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降维法的译者风格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者论文,风格论文,降维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末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译者的主体意识逐渐得到重视。Arrojo（1999）、Venuti（2002）和Basile（2005）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需要了解译者的潜意识。随之引起的是对译者能动性的思考，“译者是否存在自己的风格”、“译者是否应该表现自己的风格”等问题成为关注热点。Mossop（2007：19-23）提出，翻译风格可用“声音三类型”（voice-type）来区分。这里“声音”（voice）就是指词句的风格选择。第一种是“我的声音”，即试图采用“译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称为“中和法”（neutralizing）（N）。第二种为“你的声音”，即试图采用“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称为“腹语法”（ventriloquizing）（V）；第三种是“她的声音”即试图采用“原作者”的行文风格，称为“距离法”（distancing）（D）。只要是代表译者自己，采用任何一种语言风格都属于“中和法”，既不模仿他人，也不以其他组织的名义翻译。上述“三种声音”是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分类，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还存在第四种声音，如果翻译的赞助者、出版社、政府等翻译任务指派方引导或要求译者采用某种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恰巧与前述三种类型不同，就出现了第四种“声音”（同上：30）。 同样借用“声音”的概念，Hermans（1996）提出了不同于原叙述者即原作者声音（the original narrator's voice）的另一个声音——“译者的声音”（the translator's voice），这是在译文字里行间存在的一种声音，会突破原语层面以自己的名义显现出来。Baker（2000）在“译者的声音”的基础上将“译者风格”（the translator's style）定义为译者通过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特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的“指纹”（thumb-print）。她（2000：245）指出，译者风格的研究应该特别关注译者本人典型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使用的特色及与其他译者相比的个人语言习惯。 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传统的文体学研究侧重于原作者的风格在译者的翻译中如何得到体现，而在二十世纪最后阶段出现了新的转向，侧重于译者自身的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呈现，并将语料库方法应用到译者风格研究中。 但纵观目前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大多是侧重对具体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平行对比和描述，缺乏运用统一的数理模型对译者风格进行量化评估并系统概括各种译者风格的形成。为此，本文尝试将数学工具应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在语料库翻译学的视角下，从译者的语言特征入手来分析译者的风格，并依此建立翻译风格研究的球体模型，揭示影响译者风格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提炼出适用于各种译者风格研究的降维法，为译者风格的探究拓宽思路。 2.译者风格的形成过程 2.1 翻译风格研究的单球模型 如果原著风格以“A”点表示，最大限度地符合目标语读者习惯，又不脱离原著内核但距离原著风格最远的翻译风格用“B”点表示，以“A”为圆心，AB为半径，作一球，既反映原著内核，又符合目标语读者习惯的各种理想的翻译风格就位于此球面与球内（包括A点与B点），此即“翻译风格研究的单球模型”（见图1）。该区域的任一点用C表示，C即代表翻译风格。
