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就业问题论文,我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第三阶段。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应当坚持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协调发展的思路。1.从组织方式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为工业规模扩大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和产品销售市场，以创造工业就业机会；2.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劳动积累弥补资金不足，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资本弹性；3.在乡镇企业发达地区，推行“乡镇企业连片开发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模式，以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压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现象。未来15年的农业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要素组合的优化。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鉴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二元经济模型下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背景、转移特点以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以提出若干可资参考的建议。
一、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经济理论基础及其现实意义
1954年，A·W·刘易斯（英）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1958年，刘易斯相继发表了《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和《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两篇论文，首先系统地建立起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模型——二元经济论，这一理论对创立发展经济学和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六七十年代，刘易斯又发表了几篇论文，对二元经济模型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说明。二元经济模型含有下述基本内容：（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 前者利用传统方法耕作，生产效率低，劳动报酬低；后者利用现代方法生产，生产效率高，工资率也高。（2 ）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是相对于土地面积和劳动边际生产率而言的）。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到零甚至是负数时，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水平。在二元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在某种集合形式下以分享的方式得到较低的报酬，而不是以分配原则（工资等于边际产品）取得收入；工业劳动者的工资率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工业部门由于采用先进技术，其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其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3 ）工农业两部门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收入水平差距，因而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且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那么对现代工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4）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用以扩大生产， 积累更多的资金，从而雇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此循环，直至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使传统的农业部门得到改造，实现经济一体化。
正如托达罗、费景汉（美）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他将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看成是一种毫无障碍的过程，是用所谓“西方观点”，从发达的制度及运行环境出发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生活，脱离了现实。用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存在与我国特殊的、历史性的制度选择相关的体制障碍，其中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缺乏劳动力资源公平竞争和自主择业的就业机制；二是存在由于工农业比例、城乡发展比例等失调引起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三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尽管如此，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思想——“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改造二元经济结构，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外流”，仍具有非常正确的政策含义。
面对城市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的现实，托达罗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现象。对于一个迁移者来说，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但他作出流向城市的决策仍有其合理性。人口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一个潜在的或现实的劳动力，将把城市部门中一定时期的预期收入（即劳动力迁移的费用和所得报酬的差），与现实农村普遍的平均收入（即农业制度性固定工资）作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他就会流向城市。这里暗含着城市已充分就业这一条件。事实上，出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迁移者，或者将完全失业，或者在“传统的”或“非正规的部门”中找到一些临时工作，或者充当短工。所以，一个农业劳动力在作迁移决策时，必须在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托达罗模型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上的刺激，但也存在心理上的考虑；二是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三是获得城市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与城市的失业率成反向关系；四是劳动力迁移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
托达罗模式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揭示出：有必要缩小城乡就业机会的不平衡，以免过度的人口迁移给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的困难；增加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就业机会的增多，反而会重新引起人们对高收入的期望，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早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一味强调工业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和大城市膨胀的政策，造成了经济机会分布不均衡和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现代“城市病”。1978年，在116个发展中国家中， 有90个国家按照联合国的研究结论，开始实施旨在减少或停止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政策。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分析劳动力迁移现象时，应该认识到一个简单而又关键的环节：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力迁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又会反过来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的方式，从而影响或改变劳动力迁移的范围或性质。
