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宪政，还是要专制独裁——30年代关于民主与专制的一场大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宪政论文,大讨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和进逼华北，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积极声援在白山黑水之间坚持英勇斗争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坚持集结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如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团结御侮？现行的政制，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什么样的政制真正适合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国情？这是摆在中国各阶级、政党、团体，乃至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人们在思考、探索、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自九一八至1935年底，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主要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晨报》、《中央日报》、《新闻报》、《武汉日报》、《民报》、《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大晚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人民评论》，以及外国人和华侨主办的《盛京时报》、《星洲日报》等，纷纷发表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一些报社、学校还举办以民主宪政与专制独裁为题的征文、演讲比赛，从而形成了一场空前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
一
这场讨论首先集中在是否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问题上。
早在1931年初，《盛京时报》就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使民国徒具其名，中国没有民主的政治，没有民享的经济，没有平等的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虽然听见民国的名称，却找不出民国的实质来。”这篇文章还针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训政理论，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既不是民国，又不是党国，”因为革命的国民党已被人篡夺了，党员变为个人御用的臣仆了，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主义和政纲早已被人抛弃了，“现在的党是啸集官僚豪绅的集团，党部是高踞民众之上的衙署，党治是个人独裁压制革命民众而任意横行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创立训政之说，意在使国民党担任起训练国民的责任，以最终实现宪政。而现在训政之说已成为一小部分个人野心家侵夺国民主权的凭藉，他们存训政之名，去训政之实，恣行无忌①。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南京政府对民众抗日要求的排拒，这种对现行政制的抨击逐步发展为对改革政制的强烈要求。陈启修首先主张对内约法三章：一卖国者死，二许人民自由组党，三批评政治无罪②。接着又有人主张，“欲挽救国家危亡，唯有民族自救，救亡之道，舍政治公开无他途”③。1932年6月，王造时公开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是日暮途穷，到了非改变局面不可的时候了。而这种改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斗争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不过在今天强寇已经入室，人民无以聊生的时候，“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决。”④王造时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民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和扩大参政权利，执政者又应当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参政要求。王造时提出的以和平的改良的方法实现政制的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条避免内乱，迅速团结各界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的合理途径。这条道路能否行得通，关键取决于国民党政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和接受民众的参政要求。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主义政纲”，王造时用和平方式更新政制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执政者主动扩大民众参政权利的善良愿望。
不仅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同样的呼声。1931年10月，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118人连署提案，“要求开放政权，准许人民自由组党”。翌年，孙科招待报界宣布其抗日救国纲领，要点也在筹备实施宪政。当然，孙科等人与民众的宪政要求有着质的不同。民主对于他们不是理想、信仰，而被看成是挽救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的良方，更被作为同蒋介石争夺权力的手段。当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时，就大声疾呼民主，而一旦握有一定的权力，则反对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反对加速扩大政治民主化进程。但由此也反映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不得人心，以及民主宪政在中国人生活中有着无法去除的政治魅力。
