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根据臧旭恒（1994）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城镇居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储蓄动机不强，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也少。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为154.9亿元，仅仅是当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1／5。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可见图1）。 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1997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07，比1987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随着消费倾向的降低， 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96年和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为2.8%和1.3%。
以消费倾向的大幅下降为标志，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十年来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这一变异导致目前中国消费需求疲软。城镇居民最终消费占中国GDP的1／4左右， 消费需求的疲软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部门的出口贸易，1998年仅增长了0.6%。（注：数据源于《中国统计》1999年第2期。）在总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况下，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未能很好地启动包括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在内的国内需求，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逐渐放慢。为了确保中国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如何启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学逻辑框架下对计划经济和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全面分析，从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消费理论出发，研究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找到用于启动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方法。
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中，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加快短期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倾向的上升可能会降低投资率，从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启动消费需求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率的下降，即使投资率出现了适度的下调也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吸引投资，激发企业的创新，教育消费的上升还具有增进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因素都能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为了更好地理解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异，我们有必要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建国以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在资源禀赋不利于重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积累率，政府采取了压低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将工业部门的工资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根据胡和卡恩（Hu and Khan，1997）的估计，在1952年到1978年的20多年间， 劳动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在大多数年份中都低于40%，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袁志刚和宋铮，1998）关于中国国有工业企业隐性失业率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1984年以前，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职工实际工资被压制在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水平上。由于受到低收入的制约，改革以前中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和的比重约为60%，城镇居民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可能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非常有限。这是导致计划经济年代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很高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莫迪里亚尼等人（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 ）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中，居民一生效用总和的最大化要求各期消费服从一条比较平稳的最优消费路径。因此，储蓄的作用表现为平滑各期消费。由于各期收入变化所引起的财富波动，中国自从1956年实行统一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资标准以后，职工工资水平一直比较稳定。在1978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年份中，职工年平均工资都在500元至600元之间小幅波动。职工退休收入主要由工作期间的标准工资决定。1978年，中国职工标准工资占工资总额为97.21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职工退休收入与工作期间相差无几。稳定的劳动工资和退休收入决定了计划经济年代城镇居民的收入路径具有较高的平稳性，储蓄作为平滑收入变动的功能被削弱了。因此，较为平稳的收入路径可以部分地解释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动机不强的原因。
里兰德（Leland，1968）发现，当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为凸函数时，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上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从而吸引居民进行更多的储蓄。里兰德的发现被人们称为预防性储蓄假说。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与确定情况相比，居民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增加储蓄，居民所增加的这部分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既可以来自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可以来自未来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我们把前者称为个人风险，把后者称为系统风险。在计划经济年代，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决定，收入按平均分配制度分配，企业担负着职工养老、医疗和意外事故等方面的费用，对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讲，基本上不存在个人风险。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的运作进行了严格控制，虽然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很低，但经济环境却比较稳定，城镇居民面临的系统风险也比较小。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中国城镇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处于正常范围，由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所引起的预防性储蓄数量必定有限。
储蓄除了具有平滑各期消费和预防未来不测之作用外，储蓄本身是一种金融资产，还具有一定的投资性。特别是当居民具有利他主义倾向时，储蓄的投资作用被增强了，因为储蓄作为遗产可以提高居民的效用。（注：这里的利他主义主要是指居民的效用函数中包含着子女的效用。关于利他主义的详细论述可见贝克尔（Becker，198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压低了用于衡量资金投入成本的利率水平。（注：以一年期定期存款为例，在1958年到1978年间的大多数年份中，名义利率尚不足5%。 ）偏低的收益率削弱了居民通过储蓄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动机。麦金农（1988）指出，当金融市场受到抑制时，居民会选择“内部投资”。根据叶文振（1998）所列的数据，如果假设年贴现率为5%，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79年，在中国城市培养一个年满16 岁的劳动力的单位成本现值仅为2148.08元，每年的平均支出尚不足200元。按照1979年中国职工670元的年平均工资计算，如果子女年满16 岁后从业40年，子女培养的单位收益现值可达5266.72元。 只要中国城镇居民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系数比较显著，子女培养的收益率就将大于储蓄的收益率。因此，在金融市场受到抑制和政府鼓励生育的环境下，中国城镇居民“内部投资”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培养更多的子女。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1953年中国14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33%。 到了1964年，这一比重迅速上升到40.61%。由此可见， 中国城镇居民利用子女培养这一“内部投资”方式，部分地代替了储蓄作为投资的功能，从而削弱了居民进行储蓄的动机，使居民的储蓄倾向进一步降低。
三、转轨时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进行了调整，包括工资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过渡到由市场决定。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灵活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方法被广泛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被压低的劳动收入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扣除物价因素，1997年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比1978年提高了195.43%。根据胡和卡恩（Hu and Khan，1997）的估计，1994 年劳动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为53%，比1978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我们（袁志刚和宋铮，1998）的研究表明，从1980年到1995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在劳动收入迅速增长的作用下， 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得到了大幅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扣除物价因素，1997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比1981年提高了201.41%。从消费结构上看，城镇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占消费支出总和的比重从改革前的60%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46.41%，彩电、 冰箱等耐用品的百户拥有量从改革前的几乎为零上升到1997年的100.48台和72.98台。 消费结构的变化说明中国城镇居民已经摆脱了低收入的制约，可能进行的储蓄空间相对计划经济年代而言有了很大的扩展，这是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必要条件。
