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黎明”——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内涵论文,散文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2-0065-06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如果以1966年作为这一代人生命里程的一个坐标，她们在这一年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7岁，正是由童年进入少年或由少年进入青年的时期。对于一个人心智的成长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她们就在这非常重要的时期赶上了一个红色的激情时代。喧嚣热烈而又贫乏单调，斑驳陆离的红色时尚后面，她们的父辈、母辈、师长乃至亲朋好友们正在受难，一夜之间丢失了所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尤其重要的是，在求知欲、好奇心最为旺盛的时期，她们被强行阻断了求学的路，一夜之间完成了由红色童话世界向生活最底层的跨越，她们过早地看到和知道了人的生存处境之艰难，知道了真实和谎言的巨大反差。较之上两代人来说，这是她们的不幸，同时也是她们的幸。到了1979年这又一个生命的坐标年代，她们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刚刚20岁，即使是从头开始也全都来得及。在这一代人的90年代女性散文中，有难以避免的困惑、彷徨、迷惘，更有人生历练中得来的醒悟。她们抓住了80-90年代这个属于她们的生命的成长期阅读、观察、思考，迅速地扩展充实了她们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从认识、领悟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红色年代开始，接续了她们的前辈对苦难记忆的反思，在前辈们不得不终结的地方，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收获了以生命意识为基础的性别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生命在穿越了混沌、蒙昧的漫漫长夜之后的日出和黎明，然而是“带伤的黎明”，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向经验层面的提升，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的反刍和生命的蝉蜕过程，也是一个女人精神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自我疗救与自我启蒙过程。
她们的散文话语方式超越了上两代人的“自传式思维”，告别了不乏矫情的英雄抒情时代，呈现出融合自我与他人、与社会，融合感性与理性的知性之美。她们敢于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敢于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感觉去触摸认知自我，触摸认知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她们没有同代人中一些男性作家们那种自我欺瞒的红卫兵情结和永不忏悔的矫饰，她们不去重拾那破碎的激情碎片，为自己打造出一副幻想的锁链，并在这锁链中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她们完成了由人生的飞扬到人生的安稳或飞扬中的安稳、安稳中的飞扬的转换。
时间过得很快。这跨世纪的一代人转眼之间已由青年进入盛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纪了。这是生命的盛夏季节。可以预期，她们中间一定会长成几株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散文大树。
穿越“红海洋”的“个人”
那是一个红色君临天下的时代。什么都是红的：红宝书、红太阳、红心、红卫兵、红后代、红五类、红袖标、红少年、红孩子、红色恐怖、红色风暴、红色宣言……1966年夏天，还真的造出了一个“红海洋”，真的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街道，商店的墙壁、牌匾全部涂成了红色。那正是这一代人的童年——少年时代，红色是留在她们记忆中的惟一颜色，是她们“无可逃避的胎记”(张抗抗)。这就决定了她们告别那个时代的精神仪式，她们的成人典礼，是对那个“红海洋”的反思和超越。
