，到底什么适合我们，适合我们以后的打算，对我们有没有长远的利益，我们不知道。”
表6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实现的主要原因(可多选)(％)
北京宁波
没有钱去学 41.425.1
不知道到哪里学 27.938.5
没有时间学 26.630.1
担心学习以后有没有用26.239.7
没有坚持下去15.620.1
其它11.916.3
(五)农民工培训需求结构的探知
为了探究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结构，调查表中专门列举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包括“其它”共有15个选项)，图4大体上显示出北京与宁波两地农民工的需求结构：第一，两地的农民工对新技术都非常感兴趣，“电脑知识”一项在所有选项中排在首位(北京39.8％、宁波53.6％)。这种选择与前文“现在干什么工作最赚钱”，两地第一选择“高新技术工作”的答案具有一致性(虽然“电脑知识”不一定能代表“高新技术工作”)。比较而言，农民工对一般性技术或者说传统的技术培训兴趣不浓。调查中，选择“电工”(北京5.3％，排倒数第三；宁波17.2％，排倒数第七)、“钳工”(北京2.5％，排倒数第二；宁波9.2％，排倒数第四)、“装修”(北京2.5％，排倒数第二；宁波2.8％，排倒数第一)、“厨师”(北京7.8％，排倒数第七；宁波10％，排倒数第五)、“车工”(北京11.1％，排倒数第八；宁波13％，排倒数第六)的比例都很低。第二，不少农民工偏爱相应的企业管理知识。北京的调查中，22.5％的人选择“管理”，17.2％的人选择“营销”；宁波的调查中，29.3％人选择“管理”，24.7％的人选择“会计”。第三，对于“法律知识”以及其它方面的培训，农民工还具有较为模糊的认识。关于“法律知识”，宁波的比例较高，为33.1％；而北京的比例只有11.9％。至于“城市生活能力”、“权益保护”等方面，笔者在访谈中，切实感受到农民工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极为欠缺，但他们并未真正萌发出相应的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与当前社会还缺乏相应的供给机制有很大关系的。
附图
图4 农民工培训需求结构图
上述只是农民工的一种潜在的培训需求结构，即便如此，也折射出了农民工的不同偏好。也就是说，如果允许他们有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在他们看来劳动强度低的行业。这也预示着单纯依靠低工资高强度来保证工业低成本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面临“产业大军”的抵触。“民工荒”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工作环境以及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