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9.“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8)04-0032-10
一、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形成
（一）上海地区历史上的穆斯林
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向来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区域，经由“海上香料之路”来华的大食、波斯或中亚的蕃商胡贾，成为最早落脚的穆斯林居民社群。泉州、广州、扬州、杭州等地出现的著名清真古寺或穆斯林陵墓，以及历史上，中国封建朝廷为安置穆斯林商人而在这些城市设立的所谓“蕃坊”制度，就是最有力的历史佐证。同样，古代上海地区其实在两宋时业已出现穆斯林商人的足迹，头上缠布的穆斯林商人也曾零星地和本地居民有过接触，只是没有留居下来。由于吴淞江的淤塞和青龙镇的贸易衰落，原本设置在古上海地区境内华亭县的两浙路市舶司也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遭到朝廷裁撤。故此，穆斯林群体的真正出现应该是在元朝初期，特别是1275年左右。随着蒙古铁骑一起踏进上海地区，被编入西域亲军、探马赤军的穆斯林军卒，在完成军事任务即征服南宋政权后，有相当部分直接落户于松江地区。而相应的上海首座具备完整形制的清真寺——松江的“云间白鹤寺”，则大约在元顺帝至正年间建成。
根据穆斯林向来就有围寺而居的风俗习惯，古代上海社会中第一个外来穆斯林群体也就在松江县正式出现。随着其后代的自然繁育衍生和当地吴文化的熏染，历经明、清两朝，松江县的这个穆斯林社群，也完全成为土著的上海地区民众了。其宗教习俗虽还存留，明、清两朝时在青浦、七宝等地也曾出现过规模较小的清真寺，但与穆斯林密集度甚高的西北诸省相比较，总体上“教门松懈”即信仰衰颓，也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回族学者竟完全走上了背弃教门的道路，如擅长作仕女画的画家改琦(1774-1829)，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改琦是寿春镇总兵改光宗之孙，其父改筠也曾担任过松江海防提督衙门书办，所以改琦有着一定的官宦背景。同时，改筠在当地穆斯林社群中还是一个热心教门的知名学者，后来曾因参与为《天方至圣实录》作序和付梓刊行之事而遭惹乾隆年间“海富润教案”的牵累，竟然全家被抄，身陷囹圄。当时以松江为代表的古上海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就因此而蒙受很大的抑制，其恶果直接表现在当地穆斯林的宗教激情消退了不少。身为改筠之子的改琦，干脆被后人载入《松江府续志》艺术类，据说他绘人物、仙佛、仕女，其传世作品有《红楼梦图咏》。这样的作为，显然有悖于一个信仰纯正且坚定的穆斯林应有的形象。看来，改琦8岁时，其家中因弘扬伊斯兰教门而罹祸，父亲被押送苏州大牢的惨景造成的心灵创伤和阴影，是令改琦作出如斯行止的重要因素。成年后的他，居然对道庙宫观情有独钟，且以山人自视，清静无为和虚空缥缈的道家思想也变成其十分欣赏和钟爱的学说，因此，改家父子两代对待教门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悲剧性的命运，正是古上海地区伊斯兰教走下坡路的客观反映[1]。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列强势力进入这个被他们看好的中国通商口岸，且日益得到发展，诸如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也有跟随宗主国在沪上所办洋行而踏足近代上海的，而更多的穆斯林群体在近代上海城区出现，则与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周边各省移民潮直接关联。其时无论是破旧拥挤的老城厢内，还是新开辟出来的洋人租界，都增加了更多的中外移民，内地各省的民众因躲避19世纪中叶以后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兵燹而大量涌入上海，其中也有带着明显不同地域特征的穆斯林群体在上海定居下来。如太平军兴，逃难来沪的江苏南京籍穆斯林群众主要就落脚在老城区南市的小南门、草鞋湾一带，那里由于集聚着大量来自南京的回回民众，因而被当地的市民形象地称呼为“南京街”。以后在清末民初，苏、皖、鲁、豫、鄂各省接踵来沪的穆斯林不绝如缕。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相对集聚的居住与活动地块。如江苏淮阴籍的穆斯林聚居点在沪东（今杨浦区一带），而马立斯（今大沽路）一带多聚居着山东来的穆斯林。这些新来乍到的有着各地口音的不同穆斯林群体，其宗教信仰远比原来以松江为中心的古代上海穆斯林居民要虔敬。事实表明，元代由军士、商贾构成的穆斯林群体在驻足上海地区后，数百年间由于并无明显的外来移民流入，只是凭借着自身的自然繁衍，其社群的绝对规模增速相当缓慢，同时在封建的文化专制集权政治压制下，以及受到汉文化及其习俗的强烈浸润和影响，相对封闭的回民社区文化勉强维持，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处于衰颓的处境，少数热心教门的有识志士也只是在“守教”的艰难状况中挣扎而已。而在近代，随着大量外来移民队伍中的穆斯林进入上海地区后，情况发生丕变，上海的穆斯林社群在绝对数量和外在影响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也正是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振兴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时空条件。
（二）近代上海的回族商业活动
