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人口迁移研究进展论文

生命历程视角下人口迁移研究进展论文

生命历程视角下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吴为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通过分析宏观环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联结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生命历程视角为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本研究在生命历程分析的基础上,从移民的生命轨迹、移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移民社会融合出发,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结果显示,众多研究只是将人口迁移和生命历程的某一部分概念相连接,并不能很好地了解移民的行为、解释其行为所产生的累积效应,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并受制度影响。并且,许多方面的移民研究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因此,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移民生命历程的累积效应及其与制度的交互效应。

[关键词] 生命历程;生命轨迹;转折点;移民

一、引言

在1918-1920年出版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首次运用生命历史和轨迹做研究,并强烈建议将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中,这是生命历程理论发展的开端。此后,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托马斯建议运用生命中的纵贯性数据对生命历史进行纵向研究,但这个建议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而破坏性的社会事件,如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对社会和行为科学缺乏财政支持,都造成了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忽视[1]。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了解人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及各种环境中生存,托马斯的建议才被采纳。在20世纪80年代,生命历程理论有了重大进展,研究视角实现了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并引入国家视角。然而,直至21世纪初,这样的生命路径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才被广泛认同为生命历程,生命历程理论也由萌芽发展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现如今,生命历程的研究跨越学科界限(例如社会学、心理学与历史等)和文化边界(例如北美、欧洲与亚洲等),并涉及多个领域(例如老龄化、人类发展与家庭人口等)。

过去的40年里,生命历程视角已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而富有成效的方法。一些支持者认为,生命历程方法是如今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方向和新的核心研究范式。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通过分析宏观环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联结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生命历程视角为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2-3]

移民及其产生的种族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移民具有重要意义。移民的研究与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相一致,移民及其融合问题也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话题,是过去几年众多研究的主题。尽管他们在时间上有相似的发展,但生命历程理论与移民研究之间的交流仍然相当有限。回顾欧洲蓬勃发展的移民文献,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研究没有或仅仅部分地结合了生命历程理论。而在20世纪初出版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作者用生命历程视角研究在欧美的波兰移民,它不仅是生命历程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结合移民研究与生命历程理论的经典研究。

然而,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路线尚未完全进行深入研究。尽管移民已经成为现代欧洲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并由此产生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但研究主要是解释移民在发生迁移后的特殊地位。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的主要焦点是移民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身份和归属问题[4];在人口学研究中,研究着眼于特定的过渡时期,例如,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机、与当地伴侣的通婚[5]。而这并不能很好地形成个体、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推进移民研究的进展[6][7]。社会学生命历程视角所提出的动态的研究方法,能更好地了解移民的行为、解释其行为所产生的累积效应,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并受制度影响。本文将按照生命历程的核心概念,对生命历程视角下移民分析的主要问题(迁移与移民、移民的发展、移民的影响)进行简要梳理。通过将移民的生命发展轨迹、时间观纳入到跨水平、跨领域的生命历程的框架中去,引入最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将社会变迁的时空因素、与个体差异相关的不同成长环境等因素相结合,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移民的生命轨迹:年龄、时机与人口迁移

“轨迹”,是毕生发展中某一长期存在的社会角色或自身心理状态,如子女或父母、下属或领导、本土居民或移民等延续很长的社会角色,长期抑郁等。这种社会角色或状态可能发生转变,也可能延续。生命历程研究通常将生命轨迹、特定习俗和生命领域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虑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事件,其中,生命领域是由生命事件与转变交织而成。

生命事件对移民至关重要[33]。部分原因是,生命历程由体系所构成,许多生命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生命阶段和年龄跨度的典型[34]。移民决策主要是由生命事件以及在一些生命领域里感知到的机会所驱动。并且,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的因素触发迁移。例如,在年轻人中,从学校到高等教育或就业的转变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住房移动则与结婚(和离婚)、分娩、就业变化相关[35]。在晚年,迁移往往与具体的生命事件有关[36],如退休、寡妇生活、以及养老[37-38]。为此,本文将按照不同生命阶段的移民进行区分,对移民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梳理。而由于未成年人移民主要是作为“被携带者”进行迁移,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对象是成年早期移民以及在成年早期之后迁移的移民。

