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的内朝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P6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030－07
西汉的内（中）朝制度，不仅是西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对后来许多朝代的政治制度都有过深刻影响，所以，研究西汉的内朝制度，颇有意义，因而它也为一些治史者所措意。在这其中，我以为台湾学者劳干先生的有关论断较为允当。在《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中（注：劳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辑。），劳先生认为西汉的内（中）朝官共有如下几种类型：将军、大司马、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给事中、左右曹和尚书，而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官。劳先生又通过搜集较为详尽的史料，对他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劳先生此文可谓是近几十年来研究西汉内朝制度的奠基工作，我基本赞同劳先生的观点，同时，我在治史过程中对这一问题逐渐有一些新的看法。本文的主旨有三：一是对我所赞同的劳先生的一些观点作出深层次的思考；二是对我所认为劳先生欠妥的一些观点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三是探讨一些有关内朝的而劳先生没有论及的问题，并求教于治史同仁。
一 西汉内朝的缘起及其性质
西汉是皇权专制时代，皇帝多亲理国家大事。在他的身边，一批应对顾问、议论国政的官员的存在是在所难免的。他们议论国事，提供初步的决策方案以供皇帝参考，这样的官员便组成了所谓的内（中）朝。
由于西汉的丞相多选德业雍容者充任，又常居相府办公，帝、相之间难免发生矛盾，皇帝不便甚至不愿让丞相久居省禁。所以，内朝以不包括丞相在内为主要特征，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议政会议，则被称为外朝会议。
内朝又有别于皇帝周围那些主要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官员（如尚书）和执行决策的官员（如谒者、侍御史和一些郎吏）等。内朝比所谓的“近臣”这一概念的外延要小得多，内朝官员基本上都可谓之近臣，但许多近臣并不具备与议国政的资格，不在内朝之列。史料证明，班固总是从议政的角度言及内朝的。
具备内朝官资格者大致由两类官员组成。一类是由本官径具内朝官资格者，如将军、光禄勋、司隶校尉。另一类是经过所谓的加官而具备内朝官资格者。其中，凡加领（或平、视）尚书事、大司马、给事中或诸吏者，都具备内朝官资格；凡加侍中、左右曹、散骑、（中）常侍者，有些具备内朝官资格，有些则不然。而经常通过加官而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有诸大夫、博士等。
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与参加当时某次内朝议论的官员之间经常出现人数上的差异。因为有些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一般常在皇帝身边，如光禄勋、给事中、左右曹、诸吏等，而有些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却因为其另外的职责而不经常在皇帝身边，如将军、司隶校尉、领（平、视）尚书事等。而且皇帝有时会认为某官不便于参与当时的内朝议论，因而不让他（们）参与。再加上其他偶然的因素，常使具备内朝议论资格的官员不一定都能参与当时某一次的内朝议论。而本文讨论的，是具备内朝议论资格与否的问题。
不难想象，自开国始，西汉皇帝的身边便存在以备应对顾问的议政官员。但是，形态完备的内朝，出现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昭帝时代。哀帝死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政局和中央官制变动剧烈。因此，本文拟仅讨论自武帝后元二年（武帝死）至元寿二年（哀帝死）这86年的内朝情况。
二 内朝官员的构成分析
1、将军 凡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 前后左右将军者，都具备内朝官资格。另外，西汉还有很多所谓的列将军或曰杂号将军，如祁连将军、破羌将军等，他们大多因事而设，事息辄罢。一般而言，此类将军官员不能径具内朝官资格。见于《汉书》的有关内朝的所有史料表明，每一次的中朝议论，总有将军在场，而凡为将军者都具内朝议政资格，并且将军在中朝的地位十分显赫。
2、大司马 凡加大司马之官或官居大司马者，都具内朝官资格，且为内朝首领。