转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收入路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与工作期间快速增长的收入相比，职工退休收入出现了相对下降，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为了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和各种津贴、 补贴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 到1997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37.93%，远远高于1978年的2.79%。 职工退休收入主要由标准工资决定，标准工资占工资总额比重的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职工退休以后的相对收入水平。第二，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镇居民承担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相对于年轻人而言，老年人在医药用品和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必然更高。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对职工退休收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也是造成职工退休收入出现相对下降的一个原因。转轨时期城镇居民收入路径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处于低收入阶段的退休期被延长了。退休期的延长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卫生事业的发展延长了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据预测，2000年中国60岁女性和男性的期望寿命分别为78岁和82岁，比1980年分别上升3岁和4岁。到2025年，中国60岁女性和男性的期望寿命将分别达到85岁和83岁。（注：数据源于徐文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1998年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国际研讨会论文。）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寿命的延长等同于退休期的延长。第二，由于国有和集体部门的隐性失业规模非常庞大（袁志刚和宋铮，1998），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越来越多的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或者处于停工待岗状态。1996年，中国有892万下岗职工。（注：数据源于1997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根据袁志刚和陆铭（1998）所列的关于上海停工待岗职工的调查数据，45岁以下的停工待岗职工占总数的84.4%。如果这些职工不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在寿命不变的情况下，提前退休和停工待岗实际上就意味着退休期的延长。（注：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比例仅为50%，见《劳动保障》1999年第2期第40页。 ）由于收入路径发生的上述变化，储蓄用于平滑收入路径的功能一下子被凸现出来。由此可见，退休以后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和退休期的延长是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一项关于上海家庭储蓄目的的调查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判断。在家庭储蓄目的排序中，把养老排在前三位的家庭占到总数的69.6%。（注：见《文汇报》1999 年3月10日。）此外，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从业人员应当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使其在退休以后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得以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因此，当一个经济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这个经济的储蓄倾向也会较高。改革以来，中国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1997年达到了56.9%，比1978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这一比重的上升将提高居民总体的储蓄倾向。 从1982年和1990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结果看， 改革以来中国从业人员比重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为54.87%和60.06%，明显超过1953年和1964年的51.46%和49.4 %。由此可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也是造成转轨时期城镇居民储蓄倾向升高的一个原因。
与计划经济相比，未来收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程度大大上升。在市场经济中，个人风险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雇主满意程度和企业运行情况等诸多影响个人未来收入的因素都是不确定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汇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则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以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为例，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美国居民收入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Macurdy,1982;Hall and Mishkin,1982等）。中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逐渐打破，城镇居民的个人风险迅速上升。由于个人风险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基尼系数可以用于衡量个人风险。根据赵人伟和李实（1997）的计算，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到1995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28，已经接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除了个人风险以外，随着政府逐渐放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相对计划经济而言，中国城镇居民在转轨时期所面对的系统风险也在上升。目前，国内需求的疲软、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和下岗人数的增加都是造成系统风险上升的因素。上述分析表明，转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未来收入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只要城镇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不是很大，较强的不确定性将吸引居民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注：斯金纳（Skinner,1988）和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的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是美国居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也是导致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中关于上海家庭储蓄目的的调查结果同样也是支持上述论断的一个证据，因为养老储蓄不仅是居民在高收入阶段为低收入阶段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所进行的储蓄，而且也是收入不确定情况下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一种表现。
凯恩斯（Keynes,1936）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定律，即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扎德斯（Zeldes,1989b ）的数值模拟结果支持了这一心理定律。卡罗尔和金贝尔（Carroll and Kimball,1996）则证明，如果效用函数属于双曲线绝对风险厌恶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函数都是严格凹的。（注：双曲线绝对风险厌恶型效用函数几乎包括了所有宏观经济学中常用的效用函数。）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居民，居民的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这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转轨过程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迅速上升。从收入变化的角度看，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低收入居民。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看，1985年中国城镇最低收入户的年平均收入为482.76元，最高收入户为1383.72 元。到了1997年，最低收入户的年平均收入为2456.11元，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71.07%，而最高收入户的年平均收入为10297.45元，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幅达到150.23%。如果消费函数确实是严格凹的，这种在“馅饼”不断做大的基础上发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在1985年，中国城镇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4，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4。在之后的13年间，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显著下降，高收入居民消费倾向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1997年中国城镇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到0.71。高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也很可观。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则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转轨时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20年来，食品的极大丰富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全面进入城镇居民家庭构成了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物质内容。 在消费支出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家用电器在居民家庭的逐渐饱和（可见表1 ）预示着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未来住房和汽车可能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志刚，1998）。如果说汽车消费在中国涉及较高的道路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难以一下子推广，那么推动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将是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一个有效途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消费为148.66元，仅占消费支出的3.55%。除了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没有彻底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转变尚未形成等因素以外，阻碍住房消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城镇居民在住房消费方面面临着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与不受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水平较低，因为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居民只能消费当期的财富。而当居民一旦预期到未来将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他就会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这是因为流动性约束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影子价格，这个影子价格在居民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利率，它使受到流动性约束影响的居民在确定消费水平时就好象面临着一个更高的利率水平。