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民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国史作为距离当今社会最近的断代史，是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和抹煞。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它十分畏惧。这个学科简直成了“学术弃儿”。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倡导下，民国史逐步为历史学界所公认、接纳，并且发展成为史学领域中的热门学科。众多学者不断解除思想束缚，研究热情持续高涨，学术活动长盛不衰，整个民国史学术领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历史问题。当前，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民国史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历史学者的光荣使命。
关于民国史的思路、主线和体系问题
中华民国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发展演变有自身的规律、运动主线和运动过程。如何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并构建科学的框架体系，是民国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于民国史是历史学领域中比较年轻的学科，对它的基本内涵、学科体系，认识上都比较模糊。与同时代的一些学科，诸如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等的关系异同，在很长时期不清楚，常常混杂在一起，甚至相互代替。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内地展开后，李新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① 和本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对民国史的学科体系曾作过一些尝试。如李新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步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构成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国史纲》为了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有所区别，曾经以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统治政权的发展演变、兴衰来构建民国史的学科体系，并较多地削减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内容。事实上，这两部著作在民国史学科的初创阶段所制定的学科体系，都未能真正科学地反映民国历史运动的全过程，只是过渡性的体系，突出了政治史的结构和内容。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学者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构建科学的民国史学科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什么是学科体系？我们认为，学科体系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历史发展主线的主导下，围绕着这一历史主线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学科架构。它将这一时期丰富的历史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科学的网络和时空整体。它科学地反映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它既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堆砌，也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片面取舍或对历史过程的割裂，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显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基于上述认识，构建民国史的科学体系，首先必须认清并抓住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脉络。那么什么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呢？这就必须对晚清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认识。众所周知，19世纪在清王朝统治下，政治极端腐败，经济异常落后，清政府和各阶层对外部世界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不清楚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接二连三地沉重打击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也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的中国人和进步团体，都在探索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何？观察和总结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把中国由一个有优秀文化遗产但又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不断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传统社会引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回顾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许多重大政治斗争和经济举措，都紧紧地围绕着上述伟大目标来展开。这一运动线索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主线。中国人民坚持这条主线，就能不断取得成功和进步，反之，如果背离了这条主线，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损失。这是近代中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今天，我们运用这样一条历史发展主线构建中华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科体系，应该说是科学的，也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和我们长期坚持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理论观念也是一致的，它涵盖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上述主线较之反帝反封建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完整，它全面概括了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从理论上说，这一主线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进程，体现了历史学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本体、历史运动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提高。
运用这一主线构建民国史的框架和体系，使我们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更加清晰，可以明确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过去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复杂的民国历史，改变以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去划分社会各阶级和解释社会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动。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国共关系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应从社会大环境和历史演变中去分析和认识，而不单单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政治的争斗层面进行评述。
构建新的民国史学科体系，应十分注意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历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3年12月，首先由南京大学举办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术研讨会，其后陆续有单位举办了20年代或30年代的学术研讨会。研讨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个孤立的、甚至被割裂的相关历史问题、历史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譬如十年间），加以整体的、全面的考察，这样才能把各种历史问题发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前因后果、相互关联的因素，看得更深刻、更全面、更透彻，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和有关历史走向的分析。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面临着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过去，我们将这十年分割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三大历史板块分别研究，虽然成果累累，但是有些历史问题仍然被割裂开来，导致历史脉络不够清晰，认识不够深刻。倘若我们把“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即中国能否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这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两党面对机遇和历史转折都曾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于国际性的问题，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民国历史必须放置在世界发展潮流尤其是国际局势的大变动中考察，才能获得完整的认识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历史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运用国际观念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民国史研究不能忘记或忽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应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贯穿和体现中国人民如何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由此构建的民国史学科体系，不仅是科学的，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实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模式。