《红色变奏曲》[1](P41-42)就以对红色的再认识作为对一个时代的再认识的开始。这是张抗抗的一篇有关她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创作谈，是穿越过“红海洋”的母女两代人对那个红色时代的感觉，对主宰了一个时代的颜色——红色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辨析：“作为一个本世纪的中国人，恐怕没有比对红色更熟悉更敏感的颜色了。从红色理想至红色风暴最后演化为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她说她的小说便是“对红色的一次重访，一次还原，一次剥离，一次解构”。作为一部类似家族史的女性新历史小说，它的思想凝聚点便建立在对红色历史的真实、细腻的生命体验之上。她为自己的体验找到了一个整体意象，那便是同为红色的不同色性、色素、色调、色感的“赤彤丹朱”，象征了一个由红的不同等级组成的“一个封闭而变态的同类颜色板块”，其中的“朱大红、正红，是皇权与豪贵的象征”，“承袭了帝制的传统，被赋予革命的内容，然后吞没了其他所有颜色，荣升为理想的全权代表”。这种以女性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对大一统的红色的辨析和剥离，是对一个曾经裹挟了几代人的红色神话的反思和解构，揭示了红色神话最根本的性质：以“革命”、“理想”全权代表的姿态出现的封建等级观念，是怎样以席卷一切的不容置疑的强权力量吞噬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在那块似红非红的底板上，留下的是辨不清颜色的血迹与泪痕”。张抗抗说，她的《赤彤丹朱》便是在“那四个红色的汉字重叠交错，相互勾连又彼此挤压”，“从红字的缝隙中产生”的“哀婉悲凉的红色变奏曲”，一曲被红色历史托起的女性生命故事。
《虚墟的记忆》(张抗抗)[2](P194)写“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多年后作者在西柏林参观一个德国人举办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展览”。展览馆里一张张臂戴红袖标振臂高呼的人的宣传画，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一盒盒毛主席语录卡片，一份份红卫兵小报，使她与烙印在心灵深处的创伤性记忆迎面而遇，使她不能掉头而去。“那些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大如银盘，小似衣扣，像一只只冒着金丝的眼睛，逼视着我”。记忆复活了，“好似一面畸形的哈哈镜，走出无数个十几年前的你——自己和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作者认为，这些被西方人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是历史之树上结下的果实，不能抹去，也不会消失，它会随时随地提醒你健忘的神经，“作为无可逃脱、无从回避的历史佐证，使你永远不得安宁”。
铁凝的《想象胡同》[3](P5)写她少年时代因父母远去五·七干校而寄居在北京外婆家的生活。她对这条胡同留下的记忆是“激荡”，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整体的感觉氛围，铁凝用许多经过挑选的细节记忆写出了这“激荡”的浪潮是怎样通过普通人被鼓动起来的热情吞没了个人正常的日常生活的。胡同里那家家都被强迫敞开的黑漆大门的门洞，就是那个足以吞没一切、席卷一切的“红海洋”。那个古老的四合院门扇上的对联，原来是“总集福荫，备致嘉祥”，现在已换成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正是这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云水怒”、“风雷激”，吞噬了西屋住着的一对平和安详、与世无争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的日常生活：崔先生被人从敞开的院门中抓走，一去十年无消息，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不久因肺病死在了西屋，十年后崔先生回到院中砸开锈锁看到自己空荡的屋子也疯了，再也无力恢复与重建被粉碎的个人生活。《真挚的做作岁月》[3](P66)是从个人心理现实的层面勾画出这一代人在那个时代的精神轮廓。铁凝从自己在那个时代的下乡日记、学毛著讲用稿等历史资料中抓住了一对反义词——真挚与做作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并力求梳理出自己当时的言与行究竟有几分真挚，几分做作?她失败了。“我怎么也择不清这里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甚至因了它内含的那无边无际的虔诚而自我感动。然而这虔诚实在又包容着连自己听来也战栗的做作”。这是一种直面内心真实的自我启蒙、自我认知，也是一种勇气和智慧。敢于正视自己在红色神话中被鼓动出来又被宣传机器所利用、所推动的真势中的做作和做作中的真挚的一代人，能够看出来真挚与做作之间的裂痕并力求剥离做作、留下真挚的一代人，是正在告别蒙昧走向成熟的一代人。铁凝的《真挚的做作岁月》是对走出红色神话的一代人心理现实的“大写意”。
《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4](P117-127)、《我的内伤》(崔卫平)[4](P1-2)是两篇以代的自觉从文化心理层面所写的思想随笔散文，它们恰恰能够从这一代人破碎残缺的文化心理角度相互说明。第一篇的题目便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题目的反义，是崔卫平对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不同于该影片编导的记忆和感觉。