(一)不同年龄/生命阶段的迁移轨迹

迁移决策主要是由生命事件以及在一些生命领域里感知到的机会所驱动。个人(或家庭)迁移的可能性及其空间选择性,取决于该人(或家庭)的居住偏好,而这种居住偏好由多重因素所决定[8],如经济状况、多种限制(例如上班距离的长短或家庭关系的远近)、首选目的地的机会与约束(例如住房和就业的可及性)[9]以及对特定住宅环境的依赖。事实上,人们认识到,迁移涉及年龄、家庭状况和生命事件发生时机间复杂的相互作用[10]。迁移的可能性会因年龄或在生命历程中所处的阶段而发生改变,并且有特定年龄的迁移计划[11]。特定生命事件(例如成家或退休)的预期也被认为对迁移决策和行为有影响[12]。此外,移民在不同年龄的迁移有着不同的动机。关于移民动机,Millington[13]认为劳动力市场对迁移的影响力会随着移民年龄的上升而下降,而舒适性和住房效应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这有助于解释生命历程中城乡移民的主导方向,以及在城乡地区的主要迁移过程。

迁移决策还涉及移民进行迁移的类型。迁移类型涉及年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不同迁移类型的移民会有不同的生命轨迹。此外,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迁移轨迹,如短期迁移、长期居住、回迁等。由于“创业潮”进行回流的人群,他们更多处于成年期;为消费而进行回流的人群则通常处于退休期。较少文献将回迁的人群特征与他们的早期经历相结合。

(二)移民的生命轨迹

在北美背景下,伴随着第一代国际移民的出现,移民定居行为理论也应运而生。受国际移民迁入新国家后的定居行为理论所驱动,移民融合研究逐渐增多[50]。古典同化理论假设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一个直接和线性的适应过程,这也是移民融入研究的核心假设,认为移民在迁移后将自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然而移民适应的总体思路仍常被视为一种自动的单向过程。直到最近才强调,它是一个涉及个人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结果的复杂动态过程,在解释融合时,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分解为融合与不融合,也不能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51]。总的来说,很多理论都是采取相当静态的方法来解释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而动态考察嵌入在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内的移民行为及其累积效应,则需要社会学生命历程理论所提供的动态研究方法。

一是对移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关于移民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涉及时机与人的能动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George[14]对与心理健康社会学相关的生命历程五个时间维度进行回顾:(1)暴露时长,暴露于风险因素或保护因素的时间长度对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2)持续时间相依性,即在特定时间具有某种状态,在接下来的日子会维持这种状态。(3)时间顺序,即特定事件、经验和环境将根据其发生的年龄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效果。(4)关键时期,即如果具体的发展任务没有在适当的年龄完成,后续的发展将被推迟或终结。(5)转折点或里程碑效应,即某些特定事件、经验或过渡的发生可能改变个体预先存在的长期或永久的轨迹。有研究发现,年轻移民(儿童,青少年)在成年期间遭受精神疾患的概率较高。Gong等[15]从人的能动性(自愿、迁移原因及迁移规划三角度)出发,分析其与时机对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认为自愿移民通常有很强的动机去寻求更好的教育和经济机会,而非自愿移民(如政治难民)由于其原籍地的战争或其他危机而被迫迁移,他们获得卫生和人类服务的机会有限,往往患有创伤后压力障碍和抑郁症;并且认为具有明确目标的移民不太可能患有心理健康问题。Gong等[15]发现移民原因对自己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移民年龄而异。与年龄最小的移民(6岁或以下)相比,在没有明确目标的青春期和青少年期间迁徙的人心理压力较大,而在成年期(25岁或以上)迁徙的人遭受抑郁障碍的可能较少(除了为改善生活目标而迁徙的人除外)。