中华民国史与中国现代史等相关学科的异同
明确中华民国史的学科体系，就比较容易将它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中国现代史区别开来。
首先，这些学科的学科性质不同。如中国现代史是通史，它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共同构成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如前所述，中华民国史是断代史，而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都属于政治史门类的专门史。
其次，这些学科的分期或上下年限也不一致。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就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上限，而下限则包含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者们认识的变化，也有一批学者主张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从1840年延伸至1949年。他们认为这一百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均是一致的，应该综合起来考察。也有学者将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则称为中国当代史。这里就出现了什么是“现代”、“当代”的疑问，两者的区别何在？用这两个词强行划分历史分期似乎逻辑不够严密且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现代史”，说不定一万年以后甚至更短一些时间，已经纳入“古代史”范畴。我们总不能将一万年后的历史还说成是现代史吧！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院校广泛开设的中国革命史，其上下时限一般确认为1905年至1949年，这是因为1905年在中国才出现完整意义的革命政党同盟会。至于中华民国史的时限问题，对上限没有争议，主要是海峡两岸对下限止于1949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两岸之间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这些学科的内容，有较多的联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譬如中国共产党史，主要应反映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的制定和发展演变；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反映党本身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中国革命史则主要叙述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各阶级人民群众，最初在孙中山革命党人而后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它的主体内容是反映革命派联合全国劳苦大众及中间力量向反对革命运动的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也相应地涉及到经济领域、文化思想领域两种力量斗争的历史。它不仅要研究社会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整合，更要阐明革命与敌对势力消长和强弱变化过程。在学科关系上，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史是通史，中华民国史是断代史。通史是由若干个断代史组成的。中国现代史由于时间较短，只有中华民国史这样一个断代史。两者相比较，同在一个历史时段上，除上下时限有所不同外，其涵盖的历史内容应该是一致的。从政治史角度考察，两个学科都应包含和阐明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的活动。有关国共两党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角逐和力量消长，以及控制中国政局的统治政权的轮替，应是民国历史和中国现代史的主体内容，两个学科对此均不能偏废。两个学科应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阐明和厘清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中外交流的曲折演变和进步发展等。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是永恒的；而作为通史的中国现代史，其时空范畴会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动。
关于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日本、韩国和美国均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举行过多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发表大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也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章开沅和林增平著《辛亥革命史》、金冲及和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台湾张玉法著《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等，代表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中成就。但是，现在看来仍有一些大家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索。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问题：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这一论断，我们一向深信不疑。但是多年来海外学者不断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这一说法中的“全民”的内涵是什么？哪些阶层的人属于“全民”？革命的对象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属于什么范畴？“全民”的定义含糊不清。显然，全民革命的说法缺乏说服力。近几年也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②。由此看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判断，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那么，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呢？200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说：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日，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两位领导人的长篇讲话，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作了精辟的、科学的定位。这里所讲的民族革命，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特别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也包括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实现民主政治和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民族民主革命与我们前面讲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从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来说，主要是海外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会党成员、部分下层群众和较多的新军下层军官和士兵。海外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主要是中小资本家。国内的上层绅商甚少支持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观察，也并非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领导革命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方向。从辛亥革命的动力、支持者和奋斗目标深入剖析，我们不应将辛亥革命完全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日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