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由外来移民构成的穆斯林群体中，由于为生计所迫，除有作普通劳工的外，许多回族民众及手工业者，在谋生的路子选择中，大多还是从事回回传统的经济活动，如有经营皮货业，还有经营珠玉业、古玩业的，也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更有一些穆斯林在上海办起传统的清真行业，如经营鸡鸭熟食业、牛羊肉菜馆业或相关的清真饮食饭馆及糕点饼铺等。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在近代上海形成了有一定数量的回族商人，这些回商秉承了传统的回回善经商的优点，他们长袖善舞的经营活动，为近代上海这座远东大城市增添了特殊的活力，回商的活动，已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多种多样的回商行业，经过多年的打拼，有的还在号称中国经济中心的大上海，成长为颇具名气的老字号招牌，这也是穆斯林商人成功的历史写照。如以珠宝玉器和古玩业来看，往往在热闹的沪市马路上，人们会看到天宝斋、尚古斋、鼎古斋、尊彝斋、金才记、马长记、上海古玩市场、珠玉汇市、何厚昌、东方美艺馆、国际首饰店等著名老店，古代“识宝回回”的美誉，在近代上海的城厢中，通过各种由穆斯林商人经营的古玩珠宝玉器行业，再次得到印证，而回商内在固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也重新得以展示。
作为富有清真饮食特色的行业，牛羊肉菜馆业也是近代上海回族商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该行业在穆斯林牛庄业和宰牛作坊基础上发展而来，到上个世纪前期，一些门面和影响较大的清真牛羊肉菜馆也开始在沪上崭露头角，闻名遐迩的有杨同兴清真牛肉馆；清真羊肉馆则有洪长兴、青梅居、宝兴楼等；另外还有金陵春清真饭菜馆，该店因系沪上首家清真大饭店，还曾名噪一时，只是业主经营乏善可陈，导致兴盛期维持甚短即告衰败。
清真糕点业在上海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清咸丰年间，坐落在今金陵东路河南南路交接口的清真大兴食品商店，售卖黑麻松饼、桂花蛋糕、酥糖、熏鱼、鸡饺等食品，是以经营苏式糕点为主的最早一家穆斯林商铺，店主是江苏南京籍的回族马大兴。以后在沪上也陆续出现清真桃源村茶食店、春申阳茶食店及以北京翠文斋、九龙斋、魁元斋等命名的清真食品店，在素来喜欢小吃点心的江南地区，这些富具特色的糕点饼铺，不仅深得穆斯林民众的喜爱，在申城非穆斯林居民中间也同样有着很好的口碑。很多老上海特别喜欢的点心品种中，就往往有来自清真食品店的有名食品，如北京翠文斋的蜜三刀、鸡丝饺、蝴蝶酥、茯苓饼、京八件、百果提浆饼等，所有清真糕点均用植物油制作，油而不腻，且选料讲究，做工精良，吃口松酥，深受上海市民青睐。
此外，还有回族商人经营的清真酱园，此即南京籍回族富商蒋辉（字星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于今肇嘉浜路大木桥附近的清真庆丰酱园。1923年，该酱园还设了两开间门市部于今延安东路福州路口，1924年又在酿造厂前设四开间门市部，后撤掉延安东路门市部，另在太平桥（今自忠路顺昌路口）和南市九亩地等回民集聚之地，分别设立了第一、第二门市部，从而为上海的穆斯林提供了既合乎清真要求而又味道鲜美的酱油及各式酱菜。如该酱园制作的独具特色的白色酱姜和红的甜萝卜，在上海穆斯林社区中间颇有几分名气。
能够充分反映穆斯林商业活动能力的行业，还包括回族商人经营的进出口贸易，以成立于民国初期的上海协兴公司最为典型。该公司成立于1914年，是河南籍穆斯林马晋卿会同刘彬如、杨福洲、刘耀卿、哈德成等合伙组成，其中有的是阿洪，有的是其姻亲。他们在上海设有总公司（上海城内西马桥晋昌路），香港设立中转站，还在锡兰（今国名为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设有分公司，每年进出口金额达数万元，公司将采购来的国内土产如丝绸、府绸、茶叶、瓷器，加上部分爆竹、中药材等，经由上海出运国外，然后进口水晶、燕窝、西洋参、红蓝宝石及部分西药材等商品。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还有1927年由安徽籍穆斯林马鹤卿创建上海中国磨钻厂及其相关公司，1931年后，马鹤卿与人合伙开创中国贸易进出口公司（九江路江西路口）。该磨钻厂与贸易公司都在抗战期间受到影响而被迫歇业。
另外像五金业、禽羽业、医药业、花纱业、尼绒业、皮毛业、旅馆、印刷、书店、鞋帽等其他行业中，也都有从事相关商业活动的穆斯林身影，这说明穆斯林在近代上海城市里所经营的行业面也有了颇有成果的拓展，这些回族商人的经营及发展，造就了一批顺应时代潮流的杰出人物，而这些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成功人士，往往也都是近代上海社会伊斯兰教及文化事业发展的挑大梁者。
（三）近代上海回商中的佼佼者
近代上海回族商人中有不少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穆斯林社区中也享有当仁不让的领袖地位，诸如最早担任上海清真董事会中董事的一些著名乡老，其中主要就是一些资金实力相对雄厚的南京籍商人。作为近代上海最早出现的伊斯兰教社团，其前身是成立于清末的穿心街礼拜堂（即今福佑路清真寺）务本堂组织(1905-1909)，及至1909年，随着穆斯林社群力量的增长，财力的增加，一批回商中的有识之士成立了旨在为教门办事服务的上海清真董事会，而该组织的经费，主要靠上海的回族富商乐捐资助，在该董事会的运作下，福佑路清真寺（俗称北寺）、小桃园清真寺（俗称西寺）及清真别墅、高墩街墩基弄清真女学等寺的统一管理，穆斯林子弟小学及沪上伊斯兰教公共墓地的兴建，赈济贫苦穆斯林，整顿各坊的教务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该宗教社团存在至1936年，易名为上海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而更新后的该宗教社团的领导层面，依旧掌控在后起的新一代南京籍回族商界人士手中。