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审美经验：现状与哲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视角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美经验概念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包含着诸多因时空而千差万别的方面。非洲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所认为的审美经验包含任何与五官感觉即触觉、嗅觉、听觉、味觉以及视觉相关的东西。在非洲，艺术形式的丰富多样与所有这些五官感觉不无关系(拉莱耶，2006a)。艺术甚至开拓了许多不可预测的感官知觉相互交叉的空间，激发了各个领域的创造力：在诗歌领域以诗句和歌曲的形式，在宗教领域通过赞美诗和祈祷文，在非常重要的烹饪艺术领域通过精细调味，远远超出了非吃客所认为的菜肴的正“味”，甚至在手工艺领域也是如此(拉莱耶，2006b)，纯粹用于功用目的的物品制作得如此精心，以至于被认为具有可以在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的价值。 甚至非洲传统巫术和所谓的拜物教领域也弥漫着艺术情怀，富有创意的非洲习艺者为了赞美物的精灵，操控物律(rhythm of matter)的水平之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拉莱耶，1978)。可以说，非洲审美经验这个论题也大致如此(拉莱耶，1977)。但是，我在这里只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将为评价非洲审美经验现状以及从一种哲学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提供一条三重路径。 我将首先审视当今非洲审美经验的本性，然后对哲学在其中占据或可以占据的位置做出评判。最后，我将试着断定，在一种关联到来自非洲、美洲以及世界各地的黑人散居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对话背景中，从其哲学维度来审视这种经验可以获益到什么程度。 尽管并不打算对经验可能包含的东西——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做出精确划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当前非洲审美经验的三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是一种强烈沸腾。第二个特征是极大的选择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仍然受因社会或社会阶级而差别极大的购买力水平所制约。第三个特征——直接产生于关于前两个特征的恰当分析——是不断加速的涵化(文化适应)过程。 我将沸腾称为创造力的狂乱和兴奋程度，凡是对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道德结构、我们的政治，甚至我们的手工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观察的人，哪怕是匆匆一瞥，也会撞见这种创造力。这些领域是我们在我们的学校中奋力去掌握的一种学识的种种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非洲的语言有很多，甚至是相当之多。然而，有些语言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允许一种仍然是大致的语言区划分。出了语言区，方言的存在则无从谈起。西非语言区的优势语言是颇尔语、豪萨语、约鲁巴语、丰族语以及桑海语。斯瓦希里语在东非语言区占据优势地位，而班图诸语言——卡加梅(1976)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班图语言地图——形成中南非语言区，当今的优势语言如林加拉语、契卢巴语、基孔果语及克瓦桑语均产生于这个语言区。然而，尽管从目前来说非洲语言数量之丰富是压倒性的，但是当今的非洲显然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去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葡萄牙语，以及在不久的将来，说汉语。这些语言的使用所呈现的泡沫状沸腾折射出非洲人的多重努力，他们为了补充他们已经并仍在为人所知的本族语言而采用这些优势语言，尤其是采用那些起源于欧洲的语言，因为欧系语言可能有助于决定职业生涯的成功。 当今非洲的音乐绝妙地折射出这种观念(考恩，2002)、意象，尤其是声音和节奏的狂热迸发。我们的传统乐器如嗵嗵鼓、巴拉风、吉他、科拉琴、笛子以及干葫芦等已经与钢琴、欧洲吉他、萨克斯管、小提琴、欧洲鼓(仅举几种)结合起来，而不再是由后者来补充。因此，这些引进的乐器非但没有扼杀本土作曲家的创造力，反倒似乎给其创造力注入了一股有益的活力，从而涌现出通常伴有惊人节奏的新乐曲。 在文学领域，据说用非洲语言创作作品的令人称道的尝试已经在许多地方展开。另一方面，我们的诗歌、小说、戏剧、政治会议以及宗教演说为了吸引广大世界对于一个创作天才(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和沃莱·索因卡是这种天才的突出代表)的注意，使用外部语言来表述，但并未因此而受到妨碍，同时艾梅·塞泽尔以其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这样的天才何以能够穿越各大洋依然绽放。 类似地，如果看到这种沸腾的审美经验甚至扩展到宗教领域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拉莱耶，1993)。因为，尽管传统宗教的存在当然依旧是以其各个方面不可言喻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为标志(任何包含了神圣者、神秘者乃至超越者的宗教都是如此)，但是非洲人，无论是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巴努斯的还是穿布布的，都还读原文《圣经》和《古兰经》。非洲诸民族所体现的宗教精神通过成千上万的审美表达而闪闪发光，无论是通过歌曲、舞蹈还是服饰(拉莱耶，2000)。 