对革命党人革命精神的认识：革命运动是一场变革社会并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激烈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其参与者抱有不同的目的或持不同态度或发出不同的声音都是不奇怪的。但是，就多数参与者而言，应该是支持、拥护或坚持执行革命运动的方针、策略和斗争目标的。我们过去总结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斗争，常批评革命党人意志不坚决，缺乏革命的彻底性。这一看法对广大革命者来说，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一系列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连遭失败，但是他们仍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继续战斗，表现了英勇的、坚定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在历次斗争中，涌现了诸如徐锡麟、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大批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艰难复杂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士亦不断探索，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应该说，辛亥革命后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展现的一个新的探索时期，是坚持保护民主共和方向的奋斗时期。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艰巨的革命任务，孙中山在其遗言中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号召，显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群体坚忍不拔的奋勇精神。革命运动中出于斗争的需要或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一些灵活的方针措施或有限度的妥协政策，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它与放弃革命原则有本质的不同。就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而言，我们也应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孙中山的高尚品质，作出历史的分析和判断，而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孙中山革命的不坚定性和妥协性。
对南京临时政府历史地位的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创建了中华民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大概由于它存在的时间短暂，因而人们对它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南京临时政府在暴风雨中诞生，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构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体现了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构想。③ 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说过：“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④ 南京临时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民主共和国未来发展的图景，它的贡献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譬如，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打破并摧毁了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和体系，从此，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虽然曾出现过复辟皇朝的反复，但是将历史重新拉回到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孙中山很早就明确，“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⑥ 南京临时政府确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⑦ 这与清王朝无视广大人民最基本权益有根本区别。其二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封建王朝是君权至上，以王法治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观念规范国家的运行机制，依靠孙中山创造的中国式五权分立思想确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颁布了与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有本质区别的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进入现代法制社会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其三是以人民治国的原则。现代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及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实施和不断扩大。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运用选举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并在各级国家机关大力提倡公务员应做人民的公仆和实施廉洁政治。这些都是国家由专制政治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南京临时政府从其诞生至北迁，运行时间不足百日，其所制定的各项国策、政治体制、政策法规，均未及充分实践，更来不及检验成效。有些还停留在纸面文字上，或属于初创考虑不够周全，无先例可以借鉴，因而出现一些缺失或不足。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和政治上的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北洋政府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过去，我们论述北洋时期的历史，讲消极和负面多。譬如，说这一时期在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对内实施封建专制统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他们割据称雄，连年混战，政潮迭起，政治腐败，是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认识上有重大变化，学术观点也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但是，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其一，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从表面上看，封建王朝被推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政治经济应有明显改观，可是整个社会充满矛盾、混乱、冲突和战争，人民怨声载道。如果我们冷静地加以观察和分析，深知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是历史处在大转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北洋政府时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许多二元性的特点。它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和突出的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传统性等的混杂、并存与矛盾，并且对立双方在不断地消长或反复着，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大多来源于晚清统治集团或从中分化出来，他们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政治与传统意识的影响，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大潮流下，也吸收并保持了较多的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取得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成果，这在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有较多的体现。因此，我们认为北洋政治是中国残存的传统政治与日益成长的现代政治文明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我们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的中国在两种政治文化形态变动冲突中缓慢向前进步。仅以武人政治或定性为封建专制政权，都不足以全面认识民国初期这一政权的性质。只是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建成稳定的政权，政治不断动荡，掌权者缺乏改造社会的理念和建设国家的纲领、方向和目标，无法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最后被国民革命运动推下政治舞台也是自取灭亡。