西汉大司马分成两类：一类是加官，冠于将军之前，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而加大司马，史高以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加大司马。另一类是行三公制时，大司马成为专任，不再是冠于将军之前的加官。应该指出的是，行三公制时，史书也称大司马为“内辅之臣”，以大司马为内朝首领。如哀帝时，“上即听（大司马王）莽退，众庶归望于（傅）喜”，“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可为）内辅之臣也’。”（注：《汉书·傅喜传》。）又，王莽加九锡时策曰：“登大司马，职在内辅。”（注：《汉书·王莽传上》。）
总之，在这86年中，除宣帝曾不置大司马的5年外， 西汉几乎未曾阙置大司马。有时是以两人为之（此正是其为加官的主要特征），如宣帝时的霍禹和张安世，成帝初年的王凤和许嘉，哀帝时的丁明的傅晏，但在大多数时间里由一人出任。
大司马是内辅之臣，是内朝领袖。而史书言及内朝之所以每每曰“将军中朝”，以将军居首者，是因为大司马通常是以加官的方式加于将军之前的，这与说大司马是内朝领袖并不矛盾。
3、领（或视、平）尚书事 凡加领（或视、平）尚书事者， 都具内朝官资格。但任尚书官者一般不具内朝官资格。
西汉的尚书官员（包括尚书令、仆射和尚书）通常不预内朝议论。因为西汉的尚书主要担负着承旨执行具体决策、办理具体事务的职责，基本上不参与内朝的议论时政和辅助决策。西汉尚书虽然也称“近臣”，地位显要，多受皇帝亲近和任用，但人们总是从其关通内外信息，居国家政务枢机和具体执行皇帝决策这种职能言及之的。西汉尚书大致仅是辅助皇帝办理庶务的官员，没有机会得预议论时政、辅助皇帝决策的内朝会议。见于史料的，只有孔光任尚书令时，“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注：《汉书·孔光传》。），通过加官具备了内朝官资格，但此例更加证明了下述论断：若无加官，尚书通常不具备内朝官的资格。西汉很少有尚书之官通过加官预内朝之列的现象，这与东汉时期尚书的显赫地位是无法比拟的。
而加领（或平、视）尚书事者，则是内朝官。西汉设尚书接纳臣民书奏，再由尚书传递给皇帝。领（平、视）尚书事者受皇帝指派，初步处理国家大事，地位十分显要。如领尚书事王凤请求辞去此职时说：“陛下即位，思慕谅阴，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今谅阴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辞职。”（注：《汉书·元后传》。）谷永上书赞誉曾领尚书事的光禄大夫郑宽中，说他“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注：《汉书·儒林传》。）。如上文分析，大司马还总是兼领尚书事。
在这86年中，领（平、视）尚书事者共有如下几种类型：以大司马、将军领者如霍光、张安世等；仅以大司马领者如王莽、师丹等；仅以将军领者如上官桀、萧望之等；以诸大夫领者如于定国、周堪等；以列卿领者如孔光；以都尉领者如霍山；以特进列侯视者如薛宣。
4、光禄勋 西汉的光禄勋具内朝官资格。光禄勋居于禁中， 经常性地接近皇帝，如《儒林传》记光禄勋王龚“以外属为内卿”。而且光禄勋还担负着皇帝顾问参议的职责。在有关中朝的史料中，光禄勋是仅次于将军而出现次数最多的内朝官。所以，从光禄勋的工作性质和场所来看，光禄勋当具备内朝官的资格。
在这86年中，有许多光禄勋兼任将军，如张安世、冯奉世等；也有许多人在担任光禄勋之后又升任将军，如孔光、师丹等，正如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所说，光禄勋一直与将军的设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军所兼的最多的职务便是光禄勋，而由光禄勋升任将军实为一条重要的途径。（注：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光禄勋的加官以诸吏、散骑居多，而无其他加官的记载。
5、司隶（校尉） 西汉的司隶（校尉）具内朝官资格。
众所周知，司隶校尉是外巡诸郡、内察百官的显赫人物。在这86年间，事迹可考的司隶（校尉）共有14人：《盖宽饶传》：宽饶由太中大夫迁为司隶校尉。有人曾写信于他，说皇帝“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诸葛丰传》：诸葛丰由侍御史擢为司隶校尉，“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他“刺举无所避”。《孙宝传》：孙宝由谏大夫迁司隶，自称“臣幸得衔命奉使”。《鲍宣传》：鲍宣由大夫迁为加司隶，“使吏钩止丞相（孔光）掾史……摧辱宰相”，《龚胜传》明言其为内朝官。《王尊传》：御史中丞劾奏司隶校尉王尊“摧辱公卿，轻薄国家，奉使不敬”。《王骏传》：司隶校尉王骏劾奏丞相匡衡专地盗土。《王章传》：王章由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翟方进传》：丞相司直翟方进劾奏司隶校尉陈庆时，说他“奉使剌举大臣”。《何武传》：何武由谏大夫迁兖州剌史，入为司隶校尉。《翟方进传》：司隶校尉涓勋劾奏丞相薛宣说：“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请遣掾史，以宰士（指丞相掾史）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注：司隶自谓），甚悖逆顺之理”，而议者也赞同涓勋。《元后传》：司隶校尉解光劾奏赵皇后和曲阳侯王根。另有司隶校尉辕丰、李仲、方赏（注：《百官公卿表下》。）。
