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集群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技术、通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国内经济的对外开放、国内贸易的自由化，国际网络使企业经营的风险大幅下降。然而，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在新的形势下，产业密集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德国法兰克福和英国伦敦的金融产业、意大利米兰和法国巴黎时装业、美国波士顿和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践表明，产业集群（由位于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行业、基础设施等组成的地域群体）对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1、2]。
产业密集区的竞争力可以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来说明：世界遍在性(ubiquitification)和地域关联性(contextualization)。世界遍在性指在现代传输技术条件下，新技术、新工艺不再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地点，而是快速地向其他区域和国家扩散的过程[3]。管理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领域的发展实践表明，这一过程将导致技术创新区域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
而地域关联性则指由于企业创新与所在区域特有的人才、社会制度环境、各种要素相互作用机理密切相关，某些区域得益于特有的地域结构网络而获得新知识，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系统地接受新知识、并根据区域特有条件进行改造，从而加快这些新知识的应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即通过“区内关联效应”，区内企业创造地方知识，并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提升区域的竞争力[4]。
笔者认为，如果企业之间不是相互孤立封闭的，而是与临近、位于同一产业链的企业（原料供给者、服务商、客户）建立产业集群式的联系，那么新知识的正面效应无论是从涉及的范围、还是从深度上都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上述产业集群的意义有哪些？产业集群对集群内企业发展有哪些有利的影响？为何不能仅仅关注产业集群内部的效应？
1 产业集群的概念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集群的空间尺度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基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地域范围的不同，对一个国家内部集群的数量判别也有很大的差别。
G·艾里森、M·波特等学者利用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对集群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集群在其特定的发展路径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也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5、6]。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不能区分出集群的不同类型，对协同定位和区位商的简单度量也难以清晰地区分集群的类型，因为这些度量方法并不能弄清集群内社会关系的结构和供应商、厂商与售货商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同样，采用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方法，企图通过对大量案例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来解释集群也是有问题的。
另一些学者则将实用的、基于价值链的观点运用到集群研究中。他们认为，国家是组成集群的最小区域单元。B·泊奈色、L·索里门等学者认为，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发展，区域集聚的优势将逐渐减小，地方集群存在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但是，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缺陷[7]。具体地说，集群的边界不是“无限”的；也不能用简单分割的方式来分析集群在空间上的因果关系。
与此相反，本文从区域的角度来透视集群。在区域中，集群是指企业及其支撑组织通过贸易和非贸易的活动，即基于同一价值链的相互依存、在区域内集聚的现象[8]。当然，不是每个集群都有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也不是每个集群都有一个健全的、自立的制度基础。然而，不能用增长潜力和区域影响来划分企业集聚类别，而应该从水平的、垂直的、制度上的、外部的和权力的因素来分析集群的不同类型和构造，进而明确集群的强势和弱势、集群复制再生的能力和其最初自我成长的能力，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政策规划服务。
2 产业集群结构
研究产业集群结构有助于判别产业集群是否存在，找出影响产业集群的主导因子，进而确定重塑区域集聚、专业化的奋斗方向和路径。同时，地方产业集群必须与区外的经济实体、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9]。
2.1 集群的水平因子
产业集群的水平因子由同一区域内生产类似产品、相互竞争的企业构成。区内强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致力于基于专业化的技术创新[1、2]。尽管这些企业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在相同的条件下从事经营，可以共同建设同一区域。由于对竞争对手的生产条件、产品比较了解，便于企业比较和发现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生产的差别化、专业化，建立相互学习的基地。
2.2 集群的垂直因子
集群的垂直因子由在供货商、服务商、客户等相互联系构成网络的企业组成。一旦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形成，将形成对区域特殊的服务、供货需求。克鲁格曼1991年的研究证明，产业集群将吸引供货商就近布局，以通过规模经济和运费节省来获得竞争优势。用集群垂直因子的思想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业已存在的集群进一步繁荣发展的事实[9]。
然而，P·克鲁格曼将产业集群完全建立在费用节省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缺陷[10]。M·司徒伯、A·马尔姆伯格等学者所做的研究表明，社会制度环境条件、企业之间的交流联系与相互学习对区域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9]。
很多学者认为，创新过程取决于生产者、供货商、客户之间紧密的联系和积极的相互学习[12、13]。很多企业与主要供货商、客户建立了基于信任、相互依存的长期的、紧密的联系，技术创新是区域社会关系和柔性行为方式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特有的资源、质量、制度将逐渐造就地区特有的环境[14]，并吸引特殊的供货商、客户就近投资落户，从而实现区域集聚过程[9]。
2.3 集群的制度因子
集群的制度因子与产业集群形成时间长短、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制度条件一方面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先进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15]。区域产业集聚过程将促进区域形成特有的、有形和无形的道德、法规体系，从而降低经济合作交流的风险，提高合作前景的预见性。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条件为区域内相互交流、集体学习、联合攻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不可能的。制度条件还能进一步促进区域共同利益的实现，促进区域稳定的、相互信赖的环境的建设[16]。集群内部的关系、行为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各行为主体一直处在相互协调的动态过程之中。
2.4 集群的权力因子
集群内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集群内部重要的关系之一。不少学者认为，网络中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然而，维持集群内部平等的权力结构非常困难。事实上，由于基于这样的权力结构进行决策所需的时间很长，甚至会延缓、损害集群内相互学习、创新进程。与之相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能对问题进行快速的反应，能根据区外市场的新变化快速地调整生产[17]。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具有等级的网络权力结构能较好地协调集群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快决策过程。然而，必须指出，这种权力结构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它使得区域的重大决策太过于依赖少数几大经济体[18]，过多的信任将导致盲目信任，对错误的决策也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16]。当区域主导经济体在技术研发方面犯了方向性错误时，对集群发展的损害将十分巨大。
2.5 集群的外部因子
