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_政治文化论文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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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5)04-0433-08

      DOI:10.16216/j.cnki.lsxbwk.201504433

      十月革命后,针对当时苏俄文化非常落后的现实,列宁提出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长期的文化革命,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制约问题。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也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遇到了文化瓶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党的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文化建设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研究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按当代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组成的系统结构。其中,文化具有其他要素不具备的特质:它既可以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又能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各种载体体现出来,使国家各个领域都打上文化的烙印。文化既能体现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水平,同时又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文化是国家的灵魂

      文化体现着国家的本质特征,经济、政治的发展以文化为基础。列宁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文化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必然要求文化的相应变化,才能维持社会系统的平衡和正常功能。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文化内距”的问题。所谓文化内距,是指“文化发展对于经济、政治发展具有的超前和滞后两种属性所形成的文化内部不同部分在发展程度上所具有的差距。”[1]因为俄国革命不是按着历史顺序进行的,俄国的“文化内距”表现为文化滞后于政治。针对这一现实,列宁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把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作为政治前提,把文化建设放在率先发展的地位。他认为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关键是先锋队是否具有相应的文化力量,“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我们已经面临这项任务了。”[2]这就意味着,俄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以适应由于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变化。列宁认为,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教书识字,还要广大群众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参加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使文化符合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也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发展同样面临着文化制约问题。而“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因此,中国需要全力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使之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契合。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强调,“五位一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文化建设是灵魂。把文化建设放在灵魂的地位,体现出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同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文化的内在推动。

      (二)文化在特定的时期有特殊的意义

      文化反映的是一定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有鲜明的历史性、阶段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意义,而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作用尤其明显。

      1.文化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重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是基于对当时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源于新社会制度建设紧迫性的要求。沙俄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俄国建立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权,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粉碎国内外武装干涉后,布尔什维克党即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文化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展开,俄国文化的落后性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列宁曾如此描述俄国的“文化”景象:“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4]224列宁认为,在如此落后的文化基础上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4]355

      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各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面对新形势,为了实现国家又好又快地发展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下决心进行“大手术”,对现有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健全新体制。进行制度建设,需要有文化保障。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5]为了制定并实施新制度,需要有制定、理解、掌握、执行新制度和新体制的人,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来解释这种制度和体制,为制度和体制定位,同时为新制度和新体制进一步发展营造文化氛围,奠定文化基础。为此,“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6]这体现了党中央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主动和自觉。

      2.文化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纽带。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政权并不稳固:一是国内外反动势力敌视苏维埃政权,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没有建立起来,小农经济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成分,国家政治机关不能高效运转,法律法规不健全;三是人民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缺乏足够的理解,以至于当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会发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呼声。为了尽快扭转上述不利局面,布尔什维克党需要文化对这个政权做出符合人心的定位和解释,把广大俄国民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使他们能够坚定地支持和积极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时,苏俄文化十分落后,根据中央政府对居民识字状况所作的统计,1920年俄国仍有70%左右的人是文盲。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到1922年,“受过中等教育的党员只占6.3%,而大学毕业的仅有0.6%。”[7]居民如此落后的文化状况,使他们始终处在“政治之外”,无法与布尔什维克信念、事业产生共鸣,团结一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列宁提出要在苏俄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彻底解决俄国人民的文化贫困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社会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这一时期,贫富差距扩大,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频发,因此,特别需要政府有强大的自信心与凝聚力以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能够与社会变迁相契合的文化产品,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文化思想指引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当前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要远远高于当时的俄国,但是离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文化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党和政府的战略、政策,能够理智地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充分发挥其满足精神需求、凝聚人心、增强信心、共度时艰的作用。

      (三)文化生产力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同马克思的认识相一致,列宁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也是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对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列宁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看做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他曾给社会主义下过一个定义: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里的“电气化”指的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和大农业。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但科学技术水平却非常低,远远满足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其次,列宁把国家机构的运行效率、管理水平看做是衡量社会主义建设程度的尺度。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4]334导致“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4]335,因此国家机构不能正常运行,管理效率极低。列宁认为,上述一切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文化水平的提高。只要搞好文化建设,就能培养出掌握科学技术、有文化、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新人,就能使生产力发展,政府的管理效率提高,社会风气好转,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水平较低,处在世界生产链条的下游,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垄断。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8]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关键是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文化既是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种创新力,是国家硬实力的坚强支撑力。为此,中央提出要发挥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入挖掘文化自身和文化产品的价值,提高国际竞争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助推实现“中国梦”。

      二、文化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有很强的独立性、意识性、目的性[9],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文化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引领经济社会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一)党要紧紧掌握文化事业的领导权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文化革命“既是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创造过程;文化革命既有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自发因素作基础,又包含着有意识的自觉因素起指导作用。”[10]这种自觉因素就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规定文化的社会价值内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初期和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对文化建设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列宁十分关注文化领导权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其灌输理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处在大的动荡之中,与之相适应,当时有诸多社会思潮影响着普通百姓。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成为其行动的指南?列宁认为,必须通过“灌输”的办法把社会主义思想传送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他非常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即“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11]37。由此,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使执政队伍的文化素养及其行为发挥直接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要掌控思想意识的领导权,注重宣传,“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1]79,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灌输”给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群众,使群众能够明白,相信党的理论主张并愿意跟党走。

