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字,还想说吗?--关于鲁迅的“顾忌”_鲁迅论文

有多少字,还想说吗?--关于鲁迅的“顾忌”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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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早逝的遗憾。的确,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刚刚步入生命的金秋的时候,然而,鲁迅却在这个年龄辞别了人世。尽管鲁迅未到五十时,便被称为老人且也自认为老人,但放在今日,他应算是“英年早逝”了。如果考虑到母亲鲁瑞老人和两位胞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得享高寿,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鲁迅原本也是应该多活几十年的。在这个意义上,用“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过早离开人间的惋惜,也不无道理。

然而,与“未尽才”相比,“未尽情”,“未尽思”恐怕更为合适。鲁迅一生写下过大量文字,发表过许多见解,倾吐过种种情感、思绪,但,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最深沉的一些情思,却连同他瘦小身躯一起,走进了“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鲁迅是敢说真话是直抒胸臆的,如果做外在的比较,即将鲁迅与其他人相比,这种特色自然很明显,但如做内在的比较,即把鲁迅已经说出的真话与心里仍留着不说的真话相比,那也许就不能认为鲁迅是尽情说真话尽情地抒胸臆的。鲁迅说出过许多真话,这些真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无可取代的启迪和教益。但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鲁迅已说出的真话和郁积在心中未说的话相比,恐怕也就如冰山的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一样。

一、“在悲愤中沉静”

人们常常使用“心扉”这样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心是有着门户的,那么,这门户通常是多重的。每重门里,存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越往深处,所藏的便越隐秘。而鲁迅的说真话和抒胸臆,常常不过是开启了外面的几重门,至于心灵最深处的那道门,则大多数时候是紧闭着的,在一生中,偶然有过半开半闭的时候,至于将那道门完全敞开,则从来未曾有过。

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分成两种部分。一种是那种面对社会的洞察,是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感受、看法;一种是面对内心的审视,是抒发内在的某种情感、思绪。前者可以称之为启蒙性的文字,后者可以称之为抒情性的文字。应该说,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更深处的情思。但这两部分文字也很不成比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如果说鲁迅著作如一片海,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则像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冰。个中原因,王晓明先生在《潜流与漩涡》前两章中,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的社会启蒙意识过于强烈,抑制了那种抒情冲动。总想以文干世,总渴望文章能对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有所裨益,于是,便难以不计功利地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愫。这不但导致鲁迅纯粹抒情的时候很少,而且还使得鲁迅即使在抒发内心情思时,也忘不了时时针砭一下社会,也要顺手在某些人的鼻子上涂一点白粉,或“顺脚”把某具陈尸踢一下。也就是说,鲁迅即便在抒情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

鲁迅的那些抒情色彩浓烈的文字,大多见于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除《野草》中有几篇写于1926年外,这两本集子中的文字,都写于1924和1925这两年。至于到上海以后,这类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便极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准风月谈》中的《夜颂》和《秋夜纪游》这几篇,尚能多少见出《野草》余韵。而这似乎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闻检查机关“较劲”才偶一为之的。迫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为显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为显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一种“风月”,便写了《夜颂》,《秋夜纪游》这一类文字,也唯其如此,抒情在这类文章中,只是一种外衣,其笔尖仍然是针对社会现象的。

鲁迅晚年对居住在上海,虽然始终感觉不适,因而有一种逆旅心态,但文化心态,与北京时期相比,则显得沉静多了。1918年,鲁迅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后,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感情外露、情绪较激烈。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又有过一段悲观、苦闷、彷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阴郁、灰暗,甚至有些晦涩,较多地触及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思。而在上海时期,则既没有那种慷慨激昂,也没有那种阴郁、灰暗和晦涩,文字更从容也更冷峻,更舒缓也更老辣。试将《坟》,《热风》等北京时期的杂文与上海时期的杂文对照起来读,便会明显感到二者在语调、情绪上的差异。北京时期的杂文,如果说像那种燃烧着的明火,那上海时期的杂文,则更像那种通红的炭火。鲁迅晚年的文章,似乎很少“动怒”,甚至很少“动情”,下起笔来,总那么不紧不慢,那样冷静沉着。这当然也有外在原因。上海时期,文网甚密,言论的自由度较北京时期小,稍稍过激一点的文字便不能面世,这也迫使鲁迅在行文时要敛心静气。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另一种原因,恐怕还在于心态的变化。晚年的鲁迅,文化心态,又趋于沉静,但这种沉静,并非指心如古井,而是指痛苦的沉淀和凝固。面对同一种丑恶现象,如果在“五四”高潮期,鲁迅也许会愤激得多,影响到文章,也会更热烈,但在上海时期,则只是慢慢地分析,细细地解剖。