转折点是指会对生命轨迹产生持久变化的生命事件或转变。或者说,转折点是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生命轨迹的重大变化[22]。它可能涉及一个人如何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转变、一个人如何应对风险或机遇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不是临时的,它是一种持久的变化。然而,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转折点才会变得明显。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对生命历程的转折点进行梳理,一方面梳理作为重要转折点的迁移事件对生命轨迹的影响,另一方面梳理生命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对迁移的影响。

三、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

二是对移民的身体健康的研究。从生命历程视角延伸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移民健康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受累积不平等的影响[16]。不仅仅是童年中的经济状况,早期的生活方式都会对个人健康状况有累积作用。当人们达到高龄时,其结果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表示,老年人的长寿和健康受到整个生命历程中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在生命的早期阶段,持续的疾病预防或损害健康的经历,会改变健康状况[17]。另一种观点认为迁移可能影响健康,但不是因为经历本身,而是它发展的条件[18]。如果身体健康受到生命历程的经济、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制约,有可能认为一些轨迹和转变会影响健康状况。这样,迁移可能通过其发展的条件来改变健康轨迹,而不是因为迁移经验本身。因此,迁移经验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出现迁移的条件、迁移类型、迁移目的地,原始移民地的历史以及生命历程中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机。一些研究表明,语言、宗教或文化差异阻碍移民医疗保健;与当地人相比,甚至与其原籍国人相比,移民中存在更多的疾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迁移过程中接触到新疾病源[19],还因为移民对新环境的陌生以及移民遇到的歧视、拒绝和敌对行为[20]。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此类事件相关的风险因素可能导致身心健康发生根本性变化[21]

(一)迁移对移民的影响

无论是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必定会对个人居住的环境产生持续的变化;它也可能会打开或关闭机会、或改变个人观念与信念。因此,移民是生命历程重要的转折点,会对生命历程中的家庭轨迹、就业轨迹等产生持久变化。生命历程视角下,移民作为一个重大转折,它的发生不仅会在当下对生命轨迹造成影响,而且会长期发挥作用。婚姻与生育是移民必然要考虑的问题,迁移对婚姻和生育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婚姻是群体发展与再生产的起点,对生育、职业等其他事件有直接影响;此外,初婚年龄会影响生育年龄、人口年龄结构等。因此,众多研究考察了移民的初婚年龄。

迁移行为影响初婚年龄,这在众多研究中均有表明,但对作用的具体方向却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主张推迟效应的人认为,迁移行为将个体排除在迁出地婚姻市场之外,而且移民往往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迁移过程中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所以迁移会显著推迟个体进入初婚的时间[23]。有学者认为迁移经历有助于增强移民婚姻观念的现代性,所以在迁移之后,移民有可能在主观上更加愿意推迟结婚[24]。经济发展、就业压力、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市场费用高昂、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现象的普遍化等都对婚姻起到推迟作用。主张提前效应的人认为,城市的高收入有利于结婚所需财力的积累,所以,迁移行为会加速婚姻的形成[25]。还有学者认为,迁移造成的社会网络的变更与扩大,使得移民进入更广阔的婚姻市场,提前找到配偶[23]。对迁移人口的生育力,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26-29]。每个观点都得到了支持,但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

在基本类型中,位居地文、水域景观、天象与气候、生物、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榜首的分别是山岳、泉、雨、梅、佛寺和宫殿遗址等景观。具体而言,佛寺类人文旅游资源以83项、占总数21.12%的比例遥遥领先,成为康、乾二帝南巡的首选景观;园林、山岳类旅游资源分别有39、34 项,占总数的9.92%、8.65%,位列第二、第三。

社会化假说的一个中心假设是:移民的生育行为主要受童年环境的生育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因此,移民的生育水平与迁出地非移民的生育水平相似;在迁入、迁出地的生育率存在差异时,迁入地的人口生育率的趋同仅发生在下一代。相比之下,适应性假说的一个假设是:生育率主要是受个人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非童年环境。这一假说认为,移民迟早适应目的地环境中主导的生育行为。选择假说反过来又认为,行为改变不是问题,而是移民是一群特殊的人,相比迁出地,他们的生育偏好与迁入地的人的行为偏好更相似。最后,中断假说表明,随着移民的迅速发展,由于移民过程中存在的破坏性因素,移民的生育水平特别低。而由于横截面数据的限制,很难分清这四种假说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