      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手段分化、西化、弱化中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软弱、顺从的附庸。除经济、技术遏制外,西方国家更注重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文化侵略。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40,因此,他们的宣传、说教非常有蛊惑性、煽动性。同时,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急剧调整、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比较活跃,利益诉求多样化、个性化。在如此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人们容易被各种思想左右,出现思想上的波动。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不随波逐流,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二)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它是民族文化的支点,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标志,也是国家团结的旗帜”[12]。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非常复杂。国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突显,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而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各种马克思主义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国内,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社会主义成分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不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是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列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十分重视。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坚决批判了那些只会照书本革命的教条主义,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探索出了符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从而坚定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在经济上,“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3];在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4]782;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了达成上述目标,列宁认为,必须首先在俄国进行文化革命,因为“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15]770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必然地要经历由于社会结构变动而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利益观念分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增强,价值观念多样化趋势凸显。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和各种价值观念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和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如何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共识这个重大问题,无论是对于党和国家,还是对于社会和公民,都既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又是一种历史性考验。这种情况下,需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了高度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丰富,涉及多方面、多层次问题,其重心和关键是理想信念问题,是文化认同问题。文化本身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塑造和引导时代的政治价值观念的精神工具”[16],因此,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就要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文化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列宁十分重视文化在培养人的方面的作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文化异常落后,受过教育的人微乎其微。列宁在1913年写道:“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17]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后,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布尔什维克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扰。为此列宁提出,必须在俄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彻底扭转社会主义建设中处处受到“文化制约”的局面。列宁在其口授的《日记摘录》中指出:“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15]763在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上,列宁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观点,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依据当时的国情,列宁最重视的是如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问题。他强调,搞文化革命就是要大力开展国民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18];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些论断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未来劳动者的期望,也揭示出了文化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教育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和内涵。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时期。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目的是使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列宁当时面临的任务一样,中国现在主要面对的是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不能好高骛远,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一方面要搞好学校教育,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方面的主战场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制度,全面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同时,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文化的需求快速增长,文化消费将会出现跳跃式的“井喷”,并且保持长期的增长势头。因此,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要切实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突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建设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文化作为历史和社会存在物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文化建设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

      (一)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这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新的历史是在原有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作为历史产物的文化发展也必然是连续的,同时,文化又具有传递社会经验从而维持社会历史连续性的功能。因此,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正途。列宁十分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过去社会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也必须继承先人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5]285。对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来说,“拿来”资本主义取得的文明成果尤为重要。列宁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20]

      中国是文明古国,祖先创造的文化财富是我们今天存在及今后发展的基础,要保管好、利用好、发展好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与时俱进,不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要积极汲取其他国家、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思想、科技、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对我们有积极的意义。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忌惮西方国家一些消极思想意识的侵袭而把西方文化统统拒之千里;也不能爱屋及乌,不加选择地全部“拿来”西方的一切。应该秉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已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用最短的时间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在文化的纵向发展方面,列宁强调要继承前人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在文化的横向存在形态方面,列宁认为文化应该是多样的。列宁文化多样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同一民族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的认识上。当时,列宁主要从阶级性方面阐述文化的多样性。关于同一民族文化,列宁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观点。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不同的阶级必然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因此,“整体的”“统一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21]。关于不同民族文化,列宁强调,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不同的文化有共通性,不能完全对立起来。无产阶级应该找到蕴含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内部的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建立“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14]334。

      尽管列宁以阶级属性划分文化的分析方法与当前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发展要求有很大差距,但是列宁关于文化多样性和国际性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建设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科技逐渐趋于一体化,但是文化因其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精神财富,具有其他要素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不能“唯我独尊”。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各国文化必须共存,而且应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他说,“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2]

      在尊重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文化的独立性。文化具有导向性、吸引性和效仿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力图使别国的文化追随自己的文化,从而从根本上俘获其他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愈加尖锐复杂,西方国家正借助强势经济和强势科技输出西方文化,实施“文化侵略”,企图全面占领经济落后国家。对此,我们要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品质,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维护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强盛的文化,迟早会成为别人的附庸。不仅如此,一个国家被俘获的文化还会以巨大的力量渗入该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秩序乃至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之中,使其彻底成为强大国家的殖民区。”[23]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视程度。

      (三)发挥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二者“相伴而生,相随而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为前提,互相砥砺。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24]。因此,进行文化建设首先要发展教育事业。列宁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多次强调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政权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列宁特别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说,“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25]。列宁认为,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的地位决定了文化的水平。列宁重视教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列宁提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4]345“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4]344二是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的开支,“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4]344当时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百废待兴,列宁一再强调要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证国民教育的经费,“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常态”,这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支撑。“新常态”的文化要求整个社会崇尚责任、诚信、法治、道德,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人们改变命运不再是靠运气、靠政策,而是要靠知识、靠素质。教育是传授知识、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积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7]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成为撬动阶层障碍的杠杆,是防止阶层固化、保持阶层流动渠道畅通、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长期以来,中国“教育欠账”问题比较突出,成为教育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必须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这对于教育事业发展是特大利好。发展教育事业,不仅需要真金白银的硬投入,也需要公平正义的软环境。通过普遍地增加教育机构的数量和提高教育的质量,使各地区的人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特别是成为有道德的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人才保障。

      总之,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反映了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的发展既以文化为基础和内在推动力,又以文化为载体呈现其结果。因此,任何国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建构起符合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文化。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来说,文化建设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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