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学：审视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伦理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从多视角（包括伦理学的视角）加以研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从伦理学角度对经济发展及其合理性作审视还远远不够。本文拟从发展伦理学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问题。
一、发展伦理学对经济发展伦理审视的必要性
1.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以及经济发展研究的视角缺陷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可以从亚当·斯密一直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不仅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一个充满实用主义的城市）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是伦理学，一是工程学或技术实证的东西，这两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注：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14,10-11,10、13、32、59、79页。）。亚里斯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让经济学（理财术）等科学为自己服务，它自身的目的蕴涵着其他科学的目的；而政治学的目的就是“属人的善”、就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注：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1卷，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可见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政治学研究的密切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亚当·斯密之后，把伦理学的考虑从经济学中剔除的逻辑实证主义倾向和做法逐渐时髦起来。当然，经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的分离是与人类实践不断深化、扩大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层相适应的，经济学对伦理因素的忽略有助于经济学家集中解决经济中大量的技术工程方面的问题，有助于经济学的发展。“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注：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14,10-11,10、13、32、59、79页。），经济学才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
然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进一步扩大化、一体化和复杂化，特别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矛盾关系凸现而日益显露其缺陷。经济学偏重和专注于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效率，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等这类问题”（注：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14,10-11,10、13、32、59、79页。）。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学的无伦理(non-ethical)特征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分析缺乏说服力，并削弱了预测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它也使经济学对自身的两个根本问题缺乏说服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浸透着伦理的因素（注：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14,10-11,10、13、32、59、79页。）。因为存在这种分离，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设定过于简单、狭隘和武断，它无法解释大量的私人企业主富可及三代仍然辛勤工作和经济组织中的团队精神等等现象；对经济成就的判断也由于缺乏“人类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怎样的经济活动使人幸福”这样的伦理考虑，在大量的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人的异化、生态价值的丧失等）面前，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标准显得既狭隘又苍白。但是，除阿玛蒂亚·森提到的两个经济根本问题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即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战略和手段的取舍也是与伦理的考虑密不可分的。如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从经济技术角度考虑是不完全合乎经济效率标准的，因为单位资金和资源的投入产出比，由于技术基础和规模经济的效应，东部应大大高于西部。
总之，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了对经济发展活动研究的无伦理特征的缺陷，迫切需要我们引入伦理学，特别是发展伦理学（注：关于发展伦理学，国内仅刘福森于1995年至1999年的三篇论文从学科存在的依据、性质、研究内容、功能、特征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国外已有一本专著：Denis Goulet 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Apex Press,1995.）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经济发展。
2.伦理价值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物质要素的作用
事实上，经济发展总是沉浸在特定的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作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之一的伦理价值，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伦理价值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是提供动机基础、意义支撑、价值导向和目标的合理性，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能够营造积极的精神氛围，促成经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使经济活动合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总体需要。其次，伦理价值通过影响经济主体而调节和规范经济发展活动，遏制和减少“搭便车”、损人利己等消极行为，可以降低交易中的谈判费用和监督、执行合约的费用等交易成本，增加合作效益。再次，稳定而健全的伦理秩序和契约道德可以提供确定而合理的经济行为预期，减少个人、组织和社会获取信息、进行抉择的成本，从而降低经济活动的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3.经济发展的单向度伦理价值取向的危害