例如《红楼梦》霍克斯的译本、《水浒传》沙博理的译本和《三国演义》邓罗的译本，以归化为主，对应的翻译风格点就与单球模型的球面较为接近，在当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当时目标语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还不够强。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在西方翻译界十分强调译文的顺达（fluency）和透明（transparency），将不够“顺达”或目标语读者阅读起来感觉表达方式陌生的译文称为有翻译腔（参见Venuti 1995：4）。因此译者的风格呈现单一性，其对应的点大多接近球面，即接近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 如果译者的目的主要是从外国作家作品中吸取新的表达方式，对应的翻译风格之点C就接近球心，与原著风格有更多的共鸣之处，而相对远离球面，即离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翻译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当翻译风格与读者先在的习惯风格保持一定的差异度时，就能够产生变化的信号刺激，引起敏锐的知觉，使欣赏者即读者形成新鲜的审美感受（参见钱谷融、鲁枢元1987：341）。无论是靠近球面还是接近球心的译者风格，这些译者都在尽力再现原著的核心和精神面貌，让更多的人分享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只是方式、方法和角度不同，这些都是合理、值得肯定的译本。英国翻译家Waley（1958：111）盛赞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指出其“明确简约的翻译风格”优于原著“枝蔓冗长的风格”。而无论何种风格，其对应的点C都在球面（内）移动，都能为读者所接受。 2.2 翻译风格形成的坐标轴 无论在异化还是归化的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意识都发挥着作用。即使在译者“隐身”的译本中，看似译者缺场，“透明”的译本的产生实乃主观能动所为；从广义上来说，译者主体意识未被遮蔽或削弱。主体意识的表现可能不明显，但却可能异常顽强（参见孙艺风2004：194，199）。 译者的主体意识的作用与个人内部因素紧密相关，而翻译风格的最终形成是个人内部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国家政治需要、民族的文化地位、目标语读者的习惯、赞助者的要求导向以及时代主流诗学的范式等外部因素合力产生的结果，包含了上述的“第四种声音”。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发生冲突与制衡，有时内部因素妥协于外部因素，有时战胜外部因素，因此最终体现出的可能是内部因素，也可能是外部因素的作用。内部因素包括个人的性情性格、语言水平、知识能力、艺术气质、文化意识和审美观等，这些因素决定了译者的个人风格。内部因素可以说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个体因素，包括诸多方面，仅就译者的性情性格来说，就有理论型、实用型、审美型、社交型、进取型、宗教型六种（参见Reiss 2000：110）。例如理论型的译者，客观冷静，能够胜任科技文章、哲学著作的翻译，因为他的强项就是能够理性地理解事物并加以表述，但是在翻译创作性较强的诗歌等文学作品时就会力不从心，无法对原文的艺术审美特点充分欣赏（同上：111）。而审美型的译者，由于其显著的艺术审美观，是“重形式”的原著的最佳翻译者，特别是文学、诗歌以及听觉媒介型文本等；同时，其艺术感悟力和审美原则也影响着译文的形式和风格（同上：111）。这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的艺术气质与译者的艺术气质之间的差异及其对译文风格的影响，这可能会带来译本与原著之间的种种不同，也可能产生比原文质量更高的译文（同上：112）。可见就译者性情性格这一项因素就对译文风格的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考察译文的风格形成过程时，并不是孤立地分析例如译者个性的单独作用，而是将各种因素做整体考量，考察其合力作用对译者风格的影响。 我们可用图2的坐标轴来表示翻译风格的形成过程，坐标轴中的点D（X，Y）即某一具体的翻译风格。其中X坐标表示内部因素的合力对翻译风格的作用，Y坐标表示外部因素的合力对翻译风格的作用，可分别用以下两个公式表示。Xn表示各个内部因素，Yn表示各个外部因素；
表示各个内部因素的权重，
表示各个外部因素的权重。
