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闽西区域红四军党内争论探析
赖蔚英
(龙岩学院 福建龙岩 364000)
摘要： 1929年发生在闽西区域的红四军党内争论，尽管在朱毛之间更多是认识分歧，而不是立场分歧。但是这场争论并不局限在朱毛之间，也不局限于“设不设军委”之争，而是扩展至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涉及建党、建军、建政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政策问题。不仅夹杂着不同的立场，更隐藏着分析问题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即便在主要领导人之间也是存在的。简单否定这场争论是“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不能还原历史的全部真实，也会弱化毛泽东透过争论看到问题本质独具慧眼的历史贡献。这场争论牢固树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积累了进行党内斗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使朱毛结成牢不可破的“一体”。
关键词： 中央苏区；红四军；党内争论
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不能不想起90年前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发生在红四军党内的关于“设不设军委”的那场争论。可以说，没有这场争论，就没有古田会议的召开。正因这场争论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因此如何正确评述极为重要。对于这场争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争论漩涡中的当事人以及后来的史学界都有评述。那么，到底哪种结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在质量浓度为1 mg/mL时，黄柏、元胡、钩藤、血三七的粗提取物显示了较为显著的AChE抑制活性，百部、平贝母、荷叶、布渣叶（枝）、布渣叶（叶）、布渣叶总生物碱、博落回、珠芽艾麻、活血莲、青刺尖（叶）、雄黄连、雷公藤、落新妇、空心莲子草的粗提取物显示了弱的AChE抑制活性。实验中均以毒扁豆碱为阳性对照，其I为100%（图1）。
一、引发争论的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范围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但是该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三湾。由于这支部队是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收编当地的土匪武装组成，成员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军阀习气严重。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士兵不断逃亡。毛泽东认为，部队出现这种状况除了成员复杂外，还在于党组织在基层领导的缺位，以致难以直接掌握士兵、掌握部队。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提出了“党建在连上”的重大主张。时任师长的余洒渡提出各种异议，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把党支部建在团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以致党掌握了军队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党建在连上”，以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主张的正确性。经过激烈而充分的讨论和毛泽东的耐心解释，取得共识，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也发展壮大。但此时，红军的来源：
(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1]
由于红军大部分来自旧军队和游民无产者，他们对新型人民军队的党管干部、党管军队极不适应，并予以抵制。部分军事干部抱怨“党代表管得太宽，一支枪也要党过问”，甚至喊出“反对一切归党支部”的口号，提出取消各级党代表。1928年7月15日，红四军在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沔渡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组织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错误地取消了军委和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制度的取消，造成连队政治工作无人过问，“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大不如前，军事干部无人管束,种种非无产阶级倾向纷纷暴露，并直接导致红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遭致失败。
目睹这种状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于1928年10月初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乡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果断恢复了军委和党代表制度，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的遂川行委。一个多月后，在江西省宁冈县新城乡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务决议案》，首次以决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加强党对红军政治领导的原则。以此次会议精神为指导，部队进行了新城整训。通过整训，红四军官兵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取消党代表的危害，增强了加强党对部队政治领导的意识。
1929年1月，朱毛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红军迭经战斗，党委干部伤亡殆尽，加上恶劣的游击环境，出现了党员加入党组织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甚至吃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人员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完全不作训练教育；党员犯了错误敷衍了事，不执行纪律等状况。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严重弱化，使原本存在的军阀残余思想、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重又抬头。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越来越明朗化。至1929年5月红四军二次入闽，这些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军委废设问题上，并日益反映到党内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中来。
二、争论的过程
首先是，朱毛都主张同志间应不惧争论，并把争论视为促进党的进步的手段。白砂会议后，在给林彪的信中，朱德指出“每个同志的积极斗争”，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得到“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的必然途径。而毛泽东则直言“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朱毛两位红军主要领导人视同志间的争论为促进党的进步的手段，不仅袒露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更是这场争论没有演化为激烈派系斗争的根本所在，为我们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光辉典范。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游击，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前委和军委的工作高度重合，2月初，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
