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何以返乡？
——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考察
何慧丽 苏志豪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 返乡青年已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群体力量。从返乡青年返乡创业的内在动因等主体性视角出发，运用理想类型分析法，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产业发展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事乡村产业发展的创业类型；身心健康型——从自我或家庭出发追求健康幸福生活的创业类型；文化理论型——在成熟理论指导下探索城乡协同发展的创业类型。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共性属于在社会“外在诱因”作用下“内在基因”萌生并发展的过程及其必然结果，表现为他们对现代化进程有相对理性的认知甚至反思，尝试使现代社会与乡土进行有机链接的各种业态探索等。强化青年的返乡动力可从做好国家顶层设计、教育和大众传媒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推出系列话语和理论支撑、地方政府和乡土社会大力扶持等方面着手，以返乡青年为核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返乡青年；主体性视角；返乡创业；理想类型；人才振兴
一、以主体性视角考察青年返乡创业行为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懂两爱”新型工作队伍。在当前乡村人才严重匮乏的境况下，2018年1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明确多项措施以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1]。此后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详细阐述了要为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服务和各种资源保障，从而推动乡村人才振兴[2]。由此看来，无论是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工作，还是出生乡村到城里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广大乡村从事创业工作的返乡青年，在未来的一段中长期时间内，都会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群体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返乡青年兴则乡村兴，返乡青年强则乡村强。
那么，返乡青年何以返乡？换言之，返乡青年采取返乡行为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许多研究者认为客观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指出应通过提高对创业和就业的政策性支持[3]，改善乡村生存环境和硬件设施[4]，搭建教育培训体系[5]，提升返乡青年的社会资本[6]等方式营造返乡基础。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促使返乡青年个体或群体选择返乡的外在因素。另有部分研究者侧重意愿、体验和认知等主观条件的作用，比较典型的是分析“城市与乡村”框架中的结构性推拉力[7]对返乡青年心理意愿的影响，或者“整体与个体”框架中的家庭、社区、社会等组织制度塑造力[8][9]对返乡青年心理和价值观的培养。诚然，后一类研究的优越性在于从关注返乡青年的外在因素转向内部动力，但其对内在层面的剖析仍然不够彻底，表现为普遍仅展示制度和结构等宏观社会要素对个体意识单向的、直接的、静态的形塑关系，而较少注意到返乡青年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上述诱发要素所产生的反形塑作用。事实上返乡现象在当前作为一种与主流的人口城市化相悖的相对少数现象，是由青年主体生发的自觉意识及其行动紧密联系的结果，因此更应聚焦返乡青年的主观意义建构和相关联的行为。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引入“主体性视角”。对主体性的探讨主要源自哲学，它凸显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征[10][11]。一些学者已经把主体性视角运用在以返乡青年为对象的研究中，例如张杰、胡同娟指出当前对返乡女性农民工择偶过程的研究缺少了主观能动性的考察，认为她们择偶行动背后存在主动建构生活世界意义的一面[12]，又如杨美勤、唐鸣立足返乡青年的主体认知，通过前现实域、想象域、镜像域和后现实域还原他们幸福观的生成机制[13]。本文试图依据主体性视角，对返乡青年的动力机制做深层次的挖掘，即探析返乡青年是如何重构自身的价值观以支持其留在乡村并开展多样业态的行动。