故此可以认为，近代上海社会中伊斯兰教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来自回商群体的鼎力支持，而回商中的佼佼者们即主要是南京籍富商们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是近代上海伊斯兰教界人士能够在名噪一时的“回教文化运动”中贡献良多以及成就显著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杰出的上海回商中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有下列几位，他们堪称其时回民社区的重要领袖人物。我们这里姑且介绍其中的三位，从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或许不难发现其中相似的闪光点。
哈少夫(1856-1934)，江苏南京人，回族，名麐，字少甫，别署观津，是当时沪上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清末宣统元年(1909)，曾参与发起成立穆斯林团体，在“上海清真董事会”中担任总协董（相当于副会长），并主持董事会日常事务。其人笃信伊斯兰教，热心穆斯林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并出任沪上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创立的尚贤堂董事，主动借此平台，向社会各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知识。1910年，哈少夫发起成立上海书画研究会，担任协理。1914年建立上海振兴珠玉汇市，并任总董。且与哈德成阿洪等在1925年，发起组织当时国内最大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回教学会，任干事。1929年，又与达浦生阿洪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公会及伊斯兰进德会。在“办学兴教”方面也竭尽全力，先后分别创办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等，并积极扩建重修沪上多处清真寺。除屡屡捐献个人资产外，还奔走募捐集资，为培养穆斯林人才和弘扬伊斯兰教，作出很大的贡献。在近代上海穆斯林社区中有极高的威望。
金子云(1869-1937)，江苏南京人，回族，名基福，字子云，是沪上著名的穆斯林商界代表人士，也是一个坚定而热忱的宗教慈善家。幼年随父来沪，因家学渊源关系，对珠玉翡翠十分熟悉。青年时曾经营过皮货业和土洋杂货等。平时就非常积极地参与伊斯兰教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其他乡老在穿心街（今福佑路）清真寺组成务本堂，主持日常寺务。并先后出资兴建该寺第三进大殿和扩建水房，安装冷热水设备等。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新成立的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后又捐银翻建清真别墅。1917年，金子云将个人家产捐献所购的花园住宅，创建为小桃园清真寺。1925年，又再度捐献巨资和亲自督工，将小桃园清真寺改建为具有西亚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同年，哈德成阿洪、马刚侯、沙善余等人发起创建上海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的活动，得到金子云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由于他参与了共建中国回教学会，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金子云，在选举中成为该学会15名干事中的一员。其后他帮助中国回教学会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为中国穆斯林培养了非常出色的人才。1929年，在赴麦加朝觐归来后，金子云在小桃园清真寺专门负责接待国内各地穆斯林朝觐者的工作。他还长年承担清真寺海里凡（经学班学生）的开支和在寺内所办的回教孤儿教养所、清真小学学生的一应费用，正是由于平生十分节俭的金子云先生常为贫寒穆斯林慷慨解囊，提供物质帮助，在伊斯兰教界也深受敬重，有很好的口碑。
马晋卿(1880-1946)，河南信阳人，回族，原名马志禄，字晋卿，是上海穆斯林协兴公司的创办人。早年因家贫失学，来沪经商，师从金子云，从事珠玉首饰业和进出口贸易。1914年在沪创立穆斯林进出口公司，此即上海协兴公司。除成功地从事其商业活动外，马氏平生一直热心支持伊斯兰教事业，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文化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1926年出资4万元，购得青莲街222号房产捐献给中国回教学会，以作开办学校之用。并任学会干事，还担任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董。更难能可贵的是，马晋卿将其个人名下的房产租金作为捐赠，交给中国回教学会成立译经社，以敦请专门人才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几位学者来翻译《古兰经》。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优异学生马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留学埃及的费用，也由其一并承担。这些热心教门、重视教育的义举，使马氏在上海穆斯林群众中获得很高的声誉。