此外,迁移也会对职业、收入等产生影响。Raphael和 Riker[30]发现,妇女和少数民族工资的一些不明原因的变化可归因于住宅空间流动性的差异,因为非流动工人的就业机会较少,只能将就不适合的岗位,获得较低的工作收入。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内求职,而低技术人员则在当地求职。Blau和Duncan[31]认为,选择性迁移将出生地的先赋性影响力转化为获得成就的机会,选择性迁移及其趋势的增强使得成就的标准普遍化。在国内,迁移是农村劳动力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因为城市地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培训投资等。不论是技工人员还是低技术人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日渐普遍,其中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高于未外出劳动力;且迁移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一些进城民工甚至直接将进城看成积累知识和经验、扩充阅历的“投资”机会,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收入的增加[32]

桑干河流域地处内陆高原,属北温带较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受季风影响强烈,并具有山区气候特征。根据山阴县县城气象站资料,多年平均降水量362.4 mm,主要集中在7~8月份,多年平均气温7.6℃,年内1月份平均气温最低,7月份平均气温最高,多年平均风速为2.6 m/s,汛期最大风速达20.0 m/s,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 967 mm,最大冻土深为1.47 m,无霜期为171 d,出现大风天数为17.4 d。

(二)生命事件对移民的影响

相控阵及TOFD超声技术代替射线检测进行无损检测在沙特拉比格项目部得到了成功的应用,涉及范围包括油罐,高压管道,低压管道等。业主也肯定了相控阵和TOFD的作用了,在沙特拉比格项目部取得了良好的质量效益、经济效益、工期效益、安全效益,为项目部的工程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项技术具有多项优势,必将在以后无损检测行业广泛的应用,必将在中国的电建行业广泛的应用。

在成年早期影响移民的生命事件包括:开始职业培训或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以同居或婚姻形式组建联盟[39]。高等教育入学、工作往往与年轻人的长途迁移息息相关[40]。婚姻与同居是女性进行长途迁移最重要的动机之一,伴侣搬迁希望与意愿对夫妇的移徙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男性养家者的意愿[41]。此外,婚姻状况的任何改变都会显著增加迁移的概率,包括离婚和分居[42]。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期待有孩子的家庭,生活在一个宽敞的住宅或一个善待儿童的环境是他们迁移的重要动机[43]。但是在已有文献中,对分娩和移民间的联系有不同的发现。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它们之间没有影响,而有些甚至发现它们间是负相关的[44]。Clark 等[42]发现,如果纵向分析,生育对迁移有影响;如果横向分析,则不会有影响。Michielin 和 Mulder[45]发现,在怀孕期间,人们会频繁地进行短距离的迁移。通过仔细观察受孕和生育对居民流动和移民的影响,Kulu[46]发现从大城市到农村的移动更有可能是发生在第一个,第二个甚至是第三个孩子出生前后的几个月。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会降低流动概率,除非是从大城市迁移至农村。

此外,已经发现移民经验会极大地增加后续迁徙的可能性[47]。对这一发现的一个解释是,曾经居住在其他城镇的人们更加意识到真正的选择[48]。此外,具有移民经验的人可能已经学会了怎么实现迁移,这使他们感到更自信,因此预计迁移的心理成本会降低[47]

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同时提供了个人的生命历程背景[34]。Esser将移民融合过程的研究与生命历程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联系起来,认为融合过程不是通用的,个体选择在受限制的环境中具有差异性。根据他的核心假设,个人行为总是与投资选择的预期效用有关[57]。Esser指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融合过程也取决于个人投资选择的结果,而个人和社会背景特点对移民效用的影响是有限的[58]。这为移民融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视角,既侧重于微观层面的选择,同时又关注宏观层面的条件,此外,Esser的研究引起人们关注迁入地投资环境、移民群体规模、群体的出现及构成、边界的移动或消除等。

