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遗产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要对“五四”为后来所作的文化定向，同其后几十年间中国文化现实的关系作连贯性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以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主要潮流、主要倾向的文化根源的许多秘密。
一，现代化需要文化反思
当代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也出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经济，这一真理经过十几年的强调，已经为大多数人们所认识、所理解。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对建设现代化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水平。那就是：要能够顺利地推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花大力气发展经济，而且需要以艰苦的思想劳作来进行民族文化反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文化反思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动员规模、制度创新机制以及有效的发展速度。除此之外，文化反思还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的基础条件的社会结构、人际交往方式、民族的精神活动的路向起着重要的直接决定作用，这些东西构成了现代化进展的各个重要方面。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上。被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所解放了的、并还被继续解放着的人们，从精神上焕发出了史无前例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建设美好社会的想象力。人们从思想上所获得的这种解放，加上人们从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上所获得的解放，直接地促成了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80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模式、人际关系模式和人的精神生活格局。旧的、不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东西，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地艰难地消亡。新的、为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也正在或快或慢地、艰难地发生着和成长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大多数人们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而对所有这一切变动，只要我们从哲学的水平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都处于一个大的历史性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就是“民族文化”，即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在同别的民族相比较之中所显示出来的特有的价值信念、生活方式的思想方法。现代化的实际社会改革在“行动上”当然应该在经济建设、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的每个局部领域中分别地展开、并各自分别地进行下去，但如果每个领域中的行动在其“理论思想上”缺乏从“民族文化框架”的整体性上来考察和处理问题的宏观宽阔视野，既不去考虑文化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人的精神生活的积极牵动性或消极制约性，也不去考虑对框架本身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就仍然可能只是处于被动或者盲目的操作水平，它就仍然可能是不负责任地对“自发现象”的崇拜。它就仍然可能是暂时轰动而无实质效果的“泡沫”事件。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实际事例，作为“教训”正在这样地提醒着我们，警告着我们。
二，从根本上反思：检查“五四”遗产
应该说，力图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即现代化过程起到理论引导作用的文化反思，从80年代初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以来，在中国理论界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分子中就一直存在着。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文化反思，大体上都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一，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二，中国现实的历史境域（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怎样的？从“非现代”（或“非完全的现代”）的“现实”通向“现代化”“理想”的实际可行的道路是怎样的？
三，为了实现现代化，对从宏观上来讲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或“国民性”、从微观上来讲的“人的个体素质”或曰“个性”，应该进行怎样的“自我教化”和“自我改造”？
四，中国现代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关系是怎样的？
五，中国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例如欧美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同高速发展的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提法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时代内容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单就其“话语”形态而言，几乎同“五四”时期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流行着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主要形式没有什么差别。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直到现在并没有找到对“五四”提出的问题的自认为满意的答案，因而似乎还必须按照过去的思路继续进行追问。
但是，如果仍然按照“上述”问题并仍然在“五四”为我们所提供和造就的思想圈子中“检查”的话，可能不会有更多的突破。过去我们一直把“五四”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只要提出对它们进行检查，我们就不难发现，“五四”提供给我们的“文化框架”，具有我们以前不曾发现的“非批判性”。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文化问题，还应当从对“五四”的思路进行重新“审视”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20世纪世界历史命运的思考，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面的意思：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曾经长期强盛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面前已经无力应付，处于被动地位；中国要想重新强盛起来，机械地摹仿西方的器物和制度是不够的；中国人首先必须“换脑筋”，即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早期所谓的“新文化”，指的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倡导“民主”和“科学”，这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领导者所理解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一种新校正；而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它被看作西方文化在批判启蒙运动的“无能为力”（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的最有前途的理论代表，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理想的文化观念来源。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表明，文化观念的创新，文化反思的成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动确实起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新的价值信念的确立和传播，引导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它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近60年历史的显著影响。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模式对中国社会在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导向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最主要的历史特点，其一是反传统即“反封建”，其二是救亡精神即反帝和革命。这两个主旨当然都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它们的功绩是伟大不朽的，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某些偏颇，历史“走进了”它原来并未打算“进入”的“房间”。例如：