朱、毛、陈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分歧的化解和认识的趋于一致，最终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古田会议决议》全面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5月末，朱毛红军执行“闽西六县游击计划”进展顺利，红色割据区域不断扩大，红军人数也大为增加。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出现兼顾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恢复自1928年11月以来的前委在四军内直接领导军委工作的领导体制。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由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的刘安恭担任。刚回国的刘安恭对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农村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的策略和将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开展各种政治思想工作的做法，不甚理解，产生抵触。他照搬苏联的经验，模仿苏联红军的制度、条令来领导管理部队，并在他主持的军委会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决定，不仅有悖于组织原则，更有动摇自三湾改编以来确立的“党管干部、党管军队”的政治建军原则的危险。为此，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2]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展开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认为: 当前军队战斗频繁且经常转移, 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 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机构,批评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 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毛的意见得到了林彪、江华、谭震林等人的支持。而军委书记刘安恭却认为“既名四军, 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3]276-277朱德赞成刘的观点，陈毅则居中调停。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毛泽东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
采用XRF法[15]检测样品（NaCl、城市固体废弃物模拟组分和厨余沼渣）中的Cl含量；取约3 g样品，分别将硼酸和样品用压片机（10 MPa下恒压30 s）压制成片放入 XRF仪器中，测定其中的 Cl含量。
鉴于双方意见未能统一，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5], 以统一认识。应这一要求，6月14日，毛泽东以《给林彪的信》为题,写一长文。信中首先把自四军成立以来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等 14 个问题。指出在这些问题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的发生与发展，都与这一“总线索”相关联。因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 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6]。
6月15日,朱德也发表了给林彪的信,表示了三点不同看法:
许多事情，都是因为不够深入了解，才导致对其失去兴趣，学生对于乒乓球学习兴趣也是如此。球场上，球桌两边的人进行体能、耐力与技巧的对决，其过程是反复的，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其中的运动精神却是十分宝贵的教育资源，为顺应教育部门提出的要加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理念，对于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例如，通过室内多媒体教学平台，向学生播放乒乓球比赛的视频，视频中包含乒乓球运动员击败对手，身披国旗站在领奖台，伴随着国歌的播放，国旗缓缓升起，运动员眼含泪水仰望高高在上的国旗，此时学生的爱国情怀高涨，感受了乒乓球运动为其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进而激发了其学习乒乓球的兴趣。
1.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说我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我不能接受；2.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3.“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却是自由的,不服从中央调动。”①
毛、朱的文章,都刊登在红四军当月出版的第三期《前委通讯》上。由于是公开发表，使不同意见的对立更加尖锐。然而，客观形势不能允许红四军内部再争论下去了。鉴于蒋介石调集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必须尽快统一思想，团结对敌。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决定于6月22日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向前委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认为毛泽东所说四军历史上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未免近武断”，四军党内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3]281
就在此时，诱歼龙岩陈国辉旅的战机出现，红四军向龙岩出击，然后转向上杭县白砂。为继续解决湖雷会议未解决的争论，在占领白砂后第二天，即6月8日，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然与会同志的态度, 同湖雷会议一样。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林彪和刘安恭出于各自目的分别支持毛泽东和朱德，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分歧和争论。会前,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除了劝毛不要辞职,要和党内错误思想斗争外，指责军长存有“封建关系、政客手段”等，把造成党内争论的责任推给了朱德。而刘安恭则以支持朱德的姿态，把红四军的党分为两派，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4]149。会议愈争愈烈, 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 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 请求马上调换书记, 让我离开前委 ”。[3]278双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代表们表决。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免除，调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至此，军委存废问题算是有了一个结论，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官兵成分异常复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给政治建军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红四军内部在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等建军核心问题上产生了原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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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红四军内部这场持续1个多月的争论停止。虽然没能取得共识，但毛泽东此间为军队建设所作的思考无疑为他后来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后，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7]
不久，陈毅应中央的要求到达上海，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8]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结束红四军党内这场争论、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11]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在致华中电文中提到：“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12]从这些话看，毛泽东似乎在事后否定了自己在给林彪复信中对争论的定性。事实不然，毛泽东对涂振农说这番话，一是检讨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二是强调他与朱德之间的分歧是立场相同的同志间的个人分歧。除了襟怀坦荡，不排除也有修复与朱德等人的关系，维护红四军党内团结的考虑。至于后来的讲话，主要是为了肯定陈毅为解决争论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无论是与涂振农的谈话还是后来的电文，毛泽东均没有明确否认这场扩展至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争论没有夹杂不同的立场。