当然,“动情”的时候也有。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晚年较“动情”的文字。但若与写于北京时期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则情感仍然收敛得多。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闻知噩耗后的心情,不妨将二者做些对比。

《记念刘和珍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为了忘却的记念》: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将这两段文字对比,明显感到前者更激烈,叙述、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而且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和抒情较多;而后者,则感情更深也更细腻,议论,抒情也更切实。尤其是,后者中,当写到闻知柔石已被杀,且身中十弹时,只写下了“原来如此!……”这样一行文字。这一个惊叹号和一个省略号里,包含着多少悲哀、愤怒,但鲁迅却“欲说还休”,把愤火抑制住了。“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是议论和抒情,与“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相比,情绪,心态也很有异。正如鲁迅自己说的,后者让人品出悲愤中的沉静和沉静中的悲愤——而这也正可用来说明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的某种心态。

在写于离粤赴沪前夕的《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鲁迅的文字中,那种抽象的,一般的议论较多,那么,晚年在上海,言论则更为质朴、切实,更偏重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上海期间,他曾强调:“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发现,许多荒唐的现象荒唐的言论,都是因为无视常识引起的,因此,他常常从常识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例如,1929年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有人写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对俄国的征服,说什么“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鲁迅便指出这是一种“白痴”的说法:“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在《花边文学》中,还收有一篇《水性》,写于1934年夏季。我读这篇文章,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天气连续大热,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的记载。鲁迅觉得,都市里的人,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常识”也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于是鲁迅便告诫人们,要下水,最好是先识得水性,懂得水能淹死人的道理,“学一点浮水功夫”,“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同时,他又告诫人们,倘若溺水时,有人来救,“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拼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这篇文章,因为所论既非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亦非一种思想文化问题,容易被人忽略。但我以为,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特异和伟大。很难想象,有另一个具有崇高文化地位的人,会关心夏日里游泳者的生死问题,会提笔写这样的文章。要说启蒙,这也可算一种。这虽然不关乎国民性一类大问题,但却关乎若干人的生命,——而鲁迅对生命的无价值的丧失,总是很痛心的。在《水性》结尾,鲁迅写道:“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文化学术界,常常有人从异域弄过来一些理论学说,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大肆贩卖。这些理论学说,像一些五彩斑斓的大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感受到了这种气球的压迫,于是,便常常用一根常识的小刺将其戳破。

悲愤中的沉静,使得鲁迅轻易“不动怒”,“不动情”。有人说,晚年在上海时期的鲁迅,心态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五四”以前坐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期,这确乎有一定的道理。在北京经历了“五四”落潮后的复古与倒退,在广州目睹了国民党“清党”中的大屠杀并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鲁迅又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也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曾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所谓“麻痹”与“忘却”之所以是“老法子”,就因为抄古碑时期用的便是这法子。鲁迅晚年,虽然一直在发言,但内心最深邃最隐秘的一角,却沉默了。心灵最深处的那扇门,贴上了封条。

二、“其实我何尝坦白”

在收入《坟》中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中国的文艺现象,即“瞒和骗”。中国的文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是不敢正视,久而久之,则失去了正视的能力。于是,“瞒和骗”,便不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欺人,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趋向。近乎先天地缺乏正视人生和社会真相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近乎先天地具备着“瞒和骗”的能力,——鲁迅对这一点的揭示,是异常深刻的。即便在今天,这样一种现象仍然在中国文人和中国文艺中存在着。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那么,证实于鲁迅自己,情形又如何呢?