在成年早期之后,触发迁移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及住房,教育、就业等因素的影响在减弱。Millington[13]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对迁移的影响力会随着移民年龄的上升而下降,而舒适性和住房效应的重要性有所提高。原籍地和首选目的地的住房和住房市场的性质可能是迁移和选择住宅环境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房价。选择住宅环境时较少会考虑就业机会,而开始侧重于城市环境,城市的定居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性质,会影响到移民格局。这可能在退休期间或退休前最明显,正因如此,年龄较大的人群最有可能从城市中心迁往更远的农村目的地[49]。过去40年的逆城镇化趋势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逆城镇化的特征使中年及更老的人群迁入农村。除住房外,家庭也是触发迁移的重要因素。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父母为了抚养孩子更可能迁移到农村的一个更愉快的住宿环境中。

四、宏观环境、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移民的社会融合

移民的生命轨迹涉及移民的社会角色及健康状况。在最近几十年来,生命历程理论逐渐为移民的健康及其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对移民健康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来自于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视角。移民生命历程中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塑造微观层面的生命历程,个体移民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对社会结构和制度产生反作用。这意味着研究应更关注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制度及其演变过程。此外,移民生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不能通过“孤立”的时间点来研究,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更注重动态分析,但许多应用生命历程理论方法的研究只关注生活的一个领域或单一的转变过程,对生命轨迹及生命阶段不够重视。传统上,关于移民融合的文献关注的是不同的生活领域和它们之间的联系。Gordon提出的古典同化模型认为,融合涉及到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同化并不必然引起其他领域的同化[52]。最近的研究注意到移民青年向成年期的转变[53-54],但是对涵盖整个生活史的生命轨迹(包括生命事件的时机及其发生顺序)的关注却少得多。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在不同的领域,比如教育、工作和家庭,往往都发生了转变。且一个领域中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其他领域中的时间是相关的,生命后期的可能性及选择也往往与早期的决定及条件相联系,单独研究这些领域的转变并不能认识到这些领域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的相互关系[56]

银川市滨河新区拟通过生态供水管网灌溉,确保供水量和水质满足园林绿化用水需求,确保植物长势良好。项目建设地地势平坦,具有一定的供水、供电条件。

Berry[55]对不同的移民融合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文化适应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文化适应结果取决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环境、个人因素以及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Portes等[56]也考虑到迁入地的环境因素,分析迁入地社会中国际移民的不同生活方式,并提出不同融合结果的想法,并提出“多向分层同化”概念。尽管他们的研究都与生命历程研究有联系,但是研究移民生命历程时,要考虑到移民所处的阶段(如成为成年人,建立家庭,退休)、移民自身的社会化背景(第一代,第二代,出生地和受教育地)、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等。

2013年汛期,嫩江、松花江发生了1998年以来最大的流域性洪水,黑龙江发生了1984年以来最大的流域性洪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防总、松花江防总的组织指挥和有关部门、地区全力支持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军民共同努力,夺取了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流域防汛抗洪斗争全面胜利,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对国际移民而言,不仅要考虑迁入地的社会背景,还要考虑迁出地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移民的种族背景,其将此称为“社区效应”[59]:个人的族群是其生命历程的重要背景。此外,从生命历程角度对融合问题的研究,除了从以上几方面外,还有研究强调与移民相互联系的生命的重要性,例如,研究不同的家庭模式因迁移而发生的变化。

通过自由旋转链模型对蠕虫状链的均方末端距进行统计,可以纠正原有模型在推导过程中的错误,所得结果既可以用于模拟刚性链,也可以用于模拟柔性链,因此有助于蠕虫状链模型得到正确而广泛的应用.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生命历程核心概念出发,对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移民研究进展进行总结。首先,从年龄、时机、人口迁移角度分析移民的生命轨迹,它涉及不同年龄/生命阶段的迁移选择以及移民的生命轨迹两方面内容;其次,从移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出发,一方面梳理作为重要转折点的迁移事件对生命轨迹(婚姻、生育、职业与收入等)的影响,另一方面梳理生命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对不同生命阶段移民(成年早期移民、成年早期之后的移民)的影响;最后从宏观环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角度梳理相关的移民社会融合研究。