经济发展伦理价值取向的单向度是指仅仅从物与物的关系出发，仅仅以物的扩张、GDP的增长、物质效益的增加为价值标准对经济发展进行评判。它是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此“五鬼”肆虐的伦理根源。虽然20世纪末，由于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人类发展指数(HDI)和生活质量指数的采用，这种单向度价值取向的趋势有所缓解，但“五鬼”的积毒已深，肆虐已久，说今天的世界由内到外是一个“破损”的世界已不是夸张（注：关于地球上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的破损，参见秦麟征：《破损的世界——现代文明的阴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卢风：《生存与享乐——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保护》，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具体反映在：人的单向度化，经济公正的缺失，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人的单向度化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反动，表现为物质的张扬和精神的贫乏；手段与目的颠倒（人成为金钱和机器的奴隶，成为经济生产的工具）；经济繁荣中的人的“灵魂”不安宁，人际关系的紧张，人的焦虑、抑郁和缺乏安全感。经济公正的缺失是指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现代化、市场化、一体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和全球性失业，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经济霸权主义，发达国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占有和消耗世界三分之二的财富和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是指无所不在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变薄、生物多样性消失、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等生态平衡的破坏，由于人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性而存在的潜伏的生态失衡和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包括对物质的极度张扬和对精神的贬低和忽视，人成为“吃吧、喝吧、玩吧，别何所求”的没有灵魂的人。总之，经济增长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丰饶，但这个过程中，人类失去的更多；这个世界并不安宁，不和谐的因素很多。对此，经济发展的单向度伦理价值取向是难辞其咎的——该重新调整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了。
二、发展伦理学对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审视
1.经济效率的伦理价值
经济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反映经济发展中的物与物的关系。微观上，经济发展效率是单位产出大于投放或以最小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收入，是单位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增加。宏观上，经济发展的效率是指结果上的社会经济资源与社会的全部经济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社会使用价值的增加，是经济资源在不同生产日和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效配置（注：参见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经济效率的这些内容只能外化为物的形式特别是价值符号——货币表现出来，即个人收入和GDP的增长。其伦理价值取向有正负两个方面。正价值是：(1)生物性的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即“类”的存续得以维持。(2)社会性方面的满足即人的社会自由的扩大。一方面，经济效益意味着单位数量人的必要劳动的时间缩短，剩余闲暇时间增多，有利于人从事发展自身的活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效率意味着人的实践空间和交往空间的扩张（注：有关效率的伦理意义详见晏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1页。），亦即自由度的增加。负价值是：(1)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增加，不关心它们是否对人的发展和幸福有益，只关心当代人，不关心后代人，产生畸形生产、畸形消费。(2)拜物教、拜金主义倾向，人成为物的奴隶。(3)只问生产多少不问分配是否合理，只问利，不问义。可见单一的经济效率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正是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伦理沉淀。
2.经济正义的伦理价值
经济正义事实上已成为新经济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认为，“发展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英文）第6版，黄卫平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版，第15页。）厉以宁主编的《市场经济大辞典》把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规定为：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其中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收入和分配差距问题都属于经济正义的内容。然而经济正义与社会公平一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经济正义是一种合理性评判，是依据制度、法律、道德、习俗中的合目的性原则和已知的经济现象的合规律性原则，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所体现的复杂关系所作的合理性评判。经济正义的伦理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不能损害他人或他群体的经济利益和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与机会。当这种损害既合目的性原则、又合规律性原则时，必须对被损害者或被损害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老原则同样是经济正义的基本伦理要求。但在现代复杂的经济关系中，出现“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时怎么办，只有进行适当补偿才合乎经济正义的价值取向。例如长江上游的木材加工企业和农民被禁伐天然林后，必须由国家财政补贴安置倒闭木材企业的工人或完成转产，对受损失的农民进行相应补偿。事实上，“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加上适当的补偿，最终还是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