2.3.1 定植。定植是栽培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对于整体栽培效果影响极大。定植之前，种植人员需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及工作流程，挖好坑穴并合理施肥与灌溉，确保定植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进而保障定植质量。定植时，枣树树冠矮小，适宜进行合理密植，但过于密集不利于枣树生长和管理，因此需要根据枣树的品种和冠幅确定种植密度。长期枣粮间作行距8.0～15.0 m，株距4.0～6.0 m，定植采用南北行。定植穴的大小一般为80 cm×80 cm×80 cm，并施10 kg以上的农家肥。冬小麦、夏大豆等与枣树的间距需要保持在2 m以上才可以实现增产，2 m以内易出现减产现象［1］。
二、研究框架设计：青年返乡创业行为的理想类型划分
理想类型作为一种为理解现实服务的分析工具，正如其创立者韦伯所言，“理想类型在本质上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这些联系由我们设想为事件之流中的不变者，作为发展赖以实现的各种历史个体”[14]。本文在返乡青年的主体性视角基础上，将社会变迁中日趋复杂的各类青年返乡创业行为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刻画其核心特质以增强对该群体的细致认识和理解。
本文所研究的返乡青年案例是聚焦现代化背景下，由民间自发和主动回流乡村，并相对稳定地留在乡村的青年群体。因此，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政府动员项目群体，以及短期回流的返乡青年不属此列。值得说明的是，结合人均寿命延长、青年概念的社会性、返乡浪潮的现实呈现，以及学界的一些青年群体研究在年龄范围方面所做的扩展尝试[15][16]，本文在界定返乡青年年龄范围时，也把政策意义上14-35岁[17]的年龄上限扩展为研究意义上的50岁及以下。同时，青年的返乡创业过程具有历时性特征，在回看这些案例时，需要更关注其返乡时刻的年龄是否属于青年群体，并要有效梳理他们的创业取向、返乡的后续波动发展和心路历程。
在主体性视角指导下，按返乡动力和特殊生命事件结合，进一步提炼出三种主要理想类型，提取这些类型的关键依据是它们的常见性和突出性。遵循质性研究方法论的归纳逻辑，对于每种理想类型，在常年积累的案例库中各选取两个典型个案作分析，实现从具体案例上升为对某一类型返乡青年返乡创业现象的深入掌握。在操作层面，通过在2017至2019年间对目标群体进行补充访谈，以及整理网络上的相关报道材料，逐渐完善案例细节信息。
三、主体性视角下青年返乡创业行为的三种主要理想类型
本文从返乡青年返乡创业的内在动因等主体性视角出发，运用理想类型分类法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产业发展型、身心健康型和文化理论型。
(一)产业发展型
所谓产业发展型，是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事乡村产业发展的返乡创业类型。
HY早期曾在北京打工两年，在L市城里做过小生意，但因文化水平低、不适应城市压力而返乡。2006年HY与邻村的LZ结婚，2008年大女儿出生，1岁时被医院确诊为脑部额叶萎缩，发育迟缓，可能终生残疾。为增加收入给孩子看病，HY到北京一家银行做押运工作，LZ在附近集市开理发店，孩子则由母亲看护，整个家庭处于分裂状态。
案例4：HY，男，1983年生人，LZ，女，1985年生人，以下简称HL夫妇，河南L市J镇农民，2013年返乡创业。
案例1：TQ，女，河南L市J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上世纪70年代生人，2014年返乡创业。
TQ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自2000年起辞去体制内工作，在城里做了长达12年的医药公司销售代理，主要向医院推销盈利颇丰的医疗器械。该行业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让TQ觉得良心有愧，与此同时，她从众多医生朋友那里认识到治病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预防，健康食品背后蕴藏的市场十分巨大。
2014年起，TQ与丈夫在家乡承包30亩田地，成立J农牧有限公司，办起了生态农庄。前两年，为了培育消费者，农庄业务主要集中在从城里带着朋友、同学等到农庄娱乐休闲以获取订单。近几年，夫妇二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农庄建设中，投资100多万，种上了西红柿、豆角、玉米、白菜、萝卜等，也以山泉水和玉米粉喂食发展了散养芦花鸡项目，吸引游客体验农事、品味新鲜果蔬。TQ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坚信“要敢于创造市场而不是让市场牵着鼻子走”的营销信条，将农庄产品打造为品牌，2016年以来农庄每年盈利都在10万元以上。她打算未来几年进一步通过网店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并带动附近村民一起生产土鸡蛋等健康产品，此外，面对日益严峻的城乡养老问题，将来会在农庄发展健康养老项目。