第一，“五四”以“反传统”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方面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枷锁而走向现代化开拓了道路，如家族式和拟家族式伦理模式在各个社会层面和社会领域中不同程度的普遍解体；封建礼教的普遍被冷落；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参与的普及化等等。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心态由于后来未能形成为成熟的民族理性，所以就只能一直是一种思想情绪，它缺乏严整的学理约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狂热地“发作”起来，发展到极端，那就是几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砸四旧”和“彻底决裂”。
第二，“五四”的民族危机感和与此相关的“只争朝夕”的急迫“救亡”态度，作为一种文化情绪，一方面激起了几乎是全民族的变革热情，成就了近代以来中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未能成就的许多伟业；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揠苗助长”的急促冒进的文化态度的形成和泛滥，造成主观唯心的理想主义即人们常说的“左倾”心态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力图“推进”现代化的主导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三面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失误给中国人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灾难和痛苦。
第三，“五四”提倡文化大众化，反对传统经典和封建精英文化，这一方面导致了时代精神的非贵族化和非特权化的“世俗化”的运动，一代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唯书、不唯上，鄙视等级观念，走上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农民战争”；但另一方面，这种将文化通俗和大众化的潮流导致了对本民族精英文化的批判和对它的新内容的建设的忽视，导致了对本民族精神领域中形上层面的文化进行细致批判和重新建构的“意识忘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虽然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西方新经典和新精英文化体系，但对它缺乏有意识地下功夫的深入学术研究，往往只拿它的某些词句、概念、范畴和论断来作为为现实的政策和策略作维护和辩解的“工具”与“手段”，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研究，往往在尚未深入之时，就被批判为“脱离实际”或“书呆子”，反而断言，由于工农的“自发的阶级感情”，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天生的理解力，似乎工农“自发”的“朴素阶级感情”的“直觉”，直接地就是民族精神的形上建构。这就使得重建民族文化的新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受到了根本的轻视和阻碍。所以，“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从总体上来说，缺乏牢固的形上依托和根据，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理论界以至学术研究中的“随风倒”，导致了“语录”、语录歌和“最高指示”成为中国人文化权威的“顶峰”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形态及文化话语的任意性、“阵风”现象、飘摇现象和混乱。
对“五四”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作如此的两面观，并不意味着是要否定“五四”的功绩。“五四”的功绩是否定不了的。我们只不过希望通过这样的反思对它达到更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只要对“五四”为后来所作的文化定向同其后至今几十年间中国文化现实的关系作连贯性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化以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主要潮流、主要倾向的文化根源的许多秘密。也就是说，对“五四”文化模式中的“非批判因素”的反思，有利于我们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存在的许多难题的解决，寻找到别开生面的出路。
三，开拓文化反思的新界面
在认识“五四”文化的两面性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五四”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不但具有某些明显的优点和时代优势，例如，它标志着从20世纪的新角度对中国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批判性回顾和“大转折”式的扬弃；它在风格上十分尖锐、十分具有战斗性等等，但同时，“五四”也具有一些根本性的不足，“五四”所表现的“血气方刚”和“只争朝夕”的文化个性，决定了它往往对批判对象所作的理性研究不可能十分充分，因而，也就必然地会给后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遗留下一些与传统、与近代中西关系上的非理性观念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五四”对其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非绝对完善性，因而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批判“限定”在“五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相反，而应该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在与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迫切相关的问题上，开拓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新界面，超越“五四”而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传统。这里只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五四”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控诉，确实淋漓尽致，但在今天看来，这并不能掩盖其未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系统分析批判阐明的缺陷。这个深层结构的主要内容，不但有“五四”着力批判的封建等级制，而且包括“拟家族”模式的“大一统”的一元中心主义，以及它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对人的个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在当时时代进行满足的特点，以及维系家族结构内部的文化和谐所必然依赖的存在于同一关系形态中的“尊”与“亲”的二重意义关系的相互制约性，等等。古老的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它的严格的等级制，它的“天下归一”的个人集权和集团集权，它的所有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规则，并不简单地只是赤裸裸的冷酷，它在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中编织了（或者说铸定了）十分复杂的文化结构，它在一定意义上蕴涵着人与人关系的双向的“亲族性”认同和认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伦理精神，之所以能长期地处于多次复制的“恶性循环”式的“稳定性”之中，同中国封建制度上述这些特点不无关系。“五四”的反封建斗争确实为中国人的“社会化——个体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是由于它未能（或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在中国文化深层中如何实现从家族性向个性的正确转化这一问题，也未来得及研究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以自由个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一问题，使得由它本身开创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转型事业进展曲折缓慢：其一是在其早期走向了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主义，使得社会解体为“一盘散沙”，出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其二是在新的社会形态生成之后，在未彻底挖掘“拟家族性”的文化结构深层模式的情况下，力图实行向“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的“直接”过渡（或曰转变），这就出现了旧社会形态同新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不清的状况，出现了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旧形态在新形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在被复制、被复现的状况，也出现了新形态向旧形态蜕化的可能性。