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翔[1]2010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用失误由来已久,它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之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但真正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提出来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自从英国学者Jenny Thomas1982年在她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一概念以来至今也只有28年的时间。从此,语用失误这一语言现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更是热衷非凡。诚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常常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有的语用失误不伤大雅,有的破坏性极大,有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此对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研究无论要求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标题里含有“语用失误”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且据我们研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至今仍没有哪位学者的博士论文对语用失误进行专题研究。以上便是本文选题的主要缘由。本文试图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框架由五部分组成:首先对本研究主题“是语言交际中语用失误还是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界定。通过研究我们认为verbal communication与“言语交际”应该更对应、更合理,从而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第二,对语用失误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重点讨论了与语用失误研究最密切相关的叁个跨学科内容: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第叁,对国内外语用失误的专门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比了一些跟语用失误十分相关的概念,比如误解、偏误、误导、口误、歧义、语用模糊等等;第四,对六个不同层次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展开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何自然、阎庄于1986年所作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第五,根据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严重性,我们总结了语用失误的10大成因,并对各种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课题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率仍然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本课题的研究发现简单归纳如下:第一、通过对语用失误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了Thomas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四大成就与八个不足,并归纳了国内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叁个阶段中的11个方面的特点。具体参见第4.2.节;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存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特征,即(1)低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率一般都要比高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要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不大,不显着;(2)语言语用失误率总是比社交语用失误率要高;(3)单选题语用失误率总是比多选题语用失误率要低。后两个结果的发现不但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发现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具体参见第5.5节。尽管本文的定位是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对象上,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也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许国红[2]2008年在《一项大学英语学生跨文化口头交际语用失误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过程中,外语教学者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训练和培养语言能力上,忽视了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导致学生在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往往能说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但却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总是被人误解,甚至被认为是没礼貌、粗鲁。这说明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发展不平衡。所以,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能力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弥补外语教学在培养学生语用能力上的不足,有的放矢,作者在对20年来国内外语用失误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的基础上,以公外学生与英美本族语者之间用英语进行的跨文化口头交际中所出现的语用失误现象为研究对象,力图1)准确揭示公外大学生的语用能力现状;2)揭示学生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之间的关系;3)描述造成学生跨文化口头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4)提出提高学生跨文化口头交际语用能力的可行性建议。作者从一所大学大叁年级随机选取160名学生分成两组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法,收回153份有效资料。根据得出的正确率数据及分析结果,探究了语用失误原因。然后较系统地分析目前大学生跨文化语用能力的现状,探究了大学生语用能力薄弱的原因。