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要求农业的基础地位愈益稳固。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必然减少农业活劳动的投入，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不同发展阶段则有所不同。当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为第一阶段，这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出不会降低农业的总产出水平。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渐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固定工资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这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农业部门不相应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就会降低总产出水平，引起农业总剩余减少，从而导致工业部门人均食品消费量不足，农产品价格上涨，相应地制约着工业的发展。从粮食等农产品开始出现不足这一意义出发，费景汉和拉尼斯将劳动边际生产率从零向正数的转折点称之为“短缺点”。当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超过制度性固定工资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转折点被称之为“商品化点”。在这一阶段，两部门劳动力的分配将由竞争性的工资水平决定，工业部门的发展将受到农产品供给短缺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制约。打破这一制约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这将要求农业进行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创新。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两个转折点出现的时机如何，是衡量转移成败的重要标志。两个转折点相距越近，工业化进程越快。那种“短缺点”推迟到来，“商品化点”提前发生的情况，是最成功的劳动力转移；反之则是失败的转移。而缩短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关键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及短缺点出现后的劳动力转移速度。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所以达到转折点的数量指标也有差异，这是“费—拉模式”的不足点。考察劳动力转移的转折点，既要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也要看其绝对量。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量，到1993年才出现下降的趋势，其比重到1994年已降至54.3%。根据“费—拉模式”划分的标准，可以认为1991年是我国劳动力转移从第一阶段步入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到1994年，这个转折已基本完成。现在的问题是，在短缺点来临之后，影响劳动力转移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及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正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及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总体特征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从地域上说，主要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就业结构上说，主要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如转向本地区或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工业及服务业部门。总体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以农村及小城镇工业为主的非农业部门。以山东省为例，到1994年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饮食服务等行业者即达1460多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0%以上，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40%以上。从时间上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的转移是一种非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的勃兴吸引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就业；而进入90年代后，转移的速度明显减缓，就业空间逐步缩小，出现了大量民工的跨地区流动。
8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投资体制和择业制度的改革分不开。传统体制下偏重于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加之国家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导致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选择占大多数。这无疑降低了劳动力就业的资本弹性，再加上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致使维持均衡的办法依赖于构筑择业壁垒，即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增加了农产品商品化比率，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一方面为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有了更多的资金积累。乡镇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据测算，在80年代，国有企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系数都小于30%；其他投资主体的贡献系数以乡镇企业为最高，在40%～70%之间。乡镇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大致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快，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净资本存量平均递增率分别为3.7%、11.19%和18.3%；二是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更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增加了这一企业资本的就业弹性。据统计，同期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间的劳动力人均资本比例为5.5:2.5:1； 三是乡镇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加速了资本积累，从而加快了劳动力转移步伐。我们用净产值资本系数来衡量资源利用效率，国有企业在3.8到4.78之间，同期乡镇企业在大多数可比时点上是1.5到1.9， 而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成本，在多数时点上都高出乡镇企业1倍以上。 这反映出，乡镇企业的资源利用率高于国有企业。劳均资本／积累系数是比净产值资本系数性能更好的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参数，它表明净产值除去工资成本后，每一单位积累所耗用的资本数量。据测算，80年代，国有企业提供1单位社会积累所耗用的资本在8.3到11.5个单位之间，而同期乡镇企业仅在2.9到3.5个单位之间。显然，乡镇企业更高的资本积累速度、资源利用效率及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选择，使其成为80年代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渠道。
进入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规模扩大，其技术选择趋向于资金增密，而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则渐为减弱。由于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等原因，乡镇企业将不断采用新技术，逐步形成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上效益的新格局、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转向注重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降低了。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8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即资金积累和矫正技术选择偏差，而不是像均衡状态下的常规增长那样，单纯来自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和投资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在资源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投资过程本身就是确定技术水平的过程，投资主体依据要素市场的价格波动来组合生产要素，要素价格引导投资主体去选择适宜的技术水平。因此，在市场均衡运行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推动，而资本的技术组合选择空间很小。计划体制造就了技术选择倾向于技术密集，使产业结构的就业连锁效应不高。80年代的改革依靠调整技术选择偏差来推动劳动力转移，使之呈现非常规的特征。很难想象，在要素市场日益健全、技术偏差日益缩小的90年代，劳动力转移还将出现两大推力。另外，乡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也约束其吸引农业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这主要表现为提高效率与公共基础设施利用规模的冲突。现实的乡镇企业在空间上离散度很高，在行业上收敛度很低，同时产业同构性相当高。而工业本身的发展，要通过分工来深化技术利用，从而提高效率。如果分工缩小了交通运输、通讯、电力、供水等公共设施的利用规模，就会引起成本上升和效益下降。为克服现实的矛盾，就产生了乡镇企业空间集聚的内在要求和冲动。这种集聚的载体，就我国国情而言，应该是中小城镇。它不仅在经济上降低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利用成本，增加了信息密度，而且还会创造崭新的城市文化，吸引转出农业的就业者到这里建立一种与现代就业相适应的伦理标准和社会规范，并使这种文化扩展到乡村，以全面改造整个社会。