事实上，除上述三位著名的回商领袖人物外，沪上回商中还有诸如蒋星阶、金彭庚、马乙棠、石子藩、杨叔平、陈经畬、方子杰、金从仁、马心田、宗棣棠、马鹤卿、马长生、杨希福、段元禄、何星丰、金恒源、达静轩、金克卿、金鹤卿、李玉书、阮镜湖、许晓初等取得成就的商界人士，他们在近代上海回商群体中作为上层人士，在穆斯林社区中也有着较大的权威和影响，其中有的在上海乃至其他地区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留下过浓墨重彩的记载。
二、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
（一）地域色彩鲜明及适应性强
若就近代上海回商群体而言，较为突出的当属该群体所呈现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这种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往往在不同籍贯的穆斯林商人经营的行业上，都能够得到直接的反映。如同是来自江苏省，南京籍的多属财力较为殷实的富商，他们更多地从事古玩珠玉行业的生意。而镇江籍到上海打拼的穆斯林商人，则多在五金电料行业经营。从与穆斯林饮食关系密切的牛羊肉及鸡鸭熟食业而言，在沪上从事牛羊肉菜馆生意的，有来自河南、安徽、河北、天津等地的穆斯林，而从事鸡鸭熟食业的则基本上来自于南京，也有部分是镇江的穆斯林商人。相同地域的邻里乡亲在感情沟通和语言交流上本来就比较容易接近，彼此之间更容易相互帮衬扶持，久而久之也就自然地形成抱团现象。
近代上海穆斯林在文化上的地域性特征，除体现在商人群落和所从事的行业经营方面，在宗教信仰层面，同样有很明显的表现。如民国期间的上海城区，清真寺最多时曾有20多个，来自不同地域的穆斯林各自喜好上自己同乡居多或相同教派的清真寺，乃至江宁路清真寺因多山东回民去礼拜，且大多在信仰上属于“格底目”教派（即老派），遂有所谓的“山东寺”或“山东老派寺”之称；而位于沪西工业区地段的药水弄清真寺（今沪西清真寺前身）成为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来沪做工的穆斯林贫民喜欢聚集的所在；沪东杨浦地区的景星路清真寺则是原籍为江苏淮阴、泗阳、宿县等地，且属于哲合忍耶门宦的穆斯林进行礼拜的去处，该寺的另外一个别名，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标志，叫做“苏北回教堂”。
回商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上海城市外部环境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前述申城首家清真大饭馆即金陵春清真饭菜馆因店主不顺应时代潮流而落伍遭淘汰，只是个例外，而绝大多数回商在经营方面体现了极强的韧性和竞争力。如以近代上海穆斯林经济活动中的重点传统行业——珠宝古玩业而言，清末民初时期在沪上曾有京、苏两帮商人称雄于该领域，所谓京帮是南京籍穆斯林商人，而苏帮则是指苏州与上海本地的汉族商人，为取得共同利益，两帮一度采取合作，并在侯家浜联合购地盖建上海第一个珠宝行业组织，即同治十二年(1873)创设的“玉器公所”，专门从事珠宝玉器贸易，从一开始按各自实力对比来说，苏帮当在京帮之上。双方最后分道扬镳，在侯家浜各立市场，进行珠玉交易。到民国初，即1914年，原来的玉器公所改称“上海振兴珠玉汇市”，由金石书画收藏家哈少夫担任总董（会长）一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京帮即回商力量也发展得非常迅捷，近代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如号称“远东第一街”的南京路、法租界最时髦的霞飞路（即淮海中路）、静安寺等地，都有回商经营的珠宝店。在20世纪30年代全市珠宝古玩业内，由穆斯林经营的店铺竟占1/3之多。无怪乎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穆斯林刊物《绿旗》上有人要撰文称：“吾教商人，除少数从业洋货、五金、颜料、及银钱业之外，其大多数则为珠宝、翡翠、及古玩商。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实力庞大，堪执沪市该行业之牛耳”云云[2]。除了古玩珠宝、清真饮食等传统行业外，如前文所述，从民国前期的20世纪20年代起，穆斯林开始着手经营一些以前相对陌生的行业，回商本身经济实力由弱趋强的变化和他们所经营行业面的不断扩展，都充分说明了该群体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
（二）热心社会公益和乐于助人
如果说，回商群体在经济竞争中的坚韧努力，使其在大上海的舞台上站稳脚跟，并取得明显的成功，那么，无论是那些相对阔绰的富商，还是普通的中小商人，大多有着穆斯林社区常见的共有特征：对社会公益事业相当热心，也非常乐于帮助其他亟须救济的穆斯林，这类事例在近代上海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社区形成与壮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说是不胜枚举，由于这些义举或善行的实施，在经济物质方面需要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沪上2万左右的穆斯林群体中，回商显然是这方面发挥作用的主要社会力量。
