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理的发展之路——试析中国发展的两难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当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在历史已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发展的，它必然要受到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深刻影响。走在前面的西方现代化，无论是目标模式还是发展道路，都已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和弊病，现正处于对传统现代化进行批判和超越阶段，即进入了被西方学者称为“后现代”、“后工业”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两难矛盾：一方面，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趋利避害的选择性，面对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矛盾及所付出的代价，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自然要考虑怎样少走弯路，尽量避开或减少现代化中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条更为人道、合理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忧虑现代化中可能（或必然）出现的弊病和不利后果，过分张扬“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前现代”的自然主义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与补正，那又可能冲淡中国人本应首先确立的现代化意识，干扰或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近现代以来，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致力于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中国人，许多关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大争论都由此产生。理清这个矛盾所涉及的问题及实质，从中找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曾提出，落后国家在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当时俄国发展可能性的具体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由于他敏锐地洞察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使他的“跨越”思想不仅没有泯灭其价值，反而在20世纪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性的发展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落后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便通过不同形式的短暂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反复争辩当初的“跨越”是否应当，而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跨越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上。
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之后，如何建设新的社会将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难题。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它将面对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矛盾状态。第一，它原来的自然经济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淘汰和改造，必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各方面保留着浓重的旧的痕迹和影响。第二，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它必须去努力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并将之当作主要的追求和发展目标。第三，资本主义现代化（或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已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和弊病，西方后现代主义正致力于对它的批判，而落后国家之所以要超越资本主义又正是为了避开这些矛盾弊病，因而也必然出现追求后现代的趋势。这就使得它的发展问题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难题，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难于把握（在什么基础上谈发展），发展的状态和水平难于定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和模式难于确立（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等。相比之下，欧洲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比较清晰，什么阶段解决什么任务比较明确，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呈现出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已不可能继续沿用这些发展模式，而必须在上述矛盾的交织中寻找一条新路。
3.在当代中国，面对这样的矛盾，往往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一种思路是，强调现代化是中国发展之首要甚至唯一的任务，站在现代主义立场上，一方面把前现代即自然经济遗留的传统视为落后保守而坚决排斥，另一方面认为后现代提出的问题只是“遥远的话题而不是现实的课题”从而置之不顾。按此思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或引发的矛盾和弊病，如腐败、社会风气败坏、贫富悬殊、失业、环境污染等，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或其解决不是当务之急。
80年代末，有一篇报告文学《前门外的新大亨》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北京前门外个体户的发迹史，之后，记叙了作者与某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一场对话。
研究生：你们说到的使用雇工情况，是原始的、野蛮的。但是人们没有必要多愁善感，这是文明进程的必然阶段。在这一意义上说，野蛮正是文明的基石。
作者：你这种说法很冷酷。
研究生：依《资本论》的分析，这就是剥削。《资本论》本身是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本书造成我们伦理超前的社会心态。（注：罗来勇等：“前门外的大亨”，《当代》1988年第4期。）。
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自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以来，对其中所发生的消极、负面现象，不少人一直是以“难免”论、“合理”论、“代价”论等为理由，为其进行合理性的辩护。
这种思路的合理之处在于抓住了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即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生产力、经济、现代化问题。但这种思路也有一个根本性缺点，即脱离国内国际历史条件的变化考虑发展问题。从国内来说，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先进潮流的影响和国内不断变革的实践，中国人实际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特别是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尽管体制上存在不少弊端，不尽人意，但也确实体现出资本主义所没有的优越性，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对于现代化必然要追求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式，而不会回过头去重新接受或经历类似于30年代《包身工》所描写的野蛮落后的发展方式。当今中国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法则、规范尚不完善，加之利益的驱动，有时难免出现少数企业主以落后野蛮的管理方式去对待劳动者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是合理、合法的，更不能把它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观念和发展道路。从国际来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和超越阶段，尊重人的权利、提高人的地位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核心要求。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落后国家即使以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当务之急，但若这种发展是以落后的、牺牲人的代价的方式换取的，那也是不能容许的。
4.另一种思路是，虽然也十分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希望中国尽早富裕强盛，但又担心西方现代化的严重后果会在中国重演（如失业、破产、两极分化、道德危机等），所以，既想发展，又过多地忧虑发展的矛盾。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矛盾心态。例如，在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问题上，他“一方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以便调动更多的人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彻底反对平均主义，不彻底实行按劳分配，怕发生‘阶级分化’，同时也为了保证贫苦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他在晚年，总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结合点。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但是，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末，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注：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求是》1990年第3期。）