Xn与Yn的作用如果使得翻译采用偏向原著风格的策略，就用正值来表示；Xn与Yn的作用使得翻译采用偏向目标语读者习惯的策略，就用负值来表示；如果最后X的综合值为正，表明内部因素的合力是偏向原著风格；如果最后Y的综合值为正，表明外部因素的合力是偏向原著风格；如果最后X的综合值为负，表明内部因素的合力是偏向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如果最后Y的综合值为负，表明外部因素的合力是偏向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因此可能出现X正Y正，X正Y负，X负Y负，X负Y正的情况，即D点落于坐标轴的四个象限中。当然这是一个简化为两维两极的理想模型，现实情况可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一个立体的坐标轴，存在多维多极，因为翻译风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纷繁复杂的具体特征。 3.译者风格的影响因素 译者风格是社会的外部因素作用于个人，通过个人载体的一种最终反映。主体意识受制于各种不同甚至相互抵抗的文化、社会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形成过程中和不同的历史时刻发生着变化，并依托于不同语言的使用。虽然人类主体行为是自我意识的反映，但也明确地映射出社会准则和社会资源，而社会准则和社会资源的多样性也使得它们随译者主体的自我反射行为变化成为可能（Giddens 1979，转引自Venuti 1995：24）。在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的综合作用效果之下，译者将他的自我包括“知识、价值观、兴趣、情绪、性格、身体技能、肌肉记忆等”都包裹在其再现行为的表现技巧中。因此西方现代美学认为“风格”是一个“内在化”的审美心理过程，不是可以“速成”、“现得”或“信笔而来”的东西。译者的风格可以雅、可以俗，但无论雅或俗，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风格是可以认识的，认识风格的手段是掌握风格标记体系，对原作语言进行结构和体势分析（参见刘宓庆1990：2），包括我们所说的词频统计、独特词语分析等都是量化风格的方法。 图1的“翻译风格研究的单球模型”和图2的“翻译风格形成的坐标轴”考量的两个影响因素即原著的风格和读者习惯的风格，是两个静态的点。我们希望设计的球体模型能够包括更多不同的情况，并动态地分析影响翻译风格的因素，因此将图1的单球模型扩展为图3的三球模型。 球A代表（当时）读者习惯的风格，A为球心，表示读者习惯的风格核心值。A球代表一个外部因素。还可以有D球、E球，表示其他的外部因素，如赞助者的要求、时代主流诗学等。球B代表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B为球心，表示原著作者写作风格的核心值，原著作者可能还有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的各种风格构成了此球。球C代表译者作为作家的写作风格，C为球心，表示译者写作风格的核心值，译者可能还有其他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构成了此球，这个球的形成受到译者个人因素的作用。
图3所示是理想状态，三者的共同交集越多越好。即大多作品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都符合当时读者的习惯，而译者的写作风格又大多与所翻译的原著风格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译者翻译某部作品时，往往会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或与个人风格接近的著作，从而有利于再现原著的风格。 假设O点代表某部原著的风格，必定落于B球内，假设原著O的翻译风格是O’，O’必定落于三球的交集内；O’与O的距离小于合格的译著与原著的最大风格差，表示这部原著O的翻译风格接近原著。O’与A的距离小于A球半径，即O’在A球内，表示O’代表的翻译风格符合读者的习惯。O’与C的距离小于C球半径，即O’在C球内，表示O’代表的翻译风格符合译者的写作风格，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理想的状态，我们需要研究O’点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情况，即翻译风格的不同情况，这是第一步。特殊情况，如果译者选取的原著O点位于B球，但落在A、B球交集外的区域，那么译者就会把这个点拉回到A球内，即O’点仍回到A球内，也就是保证此部译著的风格必须是读者能接受的，否则该译著就没有读者群了。还有人会提出为什么画出B球，因为译者在翻译具体的原著O时，可能会考察原著O的作者的其他著作的风格，因为作者的风格总体是一致的，从而有利于译者模仿其风格。 4.译者风格的降维分析 4.1 降维分析法的原理 三球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前提：影响译者风格的因素很多，而三个最容易想到的影响因素是译著作为作家本身具有的风格、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译者时代读者的需求（当时读者习惯的风格）。因此产生了对应的三个球，现在可以量化球体模型，采取降维法进行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如下一组数据，这对于一般的译作来说实现并不困难，可以使用语料库索引工具对文本的词频进行统计。 4.1.1 数据 （a）译文常用词统计 （b）译者个人作品的常用词统计 （c）原著作者作品的常用词统计 （d）译著时代畅销书常用词统计 就量化分析来说，方法有不少，例如统计50个常用词出现频率。