人民主张以民主宪政取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实践已经宣告彻底破产。舆论界评论说：“国民党主政今已六载，人民驯服受训亦已三年。训政之效果，究安在乎？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之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行，几见监察；立法徒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吾四万万人民之地位乃如农奴”。国民党说，人民智识、能力不行，需要训导，如同婴孩需要褓育一样。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会用自己的主义宣传、教育，争取民众。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以新三民主义唤起民众时，便获得较大的成功，但此时的国民党自身已如一盘散沙，何能训练民众；国民党以国民褓姆自任，但褓姆病入膏肓，何求婴孩健全。如果说今日之国民为待训之国民，那么国民党何尝不是待训之政党，国民政府又何尝不是待训之政府。“事实上，国民党毕竟无力训练国民，国民党员之所知，国民亦知之”，以国民党之能力，“若必待训政至相当时期，宪政之条件完备，而后实施宪政，则宪政永无出现之日”。因此，国民党必须“幡然改图，向宪政时期急速推进”。⑤主张结束训政，实施民主宪政的人们还提出以下理由；首先，在强敌入侵之时，欲挽救民族危机，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而要实现全民族一致抗日，唯有国家政制改弦易辙。“国民党不交还中央统治于人民，则人民无从团结其救国力量，亦无从发挥抗日之精神。”⑥抗敌御侮与民主宪政本无必然联系，在30年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为抗日救国而要求改革政制，变一党专政为民主宪政，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一种理论思考及对民主价值观念信仰的结果，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统治再也不能忍受。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不抗日，又不允许其他政治势力干政，要抗日的人们手中无权。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就成了实现全民抗日的主要障碍，因此，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其次，实行民主宪政，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内战内乱不是无故发生的，“如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用纳之于轨道”，而想求得国家长久的和平安宁，“那是缘木求鱼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国家，既不允许其他党派的合法产生，也不允许党内派别的合法存在，政权的更迭，只能通过武力实现。“于此专制之积威之下，倘防范稍松懈，即使有革命爆发之可虑……危机四伏，事极明显。“⑦因此，不设法改良现状，只是要求人民不起来反抗，要求无条件地废止内战，是行不通的。要想使国家长久安宁，必须有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各种政治势力有平等的参政机会的机制，这就是民主宪政。最后，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是实现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之所以国势日衰，民族危亡，“纯由政党窳败之故，否则何以岁耗国帑80%以上所豢养之军队，竟不能以之对外，何以明知国际地位低落，列强虎视眈眈，竟无一贯之外交政策，何以数年来仅发行国内公债一项已达十余万万，竟至财政困乏，濒于危境”。⑧实行政党政治，政治公开，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政治监督，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即使出现也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达到进步的政治。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人士，虽然认识到国民党“党治”、“训政”的本质就是专制独裁，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能被“训”出来的，要想群策群力，万众一心，拯救国难，只有改革现行的政制，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党一向以“革命政党”自我标榜，这是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核心。杨幼炯曾对此做过明确的阐释，他说，“近代一般政党的形式，只是凭藉现行法律上之权力，以获得政权；而本党则为革命的政党，主张以非常的手段，创立中华民国之施政方针与根本组织，此与他国政党采用议会政策，于议会中斗智争雄以求实现其主张者大不相同”。⑨具体地说，这种政治文化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表现下面三个特质：第一，国民党要奉行其主义，所以主张以党治国；第二，国民党要贯彻以党治国的精神，所以主张党外无党；第三，国民党的政权是通过“革命”而取得的，既不是法统的承继，也不是人民所赋予，为保证党治的实现，所以主张“革命的政权”，即完全的一党专政。革命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革命本身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即革命给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甚或经济上的解放，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推动社会的进步。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实际上已将这种革命政治文化篡改为新的专制主义。孙中山晚年确立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奉行“以党治国”，即以三民主义治国和以国民党为政权的核心，以作为建设民主宪政的过渡，但其主义政纲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内容，重视工农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新民权主义已经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明确主张国家政权不得为少数人所私有，也并未宣布不允许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更未主张个人独裁。而蒋介石国民党不但无意于建设民主，而且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压迫工农，维护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利益，把革命党的“以党治国”变成以个人独裁为核心的法西斯式一党专政，并把这一切说成是“革命”的需要和革命党的职责。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反人民之实，这正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不同于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地方。既然如此，蒋介石国民党是不会轻易在政治上改弦易辙的。而对这样一个坚持“革命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明确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是重要的，而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主张民主宪政的人士没有提出如何以民主宪政取代专制独裁的具体措施，也没有提出在民主宪政要求不被当局接受时又当如何行动的可行之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主宪政要求对国民党政权的压力。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不仅发表文章、声明，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而且还成立宪政促进会、宪政期成会、宪政救国会等团体，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活动。