随着改革以来财富的逐步积累， 199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已经达到了37147.6亿元，各类消费信贷也开始起步，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但是，对于财富积累较少的居民来说，流动性约束依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注：即使是在消费信贷非常发达的美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Zeldes,1989a）。）特别是对于住房这种耐用消费品而言，普通收入的城镇居民可能要花费一生积累的财富才能购买。虽然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和按揭贷款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但如果居民无法获得足额的消费信贷，为了购买住房他只能进行更多的储蓄，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前文所引的一项关于上海家庭储蓄目的的调查显示，有19.2%的家庭把买房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把买房排在储蓄目的前三位的家庭比重达到55%。此外，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产业化呼声的日益高涨，子女教育费用可能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未来的主要支出项目之一。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子女教育费用已经在快速上涨。根据叶文振（1998）所列的数据，即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厦门抚养一个16岁孩子所需的教育费用也要达到17573.3元。 如果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无疑更加惊人。在未来子女教育费用预期迅速上升以及贷学金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父母必然会选择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备子女教育之需。以前文关于上海家庭储蓄目的的调查为例，有39.4%的家庭把子女教育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把子女教育排在储蓄目的前三位的家庭比重则高达84.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购买住房和子女教育方面，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也是造成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1 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部分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录音机
1981年 42.62 6.34
0.220.59 12.97
1997年165.7489.12 72.98
100.4857.2
四、启动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收入的上升、生命周期中收入的大幅度变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流动性约束的存在等因素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转轨时期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消费行为的变异导致目前中国消费需求疲软，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确保中国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我们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四点旨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经广泛的宣传和论证，确立广大居民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此外，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保险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中国城镇居民参加保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政府既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也可以增加税收筹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
第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简称五大改革）应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五大改革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由于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随着改革进程的展开，中国城镇居民会提高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预期。改革拖得越长，居民的风险预期就越高，这将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倾向。反之，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行得越是彻底，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风险预期就会越低，预防性储蓄也会随之减少。
第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缩小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消费函数是一个凹函数，在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这符合凯恩斯的心理定律。因此，只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可望有所提高。就目前情况而言，利用累进税征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既可以减低城镇居民未来收入的风险，也可以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一项促进消费需求的有力措施。
第四，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就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中国城镇居民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可以放宽流动性约束，提高当期消费水平。
五、启动消费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
启动消费需求会降低国民储蓄率。由于国民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主要因素（Deaton,1991），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上升也可能导致投资率的下降。从索洛（Solow,1956 ）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到以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都认为投资率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已被大量的经验研究所证实（比如Barro,1991; Mankiw et al.,1992; Levine et al.,1992等）。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启动消费需求是否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改革以来，中国在大多数年份中保持了35%以上的投资率。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的高速积累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随着计划生育的普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出现大幅下降。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应当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就使得单位劳动力必须配备更多的资本。城镇居民的巨额储蓄为资本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消费需求的疲软，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规模庞大的储蓄无法全部转化为资本，相当部分的储蓄成为闲置资金。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率的上升。相反，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吸引企业投资，促成闲置资金向资本的转化，从而可能引起投资率的上升。此外，投资效率的高低也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萨默斯和汉斯顿（Summers and Heston,1988）编制的数据表，在1960年至1985年间实现年均增长速度6%以上的所有15个国家和地区中， 平均投资率仅为21.9%。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速度远远低于中国，但因为投资效率比较高，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观察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经济类型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97年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只有25.5%，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却达到了52.5%。由此可见，启动消费需求不仅不意味着投资率的下降，而且，只要致力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即使投资率出现了适度的下调，也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应当指出，只要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成立，高水平的投资率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只有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实现同步增长以后， 资本的快速积累才能转化为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舒尔茨（Schultz,1961）很早就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Lucas,1988）， 也可以为研究开发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Romer,1990）。 接受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中国居民对于子女教育的需求很高。就短期而言，通过建立健全贷学金制度可以利用这部分需求提高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启动教育消费可以直接拉动内需。同时，教育消费的上升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从事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改善教育设施和教育环境，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
自索洛（Solow,1957）以来， 技术进步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的源泉在于创新，这也是以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为代表的创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在创新增长理论中，创新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研究开发的产物。单就研究开发的投入而言，中国在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很不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有限的研究开发经费和科研人员大都集中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和高校部门，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严重滞后，这势必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计划经济体制的长久影响以及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足够保护都是造成中国企业创新不足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意义并且开始加大研究开发力度的同时，由于担心无法收回研究开发成本，消费需求的疲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启动消费需求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一个有利环境，提高创新的预期收益，吸引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的上升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