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 我拍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王朝论文,生生死死论文,电视连续剧论文,我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读到《雍正王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1997年的春节，同道文化公司年轻的制片人刘文武先生找到我，带来了二月河先生那部沉甸甸的著作《雍正皇帝》。于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和雍正皇帝一起渡过了。
没有想到这本书带给我如此之大的震撼力，开卷至终一气呵成，一幅生动的再现前清帝王政治生活的大型历史画卷如此丰富地展现在我的面前。短短的几天里，我感受到一次全新的传统中国政治精神的洗礼。透过二月河先生生动的历史描写，我直接地感受到一种渗透在其中的社会生活的涌动，从中更加印证了一种观点——“凡是历史的，都是现实的。”激动、感动和创作心理的冲动使我很快找到制片人，表达了自己对作品、对雍正皇帝的所思所感。这对我，或者任何一个导演都将是一次艰难与激动、难得而幸福的创作过程。这部戏对于我的艺术生涯，将是一座山峰。我对制片人说：“这种挑战是巨大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准确地描述和把握雍正的一生，但我是《雍正皇帝》这部书认真的、虔诚的读者，我知道执导这部戏的价值。”
当然，我深知自己的不足：除了文化准备的不足、清史准备的不足之外，我还比别的人多了一项不足，即是“女性”。但是我以为除了这项不足我无法改变以外，只要制片人能给我一段充分的案头准备时间，我一定能够解决好，并且拿出拍电影的态度来拍好这部电视剧。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在艺术和技术水准的要求上始终有电影严而电视剧松，电影要求高，而电视剧要求低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而作为电影导演的我，深知此片的份量。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用拍电影的标准，以最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个镜头，在有限时间里完成本片的创作。
在拍摄伊始，我们就制定本片的正剧风格，全方位地把握其历史真实性。这一定位，从理论上奠定了本剧成功的基础。但我的内心也非常清楚这种定位很容易给观众带来一个沉重悔涩和冗长的观感，为此，我们又确定了另一个重大的创作方针，就是本片将采取历史剧新拍的创作方法，大胆突破当前电视剧拍摄中冗长、缓慢、拖沓等弊端，而采取快节奏、多信息、多角度、多运动、高反差的结构方法拍摄此剧。这种创作风格一直要贯穿始终，直至最后在剪辑台上落实到每一个镜头的组接当中。另外，作为全片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声音，也采取了极具现代意识的构成方法，以此构成全片的不同以往电视剧的力度和含量。
经过大量的案头工作的准备和思考，我认定，未来的电视剧将是一部帝王治国片。我们将随着摄像机镜头，随着国家之主雍正的眼睛，俯瞰着他的家国大地和万千子民的生息，看他如何救民富国。因而我强调全片所讲述的故事将紧紧围绕着“当家难”三个字而展开。
这三个字又进一步细化为“谁来当”、“怎么当”、“怎么难”三个部分。
“谁来当”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意义上的问题，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特定历史人物的选择，甚至隐含着某种“天意”，透露着些许宇宙的运行规律——从这个大角度讲，选择是必然的、唯一的，又是艰难的。就因为这三个字，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夺斗，以至引出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
“怎么当”与上面的问题紧紧相联，即“怎么当”直接决定了选择“谁来当”的问题。实际上，选择气质做派和治国方略与自己大相径庭的雍正本身，就表明了康熙皇帝“最后的深谋远虑”，达到了不失千古君王的气度。
帝王的性格决定了国家的命运，雍正之为人决定了他选择了一条困难重重的治国之路。“怎么难”随着剧情的进展，一个康熙末年政事废弛、百弊丛生的局面与雍正刚毅性格的对立得以展开——实行整治贪官污吏、清查亏空、摊丁入亩等新政，不仅背离了满州贵族的祖制，而且与豪绅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施行新政要逆大河之潮流，改一国之积习，可以想见雍正当政有多难。
我将全剧分为前20集为上部“夺嫡篇”，后24集为下篇“治国篇”。其中有一条潜伏之线贯穿，就是治国之难，利民之难。我认为对这个“难”字的深入挖掘，就会挖出人物，挖出历史的真实面目，挖出雍正的历史价值，也挖出本片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把这个“雍”字的故事拍得生动、拍得深刻，就是抓住了《雍正王朝》的灵魂。