鲁迅既敢于又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使鲁迅成为鲁迅之处,鲁迅的痛苦和伟大在相当程度上都根源于此。与传统文人相反,鲁迅先是不愿自欺,后便是不能;先是不想不睁了眼看人生和社会,后则是想在人生和社会的真相面前闭了眼而不能。“瞒和骗”,应该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而鲁迅则像生理上失去了某种免疫功能一样,在心理上失去了“瞒和骗”这种功能,于是,便只得终生品味着深重的苦痛。本来,以鲁迅的资质,以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的洞察,完全可以活得潇洒舒适、心得意满,完全不必那样痛苦并过早地离开人间,但由于失去了“瞒和骗”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悲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坦率地说,鲁迅也曾想找回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在《呐喊·自序》中,便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所谓“种种法”,也就是读佛经,抄古碑之类。然而,所谓“奏了功”,也仅仅是不再“慷慨激昂”,至于内心的痛苦,却并不能真正消泯。鲁迅是不愿在日记中吐露情感的,但在那段读佛经,抄古碑的时期,日记中有时会有“可哀”,“可怜”这样一些字眼出现,这也说明,虽“用了种种法”,但仍不能真的做到“麻醉和忘却”。“瞒和骗”是一种自欺欺人,在这里,自欺与欺人,并不是两个步骤两件事情,而是同时完成的。鲁迅既不能做到自欺,那么,如果能尽情地把所正视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出来,如果能无所顾忌地把内心的苦闷、愤怨倾吐出来,也许会好受些。然而,鲁迅却不敢,不愿,也不能。于是,鲁迅便只得在并不能自欺的情形下“欺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把真话说尽,在动笔时瞻前顾后,考虑哪些话可说哪些则不可说;二是有时不免说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他人的“瞒和骗”,尽管这与鲁迅所憎恶的那种“瞒和骗”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多次“闪烁其词”地言及自己并不充分说真话,并且也会说“假话”。

在《写在〈坟〉后面》中:“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

在《呐喊·自序》中:“……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则说:“其实我何尝坦白?……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

鲁迅晚年,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关得很紧,也可以说,对他人的“瞒和骗”的意识更加明确。在写于1924年2月的小说《祝福》中,鲁迅对“我”是否应该对祥林嫂“瞒和骗”,还是持不肯定态度的。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死了的一家人能否在阴间相见时,“我”用“说不清”来模模糊糊地搪塞过去了。祥林嫂当天夜里便死了。于是,“我”有了些许悔意,觉得“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写《祝福》的时候,正是鲁迅的彷徨时期,正在进行自我审视,正在思索着此后应采取怎样的精神姿态,怎样的发言方式。虽然觉得有时应该骗骗人,但仍有些犹疑。而晚年在上海期间,这种“骗人”意识却变得很坚定了。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收有一篇《我要骗人》,写于1936年2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我要骗人”,——当鲁迅写下这几个字,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隐约地透露了对“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渴望。我想,鲁迅其实是一直有着将“真实的心”无保留地坦露出来的冲动的。这种冲动,晚年在上海期间也时时在心中涌起。当鲁迅说“我要骗人”时,意味着这种冲动正强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的心”不能披沥,真是一种莫大的苦痛。这“真实的心”,如一条毒蛇,在鲁迅内心最深处挣扎着,奔突着,想要破门而出,不能,它便愤怒地咬啮着鲁迅的胸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是被这条毒蛇活活咬死的。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柔石和冯铿时,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这段话里,透露出鲁迅的一种隐秘的心思。柔石要做“大部的小说”,竟使鲁迅产生一丝“妒意”,甚至“迁怒”到冯铿。这说明,做大部小说的愿望,在鲁迅心中是一直存在着的。如果鲁迅能以一种“大部的小说”的形式,把“真实的心”尽情地倾吐出来,把胸腔里那条躁动不安的毒蛇悉数释放出来,那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会有一座真正的丰碑。——但终于没有,终于多少话,欲说还休。

鲁迅“真实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怎样的模样,从《彷徨》和《野草》中你能窥豹一斑。不敢揣测鲁迅“真实的心”的全部色彩和内涵,但有一点却可以断言,即这心,是有着相当灰暗,阴郁的部分的,是有着极度的悲观和绝望的。《野草》是“真实的心”的一次有节制的,同时又是曲曲折折的披沥。《野草》的晦涩,除了“不能直说”这种外在的原因外,恐怕也因为鲁迅有意识地下笔朦胧,不想让人把自己的真心看得太清楚,太分明。对自己“真实的心”,鲁迅既不想也不能全部隐瞒,但却又不想也不能全部坦露。可以说,鲁迅写作时总在掂量着,权衡着。

1933年3月,鲁迅出版过一本《自选集》。从已有的许多作品中,选取若干篇,集成一册,通常总是择出那种在艺术上最成功的,或者最具有个人意义的。但鲁迅在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中,却这样说自己的取舍标准:“……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那被抽掉的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也就是较多地具有着鲁迅的“真实的心”的作品了。虽云抽掉,但却是“竭力”,也就意味着并未都将“真实的心”抽干净。在是否应该坦露着真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坦露真心的问题上,鲁迅内心始终是矛盾着的。

