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与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经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探讨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方法论问题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注意。然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在经济理论本身，仍忽视对经济史的关注。令人遗憾的是，一贯自诩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不愿进一步接受历史经验的检验；同样地，经济史学也陷入了自我论证的怪圈，不仅忽视了经济史学的任务，更没有接受经济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目前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很不利于经济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任何一门学科，一旦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就会陷入自我维护的误区，力求自己内核的坚硬和保护带的巩固，很难实现进一步的创新，而更实现创新，就只能求助于“边缘的突破”。
一、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实证方法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任何科学或理论都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任何理论的假设或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经验事实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方法的本质，简单说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
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具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或事实是大量的；第二，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试错”式研究；第四，经济史世界最适于经济学“溯因法”研究。
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一种源于事实的科学假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对经济学研究起主导作用，例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一种假设失去其实证正确性以后，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理论大厦的倾斜。
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这种尴尬和挑战。英国研究方法论的经济学家布劳格，一方面认为新古典主义是把真实的正确前提或假说作为基础的学科，另一方面批评新古典主义未能将实证原则贯彻始终。他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注：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0页。）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注：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42页。）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一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所研究的是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没有交易费用概念，没有制度分析。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
与经济理论相比，经济史就如常绿的生命之树。理论既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然而为经济理论提供经验和事实的经济史，作为实证工具，具有史实意义上的客观性。不仅如此，当一项假设被经验证伪后，理论还需要一种新的假设，而这种新的假设仍必须从经验和事实中产生。所以，经济史将继续成为经济学理论更新假设的来源。
二、证实方法与证伪方法
不论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经济学发展的形式。经济学要不断发展，就必须始终保持一个开放体系，这种开放也包括对经济史的开放，就是要不断接受经济史经验与事实的证实与证伪。在经济学发展的常态阶段，经济史不断为经济理论提供实证材料，支持经济理论的各个假设和命题，使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然而，证实的方法，只能导致经济科学在量上的积累，而不能导致质上的革命。不仅如此，当经济学形成固定范式以后，还会出现排斥新理论、新方法的保守倾向。这个时期，经济科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和革命。经济学创新任务的提出，是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然而，这种情况还不足以推翻现有经济理论，所以经济学可以求助于经济史。
在19世纪的经济学领域，证实主义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证伪主义被引进经济学，从而证伪主义开始主导经济学发展，导致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创新和革命。例如，垄断竞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都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长期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定理进行证伪而实现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也通过证伪方法实现了创新和发展。
经济学方法的证伪主义出现，一方面是受了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现实经济的挑战，导致原有信条的危机。此外，经济学的证伪之风，还来自经济史学的进展。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主要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来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而未考虑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技术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但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通过对16-18世纪国际贸易史的研究考察，证明在这个期间，航海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世界贸易量却大大增长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体制更为合理，运输航线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的贡献不仅在于证实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命题，而且是对古典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证伪。
经济史中的证实方法与证伪方法并不是矛盾的。从科学哲学角度讲，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都是为理论假说提供实证材料，其作用都是推进理论上的进展和创新。所以，对两种实证方法要辩证地理解和运用。
三、经济史研究中的假设方法和理论工具
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经济史学，都不可能改变经济史的客观性。但经济史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史实，史实本身并不是史学，而仅仅是史学的原料，就如砖瓦沙石对于高楼大厦，仅仅是建筑材料而已。所以说，任何史家都是用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透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认为，历史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和历史数据的函数。就是说，史学家总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探究的，如果没有某种指导思想，就只剩下一堆支离破碎的零乱史实，而史实并不是史学，而只是史料而已。
经济史研究重在求证，也不可偏废推理，这是因为人不能尽知天下事，必须推理以求之。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
用一定的经济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史，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假设问题。前提假设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经济史学也不例外。作为经济史学，前提假设一方面来源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家的哲学见解，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经济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历史哲学也认为，历史学家是根据“人性中的可能”来判断过去的历史，历史学中的普遍命题和假设都来源于历史学家对人性所作的基本判断。但不同的是，在经济学中，“经济人”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普遍人性，而历史学中的人性假设，却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以最显著的方式随着每一个时代而在变化着”的。（注：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这种观点事实上要比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客观得多。产生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无历史感。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将他们所考察的经济世界，看作永恒不变的世界，因而人的本性及其行为也是不变的。但作为经济史学，它考察的是一个变化着的经济世界，人性假设也不可能永恒不变。如果经济史也如同经济学一样，从不变的人性出发，就不可能区别不同的历史时代。所以，从经济学提供的前提假设出发研究经济史，绝不是要从这种假设反推出一个符合经济理论的经济史，正如我们不能从“义利论”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史研究中，有一种“反事实假设”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首创的。一般的经济史教科书都断言，美国19世纪经济增长与铁路密切相关，就是说，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经济增长就不会有那么快。福格尔提出一个“假如没有铁路”的假设，对19世纪的美国经济史进行计量研究，他的最后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8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实际产值低3%以上。这种假设可谓是一种“大胆假设”，但这种假设并不是作为经济史研究前提的假设，而是一种“描述性假设”，与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实证方法并不直接相关。尽管如此，美国主流经济史学也不赞成这种“反事实假设”，认为这种方法用于分析历史的长期变化，“会歪曲历史变革的复杂性”。（注：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四、经济史学的范式及其创新
经济史学家作为独立的学科，也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但是，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但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就西方经济史学来讲，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创新理论等等，都成为经济史学有别于历史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
但就中国的经济史学来讲，基本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界，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比较少，在他们的头脑中还较少经济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学家大多不屑于经济史研究，忽视了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
对于经济史，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经济史是“经济的历史”，仅仅是历史中的经济部分，是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中的经济问题，经济史不过是历史学科“类”中的一个“种”；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只是要“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是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的历史。所以，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部分，其范式应该与经济学范式更接近。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实说话，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实说话，却要依靠经济学提供的观点和方法。现代史学方法论认为，史料总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史料作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实，对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史学方法论，与经济史学方法论是一致的。所以，经济史学范式革命的任务，就是采用经济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式，实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
要建立或重建经济史学范式，首先，必须在世界观层面上明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并作为经济史家具有的共同信念；其次，明确经济史学的任务，即为经济理论提供证实与证伪，包括提供更多更可靠的经验事实，证实或修正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为经济学提供更新、更可靠的假设和命题；第三，坚持以经济史实为实证依据，以经济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第四，采用共同的经济史语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史家的共同研究与合作群体，以及为追求科学而争论的各个经济史学派。
可见，经济史的范式革命取决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但另一方面，经济史的范式革命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相反，经济史的范式革命也有助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目前，许多学者都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就是脱离实际经济生活，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而不能自拔。从根本上说，就是背离了原有的实证传统而走向了反面，西方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然而，主流经济学范式革命至今仍未使原有范式被新的范式取代。这一方面是由于主流经济学范式仍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通过不断的证实与证伪来实现理论体系的创新；但另一方面，还在于能够彻底推翻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和主要命题的证伪性经验事实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传统，建立了一个及其严密的逻辑世界，而这个逻辑世界不可能用同样的逻辑武器去击破，而只能用事实证伪。所以，经济史的范式革命可能成为经济学范式革命一个重要环节，并为经济学范式革命作出贡献。
从本质上讲，经济史与经济学都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这是两个学科相互结合和相互提供方法论的基础。事实上，经济学与经济史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到李嘉图中断了，不少经济学家带着“李嘉图恶习”，逐渐背离了实证主义，陷入从逻辑到逻辑的循环论证；另一方面，经济史也脱离了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这就使两个学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越离越远。这种经济史与经济学分离的状况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有助于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