案例2：FH，女，河南S市S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上世纪70年代生人，于2008年返乡创业，是市人大代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
FH出身农村，高中毕业后便跟着父亲种植蔬菜。2000年起被当地政府农口部门聘为蔬菜种植技术员，负责新品种的引进和培育、向农民宣传生产技术等工作。2008年，她联合当地150多个蔬菜种植户组建B蔬菜专业合作社，强化种植规模，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强大的产业体系，主打高档蔬菜，打造品牌，开拓香港市场。
雌雄性别对3种植绥螨之间集团内捕食和同类相残的影响………………………… 李 杨，王 鑫，孟瑞霞，侯林林，贾永红（85）
2013年以合作社为基础，创办S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集蔬菜育苗、种植、加工、出口为一体的农业企业。公司每天能卖出100多吨蔬菜，种植面积覆盖周边8万余亩，带动农户超过5000家。由于坚持无农药残留等高标准要求，公司的产品获得美国福喜公司、英国创造公司、华润万家等青睐，成为常年供货商。此外，FH还成立创客园，为返乡青年提供农业领域的创业平台，特别是提供土地、技术、销售等支持；吸纳和培养2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使她们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元以上；为附近菜农、合作社社员提供农资和技术跟踪服务；招聘贫困户成员到公司就业，实现以工脱贫。
2.特点归纳
其三，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顾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经济诉求是这类返乡青年的核心动力。然而，他们大都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试图寻找一种更舒适、更生态或更能促进社会和谐的经营状态。TQ通过散养鸡项目发展休闲游以进一步培育城市消费，并带动周边农户的自然产业；FH采取以销订产模式发展规模蔬菜业，惠及乡村就业和助贫事业，形成良性产业链的社会效益。他们尝试在产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并乐意跟农民分享增长的经济利益。
其次，他们相对具有在乡村发展新型特色产业的综合素养。伴随着中国巨量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那些满足其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农业体验、生态产业、农家乐、健康养老等新型“农业+”产业日益兴起。TQ和FH们敏锐地捕捉契机，把目光投向拥有广阔天地的乡村，结合城市经历赋予的较强学习能力、组织能力、资源网络、管理思维、品牌意识等优势，在创业中站稳脚跟并得到发展。新型“农业+”产业经过系列市场洗牌和重新定价，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未来还可能继续呈现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返乡青年在此过程中必然大有作为。
其一，他们不仅追求成功还要追求成就和舒心。他们普遍具有在城市工作的经历且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他们并不舒心和满足。灰色交易和纯粹利益导向的运作规则使TQ面临人性拷问，体制内工作使FH感到缺少挑战性和创造性。TQ和FH都提到自己不能适应城里的工作甚至产生厌恶感，可见成功与成就感并不必然共生，返乡创业青年渴望通过某种方式既能实现成功，又能获得成就感、舒心感等。
1）考虑到装置设备尺寸大，管线较粗，加之重油部位吹扫难度大，考虑实施柴油加超级清洗，降低装置吹扫难度。
我国水资源当前面临质与量的双重危机[1]，水资源总量不足，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只有656. 74 m3/hm2。根据国家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平均比例高达62. 44%，平均旱灾受灾面积15 654千 hm2，占平均有效灌溉面积的25. 75%，缺水问题严峻。在未来水资源的长期需求中，水资源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发展观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3]。
(二)身心健康型
所谓身心健康型，是指从自我或家庭出发追求健康幸福生活的返乡创业类型。
分别于24、48、72 h检测水中的COD、氨氮、SS以及BOD5含量，检测结果见表1.图1为实验用纸，图2为实验过程.