如果我们对50个词都单独地看，这样我们就要看50维的球体，维数太大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降维（dimension-reduction），这里采用主观降维和主成分分析降维两个方法。 4.1.2 降维法 （a）主观降维，比如按照词性、按照生僻程度等等。假定降到了三维，就是把50个常用词分成了三组。可以简单地把组内词频线性叠加，这样做的缺点是消除了个体差异。 （b）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降维。在多元统计分析中，主成分分析作为一种分析、简化数据集的技术，经常用于减少数据集的维数，同时保持数据集中对方差贡献最大的特征。保留低阶主成分，忽略高阶主成分，低阶成分往往能够保留住数据的最重要方面。具体而言，主成分分析就是利用一个正交的线性变换，把高维的数据点映射到一个低维的坐标系统中，使得整体数据的第一大方差点在新坐标系的第一个坐标上，第二大方差点在新坐标系的第二个坐标上，以此类推①。以50个常用词，10本书举例，我们有频率矩阵，这是个10x50的矩阵。定义
是去平均值的频率矩阵（把矩阵中心移到原点）。那么X的奇异值分解为
。其中50x50矩阵W是
的本征矢量矩阵，50x10矩阵∑是非负矩形对角阵，而10x10矩阵V是
的本征矢量矩阵。这样，
降维可以这么做，我们把X映射到一个三维空间上，这个三维空间决定于W的三个最大的特征值（绝对值最大）。
Y就是三维空间上的一个点。这样做的好处从信息论上来说，是一种最优的降维方式。通常来说前三个绝对值最大的特征值能保留90%的数据的不确定性。 如果数据有了，都是三维的。译文一个点，其他都是每类十个点。三个球，以每一维上的平均值构成每个球的球心，我们寻找一个最小半径使得每类的十个点都落在每个球内。这样，译文的点在什么地方，就可以观测到译者的风格。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种降维法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4.2 降维分析法的运用 根据上文提到的数据要求，我们以赛珍珠的翻译风格为例，分别统计赛珍珠《水浒传》译文、译者赛珍珠作为作家的六部作品合集、译著时代三部畅销小说合集的前300位常用词及其频率。原著作者作品的常用词未予统计，此处我们着重考察赛译风格与赛作为作家作品的风格及与英语读者习惯风格之间的关系。择取的赛珍珠作为作家创作的六部作品为Good Earth《《大地》）、The Big Wave（《巨浪》）、Fighting Angel：Portrait of A Soul《《战斗的天使》）、The Patriot《爱国者》）、The Chinese Novel《《中国小说：在诺贝尔获奖典礼上的演说》）和American Argument《《美国人的争论》），都是赛珍珠的代表作。赛珍珠从1929年至1933年用五年时间翻译《水浒传》，于1933年正式出版，因此统计译著时代畅销书的常用词，就选择了同时代1920年至1960年的三部美国畅销书，用量化数据表示译著时代读者习惯的风格。这三部畅销书分别是：美国女作家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纯真年代》），出版于1920年，她因为该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美国女作家Margaret Mitchell创作的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Gone with the Wind（《飘》），出版于1936年；美国女作家Harper Lee的To Kill a Mockingbird《《杀死一只反舌鸟》，又名《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于1960年。根据东方网的报道，“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谁是文学书籍销量之最？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排行榜，销量超过3000万册的小说，有《飘》、《杀死一只反舌鸟》和《娃娃谷》”②。本研究择取的两部作品都榜上有名。而以上三部美国畅销书的作者与赛珍珠一样，恰巧都是女性作家，由于作家性别差异而造成的语体风格不同的因素就可排除。除了统计这三部美国畅销书合集的前300位常用词语及频率，我们又将这三部畅销书分别作为赛译风格比对的参照系，分开统计了三部书各自位于前300的常用词语及其频率。如此，将赛珍珠《水浒传》译文、译者赛珍珠创作的六部作品合集、赛翻译时代的三部美国畅销小说合集、《飘》、《纯真年代》、《杀死一只反舌鸟》总共六个语篇进行统计，得到各语篇位于前300的常用词及频率，再找出这六组词中共同出现的词语，共161个，同时列出各词在以上六个语篇中分别出现的频率，见表1③。此161个词语的统计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有利于得出关于译者风格的客观结论。