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对移民生命轨迹的最新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进展是重视迁移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是否迁移的选择、迁移的动机、空间选择性等进行研究,其中也涉及不同迁移类型的后期发展轨迹[15]。在这方面,大多数研究只是简单的涉及到某一生命阶段的发展,对整个生命史内生命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关注比较少。另外,由于移民的迁移行为受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限制,多数研究对迁入地的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没有深入探讨迁出地和迁出地的社会制度、结构与移民群体的相互作用机制,移民行为还可能反作用于社会制度[60]。第二个进展是重视移民健康轨迹的研究,将移民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和生命历程相结合。对移民心理健康问题的生命历程研究,主要从生命历程视角的时机及人的能动性出发,其中George总结了基于生命历程的心理健康研究五种时间效应:暴露时长、持续时间相依性、时间顺序、关键时期、转折点或里程碑效应,这同样适用于身体健康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动态考察移民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时间效应,并分析其累积效应[14]。并且,移民健康问题的研究应该从当前的社会经济因素转移到生命历程的“上游”,并加强累积过程的时间性分析。和其他类型的不平等相比,健康不平等既有不断建构和变迁的社会属性,也有生命体演化特征的生物属性和时间属性[6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整合数十年的生命历程信息,尝试刻画与年龄相伴随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移民健康的影响轨迹。

从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出发,大部分研究将迁移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分析其对婚姻、生育、职业与收入的影响。其中,在研究迁移对移民婚姻影响的文献中,主要关注的是迁移对初婚的影响,未形成统一结论,且对再婚的关注较少。较多学者尝试刻画迁移对生育的影响,并延伸出四种不同的观点:社会化假说、适应性假说、选择假说与中断假说,并且每种假说都有数据支撑,但都受到挑战,不能确定哪种假说就一定是正确的。此外,还有研究分析重大事件对不同生命阶段移民的触发作用,其中涉及到的生命事件包括:读书、婚姻、就业、生育、退休等,然而涉及宏观环境、早期经历的研究较少,而这两者也可能触发迁移[45]。迁移的触发因素因年龄或在生命历程中所处的阶段而发生改变,可以尝试对触发因素进行长期考察。

STEAM教育起源于STEM教育,是指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人文艺术(Arts)、数学(Mathematics)学科相关的教育[9]。STEAM教育打破学科疆域,将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相互协调配合,最终形成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完整知识体系,并以问题解决的形式,将其运用到与实际相关的情境中,旨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创新应用能力,促进高阶思维能力发展,这为高中生发展核心素养提供了前提与保障[10]。

在移民社会融合研究方面,许多研究从宏观环境出发,研究社会制度对移民融合的影响。此外,还有从人的能动性、相互联系的生命角度研究移民融合。除了从宏观环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角度研究移民社会融合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多从生命历程的累积优势和劣势出发。生命历程的累积效果不仅仅作用于健康状况,对融合也会产生影响。Dannefer[62]将不平等的累积过程描述为,与结构性位置相关的初始优势或劣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通过不断的累积,导致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社会融合或健康状况的系统性分异。并且,早期的劣势增加了移民以后暴露于风险的可能性,或者是经历充满艰辛的生活,比如增加了以后吸烟、酒精依赖和肥胖等不良习惯的风险,进而对个人社会融合形成持续的不利影响。此外,还可以从代际关系和家庭动态方面更深入地了解移民的融合过程。

品牌离不开渠道的拓展,陈伟表示,邦力达·两河源果业专业合作社在果品销售的传统渠道和电商渠道同时发力,目前已建立起京东旗舰店、微信商城等平台,并对接全国各大主要农产品交易市场,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外地果商进行实地采购。2017年,合作社内帮助社员销售猕猴桃、柑橘等水果500多万斤。通过在种植管理、农资投入、品牌打造到水果购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社员依托合作社的农资和服务种出好果,合作社为社员的好果赋予品牌,实现了农户、合作社、农资企业、水果消费市场等多方的融通共赢。

参考文献

[1]Thomas W I,Volkart E H.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51,6(9):476-482.