1930年底，上海出现了以“中等阶级”即企业家、金融家、律师、教授、新闻记者等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中社”，并出版《新社会》半月刊。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主体，有转移风气的力量。1931年底，国民党决定召开国难会议，许多代表把此次会议看作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良机，建议立即结束一党政府，成立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当局不予理睬。翌年4月，当上海的国难会议代表得知国难会议的议题与政制改革毫无关系后，便在中社召开大会，黄炎培、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决定不出席国难会议，以示对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抗议，并致电国民政府，再次要求速行宪政。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不合作态度，这次国难会议毫无结果，不得不早早收场。
这些民主宪政组织及其活动，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而未能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一个持久而巨大的压力，但它表明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
二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原先就见诸报端的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言论竟然出现了明显扩展的趋势。
九一八事变前，就有人以“议会政治破产”为理由，认为在“独裁政治风靡于世界”的形势下，仍然主张在中国搞议会政治，是不可思议的抱残守缺之举⑩。一二八事变后，有一篇文章说：“在此外敌入门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义务，是拥护现在的政府，一致后盾对外奋斗，万不可盲从过时政客的议论，轻易动摇政治组织的根本(11)。这种拥护政府的主张，以“一致后盾对外”相号召，看似有道理，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它只讲以拥护现在的政府为唯一的义务，却回避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要拥护的政府能否领导人民一致对外。民主宪政论者反对一党专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这个实行一党专政的党、这个党所组建的政府不能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因此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以救亡为理由，拥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然而，随着国难日深，这种一般性地谴责议会政治，主张拥护政府的论调，已不足以为专制独裁辩护，随之而来的是公然主张“法西斯蒂救中国”。鼓吹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几十年来，醉心民主，提倡自由的结果，陷我们的民族于一盘散沙、万劫不复的地步，缺少一种团结的力量和团结的办法，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张“实在是对症下药的唯一救星。”(12)有的刊物还连续发表文章，“建议”国民党“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而应“由党产生党魁以布独裁”，因为“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惟在领袖独裁制之实现”。(13)
主张专制独裁的人们，还以“国情论”为其主张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政治不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这实际是一个老问题。民主政治主要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舶来品，它在中国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成了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大凡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论争，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30年代反对民主政治的人们又为“无条件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一，内忧外患，无宪政之可能。“于此国难期间，合全国上下心力，应付外患，尤感不足，而同时改造内政”，势必“分歧心力”，而且，教育不普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暴，盗贼土匪猖厥，在均足妨碍宪政的发展，要挽救中国，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由政府领导民众，用强力铲除军阀，驱除外患，才可以使中国致于强盛之境，这就要求民众能信任中央，赋予中央一个特大的权力，使得实现独裁的政治，那么才有挽救的希望(14)。其二，没有真正的政党，无宪政之基础。“宪政国家，必须有政党，标榜主义政见，”考其实际，多以军阀为主干，为背景，而官僚政客多方鼓动，借其武力，夺取政权，冀分羹杯，目的达到，党即消灭”。因此可以说中国自建立民国，根本没有真正的政党，有何开放党禁而言。(15)其三，国家不统一，无宪政之条件。“军人割据一方，争为雄长，战祸之起，朝不保夕，全国政治尽托诸枪头之上，宪法一字一句关于权限大小之规定者，绝不足为排难解纷之资，如此拔刀相向之局，尚何法治可言”，既无法治，何谈宪政(16)。基于上述三点，“无条件论”者得出结论：“今天在中国，如果立刻实施民主政治，恰如把乡下缠足的女子，立刻给她穿上高跟鞋，请上跳舞厅，时髦则时髦矣，其实寸步难移，痛苦不堪”。(17)因而，在没有条件实施民主政治的中国，只能实行专制独裁。“无条件论”者注意到，实施民主政治，要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他们有意回避或不懂得一个根本的道理；专制独裁的社会难以为民主政治创造出这种环境，民主政治的建设，民智的提高，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才能实现，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这种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领袖个人独裁，公开主张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论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独裁政治的出现，使他们认定议会政治已宣告破产，独裁专制成为“澎湃汹涌的世界潮流”，当时一篇文章说，“无论欧美任何国家，均已由民主走上独裁的路线，虽因各国环境不同，而政治形态上稍有差异，如莫索里尼、希特勒、史太林均为一党独裁，麦克唐纳、杜美格则为内阁独裁，罗斯福、凯末尔均为大总统独裁”。这些国家之所以“由民主走上独裁”，“其最大主因，不外经济、政治、外交诸问题的难于解决，不得不采取此制度，以渡过国家之危难”。所谓经济问题，即经济恐慌的深刻化；所谓政治问题，即议会政治的腐败，在议会政治之下，政党林立，主张歧异，相互倾扎，政府行政效率非常柔弱；所谓外交问题，即民族主义的勃兴(18)。