事情果然如铁凝所说的那样，果然至今仍然有分不清的谎言与现实，并且在事隔二十多年之后仍然在讲述“一个谎言的产生”，“力图把它们表现得真实”，“把谎言的生活变成真实的生活，把没有阳光的岁月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我所读到的这一代人对自己受伤的少年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追问和反省，是澄明的理性之光对幽深的蒙昧的“激情岁月”的穿透和朗照。一种浑浑噩噩的混沌单调的幽暗的灰色从红色神话的遮蔽中渐渐剥离出来，那是被强行阻断了求知之路、被隔离在人类精神财富的大门之外的一代人内心世界的真实颜色。问题是主人公“马小军对自己受损害的处境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一个被损害者，他被取消了哪些可能的生活，哪些权利和资格”，他“无法取得一种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其头脑处于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从来不引导人们去正视现实，从来不提供人们生活的真实知识和对它的描述。相反，它总是把人们的眼光从身边引开，投向一个遥远的，被说成是诗意美丽的前方”。“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而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灵魂。从自己被损害的处境出发再去损害别人，这是他基本的思想路线”。沿着这条线不可能通向真实，通向美和善，而只能通向自欺，通向欺软怕硬，通向对权势匍匐膜拜，通向无名的妒忌仇恨，通向暴力。于是有了崔卫平对影片结尾那场被想像成“未来的世界大战”的械斗场面的精彩分析，“从英雄到流氓只有一步之遥。这场滑稽剧到最终化为显示和炫耀一种喜不自胜的权势力量”，“借助墙壁上光芒四射的伟大领神的画像，那个小领袖被众人欢呼着高高抬起”。“这个浸透着愚昧、无知、怯懦及法西斯精神的场面，是影片所有回忆中最黑暗的一幕，是那个时代的怪胎……而马小军则视为理所当然，他认同这个权势，最多与之调调情”。
为什么在事过境迁20年之后会出现这样一部影片?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一个年近40岁的“马小军”“仍然没有获得另外一个起点和视角，他脚底下那块历史没有移动过，他在头脑中想当然地停留在过去”，“他也像当年的马小军那样对自己的无知毫无所知”。这也就是说，他仍然把自己的头脑整个儿浸泡在那个似乎是暖洋洋的“红海洋”之中，并在这种浸泡中自得其乐。由此可见对“红海洋”的反思和穿越是不止一代人艰难的精神跋涉，是把自己的身体从这种浸泡中抽离出来，向前向上移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我的内伤》以直率和坦荡的心情叙述她自己是如何艰难地向前向上移动了这一步，那便是对自己这一代破碎的和脆弱的文化心理的自省和自知，她把这叫做是“修通过去”，即对外部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和伤害之后留下的内伤的自我疗救，是清除淤积在记忆隧道里的污泥浊水，让已成历史的逝水年华成为通向现在与未来的澄明之路。
红色神话、红色风暴是通过群众运动并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的。林彪就断言过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所谓天然合理性就是毋庸置疑，就是只能顺从依附，不能缺席，不能沉默，不能有丝毫的疏离和不敬。于是群众成为红色神话的座上宾，成为暴力、恐怖行为的绝对理念，成为个人晋身“革命”的通行证，成为被红色风暴所威慑、所驱赶、所役使的芸芸众生普渡光明彼岸的图腾。
可是究竟什么是群众?作为一个个人的集合体——群众的构成因素是什么?如何认识与处理群众与个人的关系?这些由20世纪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直到21世纪初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与理论的盲区，一个理性与知性缺席的空白之页。令我欣慰的是，90年代女性散文的女性之思，已经伸展到了这个盲区与空白之页，对群众这个庞然大物进行了解构，而这其实是解构红色神话的起点。
作为一个以群体出现的人的集合体，群众时隐时现、时有时无，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那么，它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呢?筱敏的《群众汪洋》从“法西斯”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FASCIS得到启发，FASCIS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志，象征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这个古老的词源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并不陌生。筱敏说：“捆绑在一起，这究竟是斧头的理想，还是棍棒们的理想?清理这个问题，不需要怎样超凡的智慧，需要的只是诚实和勇气。”在我看来，这一个个捆绑起来的“棍棒们”就是我们称之为群众的东西。它的核心是捆绑或因捆绑而统一、而步调一致、而没有每一个“棍棒”作为个体的独立意志可言。