由以上可知，司隶校尉多能任事，敢于折辱丞相等大臣。他们号称天子使者，地位特殊。西汉常以诸大夫、郎吏、谒者、博士等充任使者，出行郡国外域，但他们多因事出使，事罢辄息。只有司隶校尉和西域都护（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36国）是常设的号称天子使者的官员。司隶校尉这位永久性的使者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省禁。现有的史料表明，如同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也从未有加侍中、给事中等官的记载，因为御史中丞本身居殿上，司隶校尉本身是天子使者，都没有必要加这类官，而自然与皇帝接近。
另外，西汉的司隶校尉本身无秩禄，且多以诸大夫（以谏大夫居多）充任，多居大夫秩禄，他们也自称“奉使命大夫”，这说明司隶校尉本身具备应对顾问和议论朝政的政治素质，再加上他具备较为自由地出入省禁的条件，便自然地具备了内朝官资格。
但是，司隶（校尉）自有官署，不一定总是在皇帝身边备顾问，因此，司隶校尉并不是有机会得预每一次的中朝的议论，而见于史载的，也只有鲍宣参与中朝议丞相王嘉罪一例。
6、给事中 凡加给事中者都具备内朝官资格。
劳干先生对西汉有关给事中的史料进行了详尽的搜集，并对其与内朝的关系进行了精确的分析，下面我再作一些补充。《翟方进传》：陈咸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翟方进说陈咸“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光禄大夫加给事中，便成为内朝官。《贡禹传》：贡禹为光禄大夫，无加官，时人仅称其“几参国政”。未加给事中等官的光禄大夫，不是内朝官。《孔光传》：孔光“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自称“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龚胜传》：中朝臣龚胜（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与夏侯常（博士、给事中）互相诋毁，御史中丞劾奏二人时说：“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与议论”。二人正是因为加给事中，才具备内朝官资格，得“与议论”的。
总之，史籍言及给事中，多有“与议论”，“与闻政事”之类的说法，与内朝官相联系。可以这么说，凡加给事中者，其人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具备了内朝官的资格。
7、诸吏 凡加诸吏者都具备内朝官资格。
劳干先生对有关诸吏的史料进行了详尽的搜集，并对诸吏与内朝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精确的分析。下面我想探讨一下诸吏对御史中丞地位的影响，进而论证下述观点：诸吏之官的设置，替代了御史中丞的极为重要的部分职能，中丞因此而不得预中朝之列。
众所周知，御史中丞和十五名侍御史是近侍的执法之臣，汉初的御史中丞是常侍天子身边的显要人物。宋代章如愚说：（汉初），“尚书、诸吏等官未置（注：章氏言汉初不置尚书，有误）。所谓亲近天子而疏决内外以助人主听断者，惟此（御史中丞）一人而已”，他“权尊势重，与人主亲近。事下中丞，则中丞白大夫，大夫白之丞相……而奏事复上于中丞”。汉初的中丞，接纳尚书转递来的臣民奏事，受皇帝委托，处理这些奏事，辅助天子决策，并依此劾举不法。但是，正如章氏所说：“自武帝晚年寝游内庭不出，不复与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尚）书，而典尚书之章奏，尚书之官于是废矣”。“故当时奏下诸事，自中（尚）书选送两府，自两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国，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注：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官制门·内外官》。）
可见，正是诸吏和左右曹等官的设置，替代了中丞受理尚书转送的书奏并依此劾举不法的职责。所以，《汉书》中没有中丞受理公卿奏事的记载，也没有中丞预中朝议论的记载。中丞由此而被皇帝疏远了，很少有机会主动弹劾立案，而更多的是受诏弹劾，执行中丞本人并未参与的中朝议论提出的决策方案。再加上司隶校尉一职的设置，中丞的弹劾立案的职能更是被进一步削弱了，中丞便更难预内朝议论了。
8、侍中、散骑、（中）常待、诸曹（即左、右曹）加此类官者，有些具备内朝官的资格，有些则不然。不能单以有无此类加官而确定其人是否具内朝官资格。
西汉加侍中，主要是表明其人与皇帝亲近，得出入禁中和常侍左右，他未必掌顾问应对和与议国事，未必具备内朝官资格。西汉虽有许多官员仅以加侍中便具备内朝官资格，但同时也有许多官员仅以加侍中而不得预内朝议论。如：
《外戚传》：哀帝在位的短短六年间，外戚郑氏、傅氏“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侍中、诸曹亦十余人”。《金日
传》：“日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附马都尉”，“时年俱八、九岁”。
很难想象郑、傅、丁氏二三十个子弟在六年间都有资格预中朝议论，至于八、九岁的侍中金赏、金建，自然不懂得与闻国事。