根据研究,作者发现1)公外学生的语用能力普遍较低;2)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发展不平衡;语言能力高不能确保语用能力就高;3)学生缺乏对目标语文化知识和语用知识的系统指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英语教学应该将培养学生的语用交际能力以及提高学生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的两大重要任务。对以后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一些建议,从而更好地培养公外大学生的语用能力,全面提高他们的外语能力。全文共分六大章:第一章介绍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及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指出研究大学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口头交际语用失误现象的目的和意义。第二章回顾了国内外对语用失误和语用能力的研究,综述了语用失误的定义,研究方法及其成因,以及语用能力的定义,培养语用能力的必要性。第叁章在现有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基础上,从言语行为等层面上对公外学生语用失误进行了调查分析。第四章对调查结果和访谈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1)公外学生的跨文化语用能力普遍较低;2)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发展不平衡;3)学生缺乏对目标语文化知识和语用知识的系统指导。分析了造成学生语用能力低的原因:学习者不能充分意识到存在于汉英语言中的语用差异,就可能产生语用失误。第五章探求以上分析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对如何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提供了一些尝试性的建议。第六章为结束语,大学英语教学应把培养学生语用能力作为宗旨,以传授语用知识为重点,把学生目前学习内容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促进交际能力的提高。教师应提高自身的语用意识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周丽[3]2011年在《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与英语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旨在通过对40名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口头交际语用方面的失误的分析,探讨这些失误的原因以及英语教学应如何能使学生顺利,自如地达到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目的。
刘勇[4]2002年在《英语学习者口头交际语用失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外语交际能力。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一个领域，语际语用学近年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中介语语用表现是学生跨语言交流能力的体现。对学生在跨语言交际时产生的语用失误加以研究，可以了解学生跨语言交际能力。本文对英语学习者在口头交际中产生的语用失误作定性研究，力图详实地对失误产生的根源归类并做出阐释。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由于思维方式、说话规则、价值观念、语言内涵等方面的差异造成误解甚至中断谈话，致使交际失败而达不到预期目的。这种差异造成的误解或双方彼此不能理解称作“语用失误”。本文以语际语用学理论为框架，结合早期语用失误研究的成果，通过随机自然观察法，搜集英语学习者自然输出的中介语口语语料，筛选出40个包含有语用失误的实例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文从语用学、中介语理论的角度出发，对语用失误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以下6个成因对语用失误进行了归类，即：理解不充分、不恰当迁移、过度语用归纳、感情因素、教学引起的偏误、社会准则差异，然后再进行详细的描述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英语教学应该将培养学生的语用交际能力以及提高学生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的两大重要任务。
姜炳生[5]2004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外语教学中，文化已成为一个影响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1999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明确指出：“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大学英语教学应强调让学生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文化背景知识，尤其是有关这些国家的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基本文化事实和文化现象，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识别力、理解力，培养和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了解英语国家文化，在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过程中理解、掌握英语，并运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际与成功的沟通。 然而在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认知问题尚未引起广大英语教师的普遍关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仍把语言形式的正确性与学生语言技能的形成置于首位，而潜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对于以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来说，文化认知问题直接关系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语言使用的适当性与准确性。目的语文化并不是英语学习的目的，而是英语学习过程中伴随始终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天水师范学院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英语文化知识测试和口头交际测试，结合日常教学观察、分析，认为制约学生英语学习的最大障碍并不是语言形式本身，如词汇、语法、句子结构等，而是语言文化知识的缺失。