其二，北洋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缓慢向前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和物质文明的刺激下，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现代化运动初见成效。现代社会应具备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增强或提高。除以上对政治状况的分析外，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过去我们分析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多称它是民族经济的黄金时代，说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放松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统治的夹缝里取得的。这一结论显然不够客观和确切。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是事实，但是北洋政府在其执政时期还是制定了许多扶持或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它建立了财政部、农工商部等，起用张謇主持农林、工商部；它健全工商法律法规，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制定保护性税则，整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定条例奖励工矿企业发展，种种措施促进了中国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许多在民国时期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大工矿企业是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肯定北洋政府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晚清时代，西方先进的司法观念、司法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王权司法传统形成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作为现代社会必须实施以法治国，运用法律制度稳定和完善社会秩序，其制度核心是要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又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标志。民国初年，不仅在司法观念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初步建立起现代性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秩序。毫无疑义，中国现代法制的基础，奠定于北洋政府时期，并在许多司法案例中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其三，能否科学地评价北洋军政人物，仍是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一面肯定历史事实，一面否定历史人物，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们常常把大大小小的掌握军事实力的人都称之为军阀，亦常将那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做过一些不好事情的人，统称之为政客，似乎北洋军政人物没有什么好人。我们应加强北洋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军阀这一概念也应给以科学的界定。对政治人物也不宜任意戴上政客的帽子，因为这是一个十分不科学的概念。学术界曾在河南安阳和山东烟台举行过袁世凯和吴佩孚的学术研讨会，这对于北洋人物的深入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出版过一些北洋人物的传记图书，其中多数没有准确的史料根据，或属于“戏说”性质，与严谨的史学著作有根本的区别。加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人物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国共两党关于改造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
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如何改造中国，出路在哪里，成为中国人民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出于爱国热情，曾提出或从国外移植过种种改造中国的理论和方案，诸如教育救国、职业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后来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等。这些方案未必恰当，有些是脱离实际的，甚至不符合当时的国情。然而，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长期奋斗的精神是可贵的。
民国时期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把改造中国、建设现代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鉴于其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故两党于1924年第一次携手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其间，两党均试图以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纲领、政治策略，主导中国的社会改造并改造对方，因此，两党关系趋于破裂不可避免，最终导致1927年的分道扬镳。
1927年后两党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改造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苏俄十月革命为榜样，采取武装斗争的模式，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培养革命力量，走城市起义的道路。在本身力量薄弱且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依靠弱势的工人群众，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不断发动罢工或武装起义，结果屡屡遭受失败。而且对中国资本主义作出了不恰当的判断。面对尚不够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过早地、不适宜地提出消灭城乡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政策，在政略、策略上造成失误，也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以至于在城市中难以立足。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总结城市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适时地实行战略转移，把工作重点和革命势力逐步转向农村，在农村中探寻发展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新方向新模式。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广大的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在政权建设、社会改革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均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与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走过漫长曲折、有成就也有深刻教训的革命斗争历程，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方针指导下，再次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在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更加深刻复杂的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应该把中国共产党1927～1949年所走过的道路，放在中国与世界发展大潮流中去深刻认识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1927年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主要控制着中国广大城市特别是东部半壁江山。蒋介石通过政治手段，整合了党内外政治、军事势力，分化了主要政治对手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打击或瓦解了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通过追剿中国工农红军或运用政治、经济上的安抚、拉拢等手段，将势力伸往西南与西北地区，至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中国。
1927年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坚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整合党内外的反对派；另一方面，通过由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实施了较为深刻的、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上，颁布了“训政纲领”，推行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制政治体制，但却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经济上，蒋介石于1928年起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3年又由孔祥熙继任。还募集了一批海归派的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制定并实施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譬如，颁布了新的工商管理法规，改革税制，整理内外债，推进关税自主和修正税率，改革币制，限制白银外流等。通过财政经济的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批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创办起来。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极为不利。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危机，中国国内战争频仍，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灾荒。即使如此，从1928至1936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仍在起伏、曲折、缓慢地向前发展。1936年是民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它为即将到来的全面的抗日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们认为，从整体上说，30年代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仅否定30年代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这显然是欠妥当的。⑧ 四大家族如果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等，毕竟是国民政府时期居于最高层的政治领导者。然而把他们说成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则不够科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虽然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但蒋氏家庭的财产有限，远未达到大资产者的水平。二陈主要掌控国民党的党产，诸如文化、新闻事业等，并非陈氏个人的财产。国民党败退台湾陈立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离台赴美，与友人合伙干起了“不想再侍候任何人”的养鸡事业。购鸡场，“要价四万七千美元，可得要先付二万元，其余分十年给付。当年四万七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手头只有四千元，不得已只好向朋友告贷。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应借我八千元。与我合伙的胡先生也只能拿出四千元，其余四千元多亏其他朋友帮忙凑足了”。这样，陈立夫自1953年至1961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干了八年的养鸡业，最后“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惨淡经营的养鸡业”⑨。宋、孔家族应该说是中国的大资产者。他们的财富增长无疑得益于长期掌握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事业。但他们仍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与国家资本有根本区别。目前，对宋、孔家族私人经济的微观实证研究有待加强。