三、现阶段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第三阶段。如何加速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非农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农业部门本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满足社会（人口消费、工业加工等）的需要。否则，整个经济就会处于不协调的运作状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延缓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阻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在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时，学者们容易忽视农业本身的发展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贡献，而侧重于强调发展非农业部门来创造就业机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两条腿走路”仍然是应该坚持的发展策略。有鉴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从组织方式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改善农业劳动力内部就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为工业规模扩大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和产品销售市场，积极创造工业就业机会。在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条件下，农业劳动力部分转移后，必然严重影响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加之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利益差异效应的影响，农业发展远不能满足我国现实的要求。为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投入的科技含量，改善农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弱势地位。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营效益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变量，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又直接制约着土地资源的综合效益。组织方式的变革就是选择合适的土地经营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利用分工合作，提高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土地经营制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工业发展程度、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农用水利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自然地理条件、交通运输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和气候等一系列因素。就我国而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农业人口收入所依赖的基础不同，对土地经营收入的依赖也不同，因此全国不应有统一的模式。一般而言，经济成熟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面积小，收入来源渠道多，可以适当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行产业化经营。反之，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经营，适宜小规模土地经营，生产技术进步应该从农用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两个方面来考虑，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促进农业增长源泉的转变。农用机械技术的运用远不如工业那样明显地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农业机械仅仅是代替了畜力。生物技术主要是指绿色革命之类的应用技术，如新作物品种、新种植技术以及农用化肥、除草除虫剂的推广等。这将需要农业生产有特定的生态环境，并要求改善农用排灌系统。农业生物技术的应用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要求增加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各级政府应该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条件，为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及其他活动创造就业机会。
2.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劳动积累弥补资金不足，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资本弹性。中小企业具有市场适应能力强，资本有机构成低，吸收劳动力多的特点。国家应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有关经济政策上将其同大企业区分开来，制定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政策，在经营、管理、财务信息等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为之提供咨询和服务的社会机构。同时，由于社会需求逐渐扩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以及技术本身的发展，中小企业也将越来越注重采用新技术。作为企业来说，考虑更多的是生产效率而不是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生产效率和就业规模之间并不矛盾，扩大就业规模，必将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扩大消费品市场规模，增加资本积累，最终会推动经济部门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但作为寓于总体中的个体，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将优先考虑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并不保证所有个体能采取一致行动，来扩大就业规模，而是竞相采用新技术，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目前条件下，应采取措施限制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否则将丧失劳动力资源的廉价优势。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虽然会在短期内减少就业量，但从长远看，却可能由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而增加就业量。当然，不同行业的技术组合存在差异，如果片面强调某一种技术选择，就会造成新的不适宜，从而阻碍经济的全面发展。
3.在乡镇企业发达地区，推行“乡镇企业连片开发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建立以二、三产业为主、布局合理的农工贸一体化新型卫星城市，以带动农村劳动力到中小城镇企业就业，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压力。中小城镇作为联结城市和农村的纽带，调节着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但中小城镇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根本的一点体现在集聚效应上：集聚促使公共性基础设施诞生，而公共使用既节约了乡村企业的生产成本，又使本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集中，从而使城镇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展极”；集聚扩大了本地市场，有利于进行规模生产，实现了市场规模效益；集聚能带来信息效益、人才效益，有利于促进乡村工业适应市场行情的变动，进行技术改造。同时，乡村工业的集中，有利于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带来生态效益。
总之，我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就业的选择是不现实的，解决的途径，或者说主体思路，应该是通过发展本地区非农产业，提供就业机会。这并不是以牺牲或削弱农业的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条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民工潮”，从单向流动变为双向流动，外出的民工依靠在沿海发达地区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回流到本地区开办独资、联资厂矿企业，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应该注意统一规划，把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而东西部地区的差异，最明显之处在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因而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还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植经济增长机会。当然，有了可资借鉴的东部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中西部乡镇企业在布局和规划上要进行统筹，不要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