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学习不仅影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形成，而且也是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学不仅仅只是指导学生学习语音、语法、词汇、短语、句子等，还应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考虑外语教学的改革，也就是说不仅要培养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恰当地使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外语教学应该转向外语教育，不仅培养人才的外语素质而且培养其文化素质进而提高综合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使用外语这门工具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本文论证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问题，并就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目的语文化知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解决方案，作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参考，有效促进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李秋东, 李龙兴[6]2018年在《开放教育英语专业学生请求策略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利用微信的语音聊天功能对开放教育英语专业一名学生展开了关于请求言语行为的角色扮演和访谈。四个情景对话的文本分析显示案主倾向于使用单一的规约性间接请求,外部修饰语的产出数量优于内部修饰语,部分直接请求的语用失误和非规约性间接请求的缺失反映了成人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不足。访谈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案主缺乏对语境中社会变量的敏感度和元语用意识。
陈敬玺[7]2012年在《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论》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发生在海外的“国际”汉语教学为研究对象,以韩国和泰国的部分汉语学习者为具体的案例,对“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结构模式与培养现状做叁个方面的论述和探讨。首先,从理论层面上对“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结构模式进行操作性的建构。然后,通过对韩国学习者汉语作文语料的具体分析和对泰国学习者实施的汉语文化语用和汉语学习者策略两项实地问卷调查,对其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状况进行探讨和分析。最后,从“教材编选”到“课堂教学”再到“测试评估”,对国际汉语教学流程之中汉语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具体操作和实施进行分析和探讨。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主要由四种要素结构而成：汉语语言知识、汉语言语技能、汉语文化语用能力和汉语策略能力。一个生理、心理相对健全的外国成年人在一定的环境中,带着一定的情感和态度,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学习汉语语言文化,掌握用作口头和书面的理解与表达的汉语言语技能,调动已有的世界知识,便可能逐步获得汉语的基本语言能力；这一能力在学习者所习得的汉语文化语用规则的指引下,在其所能够掌控的汉语交际策略的调节下,通过大量模拟的和真实的汉语交际活动,逐渐转化为汉语的综合交际能力。对韩国59位大学汉语专业学生近200份汉语作文语料所做的分析发现,他们虽然在汉字、词语、句法和语篇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通过叁、四年的汉语学习已经具备了汉语的基本语言能力。如果还想将这一能力提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交际能力,他们就应在汉语书面表达能力上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训练。训练可以通过汉语综合语言课和写作专项技能课两个途径来实施。对泰国22位大学中文专业学生进行的“文化语用能力问卷”调查发现：他们经过叁年的专业学习似乎已经在汉语文化词语的理解和日常情景中的汉语使用上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但校际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这与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学生自身因素相关,也与汉语课堂教学内容的安排相连。所以应该设法提高学生汉语学习的积极性并加强汉语课堂中相关文化语用因素的渗透教学。对泰国37位学生进行的“汉语学习者策略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意无意地使用着各种学习、运用和管理的策略方法,其中既表现出共性,又存在着差异。这既与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和已掌控的策略方法相关,也与其所处的本土文化背景相联系。有一些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却并没有为其所用。因此,有必要在课堂教学之中渗入一些策略培训和实践的内容。两项调查结果表明,学习者在经过大学叁、四年的专业学习后完全可能具备一定的汉语综合交际能力,但他们在汉语文化语用规约和汉语学习、交际策略运用方面都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有可能在国际汉语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显性的教学和隐形的熏陶而逐步得以消除。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必须贯穿于国际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尤其是在教材编选、课堂教学和测试评估之中。对十四部对外汉语教材进行的分析发现,业界在能力培养上已经积累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教材编写经验与技巧,但没有一种现有的教材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汉语教学之中,所以必须选用或者编写出“适合于特定教学环境”的国际汉语教材。这种教材在内容和形式可以各不相同,但都应成为“学习者中心”、“交际性语言教学”和“汉语文化语用”理念的生动体现。课堂教学只有在内容和手段上与学习者主体心理状态相吻合,才会对第二语言习得发生促进的功效,所以在国际汉语课堂上,应该综合地利用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教学方法,但所有的方法都必须体现“学习者中心”和“交际性语言教学”的理念。围绕这两条主线,一个真实的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即在泰国UDRU大学使用的“交际汉语”之启蒙单元),对“针对性”、“交际性”和“规范性”的教学原则进行了现身说法。对新、旧汉语水平考试(包括HSK和YCT)的对比分析发现,汉语能力水平测试已经发展到“基于运用(表现)”的新阶段。以此切入,对国际汉语日常教学中如何进行诊断性测试、在阶段教学后如何实施学业成就测试等问题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给出的所有实际案例都试图将汉语言文化知识、汉语言语技能、汉语文化语用规约和汉语学习与交际策略等能力要素渗透在国际汉语教学的收尾验收环节之中。汉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形成和获得必须经过两次转化：从“语言文化知识”到“言语技能”；从“语言基本能力”到“综合交际能力”。促成转化的媒介是大量生动有效、富含意义的语言练习和交际实践活动。为了生动有效地开展国际汉语教学活动,实现国际汉语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即“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论文最后提出了两点主张和四条建议,并对今后的国际汉语教学做了一些思考。