筱敏紧接着便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和人生阅历对群众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进行描述。她引用了雅斯贝斯的话，“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它虽人多势众，但是却从来不会对它所做过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即使它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海潮一样地冲决过什么，吞没过什么，其威力真实得足以让你刻骨铭心。但时过境迁，潮水一夜之间退去，那个实体顷刻之间就不存在了，你无法寻找它，它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场，你甚至怀疑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曾经置身于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如今又作为个体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棍棒们”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悟：曾经投身其中或全身心地投身其中的如汪洋大海般汹涌澎湃的群众在哪里?你找不到他们。你抓不住他们。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人的实体。你只剩下你自己。你无枝可依。你必须独立地面对和承担你的生命存在，自己选择、决定你的生存并为你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承担责任。作为一个曾经在这样的群众汪洋中漂浮过、如今醒悟过来的精神独立的个人，筱敏这样描述群众汪洋席卷一切的威力，“群众的海洋是一个恐怖的磁场，一旦涌动起来，周遭的一切都无法辨别自己的方位，几乎逃不脱被吸附的命运”。“这样恣肆的汪洋不会留下任何一角生存空间给苟活者，你不能把它关在窗外，而在你的小屋顶下过你超然物外的日子。你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岸，更不知道岸在哪里。无边无际的汪洋，它是地平线本身，是生存现实本身”。[5](P41)
筱敏还从人的心理现实层面分析了作为个体的“棍棒们”心甘情愿或半是心甘情愿、半是被迫依附盲从的心理，那便是认识到个人的渺小、无能为力而与生俱来的恐惧，使人们产生一种“渴望依靠在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这是漫长的奴役制度压铸出来的习性”。“在庞然大物面前，一个深怀感激的人，一个不能确定个人为何物的人，除了服从和牺牲，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于是服从和牺牲而且是无条件服从和牺牲成为一道无形的道德训令，吞没了你对自由的渴望，使你以逃避自由为代价换来一种稍纵即逝的虚幻的道德感和强大感，甚至是崇高感。这也是40岁的“马小军”仍然要把没有阳光的幽暗的岁月认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因。
筱敏以无边无际的汹涌恣肆的汪洋来命名她对群众的感觉，在斯妤的散文里则是她做过的一个梦，她梦见一辆方方正正的似乎能够踏平一切的巨形卡车。[6](P224)这辆“囊括了自身车头的怪兽一样的正方形卡车在落日的余辉下显得通体腥红”。斯妤梦见自己站在这辆怪兽一般的卡车里竟然“没有了一丁点的卑微感，相反，我甚至可以说是颇为自信的巍然屹立着，看我那不时抬起手指点江山的气派，人们很难相信我不是拿破仑”。“我昂首天外，我得意洋洋。因为，我的轻盈矫健熠熠生辉的卡车就要载着我飞翔了!前方等待着我的正是我期待已久的灿烂与辉煌”。可是，巨型卡车顷刻之间倾斜，“我站在巨大的车斗之间什么也抓不着非常清晰非常绝望地感受到了那种无依无凭无着无落的倾斜的绝望”。巨形卡车把“我”抛出车外，“我”的脚下是一片黄沙，“旷古的荒凉和旷古的绝望撕咬我犹如撕咬即将咽气的猎物，而外婆则在老屋门前幽幽地朝我笑”。筱敏和斯即一个以理性思辨一个以感性的潜意识的变形与放大消解了那个似乎是天然合理的庞然大物所给予自己的那种虚幻的高大感和无所不能的得意忘形。然后她们开始切切实实地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面对被粉碎和撕裂了的个人生活。
在海峡另一岸与筱敏、斯妤的思索遥相呼应的是台湾的龙应台。她的散文《巨人之死》、《小城思索》等也触及到群众汪洋这个问题，区别在于筱敏、斯妤是基于她们所经历过的“文革”经验，而龙应台则是基于她从亚洲到欧美的求学求职经历，基于她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的扩展和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思考。