[2]Elder Jr G H,Johnson M K,Crosnoe R.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M].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Springer US,2003:3-19.

[3]Heinz,Walter R.,Johannes Huinink,and Ansgar Weymann,eds.The life course reader: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cross time[M].Campus Verlag,2009.

[4]Heath A F,Rothon C,Kilpi E.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Education,unemployment,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J].Annu.Rev.Sociol,2008,(34):211-235.

[5]Coleman D A.Trends in fertility and intermarriage among immigrant popu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as measures of integration [J].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1994,26(1):107-136.

[6]Van Tubergen F.Occupational status of immigrant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eventeen Western societies[J].Im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2006:147-171.

[7]Milewski N.Fertility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West Germany:an event-history approach[D].Rostock,Univ.,Diss.,2008.

[8]Kley S A,Mulder C H.Considering,planning,and realizing migration in early adulthood.The influence of lifecourse events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on leaving the city in Germany[J].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2010,25(1):73-94.

[9]Feijten P,Hooimeijer P,Mulder C H.Residential experience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hoice over the lifecourse[J].Urban studies,2008,45(1):141-162.

[10]Geist C,McManus P A.Geographical mo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J].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08,14(4):283-303.

[11]Fischer P A,Malmberg G.Settled People Don't Move:On Life Course and Immobility in Swed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2001,7(5):357-371.

[12]Stockdale A.The role of a‘retirement transition’in the repopulation of rural areas[J].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06,12(1):1-13.

[13]Millington J.Migration and age:The effect of age on sensitivity to migration stimuli [J].Regional Studies,2000,34(6):521-533.

[14]George L K.Taking time seriously:A call to action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014,55(3):251-264.

[15]Gong F,Xu J,Fujishiro K,et al.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sian immigrants:The role of human agency[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11,73(11):1618-1626.

[16]Ferraro K F,Shippee T P.Aging and cumulative inequality:How does inequality get under the skin[J].The Gerontologist,2009,49(3):333-343.

[17]Kristensen,P.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BMJ,2006,333(7579):1177-1177.

[18]Montes de Oca V,García T R,Sáenz R,et al.The linkage of life course,migration,health,and aging:Health in adults and elderly Mexican migrants[J].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2011,23(7):1116-1140.

[19]Angel R,Angel J,Markides K S.Salud física de los mexicanos migrantes mayores en los Estados Unidos[J].Envejeciendo en la pobreza.México:Instituto Nacional de Salud Pública,2003,13(3):153-172.

[20]Finch B K,Kolody B,Vega W A,et al.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Mexican-origin adults in California [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000,41(3):295-313.

[21]Cuellar I,Bastida E,Braccio S M.Resid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subjective well-being,and depression in an older Mexican-origin sample[J].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2004,16(4):447-466.

[22]Cappeliez P,Beaupré M,Robitaille A.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life turning points for older adults[J].Ageing International,2008,32(1):54.

[23]Jampaklay A.How does leaving home affect marital timing? An event-history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Nang Rong,Thailand [J].Demography,2006,43(4):711-725.

[24]Boonstra O.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life course:The family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literates and illiterates in the Netherland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J].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1998,3(3):303-313.

[25]Parrado E A .Marriag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timing and ordering of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mong men in western Mexico.[J].Men Family Formation & Reproduction,1998,(5):13-15.

[26]Hervitz H M.Selectivity,adaptation,or disruption?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hypotheses on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fertility:The case of Brazil[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5,19(2):293-317.

[27]Rundquist F M,Brown L A.Migrant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Ecuador[J].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1989:109-123.

[28]Lee B S.The influenc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migrant's fertility behavior in Cameroon [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2,26(4):1416-1447.