法西斯的意大利、德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虽然都实行集权政治，但二者的政权性质及其社会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时英美等国同意大利、德国也不是“一党独裁”与“大总统独裁”的政治形态上的差异，而是政制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这都是时人共见的事实，他们把这些国家统统归之为独裁政治，自然是为了给否定民主、肯定专制独裁制造根据。而20年代末30年代初独裁政治在西方世界的崛起，确实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某些弱点和虚伪性有关，只是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使独裁专制成为“澎湃汹涌的世界潮流”，他们这样说不过是出于政治偏见或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论调有很多就是国民党当局直接间接制造的。大量刊登主张专制独裁文章的北平《晨报》在相当的时间里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曾得到国民党要人的经济资助。公开撰文鼓吹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刘健群就是蓝衣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刘的“法西斯蒂救中国”论与蒋介石的主张如出一辙。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在这个时期的公开场合，他竭力否认要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但在许多半公开特别是在秘密的场合下，则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1935年，即在蒋汪通电全国，声称中国无实行法西斯独裁之必要与可能之后不久，蒋介石对蓝衣社成员讲演时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挽救中国的唯一思想”(19)。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场讨论中，独裁专制的主张占有相当的舆论市场，与民主宪政论几成势均力敌、平分秋色之势，与国民党当局或明或暗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独裁专制主张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与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有关。民国以来，政党纷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人们普遍期望和平、安宁的社会秩序，对曾经试行过的议会民主政治早已感到失望，虽然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但对动乱的恐惧更甚于对自由与权利的向往。这种渴求社会安定的民众心理，使专制独裁论的传播成为可能。
这场因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讨论，不但持续时间长，参加者之多也是前所未见的。撰文者既有学者教授、政界要人，也有普通市民。如此众多的报刊，如此众多的人参与论争，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大课堂。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宪政、共和的真实涵义，关注这个与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除此之外，这场讨论还表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与1905-1907年革命党人和康梁立宪派的论战以及民国初期有关民主政治的一些论争不同，参加这次讨论的各报刊虽有一定的倾向性，如《申报》以发表赞同民主政治的文章为主，北平《晨报》刊载拥护专制独裁的文章居多，但基本上都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报界所表现出的这种社会化，较之清末民初论争中报刊的党派化，是一大进步。它有助于人民抛开情感倾向、权威压力等因素，客观地评断论争双方的观点，从而作出取舍。
第二，所有参与这场讨论的人，不论他们的结论如何，几乎无例外地都注意到了中国国情问题。正如有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是选择民主政治，还是选择专制政治，既要“注意无背于时代之潮流”，更要“适合国内社会与经济上之需要，及本国历史习惯之趋向”，政治制度犹如衣服，国情犹如身材，“衣服大小长短，必须适合个人之身材。”(19)他们在为中国设计政治蓝图时，不仅都没有忘记中国的国情，而且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也是基本一致的，甚至连有些用语也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国力薄弱，政治腐败，正处于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但结论却彼此相反：一方要用民主宪政救亡图存，一方要以专制独裁解脱危机。为什么诊断出同样的病症，却开出根本不同的药方呢？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论争的双方对药方的功效、适用的范围理解不同。主张民主宪政者认为，只有改革政制，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而主张专制独裁者则认为，在内忧外患局势下，实行民主，必将陷中华民族于一盘散沙的地步。前者认为民主政制将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后者则把它看成是制造涣散的祸根。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不易，选择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更难，也更为重要。
注释：
①觐文：《民国？党国》、《盛京日报》1931年1月1日。
②《大公报》1931年11月7日。
③⑧吴博民：《政治公开与民族自救》，《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9日。
④⑦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时事新报》1932年6月23日。
⑤《由训政达到“真”宪政质疑》，《申报》1932年4月6日；《国民辩别力》，《时事新报》1932年5月6日。
⑥朱采真：《政治救国之一条和平捷径》，《时事新报》1932年1月18日。
⑨杨幼炯：《议会政治弱点之暴露》，《中央日报》1931年2月21日。
⑩《议会政治之破产》，《民国日报》1931年2月25日。
(11)贾斯人：《救国须拥护政府》，《大公报》1932年2月16日。
(12)刘良湛：《法西斯蒂救中国》，《晨报》1933年6月12日。
(13)《人民评论》第57期，1934年10月。
(14)(17)《宪政运动之赞成与反对》，《时事新报》1932年4月14日；刘健群：《实施领袖独裁制的必要》，《晨报》1934年1月18日。
(15)张汉章：《开放党禁》，《大公报》1932年4月23日。
(16)《推行宪政之基础》，《时事新报》1932年12月31日。
(18)朱蔚名：《中国能否实行独裁政治》，《晨报》1934年9月20日、21日。
(19)《制宪问题》，《申报》1932年2月19日：《将来新宪法中的三个主要问题》，《申报》193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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