产业集群并不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区外市场与区外新技术。不少研究成果表明，当集群内部各企业之间关系过于紧密、过于封闭、过于僵化之时，可能会损害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M·格拉诺维特1973年的研究表明，内部过于紧密的联系会导致集群与外部世界的分离隔绝，阻碍区外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集群的对外开放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保证区外创新技术及增长机会的输入，才能保证对区外新市场的及时发现和开发[19]。
3 集群运行机制
研究表明，研究产业集群不能仅从集群内部的物质流动着手，更重要的是必须弄清集群内部的运行机理。
3.1 区域信息混浊场
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1927年提出了著名的“产业氛围”(industrial atmosphere)概念[20]。他认为，区域内企业能获得区外生产者无法拥有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很难度量。M·司徒伯和A·维纳伯勒斯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将之称作“区域信息浑浊场”(buzz)，即集群内主体之间特殊的、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环境[21]。
区域信息浑浊场包括周期性的、各种行为主体联合组织的、通过面对面形式进行的专题信息交流，也包括随机的、没有事先计划安排的一般信息交流。这些交流是建立在区内行为主体共同的传统与习惯、类似的表达方式、对同一技术领域的共同兴趣和理解能力、易于沟通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促进行为主体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相互学习的作用。参与区域信息浑浊场不需要专门的投资。集群内的经济、社会主体自动获得进入浑浊场的机会[22]。它们不需要刻意搜寻，实际上它们被各种联系、传言、看法、建议、推测、分析所包围[23、24]。这些信息在各种各样的正式和非正式活动中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与本地供货商的电话交谈、与同行共进工作午餐的闲聊、与同行高尔夫球场的偶遇、与同行在整理私家花园的闲聊等。与区内其他专家交谈时，企业技术人员由于从事相同的技术领域，认知水平也很接近，很容易理解对方谈话的内容，用不着多费口舌来进行相关说明。
集群内各行为主体的空间集中有利于创建特殊制度文化氛围。行为主体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协调的技术标准、类似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氛围中，比较容易建立在多个领域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关系不是刻意建立起来的，而是基于过去经历“自动”形成的，也无需进行专门的维护[9]。
3.2 区际交流管道
很多学者强调区域网络、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对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很少有案例证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于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之间的联系[25、26]。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区际交流管道”(Pipeline)才是集群内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与区域信息浑浊场不同，区际交流管道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巨额投资。对外联系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而这种信任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通过时间、金钱的投入逐步形成的。此外，必须首先找到共同的交流方式、交流的目标、交流的语言，以保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充分、准确、通畅的交流。做到这一点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不同区域的企业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文化的印迹。很多案例表明，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合作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选择区外合作伙伴的程序对于区际交流管道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交流的风险巨大，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流多偏重于有限目标和领域，其机制与同一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流机理也有很大不同[24]。
企业建立、运作有效的区际交流管道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具备将管道的信息转移到位于合适地点的合适企业、并使信息发挥作用的能力。W·科恩、D·勒文达将这种能力称为企业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2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信息把关者”(gatekeepers)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寻找新的、至今尚未开发利用的新知识源泉，评价外部知识的产业化价值；另一方面，“信息中介者”(boundary-spanners)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管道两端合作伙伴之一，信息中介者负责将外部知识转变为企业能直接理解的知识。
3.3 区域信息浑浊场与区际交流管道的关系
笔者认为，地方产业集群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仅仅用传统的基于区域物质联系的集聚效应、费用节省来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将信息、交流关系纳入知识处理、创新过程研究的视野。本文解释了通过区域信息浑浊场与区际交流管道之间的相互联系来实现区域旺盛创新过程的原因。简而言之，集群内经济主体对区内、区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越重视，区外的市场信息、新技术信息就越容易流入集群内部网络。而如果没有这种信息的流入补充，集群内企业可能就会仅仅关注周边的技术，从而最终丧失竞争力。没有区域信息浑浊场的交流平台，区际交流管道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基于地方信息沟通交流的相互信任和高水平分析问题能力有助于过滤出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区际交流管道能对区域信息浑浊场进行持续更新，输入新知识，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
4 基于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集群是众多企业围绕产业链而在特定地域的集聚。本文从区域的角度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为分析区域成长路径和支持区域政策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手段。为了识别不同组织结构的集群，需要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来分析集群。也就是说，健康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R·马丁、P·萨雷等学者认为，特定地区的产业集群政策不能进行简单移植、复制[28]。此外，笔者认为，不是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应该通过制定集群发展战略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集群发展战略也不是在任何地区都能催生新产业集群。同一个大都市区内也可能存在着相互重叠的多个集群[29]，但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并不具备产业集群产生的前提条件，集群战略也不是实现区域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30]。
统一的集群政策未必符合各地实际情况，世界上很多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城市化，而非产业集群的发展。例如，滑铁卢是加拿大高技术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该区域并不存在基于特定价值链而相互联系的企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也与集群发展过程明显不同[30]。
此外，D·乌尔夫、M·格特勒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还指出，成功的区域产业集群政策不仅取决于区域内的文化环境，而且还取决于国家、跨国家的制度环境[31]。T·布瑞斯纳恩等学者对世界不同区域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发现，新集群建立的条件不同于维系已经存在的集群的条件，政府政策对集群形成没有明显的影响，对外开放的经济和接近大型外部市场是决定新集群产生的关键因素[32]。M·恩瑞特的研究表明，区域政策对集群建设初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33]。
总之，如果集群不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子时，就不应该将集群激励政策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即使产业集群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时，也应避免采用全球统一的、僵化的集群激励政策，而应根据区域经济特征、产业结构、文化环境等条件，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科学合理的集群促进政策，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