所以，如何在如此巨大的文化转型的形势下认识并从理论上引导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家族性”模式向现代的“人的社会化——个体性”模式转化，如何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又紧接着以这种个体化了的人为基础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以实体性的形态结构巩固文化深层结构变动的成果，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反思和文化转型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改革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动已经开始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触动着、并改变着这种“拟家族性”的文化深层结构：从理论方面来看，思想解放运动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都号召并“策动”着人们从家族性身份和拟家族性身份的“胶体”中逃逸出来；从实践方面来看，具有个体法律身份的“个人”或“私人”，已经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并进一步取得着逐渐完备着的合法地位；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个性逐渐地越来越受到他人和社会重视和尊敬；人的社会化即“公民化”的过程正在不断地、然而仍旧有些艰难地进行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以“个人”的权力和义务为其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重新组合已经开始，各种非家族性的、非拟家族性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正在大批涌现。但是与此同时，旧有的家族性的和拟家族性的社会关系仍然以新的形式在表现自己，例如家族型公司、宗族型公司的出现，民间帮会以至于某些以“拜把子、结兄弟”为形式的黑社会集团的出现等等。可见，对传统的文化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动，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二，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遭遇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精神痛苦和现实灾难，使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五四”在一片愤怒的“反帝”声中形成了一次广泛的、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加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确实大快人心。然而这种激进主义注重于方式的激烈，它必然不允许、也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有一种心平气和的、理智的批判态度和批判方法，同样也必然不允许、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20世纪全球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东方民族的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出较深层次的、比较符合客观形势的深入研究和评价。在这种必然的历史局限性的支配下，中国人从“五四”开始，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把从鸦片战争以来积累起来的仇恨帝国主义和恐惧帝国主义的文化心理，转变并泛化为一种排斥欧美文化、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崇拜欧美文化的矛盾的、犹豫不决的行动战略。恰当此时，发生了俄国革命向帝国主义营垒挑战的事件，因而，中国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就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之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的这一文化选择，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形势和当时外部世界的形势，以共同制约的方式，造成了中国人对当时世界文化关系作出了绝对对立性的理解。中国人内在的文化矛盾，在新形成的两个对立方向的实体性的国际社会关系中，把“排外”（对资本主义的欧美）和“崇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两种缺乏理性的盲目的文化心态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中国从“五四”承接下来的文化遗产，它影响持续了六、七十年，一直延续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夕。对“对立性”的极端强调，忽略了全球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必然存在的、并不一定具有真正意义的共同规律性，从而也就忽略、并堵塞了东西文化交往、交流和合作的任何必要性和可能性。当然，对人类东西方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中的这种绝然分裂，冲突着的各个方面都自己的具体责任，但从中国文化自身反思的角度来看问题，认识到“五四”关于东西关系的绝对“对立性”论断的偏颇，对中国形成当前为本民族的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从实践上打破了“五四”遗留下来的关于世界两大文化体系“对立”关系的传统看法，大胆地实行了“对外开放”。从实践上对“五四”文化模式的这种大胆超越，可以被看作中华民族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但这种从“尝试”开始的实践行为要能够成长为一种成熟的理性态度，还必须经过艰苦的文化反思过程。关键问题是对深层文化结构模式的改变。这种深层结构就是前述“恨洋”、“恐洋”的民族心理，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内在矛盾着的“排洋”和“崇洋”的二重关系模式。对外开放十几年中，虽然具有现代意识水平的世界主义的理性态度正在开始形成，但上述传统的民族心理和关系模式仍然在以改变了形式起作用。例如：一方面在潜在的民族自大心态的导引下，潮笑洋人的办事认真为“少心眼”，把他们严格遵循理性逻辑的习惯蔑视为缺乏灵活性的“机械主义”，使许多本该向西方认真学习的东西并没有学到，许多本该积极利用和争取的国际资源并没有利用和争取到；另一方面，在各种由自卑所产生的盲目性指使下，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崇拜洋货，以潜在的自卑心理对洋人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盲目迷信，使得在吸收为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稀缺性资源的时候，缺乏或轻视理性思考的科学操作程序，遭受了不少重大损失。所有这些现象说明，在中国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状况而开始主动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国人应该认真研究和思考自己在全球世界中基本的客观文化态度，应该超越“五四”关于世界关系的观念模式的定论，而从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平和伦理高度，理性地、冷静地研究和思考自己民族本身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顺利地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推进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进步和现代化。
结束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思想的一个集中的、关键性的历史表达，它在20世纪为我们民族铸造了历史活动的新准则，相对于古代的“旧”的文化传统来说，它为中华民族形成了一套“新传统”。正如对待一切可以被称作为传统的东西的态度那样，对于“五四”，我们既要看到它对我们民族20世纪现代化历史的伟大贡献，继承它的光荣革命传统，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并超越这个局限；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看到“五四”以后在中国历史中“五四”传统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候被片面化、极端化和庸俗化的情况。只有这样比较全面地对“五四”进行文化反思，我们才会真正有思想能力、从而有实践能力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条件下，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论文; 经济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