肖丽莉[8]2006年在《英语听说能力培养的语用学阐释》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更多的是作为一门知识性的学科来教授和学习。具体反映在教学上就是注重语法、词汇和阅读的培养，而忽视实际能力的运用。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功能在于交际，因此要求外语教学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在实际语言环境中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语言学习的本质是为了培养在特定情景中得体运用语言的能力，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语用学，正是一门研究特定话语理论，研究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科学，它为语言教育家们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本论文以我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为研究主体，尝试性地从语用学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英语学习者的交际语用能力。即从语用学理论出发，以实例论证了语用学对英语听说能力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旨在培养我国外语学生的语用意识，提高语用交际能力，以寻找当代教学理论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本文共分五章，其结构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本文所涉及到的语用学的基本理论。第二章着重从语用学视点研究英语听力的培养，针对传统听力模式的优缺点和听力的现状，用语用学会话含义理论和关联理论两大理论对听力理解进行分析。第叁章着重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英语口语的培养，针对英语口语现状中的不足，用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的理论来分析提高英语口语能力的突破口。第四章是从语用学维度审视英语语用能力，探究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第五章是全文的结论。
雷春华[9]2018年在《西方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快速提升,来华学习汉语的西方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从总体上说,西方留学生对在华的汉语学习状况表示满意,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文化知识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在具体的汉语学习过程中,西方留学生对我国汉语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风格以及我国师生的交际行为、语用习惯普遍感到陌生和不适。面对全新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环境,这些学生往往表现出难于言表的文化诧异心理。而对我国汉语教师而言,他们也对这些学生在课内外表现出来的不适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有时甚至束手无策。目前西方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有哪些文化差异冲突现象?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西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行为的?我们应如何去帮助西方留学生消除文化差异对汉语学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对西方来华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差异冲突现象展开了调查和研究。本研究以社会教育模式、3P教学模式和高低语境文化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查。为了便于对调查对象的文化价值和教育观念进行比较,本研究选择了113名西方来华留学生、92名汉语教师和93名中国学生作为被试。调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西方留学生语言学习风格与汉语教师教学风格上的差异冲突,考查他们与中国师生的交际风格的差异冲突以及他们的跨文化汉语语用失误现象。本调查所采用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在定量数据的统计方面,我们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22.0)对学习/教学风格和交际风格这两个方面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卡方检验。同时,我们通过百分比的计算对西方留学生的语用失误现象进行了统计。在对定性数据的统计方面,我们先对所获取的访谈数据进行解码,然后对数据进行归类。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统计和整理后,本研究从叁个不同的文化视角对西方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进行了剖析,即输出为主的学习文化与输入为主的学习文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对权力距离高度接受和低度接受的等级文化。通过对数据的归纳与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西方留学生的学习风格与我国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存在着显着差异。西方留学生具有动手型、直觉-随意型、开放型、外向型和整体型的学习风格,而对外汉语教师则具有视觉型、内向型、具体连续型、封闭型和分析型的教学风格。上述各类型的差异体现在24个题项上。这两类人群在学习和教学风格上的冲突主要源自于中西方的学习文化与价值文化。在学习文化上,西方留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输出为主的学习文化,而汉语教师则具有输入为主的学习文化。在价值文化上,西方留学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而汉语教师具有集体主义观念。2.就交际风格而言,西方留学生和中国师生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留学生在言语生动性、言语争辩性、非口头表达性、言语放松性、言语开放性和情感导向性等六类交际风格上的均值明显高于中国师生,而中国师生在言语间接性、人际敏感性和沉默倾向性等叁类交际风格上的均值明显高于西方留学生。上述各类型的差异体现在25个题项上。总体而言,这些差异冲突与中西方的价值文化有关,两组人群在个人表达欲的张扬/抑制、话语的对抗性/合作性、人际距离的远/近、个人生存空间的拓展/维持以及面子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观念。3.在汉语语用方面,西方留学生与中国师生的明显差异体现在“称赞与回复”、“批评与回复”、“问候与招呼”、“请求/邀请与回复”、“拒绝”、“道歉与回复”、“感谢”、“告别”以及“具有文化性的字/词/句”等九种语用类型的26个选题上。这些差异冲突源于中西方的价值文化和等级文化。两组人群在利己/利他主义观念、隐私观念、长期/短期导向的观念、个人/社会的权重意识、普遍一致/灵活特殊的待人原则以及对权力距离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本研究拓展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路向,丰富了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同时也为提高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汉语教师应采用各种有效途径来使西方留学生增强跨文化意识,使他们充分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其次,汉语教师应根据西方留学生的学习特点来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以此来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再次,汉语教师应引导西方留学生了解汉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帮助他们拓展自己的学习风格。最后,汉语教师应系统讲解汉语语用文化知识,帮助西方留学生排除母语文化的负面干扰。同时,他们还应不断地更正西方留学生的跨文化语用失误行为,切实提高他们的跨文化语用能力。