[29]Kulu H.Migration and fertility:Competing hypotheses re-examined [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2005,21(1):51-87.

[30]Raphael S,Riker D A.Geographic mobility,race,and wage differentials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9,45(1):17-46.

[31]Blau P,Duncan O D.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J].New York:John Wiley&Sons,1967,13(5)133-135:

[32]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管理世界,1997,(05):81-101.

[33]Mulder C H,Hooimeijer P.Residential relocations in the life course [M].Population issues.Springer Netherlands,1999:159-186.

[34]Ulrich Mayer K.Whose lives How history, societies,and institutions define and shape life courses[J].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2004,1(3):161-187.

[35]De Groot C,Mulder C H,Das M,et al.Life events and the gap between intention to move and actual mobility[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11,43(1):48-66.

[36]Rogers A,Frey W H.Elderl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a comparative study[M].Belhaven,1992.

[37]King R,Warnes T,Williams A.Sunset lives:British retirement migration to the Mediterranean[M].Berg,2000.

[38]Chevan A.Holding on and letting go:Residential mobility during widowhood [J].Research on aging,1995,17(3):278-302.

[39]Wagner M.R umliche Mobilit t im Lebensverlauf:e.empirische Unters.sozialer Bedingungen d.Migration[M].Enke,1989.

[40]Mulder C H .Migration dynamics:a life course approach[J].Amsterdam,Netherlands,Thesis Publishers,1993,9(4):511.

[41]Mincer J.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5):749-773.

[42]Clark W A V,Ledwith V.Mobility,housing stress,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6,38(6):1077-1093.

[43]Kim T K,Horner M W,Marans R W.Life cycl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selecting residential and job locations[J].Housing studies,2005,20(3):457-473.

[44]Li S M.Life cours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Beijing,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4,36(1):27-43.

[45]Michielin F,Mulder C H.Family events and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coupl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8,40(11):2770-2790.

[46]Kulu H.Fertility and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life course:evidence from Austri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8,40(3):632-652.

[47]Massey D S,Espinosa K E.What's driving Mexico -U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empirical,and policy analysi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102(4):939-999.

[48]Goldstein S,Frey W H.Residential mobility,migration,and metropolitan change[M].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49]Dean K G,Shaw D P,Brown B J H,et al.Counterurbanis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s migrating to West Cornwall[J].Geoforum,1984,15(2):177-190.

[50]Parker Frisbie W,Cho Y,Hummer R A.Im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1,153(4):372-380.

[51]Wingens M,Windzio M,Valk H,et al.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M].Springer,2012.

[52]Gordon M M.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1964.

[53]Bernhardt E ,Goldscheider C ,Goldscheider F,et al.Immigration,Gender,and Family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Sweden [J].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2007,36(5):443-444.

[54]de Valk H A G,de Valk H.Pathways into adulthood:A comparative study on family life transitions among migrant and Dutch youth[M].Rozenberg Publishers,2006.

[55]Berry J W.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acculturation[M].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3.

[56]Portes A,Zhou M.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3,530(1):74-96.

[57]Esser H.Assimilation,ethnische Schichtung oder selektive Akkulturation Neuere Theorien der Eingliederung von Migranten und das Modell der intergenerationalen Integration [J].K 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KZfSS,2008,10(2):81-107.

[58]Esser H.Does the“new”immigration require a“new”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4,38(3):1126-1159.

[59]van Tubergen F A.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Origin,destination,and community effects[M].Ponsen & Looijen,2005.

[60]Stockdale A,Catney G.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urban rural migration: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l context[J].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14,20(1):83-98.

[61]Montez J K,Hayward M D.Cumulative childhood adversity,educational attainment,and active life expectancy among US adults[J].Demography,2014,51(2):413-435.

[62]Dannefer D.Cumulative advantage disadvantage and the life course:Cross-fertilizing age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J].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3,58(6):S327-S337.

[基金项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年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吴为玲(1995-),女,江西上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李亚利)

标签:;  ;  ;  ;  ;  

生命历程视角下人口迁移研究进展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