1.时代背景与典型个案
我国现代化进程虽取得显著成绩，创造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和便捷的生活方式，但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绿色革命”以来的现代农业过度依赖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质，食品产业链不断拉长和食品生产结构的帝国化[18]，不可避免地在生态环境、生产、加工、消费等各个环节埋藏致病隐患和各种危机。在传统产业链条中，农民被局限为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其在农业方面的多样化创造性能力也日益枯竭。而传统文化的断根断线问题，城乡异地留守造成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及功能残缺，使人们心灵无处安放。现实中，一些外出青年因自己或家人的身心出现问题，在痛定思痛中感受到“家庭建设与幸福人生”“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性，于是在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找准家庭本位，回归家庭建设，同时也在生存环境逼迫下意识到“药食同源、医农同根”的道理，从生态种养生产和健康饮食等方式的转变上进行生活建设。
案例6：HH，男，广东G市W工坊创始人，1983年生人，2006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城乡生态互助型创业，是当代中国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简称)的开拓者之一。
WH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当瑜伽老师，她发现很多人由于生活压力和工作节奏过快而存在着大量的亚健康问题。2015年，父亲得了肾癌，接受化疗手术治疗后需长期保养。WH想到从健康的生活方式上来帮父亲康复。
复杂问题简单化，人才流动的规律是向往环境好。物质环境主要是城市品质，按目前国内分类：依次为一线、二线、三四线。精神环境较为复杂，但主要考虑个人发展空间，有人注重眼前，有人投资长远。环境也是生产力，生产力有其诸多构成要素，要素构成对称决定生产力发展程度。当然，还有社会主流价值追求的时代因素。
结转计算后，“应纳税额”专栏的余额如在贷方表示一般计税当期应交增值税，对应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主表的第19行本月数，再将该贷方余额结转至“一般计税未交增值税”贷方以核算一般计税增值税款的结算缴纳，结转后“应纳税额”专栏期末余额为零。
WH还结合瑜伽这一爱好，跟几个志同道合的返乡青年开设身体排毒班，宣扬生态种植、健康生活的理念，传授养生方面的知识和技巧。WH的理念是，让人们从自身和家庭出发，关注健康，注重环保，保护生态，通过改变饮食习惯以获得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家庭。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新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营利空间造成挤压，那些顺应城市化和工业化大潮，从乡村被吸纳到城市的青年打工者或小业主们，不得不面临产业转型的挑战。此外，城市工商业高度竞争的生产经营方式、拥挤的生活空间和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高品质生活追求相悖。基于此，部分青年人预感城市传统产业经济滑坡，提前转向更广阔的乡村地区，运用在城市学到的现代知识，结合乡村传统智慧构建多种产业形态，寻觅新的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形成有效增加个人收益乃至提升生态和社会效益的返乡实践。
教师作为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引领者，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价值观念还未形成的小学生来说，更是需要专业的教师进行积极引导。然而，就我国大部分小学来说，还没有实现心理教师的普及化。对于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校来说，其心理教师一般由班主任或者德育教师担任，专业知识的不完备性决定了这些教师不能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疏导。并且学校对于心理教师也不够重视，忽视了对心理教师的培训，导致心理教师的专业技能不强。这些都影响了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展开。
1.时代背景与典型个案
2013年起，HL夫妇经人介绍外出学习，受到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熏陶，明白了如何在和谐家庭建设和生态农业建设中安身立命的道理，决定返乡自制酵素从事生态苹果种植。2016至2018年，HL夫妇与本村其他青年人一起，在当地率先探索新时期的发酵床养猪技术，在果园地里搭建发酵床猪舍，从事“零污染、零添加剂、零抗生素、零消毒剂”的生态养猪试验。目前虽然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而且夫妻共同面对生活挑战，女儿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开心成长，病情日渐好转。
2.特点归纳
最后，经营体制落后。国有企业在进行经营的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经营目标、明确性的战略规划与科学的和质量标准，并且在进行财务预算编制时，随意性较大。在控制流程方面，缺乏科学性的审批权限设计，使得信息与核算难以跟上会计政策的发展。
