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官僚政治历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其中，对于官僚主义现象尤其重视，认为它“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要搞四个现代化，“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
官僚主义，通常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发号施令，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说空话，不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摆官架子，盛气凌人的思想作风。官僚政治，包括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技术方面，即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因此，反对官僚主义是革除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是封建皇权专制的产物。中国人民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向官僚政治开火，斗争持续至今，历百年有余。百年历史应当能说明：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怎样做？
这是一个大课题，笔者只想、也只能参加讨论和求教，故抛出一个探讨性的粗浅提纲。
一、对官僚政治认识之初步
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理论的权威王亚南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引用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对官僚政治的概况说明：“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王亚南认为，这个说明大体上是妥当的，但需要加以补充和辨释。他认为：
官僚政治包括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内容。后者更应受到重视，虽然没有理由不重视前者；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制度方面有了存在的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会更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自己的利益摆布，则属于官场流弊，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而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的机构，如教会、公司、学校中存在。而真正的作为社会体制的典型官僚政治，却只能在社会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如：在欧洲，官僚政治存在于16世纪至19世纪初。在中国，官僚政治，存在于自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到中华民国开始“推移与转化”，变成“新官僚政治”。（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168、16、39页。）
拉斯基和王亚南的见解是深邃的。
中国旧官僚政治存在于有皇帝的时代，新官僚政治存在于没有皇帝（短时间帝制复辟除外）的时代。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并没有什么两样。都生在封建（或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都存在于专制制度统治中国社会的环境中，或为君主专制，或为军阀官僚专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168、16、 39页。）并且，都是在纲常教义、等级（不平等）观念、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支配下。
通俗些理解官僚政治的面貌，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政府的权力集中把持在官僚手中，不受制约。人民无权，民主机构和制度或无从建立，或建立了徒有虚名，被官僚们当作点缀物。奉行人治而非法治，法律只是制裁人民的工具，官僚可以以权压法，不遵守，曲解乃至篡改法律。
2.官僚群之上有一个皇帝或皇帝式的人物，上下串通，形成个人亲信势力或叫宗派体系，彼此有人身支配和人身依附关系。各级官僚均唯长官意志是从，只对上司负责，不对人民负责。
3.官僚们视权力为私有物，以权谋私。故卖官鬻爵、损公肥私、贪污渎职、行贿受贿、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各种腐败现象，成为不治之顽症。
4.以权力为轴心，形成森严、普遍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官贵民贱，上尊下卑。并将人民分为三六九等，以分而治之。
5.官僚以人民为奴役、压榨对象，侵夺民权，搜刮民财，直至残害人民生命。因此，官民对立，形同水火。
6.权责分离，公事怠惰，办事拖拉，职权混乱，互相推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务实，不求真，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成风，工作效率低下。
对于皇权专制统治来说，官僚政治天经地义，虽然诸如贪污腐败及政事拖延、敷衍之类的现象，也要受到处置。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官僚政治不论体制的、技术的，都不被容忍，被视为政治毒瘤，非割掉不可。
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向传统旧官僚政治发动首次进攻
对官僚政治进行割韭菜式治理，提出改良措施的，历史上不为罕见。但称得上革命性进攻的主要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治期间；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人民共和国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中。因为，这三次进攻使用全新的武器、全新的方案，力求革除官僚政治，以民主政治（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取代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19世纪末、主要在20世纪初，首次举起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旗帜，向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战，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纲领。1905年，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成立，确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阐述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一纲领实现，不但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官僚政治，且将铲除其经济基础。为此，革命党人曾付出鲜血和生命。
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创立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从此，封建皇帝专制统治的时代结束，旧的官僚政治统治随之崩溃。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着手全面扫除专制官僚政治，建立民主政治：
变主权在君为主权在民。民国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有史以来第一次法定人民的主人地位。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的人身、家宅、财产受法律保护，有营业、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等权利。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均为国民一分子，无特殊权利，且须为人民效力，“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
一切封建专制时代传下来的官贵民贱、上尊下卑之分，所谓“贱民”与平民的区别，对“贱民”的限制，奴婢和主奴名分等等，概行废除。明令“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取消“大人、老爷”等称，令各官厅人员相称，均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曰先生、曰君。废止跪拜礼，改行鞠躬礼。以示平等。
通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资助农工商各业。禁止刑讯、体罚、买卖人口、贩卖华工、缠足、种贩吸食鸦片，不得排斥满族和仇杀保皇党人。以实践博爱、人权神圣之旨。
国家政权实行民主共和制，建立权力分掌、权力制约和人民选举、监督、罢免机制，以防治官员权力膨胀以致官僚化，避免专制制度复辟。
对历史上传统旧官僚政治的首次进攻，未获成果。但它在民主政治与官僚政治之间，在法治与人治之间，划上一条清白的界线，储存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条线是划时代的，影响极为深远。
由于辛亥革命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方面尚无作为，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根基完整地保留下来。袁世凯窃夺民国政权后，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复辟封建专制制度，集结旧官僚。官僚与军阀勾结，重新压在人民头上。民主共和制度名存实亡。蒋介石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后，不但保护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发展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以蒋介石个人手谕为法令；国民党蜕化变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官僚化。于是，官僚政治与一党专政、特务政治、新军阀相结合，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被称为“中华军国”、“中华官国”（注：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正如王亚南书中所说：“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象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显示其‘永生’。”（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 21 、168、16、39页。）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人民共和国，给官僚政治以毁灭性的打击