三、争论的性质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就如毛泽东所说它远不仅仅是眼下“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他和朱德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而是事关自红四军历史以来全部争论问题性质的争论。白砂会议后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中说道“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是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信里进一步肯定了争论的必要性，“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紧接着，他把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全部问题归结为14个：
室间隔缺损是儿科常见先天性心脏病，约20%，其中缺损口径小、分流量少等症状较轻者一般临床症状并不典型，症状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和左心衰竭等症状，由于左心室与右心室存在压差，左向右分流时可导致肺血多引发充血性心力衰竭、肺动脉高压等症状，给患儿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2]。研究表明，在室间隔缺损并发症出现之前予以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可以痊愈的，其中治疗方式选择至关重要[3-4]。本研究探讨介入治疗、外科手术在室间隔缺损患儿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在微生物检测中一般认为不确定度来源于样品量、样品制备、样品种类、微生物在样品中的分布、样品中微生物的含量、样品稀释、培养基、培养条件、计量器具校准、操作人员技能等[16]。大部分微生物定量检测不能进行有效的不确定度评定，因为在微生物含量较低的情况下，检测结果接近方法的检出限，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都难以保障，微生物在样品中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本文只研究发酵乳单一样品种类，样品特点是乳酸菌种类相对稳定，含量较高，一般大于106 CFU/g。样品的相对稳定性使得不确定度评定有了基础和意义。本文对影响较大的样品制备、递增稀释、加样体积和重复测量引起的不确定度进行分析。
(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
在这些问题中，毛泽东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都由此产生。因此，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首先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揭示了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问题。正因为事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断然不肯“调合敷衍”，因为只有这样，“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9]64
从整体农业生产情况来看，小型无人机的使用多集中在农药喷洒领域，且在农业植保中占据关键地位。农业部门基于无人机安全性、高效性和稳定性的考量，使之能够在农业植保中发挥绝对优势。但是，因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小型无人机相关技术尚未成熟，不仅会对农业植保作业效果造成影响，还会引起安全事故的出现。为从根本上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则可在提高小型无人机重视度的同时，积极且主动解决农业植保问题，辅之相关技术的优化改善，为农业植保作业提供便利。
对于引发这场争论的原因，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是“因为党的意志的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10]67其性质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9]70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结论，红四军七大决议予以否定，认为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所引起的思想认识的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之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领导人兼职较多而且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引起反响；五是过去党内缺乏批评精神。指出这次争论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历久得不到解决引起的总爆发，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的斗争结果。
腹腔镜手术是在密闭的盆腹腔内进行的治疗,术中使用二氧化碳建立气腹,因为麻醉和手术刺激导致了术后胃肠紊乱。胃肠蠕动恢复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通过合理的护理能够让患者术后腹胀情况得到改善,术后尽早让患者排气,有助于胃肠道功能恢复。良好的护理干预需要以患者的生理、心理作为护理关键,尊重患者,确保患者安全,提供优质护理。
古田会议以后，人们普遍认可了毛泽东的说法，把这场争论定性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近年，有史学者认为红四军“七大”的结论更契合历史的真实。比如著名苏区史学者蒋伯英教授认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以及林彪、刘安恭等，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信念，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出生入死。所不同的是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即使夹杂个人义气，也还不是立场和路线的问题”。[4]171的确,在这场争论中，作为红四军核心领导人朱毛之间的分歧更多是认识上的分歧，而不是立场的分歧，他们都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只是在党的领导方式上有争议。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这场争论就如毛泽东所说并不局限于他和朱德之间，而是已经扩展至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也不局限于“设不设军委”之争，而是涉及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建党、建军、建政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政策问题。这里不仅夹杂着不同的立场，更隐藏着分析问题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尤其是后者即便在上层领导人之间，也是存在的。比如刘安恭主张设立军委，意图限制和架空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权力，很重要的原因是照搬苏联经验。刘安恭、林彪激化朱毛矛盾之举，很大程度上是“兵随将走”的旧思想作祟。再有，在“七大”会上，陈毅批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即便是朱德，在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也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10]正是看到了这些，毛泽东才会得出争论“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的结论，试图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争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探索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正确道路。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定性并无不妥。
二次蒸汽回收阶段，需要控制系统的蒸汽回收流速，满足蒸煮生产工艺温度。在使用中，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该回收二次蒸汽热能系统采用微机控制，通过PLC、工业计算机（FA）、组态等形式来控制系统温度、压力、电机转速，保持系统持续平衡，发挥节能效益。
至于这场夹杂着不同立场的争论，为何没有演化为红四军内派系斗争，应该归功于作为红军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和以周恩来等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央都站在了党的立场上，且都襟怀坦荡，共同促使了争论妥善解决。