首先，这些青年都曾在生活中遭遇到家庭或人生变故而返乡。依照成本转嫁理论，城市化、工业化代价在个体生命历程上的体现就是家庭或人生遭遇重大事故，现实中更有因心理身体方面的疾患，因工伤、父母年迈等情况进而返乡等诸多例子，乡村成为现代化危机“软着陆”的后方。该类型青年虽然是主动做出返乡决定，但仍涵盖较明显的外部强制和个人的无奈。
其次，重视和谐家庭建设对健康身心的作用。家庭是人们情感归宿和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单元，具有亲情抚慰和资源支持的“完结性”功能，这也是“家和万事兴”的本义所在。在他们看来，家庭是在追逐利益而付出身心代价之后能“软着陆”的最后“港湾”，要依靠家庭，更要建设家庭，所以应重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需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亲”至上观、和谐家庭观，养成“知足常乐”的理念和“修身齐家”的人生观。
在推特上，普通人拥有的潜在影响力不亚于政治人物、官方机构和传统媒体。据统计，推特上关注度排名前20的账号中除去身为政治人物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现总统特朗普，15个是个人账号，包括演艺明星凯蒂·派瑞、脱口秀主持艾伦·德詹尼斯、足球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等，关注数均在7400万以上，远高于新闻媒体账号中关注数最高的前两名“CNN突发新闻”（关注数5510万）和“纽约时报”（关注数4231万）。虽然上述个人均为公众人物，但反映出个人推特的传播力丝毫不逊于传统话语“建制”。
其三，要从健康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化上解决问题并从事创业。从食品安全的根源——生态或有机农业生产和消费上着手发展经济。在家人身心面临严重困扰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探索“药食同源、医农同根”的实现途径，也愈益认识到土地、水源、农业、食品与人、社会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察觉生态循环农业之劳作对调适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功效，并且以经验验证的方式推己及人。上述两个案例都表明身心健康型返乡青年从解决生活问题出发再到经验性创业带动的特点。
(三)文化理论型
所谓文化理论型，是指在成熟理论指导下探索城乡协同发展的返乡创业类型。
1.时代背景与典型个案
结合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国家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面对城乡失衡的结构性压力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需要一些在文化理论方面有所觉醒的行动者以自身努力呼应之，践行之。具体而言，在文化层面对城乡失衡现状的成因和城乡良性互动乃至融合的路径有了规律性把握之后，一些行动者试图通过自身微小的努力对社会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先是从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人才入手，然后再从形成各种有利于城乡良性双向互助的组织制度创新上进行产业开拓。在这一类型中，返乡青年一般在成熟的文化理论指导下，以城乡之间的教育和流通作为切入点，主动开展能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返乡实践。
位于山东省莱阳市姜疃镇的老工厂里，挂着一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子，这是山东鲁花集团创始人孙孟全多年前挂出来的，当时他的职务是姜疃物资站站长。当时有职工嘀咕：“一个小油坊，能让这七八个干活的人吃饱饭就不错了，用得着这样唱高调么？”孙孟全却告诉他们：“要让中国人都吃上咱们的花生油。”
案例5：LX，男，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山西Y市试点主管，1988年生人，2011年本科毕业，2015年返乡创业。
LX于2007年考取山西农业大学，在学校参加了一个由学生自发组成的支农组织“共产主义建设青年社”，后来注册为“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队员们平时讨论国家时政，寒暑假会组织下乡调研和服务。从那时候起，“乡村建设”作为学术概念进入其视野。在2008年“十一”假期，LX参加由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培训活动，他把这件事称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那个活动上，他在文化理论层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特别是从农业国跨越到工业国的成本与代价，以及农民合作组织、生态农业、城乡互动等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四时，LX参与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六期人才培养计划，毕业后也留在机构工作，主要负责全国大学生实践教育。他走访了许多高校的三农社团，开展培训和交流会，以弥补大学思想、精神和实践的缺失。