《自选集》是从《野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五本集子中选取的,看看鲁迅选取了哪些,又排除了哪些,或许能从一个侧面窥见鲁迅的“真实的心”。

《野草》中选取的有:《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共7篇。《野草》集中,最阴郁最冷气逼人的《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复仇(其二)》等都落选了,另一方面,像《我的失恋》、《雪》、《风筝》、《狗的驳诘》、《腊叶》这一类比较轻灵的作品,也没选取。选取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这种特色,即既给人一定的“重压之感”,又透露出昂扬之情。

《呐喊》中选取的有:《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共5篇。《狂人日记》、《药》、《风波》这几篇都抽掉了。

《彷徨》中选取的有:《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共5篇。值得注意的是,《孤独者》未选。《在酒楼上》与《孤独者》意旨相似,但《孤独者》显然不但更具有深度和光彩,而且也更能给人以“重压之感”,对于鲁迅来说,也最具有个人意义。我猜想,鲁迅在这两部作品的取舍上,一定有过犹豫,有过思想上的斗争。但鲁迅最终还是选取了《在酒楼上》而删去了《孤独者》,这显然有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两部作品都算较多地披沥了鲁迅“真实的心”,而鲁迅既不愿将二者都淘汰,又不愿选取那更多地具有着自己“真实的心”的《孤独者》,——这种心理,不能说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选取的有:《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3篇。《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这几篇记叙着作者心路历程的作品未被选取。

从《野草》中《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呐喊》中《狂人日记》、《药》、《风波》,《彷徨》中《孤独者》以及《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琐记》一类作品的被抽掉,我们可以对鲁迅那“真实的心”有几分了解。而从已选的作品中,则可见出鲁迅的一种心态:既想将真心传递给人,但又不想传递太多。

三、“我的顾忌并不少”

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鲁迅可说一直在渴望着能毫无顾忌地说话,能将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彻底打开,将里面积压着、翻腾着、燃烧着的一切都倾泻出来。但他终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也深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真实的心”,只能被带进坟墓。哪怕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应该说命运对鲁迅是过于残酷了:它使鲁迅丧失了“瞒和骗”的能力,却又不允许他不“瞒”和不“骗”。

那么,鲁迅的顾忌到底有哪些呢?照我的理解,有这样几个方面:

1.怕唤醒了青年,使之感觉敏锐,徒然感到痛苦。

鲁迅是怀着启蒙的动机提笔写作的。直到晚年,启蒙的意识仍然不曾衰竭。但他又对启蒙始终怀有疑虑。启蒙是否能奏效?如果启蒙的结果,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改变,而只是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使他们在依然黑暗的社会里倍感痛苦,甚至使他们成为旧社会的刀下鬼,那么,唤醒他们也许便是一种“罪过”。《新青年》创刊时,鲁迅之所以并不热心,也就因为对启蒙本身有着怀疑。《呐喊》的“自序”中,他曾写到,当钱玄同来建议他写文章时,他做了这样的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后来鲁迅虽然加入了启蒙的行列,但先前的担忧并未消失。这就使得他在启蒙时,并不敢把自己所正视到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尽。鲁迅一方面憎恶中国人的“瞒和骗”,但同时又感到,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作为个体,还是能够“瞒和骗”较为容易生存,较少感觉痛苦。

如果说,在先前,鲁迅还只是感到启蒙有可能导致徒然唤醒一部分青年,令他们倍感苦痛的结果,那么,在广州目睹了众多青年人死于国民党“清党”的大屠杀时,鲁迅的担忧似乎变成现实了。他怀疑遭受苦难的人之中,或许有的正是因为读了自己的文章,受到刺激,心灵被唤醒,于是挺身而出,加入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行列。这种怀疑使他很痛苦。鲁迅觉得自己是在为旧社会的吃人宴席泡制“醉虾”。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倾吐过这样一种“悔恨”: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在广州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后,鲁迅有了如此沉痛的反省。如果说,真话才说了几分,便成了泡制“醉虾”的“凶手”,那以后便只能把重重心扉都紧闭了。

在《答有恒先生》发表后,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的来信,直指鲁迅为“元凶”,对鲁迅发出“警告”:“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三闲集·通信》)鲁迅收到这封信时,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在说话时,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尚且难免“诱杀青年”,若将“真实的心”都显露出来,后果岂不更加严重。