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闽西区域的红四军党内争论，朱毛之间没有根本立场的不同，但在广大官兵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却存在各种取消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观念，并对激化这场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并以此否定这场争论是“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无法还原历史的全部真实，也会弱化毛泽东透过争论看到问题本质独具慧眼的历史贡献。
四、争论的影响
1929年红四军二次入闽创建闽西苏区期间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如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所说“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9]64
一是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得以牢固树立。
一股透骨的寒气直抵他的心底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莫非……他不敢继续想下去了，那简直太可怕了！还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一股巨大的忧郁就将他彻底地击伤了，他默不作声，离开了茶庄。山野中移动着一个越来越小的灰点，像一朵灰暗的流云在缓慢地往山坡下飘移。冷飕飕地刮来一阵凉风，他突然感到满目疮痍的荒凉，身子也失重似的飘浮起来。以往，他喜欢独来独往，喜欢独自在山野里漫步，享受那份清静，那种自在，孤独与快乐。可是眼下，他像一个幽灵似的在荒山野岭里飘荡着，红尘世界里，他只能是一只小小的蝼蚁。佛在云端拈花微笑，是否见到了他这枚枯黄的落叶在风中飘动？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就提出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朱毛红军成立以后，又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各级党委和支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形成了严密而完整的组织系统。但如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由于：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失败中完全失去了领导，“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因此一直到1929年3月红军占领汀州以后，虽然“党及红军的各个方面都比以前进步了”，但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
会上,朱毛之间发生了争论。陈毅以团结为重,做了必要的斡旋、调解。他诙谐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 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②同时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②
经过湖雷、白砂和七大的激烈争论，首先使自红四军成立以来隐蔽的各种矛盾得以暴露，以利于毛泽东“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9]64从根本上去思考四军党的领导地位难以完全确立的根源和出路；其次，争论促使朱德和陈毅自省，并与毛泽东的认识趋于一致。八大和出击闽中的失利，朱德深刻体会到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的弊端，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正确性。陈毅抵达上海后，经过比较、分析后，也深刻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等的危害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的正确。这样，在经过一次次的思想争辩交锋和实践检验后，朱、毛、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才趋于全面和深刻，最终化解矛盾和分歧。
由于取消了军委, 罗福嶂会议后,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 工作重心移至军务。此时四军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部队如何生存，怎么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歧在所难免。但在发生意见分歧时，毛泽东常常坚持己见，让不少同志萌生了前委权力太集中，有必要重新设立军委的认识。朱德也觉得毛泽东干预军务过多，有碍司令部工作，主张“恢复军委”。
二是积累了进行党内斗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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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这场争论，得从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来形成的红四军领导体制说起。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后陈毅担任军委书记。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并指示“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同年11月，根据中央的这一指定，成立了由毛泽东为书记，朱德、谭震林和两位工人、农民代表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不久，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形成了前委在红四军内直接领导军委工作的领导体制。
其次，也暴露了自下而上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古田会议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供了借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没有采纳毛泽东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的建议。相反，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陈毅认为，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且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他也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9月21日朱德率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主持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同样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只要民主，反对集中，使得很多问题都议而不决，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不仅得不到一个结论，而且严重损害了朱毛威信，影响了部队的建设发展，也削弱了部队的团结稳定。
所幸，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争论的情况为中央所了解。中共中央对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和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的极端民主化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并写进了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八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三是促使朱毛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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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历经劫难，转战粤东、闽西、赣南、湘南，也来到了井冈山。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自此，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开始，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机器中出现了“朱毛”一词(比如“赤匪匪首朱毛”“朱毛匪军”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毛一体”形成。