拿民国时期上海伊斯兰教界倡办的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来讲，基本上集中在穆斯林社区范围内，如通过上海清真董事会出面，以无息贷款方式来资助那些依靠每日的叫卖来维持生计的小商小贩，珠玉汇市周围的小摊贩们就多受此惠施，主要由富商们组成的上海清真董事会，还在每年冬季来临时向贫苦的穆斯林分发总共百余担米，以此周济穷苦的穆斯林兄弟，后改为发放现金。1945年时，上海回商们经由这个已改称为“上海回教堂理事会”的团体，向707户穆斯林贫民家庭发放现款共计法币1282300元，受惠者约为3000人[3]，考虑到当时全市回民总数共约2万多，因此，得到帮助的穆斯林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近代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原因，也经常遭受兵燹之祸，日本侵华军队就有两次曾在申城引燃战火，此即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而罹难的广大中国民众中，当然也包括穆斯林群众。在设法出面安置和救济为数众多的社会难民问题上，回商中的上层人物，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如哈少夫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主动担负起战区难民救济会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相关工作。杨叔平则与金陵东路一带的工商界人士组织了难民救济处，更以个人力量，出资专门设立了回族难民救济处。抗战爆发初期，由于预感到敌寇有可能进犯上海，主要由阿洪及富商构成的上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未雨绸缪地作了相应的准备，在“八·一三”之前，就已召开过紧急会议，敲定了专门负责人员，来因应帮助穆斯林难民的问题。其时办事处就设在有“外国寺”（浙江路清真寺）之称的地方，并在该清真寺内及清真别墅（今肇嘉浜路）、蒲柏路小坟山（今太仓路）及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的梅芳里4处，设立了回民难民收容所，一时收纳近2000人。后又增添了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兴珠玉汇市、青莲街回民敦化小学3处为穆斯林难民收容点，共收容千余名回族难民。以后才逐年遣散难民，直到1940年方告全部遣散。
在其他各省市穆斯林遭受自然灾害困厄时，上海的穆斯林富商同样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如哈少夫在1933年，就曾为北平的回教难民救济会募集巨款，也为南京地区闹水灾出力筹募善款，他还担任了社会上很多与慈善救济事业相关的委员会董事或执行委员等职务，唯其一生乐善好施，因此哈氏也赢得了广大穆斯林教胞的高度敬重。
沪上回商素有帮助教胞的优良品德，在出面解决由外地来到上海的穆斯林青年工作问题上，一些有影响的回商上层人士，如哈少夫、金子云、李鹄成、蒋星阶、石子藩等都主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或影响，出面安排介绍了400多名来自鄂、皖、鲁、豫等省的回族青年到当时颇具规模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作。此外，他们还介绍穆斯林进入电车、汽车公司当司机或售票员等，或安排一些回民进入当时的租界巡捕房当华捕。这些助人为乐的善事，也更进一步加固了富庶的回商上层人士们在沪上穆斯林社区内部的威望及地位，这也是当上海伊斯兰教界屡次遭逢外界侮教事件时，回商上层人士每每在社会非常事件的处理上，能够让同仇敌忾的教内群众听从其调派差遣和劝喻说服的重要原因。
（三）爱国立场坚定与护教坚决
清末民初发生在上海地区的所谓“光复之役”，是辛亥革命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伟大的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就非常嘉许当时上海作出的贡献，光复之役的胜利成功，减轻了武汉三镇受到的沉重压力，同时也连带着引发了周边邻省的反清起义。而在是役中功勋卓著的，除了有陈其美为代表的中部同盟会总部，及李燮和为代表的光复会上海支部等革命党人力量外，更重要的，这次起义还因为有沪上各行业的商团武装队伍的加盟，才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袭和成功。而在商界各行各业的地方武装力量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支队伍，就是清一色全部由上海的穆斯林青年组成的“清真商团”。
清真商团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珠玉业、古玩业的年轻回族商人，该商团初有48人，后扩充至120人，他们在南市的九亩地操场上进行正式的军事操练，所展现的精神面目赢得其他商团的称赞。后在有关战事中，清真商团都参与其事，如防守上海老城西北要地如九亩地的改过所与火药局等，11月5日晚间，清真商团还与同为珠玉业的韫怀商团一起派员平定了斜桥外“福字营”兵士的叛乱。除了担任北站的检查工作外，部分清真商团团员还随军北上，参加了革命军攻打南京天堡城的战役。有的穆斯林在到达南京下关时因为清真食品匮乏之故，只能以山芋充饥。有的穆斯林因为表现突出，还受到革命军政府方面的表彰。这些接受了辛亥年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洗礼的爱国穆斯林，日后大多成为活跃在伊斯兰教界的社会活动者。
当抗战爆发，上海遭到日寇铁蹄践踏后，恪守穆圣教诲，践行“爱国是伊玛尼（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圣训的爱国穆斯林中，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事例，而回商中同样不乏敢于公开表示拒绝与敌伪合作的有识之士。如杨叔平和陈经畲两位穆斯林实业家，曾在战前花费二三十万元向德国购买了能够提炼高纯度甘油的全套设备，当时存放在宜昌路库房，却因战事发生而未能运往汉口开工。上海沦为“孤岛”期间，日寇看中此套设备，多次威胁利诱两位回商同意，企图把原来用作制造肥皂副产品甘油的设备，拿去为敌伪制造烈性炸药提供原料，但自始至终，敌伪在两位可敬实业家那里吃到的只是闭门羹，杨、陈两位以拒不合作的态度，展示了回商坚定的爱国立场。