《巨人之死》[7]写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以色列凶手枪击死亡的事件。以二千多字写世纪之交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充分表现了龙应台驾御母语的娴熟能力。全文始终以冷静、清晰的叙述语调出之，把清醒的理性思索凝聚于字里行间，凝聚于经过精选的两个场景转换的逻辑联系之中。一个是1993年拉宾与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地上那具有千钧之力的握手和随之而来的拉宾在以色列国会山庄坡地上面对十万怒吼的人群讲解以巴和平协定；另一个是拉宾面对上万个看不表面孔的群众未穿防弹背心再次为和平请命而饮弹身亡。两个场景的转换和衔接快速而又直接，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过渡，因为这两个场景之间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第一个场景里，龙应台删繁就简，只写拉宾呼吁和平的讲演屡屡被震耳的喧嚣声、怒吼声、叫骂声所打断，写拉宾被指控为“犹太人的叛徒”，写拉宾音调平淡而深情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拉宾死于群众汪洋，死于隐蔽在这群众汪洋中的“人的偏执与愚昧”，死于他敢于拒绝这偏执愚昧的群众汪洋对他的威吓和劫持。在这个基础上，龙应台作出了如下评论：“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龙应台说，面对这样的群众汪洋，是哗众取宠还是拒绝媚俗，这正是政客与政治家的分野，“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小城思索》[7]的思索其实是接续了《巨人之死》对群众的思索而进行的，只是一个是通过20世纪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之死，一个是通过欧洲一个重要的历史名城魏玛的变迁。前者所捕捉的是一个历史瞬间，后者所选取的是一个小城在二百余年这个历史的长时段中的变化。魏玛这个启蒙时代人文荟萃、胸襟开阔、思想活跃的文化重镇，这个居住过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的历史名城，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却成为纳粹的一个集中营所在地，“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尸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龙应台写她来到这里，经过巴赫故居、歌德图书馆，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馆、李斯特的旧宅和洪堡街36号尼采故居，思索着魏玛这个小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变化，想知道“魏玛究竟死在谁的手里”?她知道，“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1919年由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的美术建筑学院(“Bauhaus”)被批判为“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并在1925年被迫解散这件事，放在了30-40年代纳粹集中营的前面，这两件事有没有内在联系?如果有的话，其关联点是什么?作者的理性思考，又重新落在了大众、群众这个核心词上，落在了群众汪洋对个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的吞噬和扼杀。“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会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文章结尾，龙应台引用了严复翻译的《论自由》里的话，并且加以补充：
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说到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其实不只如此啊，严复，还得加上“三不为群众所惑”，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吧。[7](P167)
“不为群众所惑”这六个字，是拉宾之死和魏玛之变的历史教训的结晶，也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文革”历史灾难的中国几代人在穿越过形形色色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之后生命体验的历史总结。它的犀利的思想锋芒，已经穿越了20世纪而指向了21世纪的人类思想的盲区，指向了人类在一个新的世纪战胜暴力、战胜恐怖、战胜种种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斗争。
这一代人穿越“红海洋”的思考是深刻的，也是超前的。她们对群众这个庞然大物的消解是90年代女性散文中值得几代人共同珍惜的思想成果。这个思想成果如果从正面来理解，那便是在穿越了“红海洋”、在走出了红色神话中的群众神话之后呼之欲出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也可以叫做“个人的诞生”。