事实上，在朱毛合作的初期，由于双方的阅历、背景的差别，他们对于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面临被剿灭的危险的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如何生存，怎么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有着不一样的思考和探索，甚至存在尖锐分歧。比如，面对敌人对井冈山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敌人“会剿”，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在红四军出击赣南受挫后，朱毛在红四军的行动方针上再次发生分歧。朱德认为部队行军目标太大，不利于行动，也不利于补给，应该分兵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罗福嶂会议后, 由于取消了军委,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工作重心移至军务。让朱德觉得毛干预军务过多，有碍司令部工作。于是朱毛两人在“设不设军委”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并由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引发了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
由此可见，古田会议之前，朱毛对敌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整体。但对于红四军的两个核心人物之间，虽然有合作，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分歧。由于当时的毛泽东、朱德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对四军如何生存，怎么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的初步探索，很难评判谁的想法正确，一切只能由实践来检验。
直到几个月过去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作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同时，出击闽中、东江失利的实践证明了毛关于军队建设思想的正确。在真理面前，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打不开的心结，更没有放不下的面子。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发出“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的肺腑之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毛泽东也表示他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也有问题，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
朱毛陈的冰释前嫌，在党和人民军队中树立了表率和标杆，成为党内团结的象征，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标志着“朱毛一体”的真正形成。正是从这一刻起，一起经历血雨腥风、面对生死考验的毛泽东和朱德，彼此相互帮助、信赖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濡以沫变得愈加强烈，经受住了历史的重重考验。直到1976年两人相继去世，长达48年之久。他们个性和经历的互补，造就了人世间最深厚的友谊，谱写了动人的篇章。
这场争论就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13]即便在跨越了90年光阴的今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这些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解放，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而是进行激烈的交锋，在共识和真理面前决不饰过而是坚定地修正自己的见解，在重大问题最终解决后决不纠缠历史旧账而是融为整体、戮力同心、并肩奋斗，这种风骨永远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传承。
注释：
①参见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
人们可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基于射线的方法足以模拟广角反射／折射数据吗？答案并非直截了当。它依赖于我们对由广角反射／折射数据得到的模型的解译能力。地质学家们面对广角反射／折射数据得到的模型有时也会感到迷惑。在地表或近地表的地质观测中推断出的壳体和断层在这一模型中几乎很难被识别出来（如，圣十字山中的维索戈瑞和凯尔采单元，见Malinowski et al，2005）。这是因为不同年代和起源的地壳单元可能显示相同的岩石性质（而且仅靠P波速度不能对岩石类型做出很好的区分），其他精细尺度的特征，如近垂直的断层，就超出了广角反射／折射方法的分辨率范围。
②见《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10月下旬),系内存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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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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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30-232.
Inner -Party Arguments in Red Army IV in West Fujian During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LAI Weiying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within the Party of the Red Army IVin West Fujian occurred in 1929,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u DeandMao Zedongwas more about understanding than position.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not confined to Zhu andMao, nor to thetopicabout“theMilitary Commission Establishment”, but extends to all levels of theParty organizations and all members of the Army, involving a series of basic principles and policy issues of theParty construction, army building and government building. There are not only different positions, but also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inanalyzing problems, even among the main leaders. Simply denying this argument is a struggle of“two guiding lines”, which cannot restore the whole truth of history, insteaditwillweaken Mao Zedong's uniqu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through the argument. This argument firmly establishe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Army,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Party, and made Zhu and Mao an indestructible “union”.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Red Army IV; inner-Party argument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629(2019)04-0001-08
收稿日期： 2019-03-10
Doi: 10.16813/j.cnki.cn35-1286/g4.2019.04.001
作者简介： 赖蔚英，女，福建上杭人，龙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培育与当代启示研究”(17XKS0006)；省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央苏区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实践与启示研究”(FJ2018X010)。
〔责任编辑：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