宗世海[10]2000年在《汉语话语中误解的类型及其因由》文中提出本文运用语用学的一般原理，特别是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研究了汉语言语交际中的误解现象以及误解的一般理论问题。作者首先通过本人亲历记录，问卷调查，剧本、小说查阅及电视节目录音等方法对汉语言语交际中的误解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在认真回顾国内外有关误解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3个有关误解的理论问题：误解的定义和范围，误解的分类，误解的形成机制。 本文提出，误解指言语交际中听话人没有准确、全面理解说话人意义的现象。误解属于言语交际中的理解现象，误解的行为主体是听话人，被误解的内容是说话人意义，误解与非误解的根本区别在于误解仅指错误理解，即不符合说话人愿望的理解。误解不等于交际失误，不等于语用失误，也不等于不解、“歧义”和“歧解”。 结合关联理论关于明说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基本看法，本文用意义标准给误解进行了分类，结果将误解分为两大类4小类：话语意义的误解（内含命题意义的误解和指称意义的误解）和话语含意的误解（内含用意的误解和暗含的误解）。在此基础上，本文给每小类误解各举了4则汉语误解实例，并用文字与符号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误解进行了进程性分析描写。 误解的形成机制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现有关于误解机制的看法有4个缺点：一是提出的“根源”多而庞杂；二是多个根源分散平列，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叁是只揭示了“可能”，没有揭示出必然；四是误解的心理根源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容需要深究。所谓误解的形成机制，是指误解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误解的形成有哪些要素，这些要素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章认为，导致误解产生的因素（也可以叫做“根源”）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话人的话语，另一个是听话人的心理。说话人的话语根源表现为听说双方语言知识的差异或话语意义的不确定和含糊（不少表现为省约）；听话人的心理根源既有普通心理（凡人共有的心理），又有与听话人社会因素有关的社会心理。话语根源和心理根源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首先是说话人的话语为听话人提供了误解的可能，或者说为听话人作错误理解留下了空间；其次是听话人的心理促成了误解的实现。话语根源和心理根源缺一不可；只要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根源，误解必然发生。由于话语根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认识，本文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心理根源是误解形成因素中的重点，也是研究的难点，本文对其做了专门、深入的探讨。 国外对误解的研究特别是关联理论对误解的研究以及Yus运用关联理论对误解所做的分析都没有把普通心理具体化，更没有涉及误解形成的社会心理。赵毅提出了误解形成的心理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理解心理”，可惜他的心理根源范畴只是普通心理学中的一些现成概念（注意、定势、性格等），并没有结合误解的实践更深入地概括出导致误解形成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普通心理、社会心理类型。本文在分析大量误解实例和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导致误解产生的“常规心理”、“先入 为主心理”两种普通0理，和“自我价值观心理”、“自我利益0理”、“自我防卫心理”和“乐观心 理”4种社会心理。文章对这几种普通和社会0理根源进行了理论上的证明，并从社会因素的角度 入手进一步挖掘了隐藏于社会心理背后的社会条件。洲门发现，听话人的社会地位与某些误解的发 生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在官职高低，阶级阶层高低，职W关系中的师生关系、医患关系、业主与顾 客关系以及u（男女）关系等一组组社会关系中，地位较低的一邦巨容易在自我价值观心理尤其 是自我防卫心理的作用下误解地位较高者，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使然。 本文的研究不但深化了对误解的认识，而且对于整个语用学理论也很有价值。比如，通过误解 的分类，可以加深我节门对整个语用意义的认识：通过对误解u的揭示，可以加深拟门对整个 语用0的埋解。本文虽然以汉语误解为研究对象，但文中所得出的关于误解的分类和误解的形成 机铝的看法也适于其他语言的误解现象，以及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现象。本文的结论对于 人们的言语交际实践和语言教学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D]. 龙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2]. 一项大学英语学生跨文化口头交际语用失误调查研究[D]. 许国红. 西南大学. 2008
[3]. 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与英语教学研究[J]. 周丽. 现代商贸工业. 2011
[4]. 英语学习者口头交际语用失误研究[D]. 刘勇.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5].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问题研究[D]. 姜炳生.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6]. 开放教育英语专业学生请求策略的个案研究[J]. 李秋东, 李龙兴.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
[7]. 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论[D]. 陈敬玺.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8]. 英语听说能力培养的语用学阐释[D]. 肖丽莉. 云南师范大学. 2006
[9]. 西方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研究[D]. 雷春华.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10]. 汉语话语中误解的类型及其因由[D]. 宗世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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