护教坚决，同样是有虔诚信仰的回商群体重要的外在特征。民国时期，上海曾多次发生教外人士侮辱伊斯兰教的恶劣事件。其中尤以1932年9月、10月两月接踵发生的“南华文艺案”和“北新书局案”为最。在处理教案时，回商群体表现出十分坚决而积极的护教精神，在一些重要的乡老即回商上层人士的支持下，广大的穆斯林教胞开展了坚决而又有克制的护教斗争。
上海的侮教案情势也牵动着全国穆斯林的关注之心，凡穆斯林较为集中的省份当时都已成立了护教团。如中国回教公会陕西省分会主席冯瑞生等召集群众开声讨大会，各地的回教公会也相继成立教案后援会，表示对上海穆斯林护教斗争的支持。这样的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护教局面，显然让南京国民政府如坐针毡。11月上旬，南京政府下令宁、沪两地查封南华文艺社与北新书局，但下面在具体执行时，似乎并未像官方明令中要求做到的那样利落，《南华文艺》继续出版过一期，后来因别的缘故才停办；北新书局则是在回商领袖哈少夫出面，请吴凯声律师同租界当局磋商后，才强制执行停业三天，后更名百新书局，顶着与旧名号谐音相同的头衔照样营业，肇事的撰稿人和书刊发行人也都逍遥法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一般的穆斯林也奈何不了他们。面对官方敷衍穆斯林的态度和包庇肇事者的立场，由著名阿洪哈德成为首的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以总辞职来表示抗议。但不管如何，至少穆斯林在官方明确颁布了相关法令这点上，通过自己总体上和平与克制的护教斗争，赢得了高分。虽然这场规模很大的护教斗争就此落下帷幕，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护教斗争中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信念，还是给教外广大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穆斯林的合力共振效应，尤令外人对其作为整体的力量刮目相看，以致把2万左右的回民群体整整看多了5倍。如当时报纸宣称“上海一隅，已不下回民十万之众”[3]。在护教运动中，有社会威望的回商乡老和具有德行学识的教长之引导，在维护教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4]。
三、近代上海回商的文化贡献
（一）积极增强穆斯林的凝聚力
众所周知，我国穆斯林在内地各省一般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这种分布特点，一方面，使穆斯林事实上处于汉民族传统文化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与汉人的通婚和语言、服饰、姓氏方面的日趋汉化，显示了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这也是产生内地回族与新疆地区突厥语系穆斯林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历史原因。前者因此在历史上曾被呼为“汉回”、“熟回”或“民回”，后者则被相对应地称为“缠回”、“生回”或“夷回”。所谓汉缠、熟生、民夷之分，形象地反映了二者在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上确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在回族穆斯林相对聚居之地所传承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内核的传统宗教文化，又成功地为回族穆斯林群体提供了无形而又坚实的文化屏障，这种维系着广大内地回族日常生活的精神纽带，和由此形成的文化隔离机制，遏止和阻断了汉文化影响的进一步渗入。穆斯林向来就有围寺而居的传统习俗，作为开展伊斯兰教活动的场所，清真寺极其有效地起到了加强穆斯林社区内部凝聚力的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的回商中，很多人在强化教胞彼此之间认同意识即增强穆斯林内部的凝聚力方面，都有相当自觉的表现。除在前文述及的护教斗争这样的非常事件中，向沪上凸显了以回商为决策领袖的穆斯林社区内部高度的认同意识之外，在寻常的社会生活中，面对不断发生变迁的上海社会外部环境及由此造成的压力和机遇，回商们同样很注意增强穆斯林教胞们的内聚力。仍以“上海清真董事会”为例，南京籍回商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秉持着“同乡共教，敬恭笃桑梓之情；异地一心，合力收大同之效”的理念，才有可能戮力同心地开创近代上海伊斯兰教的振兴发展局面，并促进上海穆斯林之间的团结。
为了增进全上海穆斯林同胞的凝聚力，以南京籍回族富商为主的乡老社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关心照拂与自己籍贯相同的穆斯林，或将管理属于上海清真董事会名下管辖的那几坊清真寺作为己任，他们对来自其他省份的穆斯林教胞及其宗教层面上的需求，同样也倾注了关爱。以沪西小沙渡一带来说，本是来自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的穆斯林聚居之地，除了介绍大批外地来沪的回族同胞到日本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开办的工厂就业，帮助他们解决物质生活上的困厄之外，对这些不同省籍的穆斯林兄弟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南京籍的富有回商们也伸出援手，如哈少夫等著名回商集资筹建了小沙渡清真义冢。1921年，小沙渡回教堂（又名药水弄清真寺，今沪西清真寺前身）兴建时，上海清真董事会金恒义（质庵）、蒋辉（星阶）、马桐（乙棠）等建议，由清真董事会集资租地造屋建寺。这些举措对从整体上促进上海市穆斯林社群增强教内凝聚力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重视穆斯林文化教育事业