为了给青年人才从事乡村建设事业提供知行合一的引导，2015年3月，LX带着爱人、孩子来到山西省Y市乡村扎根创业，使青年人才培训工作与本地化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以农民合作组织理论以及实用生态技术应用为两大抓手，为愿意在乡村创业的年轻人搭建一个快速学习和深入实践的平台。同时，从2015年至今，他以农民生态生产合作与发育市民健康消费合作的方式发育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带动了6对大学生青年夫妇到Y市乡村安家生活，健康生产。
WH2016年回村创办农场，后注册为J生态农园，现有面积100多亩，母亲负责生产，父亲协助，WH和弟弟主要负责销售。WH全家下决心开展环保酵素农业的探索，投入了几乎全部积蓄。起初由于土壤的生态平衡还未恢复，经常会遭受虫害而失收，但后来蔬菜的口感变得越来越好，得到了许多村民和消费者的赞扬。虽然自种植有机果蔬以来并没有获得许多经济收益，但她认为是值得的，毕竟父亲健康有所恢复。
他说，“我们在乡村越待越有自信，这种自信就不仅仅是批判视角，而是一种建构视角。我们所批判的是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文化，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沟通当中，人与人的相处当中。”
案例3：WH，女，河南R市J生态农园负责人，1991年生人，于2016年返乡创业。
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三十四团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2009年以来，该团大力发展以红枣为主的特色林果业，推广丰产栽培、矮化密植等技术措施，加大红枣种植面积，积极创建生态健康果园。目前，全团红枣种植面积已达5.5万亩，红枣总产1.2万吨，红枣产业收入已占全团职工人均纯收入的57%，成为团场调整产业结构、富民增收、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支柱产业。
HH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曾受到“自然之友”(梁从诫先生为创办人)的理念熏陶。在大三假期，HH经学长介绍，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河北定县的农村做实践工作。2006年毕业后留在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此后几年参与了由当代知识分子引导的乡村建设和城乡互助合作试验，对中国宏观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对城乡二元的结构性关系及其后果、以及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的未来等都有文化理论层面的深切理解。
2008年，HH以志愿者身份到广东G市参与当时还是志愿者组织性质的“W工坊”。后来，在HH的带领下，“W工坊”逐渐发展成为对接生态农户和消费者的短链销售平台。他认为“W工坊”属于社会企业，改变了乡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间纯粹的生产消费关系。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一般是由收购商向农户低价收购，经过工厂加工，然后卖到超市等，交易成本极高。“W工坊”赋予产消互动以人情味和信任感，坚持小型生态农户合作路线，使用微信平台等媒体手段教育消费者，通过社区实体店和网上订购，完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在这一系统中，他鼓励生产者采用生态种植方式，使他们有尊严地得到合理和稳定的收入，而消费者则有知情权，能够了解农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来源，吃上健康、生态的食物。
HH认为：“我们要做农民的朋友而不是农民的老板，让更多的农民与消费者走到一起搞共同购买、城乡互动、扶农助农。”
2.特点归纳
首先，他们在读书期间均有着加入与“三农”相关的社团，或是曾经到乡村开展实践的相似成长轨迹。当前高校课堂知识性学习方式已经难以回应年轻人的内心需求，面对城乡二元差距和“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许多大学生渴望走入乡村社会，走进基层农民生活，试图在支农支教中建设乡村、实现人生价值，新世纪以来，以关注乡村社会发展和大学生成长的“三农”类社团遍地开花，还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时期的大学生群体，一旦进入作为社会现实的场域，有过在呈现诸多问题和承载厚重传统文化的乡村进行生活和服务的体验，往往会被播下热爱“三农”和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种子。
在列车运行的过程中，其护轮轨和尖轨的侧磨作用将会使铁路道岔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受到不良影响，进而造成道岔结构的紧实度下降，影响铁路轨道的整体安全性[3]。尖轨侧磨的产生和转辙部分的内部尺寸以及密贴程度具有密切关系；护轮轨侧磨的产生则会受到护轮轨轮缘槽尺寸和技术标准的影响，当铺设工程施工中的技术标准与当下的技术标准不符合时，将会使轮背对护轮轨的摩擦力度增加，导致其受到的磨损作用增大。
其次，他们在宏观的文化理论层面有着相对成熟的反思。一些支农支教社团的成员在大学毕业后，主动到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等NGO机构加强理论学习和行动试验。例如，许多人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毕业学员，该计划以那些关心乡村发展，对农民有感情，具有奉献精神的青年为培养对象，要求他们扎根乡村，全职一年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并开展农民合作互助、生态农业种植等尝试。在这种生成性的、多样化的乡村社会生态实践中，他们形成了对现代化重新审视和反思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认为乡村问题的根源不在乡村而在于城市、在于中国整体，领悟到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需要秉持本土化原则，学会了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合作之道，等等。