离开广州时,鲁迅本来有一种打算,即从此以后不再说话,让自己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但在上海期间,虽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掩藏得更严实了,到底还是继续说话了。原因之一,似乎与一到上海便受到“创造社”的围剿有关。鲁迅离开广州时,是怀着“诱杀青年”的内疚的,以为自己的文章,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使他们投身革命,从而被杀。而“创造社”却认为鲁迅已经“过时”和“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认为鲁迅作品使青年人消沉颓废,瓦解了青年的斗志,阻碍了青年走向革命之路。这虽然一方面使鲁迅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也使鲁迅感到“轻松”。这样说来,青年的被杀,就与自己的文章并无干系了,那么,内疚与负罪感也就大可不必了,再弄弄笔,写写文章,也就无妨了——我们今天也许应该感谢“创造社”当年对鲁迅的围剿,如果没有他们围剿,也许上海时期的鲁迅就并不存在。

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鲁迅又始终不能确信,不敢断定自己所正视的,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全部真相。

对个体的有限性,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毕竟有限,自己的耳闻目睹再丰富,也毕竟只是一己的经验,即使自己上下四方地寻求都找不到坚实的希望,也不能便遽然肯定人世间决无希望。基于这样一种心理,鲁迅也对吐露自己的“真实的心”有着疑虑。他怀疑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疑”,怀疑自己那颗“真实的心”不过是一枚未成熟的酸果,甚至是毒果,奉献出来,或许会有害于青年。也同样是基于对自身内心深处的绝望的怀疑,鲁迅又终其一生都并不愿意彻底放弃对希望的寻求,“绝望的抗战”的过程,也就是怀着绝望执着地寻找希望的过程。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传达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这样一种自我怀疑的心绪,鲁迅也多次流露过: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不笔。……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写在〈坟〉后面》)。

在鲁迅心中,始终有着另一个“我”。这个“我”,怀疑一切,悲观绝望,并渴望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破釜沉舟地报复社会。鲁迅把他加上手铐脚镣,禁闭在内心最深处。而这个“我”却在那里咆哮着,要脱身而出。鲁迅时常站在他囚室的门边与他辩论、争吵。我以为《孤独者》这篇小说,其实表现的就是鲁迅与心中的另一个“我”的这种辩论和争吵。小说中的“我”,一定意义上便是现实中的鲁迅,而魏连殳则是鲁迅心中的那个“我”,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鲁迅。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多少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息。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是小说里对魏连殳外貌的描写,但这分明像是鲁迅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描摹的形象。小说中,叙述了魏连殳的心路历程,而这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鲁迅照着自己的心灵轨迹刻画的。魏连殳最后采取那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报复社会,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鲁迅在现实中当然不曾走到这一步,但这种念头,却可能在鲁迅心中执拗地存在过。

《孤独者》中,当“我”读到魏连殳告知做了杜师长顾问的信后,虽然“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为魏连殳的“堕落”而“快意和高兴”,其实也就是为自身另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快意和高兴”。小说中,写了魏连殳“堕落”以前,怎样饱尝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是在生路都绝的情形下,他才愤而“堕落”的。这样一种“堕落”,既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失败,也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解脱,大舒适,大胜利。

在厦门时,鲁迅曾对许广平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这与《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心境颇相似,而紧接着,鲁迅在写到今后的生活打算时,有一条是这样的:“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两地书》七三)这里的“什么事都敢做”,曾令我寻思过许久。我想,这也包括像魏连殳那样采取“堕落”的方式报复社会。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在《三闲集》的《通信》中对那个身心交瘁,请教出路的青年的两条回答,第一条是“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已让人感到一丝冷气了,而还要说:“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那么,比“不择手段”更真的“真话”又是什么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便什么都可以做。而在鲁迅那里,则是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所谓“我的思想太黑暗”,所谓“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就是指这种阴郁的想法吧。不过,鲁迅把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思想紧锁在心中了。他只是利用小说的形式,让魏连殳这个人物实验了一下心中的想法,聊且“高兴和快意”一番,自己则并不会真的跨出这一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看,《孤独者》这篇小说的创作,也有心理宣泄的成分吧。在极度绝望、苦闷、怨愤的情形下,鲁迅把心中那涌动着的黑暗的念头在魏连殳这个小说人物身上“现实化”,让魏连殳去实行自己虽也想做但终于“不忍”做的事。不过,鲁迅并没有忘记在魏连殳“堕落”后不久即把它送进棺材,因为他深知,那种故作的“堕落”,并不能驱除内心的痛苦,虽然在表面上报复了社会,但内心的痛苦或许更甚,所以,终究是活不长久的。鲁迅虽然因为种种顾忌而不愿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说出,但通过魏连殳这个人物的“堕落”,已经能让我们窥见他“真实的心”的一角了。