几乎所有在个人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就，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在穆斯林社区中获得众人敬重的回商，都全无例外地重视穆斯林自身的文化教育事业，从那些著名的回商代表人物以及一些并不那么出人头地的回商们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来看，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在为期30年的“回教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涌现出相应的成果和人才，与这些回商在经济上的鼎力襄助有着直接的关系。若论近代上海回商群体在扶持与穆斯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所作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保持传统的寺院教育基础上，实行新型的伊斯兰教育，从而培养了富有时代气息和顺应社会潮流发展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及穆斯林学者。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成立，就是因应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及时代趋势，它是哈德成与达浦生两位大阿洪在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著名回商的热心协助下创办的新事物。该校还在民国中期，先后向国外输送了6名留学生，其中马坚是该校首届毕业生，与国内其他地方送出的4名穆斯林一起，成为第一批被送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的学者，如前所述，其个人资金来源，系马晋卿赞助。而马坚能在后来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学术领军人物，与其在青年时期的教育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是兴办培养穆斯林子弟的普通学校，从根本上提高回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其中既有进行普通启蒙教育的回民小学，亦有旨在为回族青年或妇女提供文化知识教育的补习学校。一般贫寒家庭的穆斯林子弟，多可享受学杂费减免的优惠待遇，而学校的经费开销，也多会得到回商们的捐助，如沪西私立云生小学校（普陀区回民小学前身）名中的“云生”二字，就是取自曾为该小学创办及迁址时慷慨捐助的商人，穆斯林招商局金利源栈栈长李云生之名。再如伊光第一小学（黄浦区回民小学前身）是1945年由著名回商宗棣棠创办，专门招收回民子弟。该校经费主要来源是靠清真饼馒业和牛羊肉业的回商小贩们募捐，或由他们认月捐来进行维持，虽说这些小贩们的实力有限，造成学校经费困难，只能开办两个班级，但毕竟坚持办学到上海解放后。至于沪东地区唯一的一所回民子弟学校，即伊光第二小学（杨浦区回民小学前身），也是由沪东的饼馒业及牛羊肉业穆斯林马忠勋、马孝愉、米朝宗、杨万清等人在1946年创立的，与伊光第一小学相同的原因，该校经费上也是捉襟见肘，勉强维持到解放后，终于由政府接管而获彻底改善。不过，之前能够维持几年的艰辛办学，毕竟还是得归功于这些回商小贩们的扶持。
三是倾全力帮助推动出版伊斯兰教典籍的工作，为教职人员及穆斯林学者进行翻译《古兰经》的工作提供直接的经济保障和物质条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文述及的马晋卿名下的上海协兴公司对哈德成等人译经事业的全力支持。及至抗战胜利后，民国时期伊斯兰教界的著名翻译家王静斋大阿洪由南京抵沪，来筹备印经事宜，在此期间，也同样得到上海有名的回商许晓初的帮助，遂在同年3月18日，与永祥印书馆订立合同，付印《古兰经译解》（即丙种本）5000册，并在10月上旬付梓刊行于世。该《古兰经》汉译本是王静斋大阿洪个人长年以来，在其所撰甲种本（文言体）、乙种本（经堂语体）的基础上再次提炼加工而成的普通白话文体裁汉译本，在我国穆斯林中间影响甚大，口碑也很好[5]。除了回商对学者翻译出版伊斯兰教经典进行支持之外，有的回商甚至亲历而为之，如从事古玩珠宝生意的达静轩，本人是一位赴圣地麦加朝觐归来的哈吉，还是沪上的一位阿洪。1934年时他专门创办了在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上海穆民经书社。该社将其从麦加带回来的阿拉伯文原版经书进行翻印，其中有《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教法、阿拉伯文法、修辞学等经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地清真寺经堂教育对各类经书的需要。
（三）支持与弘扬上海伊斯兰教