在伦理和道德领域，非洲也是充满了炽热的活力，因为治理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规则不再纯粹来自习俗和传统；这些规则直接和间接地从人权原则获得启示，引出了非洲人当今如何指导其良知和判断其个人行为的问题。 至于政治，普遍认为两个决定性概念目前在大行其道：民主与发展(拉莱耶，1999)。受这两个概念影响，非洲人已经展示了非常广泛多样且富有感知力的创意方案，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彼此互为需要。这反过来导致了生产成果的过剩，其中包括非洲审美经验同样在猛烈地沸腾的艺术领域。 最后是技术领域，非洲人当今的日常生活包括了太多的新物品，以至于仅仅我们前两三辈的祖先假如能回到我们中间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从手机到电视，更不用说冰箱和汽车了，当代非洲人日常使用的物品在审美上是如此媚外，以至于人们不免会问，在他或她的想象中，为酒椰叶席子、陶罐、传达信息的嗵嗵鼓，或者作为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驴、马、瘤牛以及独木舟还保留什么位置。 因此，当谈及非洲审美经验当前的这种沸腾时，必须将思维指向多个领域的不同现实。需要关注的是这些现象在艺术和审美层面的影响。 在丰富的物质和诸多机会面前，很容易看明白选择自由何以可能仅受限于个人以外的阻碍。我的意思是说，国家首脑、教会领袖、任何人类团体的首领都不能将一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强加于其成员，或者要求他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生活，甚至以这种方式去希望。换个方式讲，伴随着那些以首领和领袖自居的人提出的生活、思维和希望方式，非洲人现在相信他们有能力以不同的方法去生活、思维和希望。然而，这种被如此渲染为可能的巨大选择自由远远不是人人都可以切实得到的。一些人至死还在竭力获得它，还有一些人不得已而只能梦想获得其中几分。但是，这两类人也都看到可能之事的空间如何被重构，他们的想象世界已经为这种实现所激活。 就我本人而言，我已经看到非洲去涵化与再涵化这个双重过程的实际加速。在我们等待可以更加清楚地观看其蕴涵的手段时，我们的审美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这个过程的视角。非洲昨天的文化还没有死亡，事实上离死亡还很远，而明天的文化还没有诞生，在它们诞生之前确实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处在这二者之间的当今的非洲人，就如同其他民族，是靠综合多种来源的元素来生存，他们的踪迹是以非洲审美经验为标志的。 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与哲学家混为一谈(拉莱耶，1982)。说到非洲哲学家，我是指生活和工作在非洲、受过哲学训练的非洲知识分子。他们显然献身于其作为教师的职业，努力实施官方规定的教学大纲，使他们的学生得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考试，进而获得进入各种职业所需要的文凭。 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的完全缺失与所谓的哲学的昏睡混为一谈。我们可能看到，到处都缺失探讨文化沸腾现象的哲学关注——到处都在昏睡。哲学探讨是为了观察和描述这种现象，并且为它针对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提出的某些问题提供解答，进而打造出能够在哲学上产生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概念和理论。 对于非洲审美经验的哲学关注，不应仅局限于音乐、文学、雕塑以及技术等形式来发掘和重新发掘我们的艺术遗产。哲学关注还应该探讨在当今非洲享受这样的艺术经验意义何在，以便尽可能地帮助人们觉识到这种经验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而能够勾画出某些解决方案。 在非洲哲学家与非裔哲学家的对话背景中，艺术代表着一个优先的比较研究领域，因而也是一个优先的交流领域。交流可以揭示我们在某个开端而不是一开始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同时也可以揭示我们在为敞开自己去面对现代性而进行的多方面的斗争中仍然共同具有的东西，以及我们在向现代性所必须给予我们的东西明确而敏锐地开放自己中仍然共同具有的东西。 宗教，正如我上文所述，是一个艺术创造可以自由驾驭的领域，无论是就图解神话、表演神话而言，还是就通过歌曲或舞蹈来表现神话而言。正是宗教这种形式可以使一种文化传承能够经历跨越大洋的移植而存活，并且能够抵御奴隶制的残酷。的确，那些传统宗教必须适应强加于非洲移居儿童的新的生活条件。为什么通过充分观察非洲宗教传承当今在非洲之外所采取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反倒可能理解它在非洲之内继续存在的某些形式，其原因就在于此。 明智的对话可以使黑人散居区的那些正在为寻根而遭受不同程度痛苦的非洲人与仍然留在其家乡大陆的非洲人进行交流，后者可以在倾听散居区的那些非洲人及其后代的感受中发现巨大价值，从而决定他们自己应该做什么。 非常幸运的是，在第三个千年的头十年便有《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问世，紧随其后又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2005)。在这个时期，1976年通过《非洲文化宪章》①的非洲国家做出了及时判断，在大约30年之后又通过了《非洲文化复兴宪章》②。这意味着，如果非洲人民为了在充分理解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殊性的范围内促进围绕着其文化特殊性(拉莱耶，2010b)的工作而需要一个框架和法律工具，那么这个框架和这些法律工具自此由他们掌握。 有待我们这些受益于哲学训练的非洲人去做的，只是去考虑哲学以怎样的方式才可能使已经紧紧包围我们文化生活的不同话语与我们的起源更加融合，无论如何要与我们当前的知识更加融合，更加符合我们的向往，但仍然在严格尊重其他民族的向往的范围内。 ①1976年7月5日在毛里求斯路易港通过。 ②2006年1月24日在苏丹喀土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