(2)经济制度和秩序的安排和供给遵循机会平等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经济—效率意义上的公平”。机会平等和按劳分配的经济正义与经济效率是正相关关系，能够体现经济主体的自尊和自由。机会平等的经济正义反对官商当道的权力经济、欺行霸市的强力经济、非国民待遇的经济歧视政策、以非均衡发展规律为由长期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政策。经济垄断只有垄断者的自尊和自由，没有数量众多的相关经济主体的自尊和自由；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绝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理想模型，它内涵了相关的伦理正当（经济效率、人的尊严和自由）。机会平等的经济正义不仅要求市场介入的机会平等，而且要求工作机会的平等，工作机会的平等要求劳动者流动的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户籍制度和农业人口或非本市户口不能从事某些行业、工种的政策是对工作机会平等和劳动者流动平等的反动，绝非经济正义。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会让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达到近似的一般均衡，行政的人为的劳动者流动限制恰恰是对劳动者自尊和自由的剥夺。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动数量、质量和市场效益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但由于对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衡量没有一个客观的简单易行的方法、工具和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只能是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即通过市场价格实现劳动价值来比较客观地近似地反映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付出与应得的对等（注：关于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及它与公平、效率的关系，详见王玉生、李清：《按劳分配市场化与国有企业分配体制变革》，《学术论坛》2000年第4期。），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体现劳动者的工作成就感和劳动者的自尊。
(3)经济竞争中劣势群体、阶层、个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人道意义上的公平”。它的达成有“国家政府的途径”（“事先规范和事后补偿”）和经济主体间互相帮助（捐助）的途径两种，后者正是厉以宁先生所说的“第三种调节”（道德调节）的作用（注：详见晏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第76-77页；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伦理价值在于基本需求的普遍满足，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基本达成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伦理理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任何时代的经济正义所不容。此外，国家政府的途径还应包括国家经济战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求实现道义上的经济公正，而不仅仅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节。
3.绿色经济的伦理价值
绿色经济是指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包括人的再生产）不超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并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平衡完整和完美，经济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具有可持续性和生态效率（即生态和谐的促进）。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伦理价值体现在：(1)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关系所决定的人作为地球看护者和其它生命的伦理代理人的尽职尽责，实现生态圈范围内珍惜关爱生命的真实完整性。(2)满足人的基本生态需求，实现在更高生态需求上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宜饮水的容易获得、呼吸新鲜干净的空气、生活空间的宁静等等是人的基本生态需求；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美的惊羡和欣赏热爱，对生物多样性和壮观的自然景观的惊奇和敬畏等等是人的高级生态需求，人对高级生态需求的满足、追求还有利于人的美德培养的功能价值。(3)实现人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物性（类的延缓和发展）。它是通过自然这一中介（人——自然——后代人）发生作用，实现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道德要求。多少生物终其一生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后代的生存和进化。而人类的经济增长却建立在贪婪地夺取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化石能源的基础上，对不可再生资源和自然环境容量无所顾忌地掠夺利用，工业“三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急剧消失等等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当代人的发展，而且对下一代甚至多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样的“经济发展”绝不是人类所需要的“善”的发展；置人类的生存和延续而不顾的疯狂的“经济发展”是对人类理性的绝妙讽刺，是人类进化的最大不幸和悲哀。我们强调人有了社会性才为人，但抛弃了最基本的生物性，人也不成为人。因而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伦理价值取向。
4.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少数人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而是指所有国家的人民，即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应得到公平的发展；人的发展也不仅仅是指当代人的发展，而是包括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不仅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包括满足人的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各种价值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体力和智力上的各种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展现。”（注：王克敏：《经济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定义是相当全面和正确的，但需要补充的是，人实际上还有生态生活的需要，生态生活的客体和主体的满足性质与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客体和主体的满足性质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其客体既不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也不是精神活动的产物，而是自然的，其满足的性质溶合低级高级两层次，介于经济的满足与精神的满足之间。随着经济发展中“文明病”加重，甄别和突显生态生活的概念实为必要。此外，人的体力和智力上各种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亦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对生命的无限性追求，它的能量是巨大的，它指向的对象并不仅仅或完全是物质世界。事实上，人的潜能充分展现如果大部分指向物质世界（多快好省地生产，纵欲无度地消费），很可能把人类引向错误的道路。人的潜能的充分展现应该在物质领域，更应该在精神领域。经济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任何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手段与目的都应以个体的幸福自由和类的存续发展为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判断；都应实现经济效率、绿色经济和经济正义，去充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充分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多元伦理价值体系