不过,小说中的“我”对魏连殳的思想和选择,也就是现实中的鲁迅对心灵深处那些阴暗的想法,毕竟是怀疑的。小说中的“我”,最后逃跑一般地离开了魏连殳的穿着军服的尸体,而现实中的鲁迅,则终于把那些阴暗的想法封存在内心最深处。固然,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然而,又怎能确信人类就真的没有希望呢?只要活着,就不应该把内心最深处囚禁着的那个“我”释放出来;只要活着,就应该继续对希望的寻求——这样一种思想,终于在鲁迅身上占着上风。在《热风》集中,收有一篇《无题》,说的是买点心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一次,鲁迅买定了八盒点心,将它们装入衣袋时,瞥见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别的点心。鲁迅于是不高兴地拍着伙计的肩膀,告诉他这样做大可不必。鲁迅本以为伙计一定要强辩,但伙计却立即“惭愧”地抽回手去,“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鲁迅心灵异常敏感,常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自私,邪恶,因而对人类感到绝望;然而,另一方面,也能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向上向善的可能,因而,不肯放弃希望。

不肯最终放弃希望,终于使鲁迅把内心最深处那扇门紧锁起来。在晚年,这扇门开启的次数极少,即使偶一开启,幅度也极小。晚年的鲁迅,在悲愤中沉静,在沉静中绝望,而在绝望中又奋起反抗绝望。

将真心和盘托出,在中国社会便难以生存,这也是鲁迅吐露真心的一种顾忌。

以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洞察,他深知,持“异端邪说”者,在中国都难免被迫害的命运,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想法如全部说出,会成为“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罪人”。在《写在〈坟〉后面》中,他说过: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瞒和骗”已成习性的社会里,说破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往往会犯众怨。有许多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做则无妨,说则大逆不道。鲁迅不把“真实的心”全部坦露出来,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是一种“避免赤膊上阵”的“壕堑战”。鲁迅晚年在《世故三昧》一文中,说起过在教育部供职时的一件事。那时,同事们常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能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一次鲁迅偶然经过这里,便留心那门牌,发现这一号,是一小块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烂的小屋,住着几个卖水的山东人,“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同事下回再谈起这件事时,鲁迅便说出他的所见来,于是大家笑容尽敛,不欢而散,“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见《南腔北调集》)。其实大家也都并不相信自己的所说,只不过为了“使扯淡的嘴巴有些味道”,才煞有介事地这样说着的。而如此小假象,一经戳破,便有持续数月的怨恨,那些更大更紧要的假象倘一一戳破,岂不要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不让内心深处的绝望将自己淹没,鲁迅也要竭力阻挡这绝望的流出。

我常想,鲁迅的人生有着三种可能。一种是已有的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姿态,以这种姿态,鲁迅活到了五十六岁。一种是《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生形态,这其实是以精神和肉体双重自杀的方式报复社会。鲁迅如果选取这种方式,多半还活不到五十六岁。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精神崩溃,变成疯子。像鲁迅这样长期受着痛苦的煎熬的人,像鲁迅这样精神始终处在重压之下的人,居然没有疯狂,也真可谓一种奇迹。在宗教信仰者那里,对人世彻底绝望后,还可以在尘世之外找到精神支点,而鲁迅所有的,只有一个人间,对人世绝望后,精神并没有别的寄寓之所。当然,人生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自杀。而鲁迅偏不肯自杀;对于那些爱他希望他活着的人,鲁迅不愿令他们失望;而对于那些恨他希望他死去的人,鲁迅偏不让他们得意。这样,为了防止精神崩溃,鲁迅便不得不不断地在心中做着一种“防洪”的努力,不断地在心中筑着一道堤岸,以阻止那绝望的洪水澎湃而出。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他曾说: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

鲁迅憎恶着自身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憎恶着自身“本真的心”,想清除既不可能,那便只有“竭力遮蔽”,而这方式,便是仍然执着地在人世间寻找希望,即使永远找不到,这寻找的本身,便是一种对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的扼制。——就这样,活到了五十六岁,可真不容易!

如果设想一下鲁迅去掉一切遮蔽,阻碍,一任内心的绝望欢奔而出,情形会怎样呢?我想,那也许或在留下一串小的杰作或一部大的杰作后发疯,然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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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字,还想说吗?--关于鲁迅的“顾忌”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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