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合力
严碧华
“感谢王兴华调解室的努力，也感谢武侯区‘群众工作之家’的关心，我对这个结果满意，不上访了。”在最后一次调解会上，奔走多年的上访人刘某如此表示，一段长达10年的上访历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刘某原为武侯区簇锦街道高碑一组村民，2009年3月，该村组土地被政府依法征收，因对拆迁安置补偿及其妻子购买社保问题不满，刘某多次到市、赴省、进京上访，因刘某本人和拆迁安置政策方面的原因，问题久拖不决。
在本次协议中，紫金矿业还同意在项目交割之日起6年内投入约12.6亿美元(含上述3.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旗下4个矿山和1个冶炼厂的技改扩建或新建等。一期项目完成后预计矿山年产铜精矿含铜8.2万t，冶炼厂年生产阴极铜8万t。二期项目完成后(含一期)预计矿山年产铜精矿含铜12万t，冶炼厂年生产阴极铜约15万t。
2019年3月中旬，刘某到簇锦街道永兴社区党群活动中心办理业务，看到了“群众工作之家”的介绍。跟信访部门打交道多年，他从心底对此表示质疑，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还是迈进了社区“群众工作之家”的大门。社区信访代理员小宋热情地接待了他，认真听取了他的诉求，并主动为其代理。
按照社区抓首办、街道抓攻坚、部门抓协调的三级“群众工作之家”运行原则，社区代理员深入梳理案情，发现该案存在三个关键堵点。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总体目标、工作要求。
同时，考虑到因上访多年无果，刘某对各级政府部门政策解释和疏导工作较为抗拒。为更好解决问题，社区、街道和部门三级协调联动，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王兴华调解室”参与化解工作。
随着设施蔬菜的发展，如面积的扩大、品种的增加、周年生产等，也使常发病虫害逐年累积，新发病虫不断出现，防治难度加大，化学农药次数、用量逐年增加，这将严重影响全县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既不利于菜农的增收，也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为此，2017年植保站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熊蜂授粉与绿色防控集成示范推广工作。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基层治理重要性不言而喻。
专家表示，从纵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从横向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如今在成都市，“群众工作之家”已经实现了城乡社区全覆盖，依托“群众工作之家”，整合相关资源，将工作关口前移、阵地下沉，在信访方面变被动为主动，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探索基层治理新路。
做完放疗，医生确定可以正常去上班，可单位的领导却让他在家多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周启明所在办公室里有个孕妇，担心周启明身上的辐射。
王兴华曾任武侯区司法局副局长，现为四川省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是笔者前不久在成都采访时遇到的案例，引入“王兴华调解室”之外，武侯区还创设“老党员调解室”、培育“王嬢调解室”等品牌，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化解调处矛盾。
“王兴华调解室”制定了针对性调处方案，从法理、人情等多个维度着手，推动问题有效化解。于是，有了文前那一幕。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就近表达的渠道不畅，群众的关切未能得到有效回应，一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调解，造成一线小纠纷变成大矛盾、小问题变成积难案，问题不断积累上行。
找到了问题的源头，就要做好基层治理，需要工作重心前移、寻找合力、整合城乡各类资源去解决。当然，不只是化解矛盾，还有社区发展和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
包括成都在内的多地对此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期望这样的名单越来越长，来自基层治理的合力越来越大。
而在政策操作层面，2006年4月，民政部联合15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界定了新形势下儿童福利保障的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失去父母的未成年人，不仅包括机构内集中养育的孤儿、弃婴，同时也包括社会上的散居孤儿；二是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流浪儿童、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也纳入保障范围之中”，首次把福利院之外的儿童福利问题纳入政策视野。2010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儿童福利津贴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正式出台。
编辑：郭梁 美编：杨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