经济发展观中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形成与人们对经济效率、经济公正、绿色经济的关系的认识错误有关，那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认识。事实上，它们绝非鱼与熊掌的简单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1.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级价值取向，经济效率、经济正义、绿色经济是二级价值取向
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中的一级价值取向，是基础的最终的价值，即目的性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所要带给我们的终极伦理价值。经济效率、经济正义、绿色经济是二级价值取向，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合理性，为了实现一级价值即人的全面发展而必须遵循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工具性的价值。经济效率的伦理价值在于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并为人的尊严和自由提供初步发展条件。经济正义一方面提供调节经济主体关系的伦理约束和秩序，实现公正的经济效率，一方面保证弱势主体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提供给全体经济主体普遍的发展机会，并且为主体的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奠定价值基础。绿色经济满足了主体的部分精神需求和生态生活需求，通过调节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类的存续。只有实现了经济效率、经济正义和绿色经济的伦理价值，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又是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尊严、自由的充分实现。所以经济效率、经济正义、绿色经济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它们是手段与目的、一级价值与二级价值的关系。
2.二级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的统一关系是，两者都是为了实现一级价值的二级价值，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价值前提；经济—效率意义上的公平使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有着一定的内在的一致性，越是充分实现机会平等和按劳分配的伦理价值越是能实现经济效率的伦理价值，反之亦然。经济越是有效率，政府越是有能力补偿和保证劣势阶层群体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但两者又存在着对立的关系，完全的内部一致性是不可能的，也许这正是矛盾的魅力，这正是存在就是矛盾的例证。经济机会平等、经济规则平等和按劳分配使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经济效率则高。但由于经济主体的资源禀赋不同，起点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家庭抚养条件也不同，按劳分配的结果也只能是收入不同、贫富不均。这说明效率越高，社会—人道意义上的不公平越多，当社会通过政府的事前规范、事后调节，对社会—人道意义上的不公平进行减小时，若使按劳分配获得的经济收入的差别过小，则又会严重挫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损失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和经济正义就是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从表现这种关系内容的形式中得到经验的、历史的阐释：它是一种互相缠绕的螺旋式上升的形式，是一种效率与正义大致均衡——失衡——新的大致均衡的动态过程。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效率和正义两种价值的追求，经济效率对经济正义或经济正义对经济效率的任何过度失衡，即贫富悬殊或均贫富，都会因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改良或暴力变革的调整趋向均衡，一段时间后，再由于离心力（对立）与向心力（统一）作用趋向非均衡，如此循环反复，但每一次新的大致均衡的产生，都是经济效率和经济正义的进步。
同样，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济也是对立统一的价值关系。经济效率的价值取向容易产生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倾向是对绿色经济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价值取向的反动；绿色经济的生态需求与经济效率的物质需求之间，在自然资源稀缺性的硬约束下有着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生态需求、经济物质需求同是人的需求，这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级价值取向之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绿色GDP、绿色投入产出比（把生态代价计入成本）、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营销等就是这种统一关系的反映。经济效率与绿色经济的矛盾关系和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的矛盾关系的调整方式不同，前者主要采取自然灾变的强制暴戾的方式；而后者，经济主体或采取温和的改良措施或采取暴力的革命措施来调节。
3.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多元价值体系
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是有机统一的多元体系决定了经济正义、绿色经济特别是人的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发展价值取向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决不是仅仅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这是现代新经济发展观应有的完整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基础。狭隘的经济效率价值取向在实践上已受到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社会人道公平缺失的挑战，在理论上已受到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伦理学的挑战。如上所述，正由于狭隘的经济效率伦理价值取向的缺陷和危害，才需要引入与之有着对立统一关系的经济正义、绿色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来补充、完善、调整、约束它。不难想象，剔除经济正义、绿色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仅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或产出为价值取向的“经济发展”会是怎样一个的“怪物”(Chimera)，它可能让人类成为所有地球生命的终结者，但愿“怪物”永远只是神话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