对民国时期各类经济形态做科学的界定，显然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利于对经济领域中各类经济形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经济从大范畴上说，存在两类经济形态，即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这里说的外国资本应该是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经济领域内的投资和经营，而民族资本则泛指一切中国人所经营的企事业。这里所讲的民族资本和我们过去讲的民族资本主义概念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民族资本是一个经济概念，不应用政治观念定性。民族资本应涵盖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应视其资本量可有大中小资本主义之分。官僚资本主义应属于私人资本的范畴，而国家资本属国有资产，如国民政府实业部或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事业等，它不能混为官僚资本。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原因探析
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遭到惨败的原因，多年来曾有种种分析。王聿修序《美国政府内的共产党》一书说：“由于美国国会的调查，显示出近年来制定美国亚洲政策的人物，全是亲共的或是有共产党嫌疑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对此，美国无能为力。现在许多美国议员与美国人都已认识到，中国大陆的变色，美国对华政策受共产党暗中操纵，以致有利于中共，实应负更大责任。”⑩ 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从美国方面找原因，似乎是离主题太远。1949年10月，蒋介石在台北办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其主旨是总结失败原因，准备改造国民党，重新组织力量，以便日后反攻大陆。蒋介石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11) 我们很难说清楚蒋介石是否真的认清了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但一个确切的事实是蒋介石将大陆时期的许多重要军政官员弃置一边，换上一批年轻官员，积蓄力量，打算与共产党再决雌雄。
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好形势带给国民党蒋介石以重建国家的机遇。蒋介石的威望也很高。可是，胜利的喜悦冲昏了蒋介石的头脑，他未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在政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也就是说，未能满足人民在战后迫切要求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愿望；也未彻底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实现各政党的联盟，而是通过内战一步步走下坡路，最终无法挽回。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出若干条，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是内部原因，即国民党本身的腐败，这是一个执政党走向崩溃的腐蚀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尚能联合广大民众，共同对敌，众多将领奋勇杀敌，有的为国捐躯。然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败退西南、西北地区之后，国民党在军政各领域内的腐败现象日益显露，经济贪污日趋严重，军队缺乏战斗力，使抗战后方的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民主宪政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生。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为之一振，盼望国民党能以一个清新的政权领导国家重新走上现代化之路。可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各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一次对国家财富的大掠夺。许多接收大员趁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把大量本应收归国有的敌伪财产化为己有。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许多国民党官员利用职权垄断市场、走私外货、投机倒卖、操纵物价，腐败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党的政治肌体被自己彻底摧毁，在军事上自然无法承受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国家改变是预料中的。
其二，是外部原因，即国民党失掉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者的支持，从而被彻底孤立起来。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是两亩地一头牛的小康生活，实际是对最低生活标准的追求。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后，虽然也曾在江浙地区作过小规模的土地改革试点，但是始终未把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工作首位。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了的广大地区热火朝天地掀起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样在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内战中，广大农民纷纷站到中共一边，参军参战参加推翻国民党政权。城市中，残酷的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破产，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失去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动摇了国民党在城市中的统治基础，社会不断动荡，民心极度不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其“制宪”国大，“行宪”国大，也仅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本质没有改变。国民党坚持对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排斥、打击政策，使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也倒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内部在行将倒塌的政权面前更是树倒猢狲散。
上述论证使我们对国民党政权仅三年时间在大陆迅即崩溃就不难理解了。它再次证明，历史是无情的，任何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注释：
① 本书自198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分卷出版，至2008年尚未出齐。
② 蒋永敬：《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见《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民国档案杂志社2001年版，第21页。
③ 参见张宪文《辛亥前后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
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329页。
⑥ 《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⑦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参议院通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⑧ 参见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版。
⑨ 陈立夫：《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中译本），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2页。
⑩ 转引自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13页。
(11) 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下），1978年10月未刊稿，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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