首先，在夺嫡上，雍正是一个赢家。但是，在封建社会畸形的宫廷生活的挤压下，他不可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正常地表现喜怒哀乐，他掣肘于当时的满族士大夫集团，掣肘于兄弟、宗教的情感，掣肘于雍正王朝的官员和臣民。因此，在全篇中，他的一切行为举止贯穿一个“忍”字。他提出，“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人治”和“民生”思想。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到常人不能忍的地步。这种百般强忍，固然成功地推动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古老大帝国向好的方向转动，但是，在人的全部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失败者。他做事之严猛、为政之务实、立场之板正、性格之冷峻，使差不多一国之人都对他产生了误解。加上他的政敌出逃四海、隐匿江湖时的肆意编篡，一个暴戾无德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留数百年骂名，他百嘴莫辩，他的在天之灵哭诉而人们却长此不闻……这正是全篇的悲剧魅力之所在。
我几乎是在接受了这部片子的同时，就把我的好友——总策划张黎先生请来，由他和苏斌先生，出山策划帮助我完成这部巨片的创作。在此我感谢他们为我和本片所做出的每一点工作。在任何一部片子的摄制中，人们都不应忘记合作者。可以说，对一部影视作品来说，总导演确定之后，创作队伍的组成就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为中国人谈论成功的三大要素。《雍》剧创作队伍的形成即是所谓的“人和”了。
后来我记起，几年前我碰到一位高人，问及我的事业，此人告知，我的最佳合作者当为属“羊”者。此次拍《雍正王朝》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神灵，我周围一下子出现三只“羊”！而且，一个个“身怀绝技”。一个是来自日本东京的总摄像池小宁先生，这是一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艺术家，在影像的总体造型把握上别具一格，将故宫各处的帝王生活景象，极具风格的展示在荧屏之上；另一只“羊”是总美工师秦多先生，他从刚刚完成的《鸦片战争》中下来，就一头扎进青史浩瀚的艺术资料中，埋头一作就是一个秋冬。最有意思的是制片人罗浩先生，当他听说这个典故的时候大笑着说，“三羊开泰”才有意义，你知道那另一只“羊”是谁，就是我呀！在这之后的合作中，罗先生优秀的制片素质，结结实实地助了我一臂之力。正是这样一个强素质、高水平的创作班子，为《雍》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我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要选择主要演员，我和每一个导演一样深知这一环节的重要。倘若主演不能准确、到位，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也只能通过他的一切形体语言来体现。明确地说，唐国强不在我们“雍正”这个角色的考虑之列，由于他身上的那种儒雅气质，我们决定由他来扮演剧中的三号角色八王爷。有意思的是，在一次一次的谈话过程中，我和他说的都是演八爷这个角色如何如何地适合于他；他呢，就不断地在一次一次地说他演雍正是如何如何地合适，这样你来我往无一定论，以至于我们最终决定放弃考虑他。出于礼貌，我和制片人决定与唐国强先生进行最后的摊牌。我们约定在一家饭店吃一顿最后的晚餐后就分手(BAYBAY)。但这次晚餐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席间，唐国强先生富于学识的谈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他对雍政已经着手作了初步的研究，这在当时参选的演员中是唯一的一个。老唐只提出让我们给他一次试妆雍正的机会，对导演来说，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演员最低标准的合理要求了，所以制片人和我当堂欣然地接受了。
应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试妆，由化装师刘炳魁先生主持，试妆非常成功。我们反复对照了其他几位应召人选的试妆照片和录像带，终于认定了雍正这个角色由唐国强来扮演。后来的一年里，通过和老唐的合作，证实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正确。他除了经过多年的历练，具备了多面而成熟的演技以外，还练就了一种极好的心理素质，对各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干扰都能够处变不惊，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天的工作计划。雍正的台词极多，但他从未让人提过一句词。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在现场可以进一步进行艺术探讨的可能，保证了演员和主创人员共同创作的基本条件。
《雍》剧中康熙的扮演者是著名话剧演员焦晃先生。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老艺术家，可爱，可亲，可敬。他身上具有一种对于艺术的挚爱而散发出的特殊魅力。他一进组就进入了一种状态，手不释卷，言不及今，一招一式都是康熙，尤其是进入拍摄现场，更是风不能动，人不能走，水不能流，把个千古一帝，出神入化地娓娓叙来。拍摄中，我常常感到他的表演已经不是一种表演，而经常是焦晃与康熙之间，与形与神与心的互换。他的行为设计已无所谓对错，已然一个“我就是康熙”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对前清的帝王政治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具体到雍正皇帝这个人，他到底该以怎样的面目（形象）出现在现代观众的面前呢？换句话说，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皇帝？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表现这个皇帝？他与其他皇帝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反复思考，我注意到，当今流传的一种说法，把著名的“康雍乾”三世，叫作康乾盛世。那么，雍正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皇帝不被重视的原因在哪里呢？过往的历史资料和对于雍正本人特别是他的品德，批评指责较多。政治上得不到史学界充分肯定的原因，其实主要并不在他本人，而是他的对立面所造成的舆论和影响，致使后人对雍正的打击贪官污吏和不法绅士、整饬吏治、清查亏空等等带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行为加以歪曲、否定。