就散骑而言，它与内朝的关系类似侍中与内朝的关系。有些加散骑的官员得预中朝议论，如刘向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又为散骑、宗正、给事中，被领尚书事的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引为同调，“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注：《汉书·楚元王传》。），显然是内朝官。而有些加散骑者则不得预内朝之列，如张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注：《汉书·张汤传》。），他是不会参与中朝议论的。因此，不能单以有无散骑的加官而确定其人是否具备内朝官资格。
至于（中）常侍，《百官公卿表》言其“得入禁中”，西汉时参选士人，不悉用宦者。由现有的史料，我们只能断定：不能单以有无（中）常侍的加官而确定其人有无内朝官资格。
加左右曹官者，也是有些具内朝官资格，有些则不然。不能单以有无左右曹的加官而确定其人有无内朝官资格。与诸吏和给事中相似，左右曹的职掌也是较为切实的，即“诸曹受尚书事”。原来由御史中丞居殿中受理尚书奏事，并案举不法，后来，诸曹和诸吏便替代了中丞的这两项职责。
劳干先生对有关诸曹的史料进行详尽的搜集，本文不再重述。我想补充的是，大致而言，诸曹在西汉是清要之官，颇受时人重视。如贾捐之自我吹嘘：“前言平恩侯可为将军，期恩侯并可为诸曹，皆如言。”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息夫躬上疏历诋公卿百官，他在指责丞相、御史大夫、左将军和司隶之后，接着便抨击诸曹。
但是，并不是凡加诸曹官者都得预内朝议论，许多郎吏加左右曹，如韩增“少为郎，诸曹”，苏武弟之子“为右曹”，像这样加诸曹的郎吏，大致是不得预中朝议论的。
但是，以诸大夫（如刘歆以太中大夫，孙宠以光禄大夫）、列卿（如苏武以典属国，杜延年以太仆给事中）等官加诸曹者，大致具备内朝官资格。
9、大夫 诸大夫是中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大夫一经加侍中、给事中、诸吏等官，便具内朝官资格。
诸大夫本身具备较高的议政素质，具备较强的应对顾问的能力，他们在宫内工作，所以，诸大夫是内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大夫在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他们一经加侍中、给事中、诸吏、左右曹、常侍、散骑等官，便具内朝官资格。
但是，诸大夫多至数十人，不带加官的诸大夫一般不预中朝之列。再者，诸大夫所带加官最多的是给事中，可谓是用其所长，其次则是诸吏、左右曹等。
10、博士 与诸大夫类似，博士也是内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博士一经带侍中、给事中等加官，便具内朝官资格。
在本文论及的86年间，见于史料的，博士与闻国事会议的次数共17次，其中只有一次是博士夏侯常加给事中而预内朝议论，其余的16次，博士都不是以参与内朝议论的身份出现的。因为博士得预中朝之列，也要带侍中、给事中等加官。另外，据现有史料，博士加官不外乎给事中、侍中两种，而以加给事中居多。
三 西汉内朝与皇帝、外朝关系的动态分析
内朝官是皇帝从群臣中精选出来的备应对顾问和议论国政的官员。一般而言，他们号称与天子亲近，受天子信用。但纵观这86年间，内朝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自武帝后元二年二月至宣帝地节二年三月，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不仅主宰着以自己为核心的内朝，而且还挟制着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在他的有效操纵下，这一期间的丞相田千秋、王、杨敞、蔡义和韦贤等，或老迈平庸，或谨小慎微，难与霍光抗衡。由于昭帝年幼，宣帝乍立，都不省事问政，“天下事一决于光”（注：《汉书·霍光传》。），他是实际上的大政主持者。他以人臣而行废立，又多次铲除异己势力，皇帝对他也是十分畏敬。所以，在这19年间，内朝不仅压制着外朝，而且也不受皇帝的控制，可谓是内朝势力极度膨胀的时期。
地节二年三月，霍光死。宣帝粉碎了霍氏家族的谋反，躬亲政务，“省尚书事”（注：《汉书·宣帝纪》。）。他综核名实，励精图治，缘儒术以饰吏事，颇得君王南面之道。自此，以张安世、韩增、许延寿等为首的中朝和以魏相、丙吉、萧望之、黄霸、杜延年等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外朝，在宣帝的有效操纵下，各自较为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可谓中外洽宜。宣帝世号称“中兴”，与此政局不无关系。这种局面持续了大约14年。
但是，至甘露元年二月，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许延寿死。据我考证，此时只有他这一位大司马、一位领尚书事。自此直至黄龙元年十二月（中间约5年）， 史书无宣帝置大司马或领尚书事或将军的记载，只有常惠于甘露四年被任命为右将军兼典属国。在此期间，虽然很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内朝官，但是，中朝的地位显然大为削弱了，史书也无常惠任政用事的记载。