那个时期人的精神状态是惶惶然不知所终，是惟恐被排斥于群众之外的恐惧。如果按照词源学意义的“捆绑”而言，恐怕没有人不是心甘情愿地被捆绑和被引导。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分析了这个群众对个人的心理暗示作用，他认为“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迷幻状态”。“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你根本无法逆流而动”。无法反潮流，也就是龙应台所期望的“不为群众所惑”很难很难。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总是以种种名目压制、窒息个人的成长，历来习惯于种种集团本位而无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实体的个人，反倒是最不受重视的和可以任意抹杀的。哲学家张志扬在他的哲学随笔集《缺席的权利》一书中，把个人的权利问题放到对现代性前提的深刻反省的思想背景中来审视，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还是一个尚待争得的权利”。“从类开始走向个人，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得重演的历史事实，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个人的”[P8](P77-80)。正是在这样一个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思想背景下，我们从90年代女性散文中，尤其是从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女性散文中，听到了穿越了红色神话、消解了群众这一“虚幻的集体”(马克思语)之后个人意识觉醒的空谷之音。
仅从一些标题来看，个人、自我等已成为这一代人女性散文的一个主题词：《独一无二的人》、《思想独行的年代》、《尊严之光》(王小妮)，《一个人的时候》(蒋子丹)，《一人独处》、《我只能承担我自己》(艾云)，《我给我命名》(蒋韵)，《一人上路》(陈志红)，《个人不是卑琐的》(崔卫平)；《女作家的自我》、《面对自己》(王安忆)，《生存，加上一枝笔》(筱敏)，《浪女手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王英琦)，《我很重要》(毕淑敏)，《独撑天下》(顾艳)，《独自生活》(麦琪)等等，从不同方面记叙了个人意识这一思想的胚芽在生活的泥土中一点一点地破土而生。就每一篇来看，它们也许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其思考也不能说有多么深入，但是把这一篇篇思想的吉光片羽连缀起来，却能够看出一条隐约其中的“从类走向个人”的思想历程，两个大写的文字：个人。
在《我很重要》这篇宣言式的短文里，毕淑敏说，“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子女，我们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空中蛛丝般无法附丽的飘荡……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所以，我要把声音稍稍放大一点，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敢于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对女人来说尤其需要勇气。长期以来，女人已习惯于自己不重要，习惯于自卑、自轻，习惯于小鸟依人，习惯于把自己这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他人、和一些偶像、和一些先验的诸如群众等绝对理念捆绑在一起。敢于说出“我很重要”，就是敢于对生命自我承担，敢于自爱、被爱和爱人。女性散文中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就是这样与生命意识、死亡意识同时觉醒的。
蒋子丹的《一个人的时候》[9]以父亲的死为起点而感悟于个人的独立性和对这种独立的承担。生命的没有返程的不可替代的一次性特征，是任何人力和超自然力所无法更改的生命的节律，面对这一次性的生命的节律而思，便是西方哲人所说的“面死而思”。蒋子丹以此为起点，在不惑之年一个难得的安静的“一个人的时候”，写出了自己基于生命意识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做是蒋子丹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女性的一个微型的心路历程，一个小型的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她领悟到“在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便判处为独立”，“就是你的死也要你个人独立完成”。可是人性的弱点又使你害怕独立，害怕孤独，总是渴望“对群体的皈依”，“以为缓解孤独的仙丹可以靠群体的八卦炉炼制出来”。这种把自己皈依于一个似乎是比自己强大的群体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作者从她儿时对孩子王的投靠与讨好，看出了自己的孱弱与自欺，又从敢于忤逆孩子王的伙伴——一个小女孩身上，看到由孱弱到强大的可能，知道了独立的代价就是承受孤独，就是敢于向孩子王说出“不理就不理”，就是“不把强大的感觉建立在别人的沙滩上”。于是“你终于在南国的月光下与真正的强大会晤，它是浩瀚的海和那个小小的女孩”。
待续
收稿日期：200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