在拍摄的过程中，为了塑造这个“改革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艺术手段。如：在剧中雍正几乎唯一的政治盟友十三爷暴毙之后，雍正的孤独感达到了近乎绝望的程度。为此我们制造了风沙四起、白幡和灵旗共舞的场面。在山坡上采用了高大的俯视大全景，远远看去，瘦弱的雍正步履蹒跚地步入十三爷的大殿前，扶栏悲泣，似是吊唁亲兄弟，又是一番悲悯无助的自怜，使人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触，以此来突出一个“难”字，营造一个“悲”字，塑造一个皇帝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心理压力。
为了塑造一个富有丰满人性意味的皇帝，我们把雍正杀子（弘时）的一场戏，作为重点段落来表现。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既在皇宫之内，又在象征意义上赋予他一定的历史含意的准确场景，美工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穷庐”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在这一基础上，我又和秦多先生进行了多次的论证修改，四易其稿定下图纸，我将康熙死时隐秘的嘱托之地，与雍正杀子的场景合二为一，这样不但在经济上节约了成本，而且在戏剧因素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含意。使这一场景既表述了前世皇帝康熙嘱托雍正必须革新吏治的思想，又在该场景的第二次重复使用时，通过场景依旧，但人去楼空，蛛网遍布，满目疮痍的景象，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剧中人物雍正选在此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弘时，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首先他推行新政的信心不得动摇，此情此景能使他充分回忆起父皇的殷殷嘱托，从而坚定他必须亲手杀子除掉政治内患的决心。这个场景的重复使用勾连了二朝帝王的内心世界，呼应了历史与未来，起到的艺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我听说，很多人在看到这段戏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表演，也不仅仅是几句台词的作用，大概其中作为影视语言的每一个因素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因此，通过《雍正王朝》的艺术实践，我的确认识到一部剧的好坏，绝不只是某个部门的好坏，而一定是综合的好坏，整体的好坏。
在整部戏的艺术处理上，我要求全组工作人员要勇于打破一切陈旧的电视剧制作的框框，不拘一格，大胆创新。我们将整部剧定位于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片，但同时也要求这部戏的创作宗旨不得偏离“好看”二字。试想任何一部戏不管他的立意多么伟大，思想多么深远，但偏偏只有一点就是不好看，会是怎样一种结果？而这样一部既无色情，又无暴力的电视剧，要抓住观众的心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性，是人的本性的冲突，人的性格的冲突，人的思想与智慧的冲突。把人与人之间那种表面上笑脸相迎、暗地里咬碎钢牙的一面刻画出来，把人与人之间“孰高孰低”、“孰德孰能”、“孰智孰愚”统统挖掘出来勾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斑斓而灿烂的“东方政治”画卷。
不知为什么，从影至今十几年了，一路总有记者问：你是个女人，从事这种工作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吗？细细想来，曾几何时，影视导演有了性别的属性？这显然是有人的脑子出了什么偏差。我真的应该郑重地说明，导演这个职业的本身是无性别选择的。在工作中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性别而放弃对你的标准和要求。但是，我拍“雍正”至今，倒应了很多人的另一种说法。“亏得你是个女人，否则《雍正王朝》不会这么顺利的拍完。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人们说，因为首先女人的耐力好，其次因这是一部和尚戏，男人戏，倘若导演也是男性，肯定会在漫长的八个月的拍摄中，出现多种不测。老实说我至今不知人们何出此言，却只是暗中为瞬息万变的本剧能够拍摄顺利，祈祷祝福。其实拍摄中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几乎是濒临重大危机的困难，我没有因自己是女人而退缩，而是在大伙的团结和努力之中坚持干了下来，历时二年的日日夜夜，往事也真不堪回首哪！难怪同行们见面会说这样一句话：“雍正王朝易吗？……不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