161个词语就有161维，用主成分分析降成四维后（见图4），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主成分解释了接近100%词频统计所包含的信息，其中前三个主成分解释了近94%。所以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前三个主成分，而且第一个主成分尤为重要，解释了近58%，第二和第三主成分合起来仅占近36%。
上述161个词语的词频统计，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后，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坐标值请见表2中给出的各组数据。通过比较这些坐标值，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译者风格与其作为作家的作品风格、译著时代畅销书风格之间的差异。从第一个主成分来看，赛译《水浒传》风格的坐标值为3.24，与1920-1960三部畅销书合集风格的坐标值-1.02差值为4.26，与《飘》、《纯真年代》和《杀死一只反舌鸟》三部作品风格的坐标值的差值分别为4.23、4.12、4.52，这些差值均大于与赛珍珠六部作品风格坐标值0.92的差值2.32。可见相对来说赛译风格与英语读者习惯的风格有些距离，因为赛珍珠的翻译保留了汉语的许多特征，对于英语读者来说理解起来虽没有障碍但却是要花些气力的；而赛译风格与赛珍珠作品的风格相对较为接近，这是她自身语体特征的反映。从第二主成分来看，赛译《水浒传》风格的坐标值为-0.06，与1920-1960三部畅销书合集风格的坐标值-0.05差值为0.01，与赛珍珠作品风格的坐标值-0.25差值为0.19，0.01小于0.19；从第三主成分来看，同样赛译《水浒传》风格的坐标值为-0.52，与1920-1960三部畅销书合集风格的坐标值-0.37差值为0.15，与赛珍珠作品风格的坐标值1.07差值为1.59，0.15小于1.59。可见赛译《水浒传》，在保留自身固有风格的基础上，也做出了部分妥协，适应西方读者习惯的风格。
4.3 降维分析法运用的说明 研究译者的风格，为了提高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降维时，需要统计足够数量的常用词语及其频率作为原始数据，例如前300位甚至前500位译者译文常用词、译者作为作家作品的常用词、原著作者作品的常用词、译著时代畅销书的常用词及其频率，在此基础上找出它们共同出现的常用词，这样共性词的数量和范围就是有保证的。因为当所选择的常用词量不够大时，得出的共性词相对较少，则其中由于语言使用共性特征造成虚词具有符合度的情况相对较多，由于作品主题特点而造成实词具有符合度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因此需要通过选择足够数量的常用词来排除这些因素。而降维法的优点正是能够高效准确地将纷繁的数据进行梳理简化。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常用词语及其频率仅仅是一个指标，只能说明风格的一种趋势，不仅是词语还有句法和篇章等层面的语言特征，若能综合起来考量就能更为全面严密地得出有关译者风格的结论，同样这些不同方面的语言特征也可量化后通过降维法来分析。 “翻译风格研究的三球模型”与“单球模型”相比，对影响译者风格的三因素即译者作为作家本身具有的风格、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译著时代读者的需求三个要素进行动态分析，更为直观形象地展示不同译者风格与此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降维法研究路线的设计和运用，将客观统计演算与主观价值判断有机结合，虽然舍弃了一定的数据精确度，但并不影响对译者风格的科学描述及对结论的准确推导。在目前对翻译文本分析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充分利用所得结果作为原始数据，代入所设计的数理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这样的研究模型适合于不同原语以及不同目标语的译作，可据此充分观察、描写和解释译者的风格及其形成，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三球模型和降维分析法，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方法服务于目标，更重要的是为译者风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新视角，为本体研究提供一种基于经验的新思路，是一种将本体研究与计算分析相结合的语言学探索。这种客观计量与传统翻译批评互为补充的模式，将使译者风格的研究更为丰满、立体。 ①参见
。 ②参见
。 ③表1中的频率为百分比。因篇幅所限，此表有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来函索阅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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