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在逐渐完成本土化的上海穆斯林群体中，若从民国前期活动于上海社会舞台的伊斯兰教界许多杰出的精英人物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的原籍大多是南京或附近地区，如哈少夫、金子云、蒋星阶、伍特公、沙善余等著名乡老或知识分子，都是江苏南京人，大阿洪达浦生则是江苏六合人。南京籍穆斯林上层的社会号召力，甚至到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留有历史的余绪。其中富庶的回商上层凭依着雄厚经济实力而产生的特殊影响及人格魅力，也是近代上海其他的外省穆斯林群体所无法比肩的。如回民领袖哈少夫作为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曾与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父子等外国政界高层有过艺术收藏品方面的个人交往，也和沪上艺苑名流耆宿如吴昌硕、佛教大居士王一亭等联袂共创上海题襟馆书画社，正是因为其个人的极高知名度，而被聘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办的“尚贤堂”之董事。1900年，该文化机构由京迁移上海，逐渐成为沪上各宗教界人士交流的场所，哈少夫即在尚贤堂向外界宣传一般世人较为陌生的伊斯兰教。1931年，年逾古稀的哈氏还以“江苏哈麐”署名，为当时犹太巨贾哈同的大管家姬觉弥出面编撰的《汉译古兰经》作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社会地位之高。
正是由于回商中的上层人士具有如此深厚的学养和文化底蕴，所以在相关伊斯兰教发展的事务上，他们才会具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而更多的回商小贩们，或许在文化素养、个人资历及社会地位上根本无法企及南京籍穆斯林富商的高度，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有的共性：那就是回商们作为穆斯林，对教门所怀有的虔敬之心和在弘扬伊斯兰教方面的热忱之意。但凡教界有事，只要阿洪招呼，社头（清真寺管事负责人）发话，无论是珠玉古玩业的富商，还是清真饮食业的小贩，都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支持教门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如上海协兴公司当年的创办，目的就是为了集资兴学，为弘扬教门培育人才。为此还专门在公司设立了售经处，主持翻印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及各种伊斯兰教典籍。并出资金帮助哈德成与达浦生出国去考察伊斯兰教世界，促进上海的教界人士和国外的宗教文化交流。
清真寺的兴建，最能看出回商群体对支持教门的热诚态度。自1852年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在上海城厢范围内出现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百年不到的期间内，市区范围内的清真寺竟然多达20余座，考虑到沪上当时穆斯林只有2万左右，平均千人一座清真寺的比例应该算是相当高的。民国期间上海伊斯兰教的振兴于此也可得以想见。而很多清真寺的兴建和翻修，都受惠于回商们的热情捐助。如草鞋湾清真寺原来是由南京籍皮货业穆斯林王子明、马松山等11人发起，在小南门一带的“南京街”上创建的。1907年，该寺通过珠宝业、古玩业穆斯林商人们的募集资金，又在咫尺之遥的草鞋湾街购地1.13亩，以10余间木结构的平房，替代了原来以毛竹搭建的3间简易房屋。而1870年建成的北寺，即福佑路清真寺，在其历史上多次兴建、扩建之时，都是靠乡老们筹款集资，有的富商还以个人名义单独资助某项内容，如蒋星阶单独资助礼拜大殿上的花席和骆驼绒毯，金子云包下副水房一所的修理，马榕轩则独助水房所有的自来水铜莲蓬头等，这既是回商个人财力雄厚的展示，更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一片热心的显现。至于俗称为西寺的小桃园清真寺，其兴建与扩建，更是与社头金子云的贡献分不开，前已有述，不再赘叙。另外像真如清真寺，也是蒋星阶、金彭庚、哈少夫等南京籍乡老发起集资兴建的。
清真牛羊肉菜馆业商人，也是沪上十分热衷于弘扬教门的积极参与群体。如斜桥、重庆路、汾州路等清真寺，都是由一些牛肉庄、牛肉馆业的回商们共同集资创建起来的。回商这种支持伊斯兰教的热情，不仅仅表现在清真寺的修建上，还表现在成立有关弘道宣教的社团方面，如上海回教宣道所，就是由上海牛肉庄、牛肉馆两业的回商段润州、展聚隆、于顺和、童隆章、马华卿等人在1939年发起组织，并在重庆路清真寺内成立。宣道所主任由该寺教长完捷三阿洪兼任，主要是在上海各清真寺内宣讲伊斯兰教教义。还出版过三期《回教月刊》，在弘扬宗教文化上取得过一定的成绩。这也表明，从经济实力上讲，经营牛羊肉菜饭馆生意的回商绝对不如古玩、珠宝、玉器业的南京籍回族富商，但在对教门的支持方面，前者并不逊色于后者。随着穆斯林群体力量的日渐壮大，上海从事清真牛肉饭菜业的回商们也在上海各清真寺教长的支持下联合起来，1936年，上海清真牛肉饭菜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其时参加该同业公会的会员多达70余个穆斯林，该同业公会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沪上回商群体中重要的弘教力量。
综上所述，无论从上海开埠以来遍及老城厢或租界新市区的各坊清真寺的兴建和翻修，还是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甚或是那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宗教社团组织，以及与穆斯林社群挂钩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进行；包括上海地区穆斯林经营行业面的不断拓宽，都在展现着近代上海回商群体自身所含蕴的巨大活力。若是将其定义为近代上海伊斯兰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应该是最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收稿日期：200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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