长达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不仅破天荒地推翻了代表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统治压迫人民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而且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从经济上、政治上都挖掉了中国历史上新旧专制官僚政治的老根。
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组成以工农大众为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中的骨干，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革命者。他们以“做官”为耻，当人民勤务员为荣。人民政府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官民一致，同甘共苦，平等和偕，是他们从老解放区带来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和官僚政治截然不同。其清新、淳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社会体制方面的官僚政治问题，毫不迟疑地解决了。
为了对官僚政治的残余影响、其非体制性的方面，即官僚主义，进行防治，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禁止对领导人歌功颂德、个人崇拜、禁止讲排场、铺张浪费等。
然而，官僚主义不会因此绝种。中共中央先发现了两个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是“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以致成为机关干部中滋生贪污、浪费、腐化的温床和保护伞；二是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自己稍远一点的下情，对下级干部中存在的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有的省人民政府竟积压人民来信70000多件不予处理。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页。）对于前者，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基本解决。后者，1953年开始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进行一次集中检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翌年，共产党开展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人民政府和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矛盾为主题，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整风运动。
比起后来，建国之初的若干年，官僚主义不严重、不普遍，整治工作抓得很紧，对官僚主义集中的打击，一次接着一次。毛泽东对此事看得很重，告诫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并指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页。）他要求干部把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2页。）
长抓不懈，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停下来，倒退回去，当然问题更严重。众所周知的，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现象之后，主要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遭到破坏那些年，官僚主义乘机蔓延，乃至酿成重灾。
四、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向官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
国家从动乱中走出来，重新迈上健康发展之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与之相适应，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再一次提上日程。
号角是邓小平吹响的。与建国以后历次反对官僚主义不同，不仅限于解决作风问题。一开始邓小平就把目光放在制度上。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一些具体制度存在不少弊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 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这五种现象相互联系着。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往往形影相随，也叫“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 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从领导方式说，这是家长式领导。大大小小的“家长”，压制民主，一言堂，要别人唯命是从，甚至造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群众利益，搞特殊化，搞特权，“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 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
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目共睹。不过，很少有人象邓小平那样，从政治的高度去观察、去概括。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 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
很显然，官僚主义已不止于少数人的作风上；而在侵蚀健康肌体，在向人民民主政治挑战，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邓小平指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要进行体制上的革命。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此外，还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及其他脱离群众的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不容忽视，“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 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
从制度存在的角度认识官僚主义的实质和根源，并明确重点从制度的改革中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是法治的思路，意味着这场肃清官僚主义的斗争起点高、标准高，向着断其滋生之路，掘其藏身之所的方向奋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根据邓小平思想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许多在不同程度上是直接针对官僚主义的。如：党政领导体制改革中，适当分权、放权，减少兼职、副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取消领导干部特殊待遇，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退离休制、聘任制；精简机构，减员增效；反腐倡廉、奖廉惩贪；强化监督机制，等等。
大量或说全部改革，都有利于肃清官僚主义，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依法自主择业、平等竞争，自由贸易；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健全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制度，改进选举制度，选民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实行公务员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民主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标志着改革的飞跃性进展。
一切改革，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前进；它宣告：在中国，一切官僚主义的体制和作风，都要被送进坟墓。
五、几句结语
中国人用百年时间革有几千年历史的官僚政治的命，成就巨大。
世纪之交，斗争显得更加激烈、复杂。一方面。改革步步深入，官僚主义的阵地眼见得在缩小，而且处于被驱逐、被扫除、被围追堵截的境遇中。另一方面，官僚主义以其特有的顽固性、再生性拚命抵抗。疯狂者仍取攻势，不断以新的面孔把持甚至扩大阵地，千方百计把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合法化。取守势者，死死抱住老经验不放，阳奉阳违，口是心非，仍把官僚主义视为避风港，甚至犯了渎职罪下狱，也公然以“无人汇报，不知情”为借口，抵赖罪责。一方面，国家公务员中，不乏孔繁森式的忠实人民公仆；另一方面，仍有人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和老百姓，变成官僚主义者。
消灭官僚主义的顽固堡垒，杜绝其再生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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