最后，他们形成了以城乡协同发展方式从事创业的行动自觉，具有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LX采取带动具有大学生资质的年轻人在乡村从事耕读生活生产的方式，HH则采取发展城乡互助型生态化社会企业的方式，HH还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他们的差异在于根据现实条件和所处的环境而做出不同的事业选择，有的投身青年培育事业，有的致力于合作社建设，有的创办新型农场、开拓城市新型消费市场……以此形成城乡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推动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返乡青年案例的梳理，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理想类型，其中，产业发展型是以顺应市场需求追求经济利益为切入口，身心健康型是从改变生活生产方式出发以追求家庭生活安康为切入口，文化理论型是在一定成熟理念指导下以追求改造社会的理想为切入口，所涉及人群有市民、农民、大学生、企业家等。他们做出返乡创业行为的动力机制与关涉群体，也均各有特色。当然，其他研究者还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青年返乡创业行为划分出更多的理想类型，但无论是多少种理想类型的运用，在本质上不是为了作分别认识，而是服务于对返乡青年的总体性认知。
从返乡青年的主体性视角来看其共性特征，都属于在社会“外在诱因”的作用下“内在基因”萌生并必然发展的结果。城乡失衡的现代化进程、单极的“乡村-城市”推拉机制、现代与乡土传统的结构性断裂、农业产业化中成本转嫁机制的顽固……这些都是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结构性“外在诱因”。而他们与大多数人的行动选择不同之处是：对于外在结构性的不适应遭遇，不是无奈的忍耐和简单的顺从，而是以其个人或家庭行为对固有社会结构进行能动的反思和解构，并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成为新生事物的担当者。比如，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优好型”乡村经济产业的开创者，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新农人的人才机制的探索者，“修身齐家”建设的践行者，将人的生命与乡土进行有机链接的尝试者等。他们组成乡土社会重建的一道靓丽风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
那么，应该如何强化、培育青年的返乡动力呢？这些案例至少带来如下启示。第一，国家要做好长远的顶层设计。国家要在人才振兴的目标导向下制定顶层制度，以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让青年到乡村进行亲身体验，哪怕是短期的亲密接触也可能埋下返乡的种子。第二，教育以及大众传媒应对现代化知识体系做一定程度的消解。现代化知识体系使人们产生“农村很衰败，农业很落后，农民很弱势”的刻板印象，“离农”和“厌农”成为常态。然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并不只有西式路径这一条，我们更应探索具备文化自信的中国道路。教育和大众传媒部门在这方面需采取有效举措，推出“让青年有意愿和能力回归乡土”的一系列话语和理论支撑。第三，青年返乡也需获得地方政府和乡土社会的大力支持，尽快适应从“脱嵌”乡村到“回嵌”乡村的蜕变过程。地方政府要发挥扶持作用，包括提供政策、资源等保障，将乡村振兴事业与青年成长的目标相结合；广大留守群体也要尽力协助并包容青年的事业。以返乡青年为核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最终还需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主体性视角，只是为了方便发现这些看似客观的个体特殊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主观能动性力量，聚焦于从微观行动出发的社会变化特点。依据主体性视角，可在大环境制度结构总体不利的情况下，发现促进返乡行为持久发生的内在动力及其根据，但同时也应观察社会集体与个体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关联过程，其中潜藏的此消彼长的依赖、转化和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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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3G、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0-072-07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17ZDA113)。
作者简介：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苏志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
[责任编辑：李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