对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批判，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自然经济的前现代主义观点，它留恋大自然下田园诗般的淡泊生活，猛烈批评现代人、现代都市病，这种观点往往以保守主义的面目出现。另一个是来自超越传统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它从批判现代化的矛盾弊病出发，提出新的发展构想，这种观点往往以解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由于这两者在批判现代主义上有共同点，它们之间很容易沟通。持保守主义态度的人很容易转到激进主义，过惯都市生活的人也很容易对田园生活发生浓厚兴趣。在当今世界“文化热”中，不少西方学者对东方传统的儒教及老庄思想产生强烈共鸣，即是证明。
就后一种思路来说，它对现代化的批判是真实的，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戒意义。在当今时代，只计活动不计后果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国内资源不足，可以利用或掠夺落后国家的未开发的资源；因竞争引起的失业，可以海外移民；国内发生经济危机，可以转嫁落后国家，等等。而这些解决矛盾的方法，对现今不发达国家已不适用。因此，不发达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发展同发展的矛盾和后果结合起来考虑，而不能走类似于“先污染后治理”、“先发胖后减肥”的片面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前现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和后现代的批判精神介入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多余的。但也必须注意到，如果过份张扬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批判，过多忧虑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也可能分散对主要矛盾的解决，可能干扰或延缓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如果过分注重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结果，如失业、破产、外国资本的冲击、社会公平的失衡等，就会放慢市场化的步伐，使改革只在矛盾困惑中徘徊，从而延缓了中国的发展。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只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停滞、后退都是没有出路的。
5.总之，落后国家在发展形式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不等于在内容上已经解决了发展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的问题又已逼到面前。这就要求落后国家必须在充分利用西方现代化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一条更为合理的现代化道路，使它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用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过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现代化过程中的激烈震荡和消极后果，尽量减少大多数人民群众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既是当代世界先进潮流的要求，也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优越性的体现。
寻求和选择这样的道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中国民主革命走过的道路，为我们理解和寻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20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的两难矛盾，是由孙中山最先看到的。作为一个视野开阔、顺应潮流的革命家，他既看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又看到了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病，试图以一种新的思路来解决中国发展的矛盾。这条思路的实质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而非西方那样被少数人所独占。虽然他最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却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概括，但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看，毛泽东本人一个鲜为人知的说法更切合实际，即：新民主主义是“新资本主义”。他说：现在我们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3页。）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由于国内外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国际条件如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国内条件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人民的觉醒等），不仅中国走欧美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不可能，而且可以找到一条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把资本主义纳入到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因素制约的轨道之中，发扬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抑制其不利因素和消极后果，使它向着能够满足和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条道路，得到了全中国除少数反动派之外的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的普遍拥护，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经过反复探索，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发展道路。
6.沿着这个思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在寻求和选择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道路上，同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后终于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它的精神实质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是一个没有充分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落后国家，但它不想重复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来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对这个主题的精辟概括。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时，设定了两条明确的界限：一条是不能孤立封闭、教条僵化，必须向世界开放，向先进学习，跟上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另一条是中国不能资本主义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以更合理的方式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避免西方现代化的严重弊病和不利后果。对后一条界限，邓小平在同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的一次谈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800-1000美元,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是，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财富不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大的贫富差别，所以一般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如苏州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00美元，虽然只及小康目标的一半，但人们的饮食、服装、住房、教育文化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1992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他还说，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小康目标所达到的1万亿美元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
本文结束前，我们还想重提一下前面说过的那篇报告文学。该文结尾还记叙了一位日本知名作家同作者的谈话。那位作家谈及日本的工业现代化，深为日本国民在精神文化方面付出的代价痛心。她希望“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避免日本那种精神的堕落和肉体的伤害。”
作者：“不知道亚洲诸国和地区，象新加坡，南朝鲜，是否避免了日本的教训？”
“没有。香港、台湾也没有。”
作者：“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持了纯朴的东方文化传统伦理。”
“难道就没有办法避免了？中国现代化也会那样吗？”她默默地说。
这位日本人所表示的忧虑，正是中国人的忧虑；而她所表达的希望，也正是中国人的希望，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我们应当对中国发展的前途抱有充分信心。如果说，在20世纪前半期世界性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潮流中，中国人以新民主主义的形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在20世纪后半期以及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人也必将以适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去参与和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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