这是因为宦官势力膨胀、中朝被疏远的缘故。据《萧望之传》，“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者用事”，受宠的是宦者弘恭和石显，“皇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于请奏，能称其职。”（注：《汉书·佞幸传》。）宣帝以宦者为中（尚）书，议论政事，辅助自己决策，便极大地削弱了中朝议政的职能。到了他的晚年，便索性不置大司马，不置将军（常惠是例外），不置领尚书事，降低中朝的地位，这一时期可谓是中朝被皇帝疏远、体制残缺的衰弱时期。
另外，中（尚）书的设置也严重影响了元帝朝的政局。黄龙元年十二月，临死的宣帝又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兼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诸吏，皆领尚书事，于是，内朝的体制又完备起来。但是，元帝即位数年，“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中书令石）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自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注：《汉书·佞幸传》。）。内朝中坚萧望之、周堪、刘向、张猛等与石显一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虽然中间也曾出现反复，但是，石显一党终于逼死了萧望之、周堪、张猛，废锢了刘向。其余的内朝首领如史高竟然与石显“为表里……不从望之等”（注：《汉书·萧望之传》。），而这一时期的另两位大司马王接、许嘉以及常惠、冯奉世、王商这三位将军，也无抗衡石显一党而充分行使内朝议政职权的史载。所以，终元帝一世的15年，中朝虽然体制完备，但受到宦官势力的压制，所谓“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注：《汉书·佞幸传》。）。
直至成帝即位，清除了石显一党，中朝才摆脱了尴尬的境地。帝舅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先后以大司马将军领尚书事，是中朝的领袖。虽然王氏家族时有跋扈不法之举，但没有像霍光那样挟天子以令百官；成帝虽然常受制于母后，但基本上还能操纵内朝的运转。只是他常嬉游，不愿理政，王氏家族才不断擅权自重。
就成帝世内朝与外朝的关系而言，虽然有王凤逼死丞相王商（宣帝母亲家族成员）和京兆尹王章之事，但成帝世的外朝首领如丞相薛宣、翟方进等号称能吏，多能任事，外朝大致也能正常运转。可以说，成帝世的内朝和外朝大致能够在成帝的控制下各尽其职。
哀帝时，傅晏、傅喜、丁明等以外戚、董贤以佞幸而为内朝首领，但是，哀帝思治，“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注：《汉书·哀帝纪》。）。所以，他较为有效地挟制了内朝和外朝。外朝首领和三公朱博、王嘉、师丹等虽然用事任政，但在哀帝的严峻猜忌下，在短短的6年间， 他们连同内朝首领傅晏、傅喜、丁明等人，或遭杀，或遭贬。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哀帝常让中朝议外朝首领之罪，故而应该说此期间是内朝议政职能发挥得较为充分的时期。
综上所述，内朝与皇帝以及内朝与外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复杂多变的关系之中，内朝权势在不断地消长变化。
内朝的主要职责是议论时政，向皇帝提供备选的决策方案，这无疑会对皇帝的决策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皇帝有时会径直听从中朝的建议，下令臣下执行。但是，对于有些问题，中朝外朝又常联合进行议论。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外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过程中，仍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无论内朝还是外朝，都担负着议论时政、辅助皇帝决策的职责，内朝官本人便是百官中的一部分，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治中，内外朝臣互相合作的一面是不能被忽视的。虽然内朝的出现必然会影响外朝的议政功能，但是，我们不便骤下如下的论断：内朝始终是作为外朝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内朝极大地削弱了以丞相和御史大夫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而成为大政所出之处。我们要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具体的分析。
【收稿日期】19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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