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报刊评论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揭开的。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外报在中国的创办成功，西方报刊评论的形式与内容被引入中国。在外报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问世，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随之诞生，并出现了适合报刊评论的文字体裁——新文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维新运动的强劲推动下，报刊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评论的数量、规模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新文体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分几个阶段，就十九世纪我国报刊评论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
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报刊评论
中国古代报纸从未出现过报刊评论，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使报刊评论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壤。报刊评论是伴随着十九世纪外报在中国的创办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1815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出版的第一个定期报刊。它虽然创办于中国境外，却是我国近代化报刊的肇始。这个最早的中文报刊已经出现了评论，但它的内容多为宗教说教，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与现实生活也无多大联系，因此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报刊评论。1833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它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页即为言论专栏，这一栏目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中外贸易、中国人不应称外国人为“蛮夷”。例如，癸巳年(1833年)八月号刊登的《论》，对于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奢。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一毫也不差。”①某些评论还对朝政发表意见，例如，丁酉年(1837年)四月、五月、六月号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奏为鸦片》为题，刊载了许乃济、朱嶟、许球三位中国官员有关鸦片问题的奏折，每篇奏折之后编者都发表了评论。因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可视为最早刊登评论的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突破清廷的种种限制，获得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和办报的特权，一些外国商人出于赢利目的也开始在中国办报，从而使得外报数量迅速增加。报刊评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遐迩贯珍》、《六合丛谈》、《香港船头货价纸》、《教会新报》、《上海新报》、《申报》等，都有不少报刊评论。创刊于1857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对于殖民地当局，对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态度，对于中国国内问题都发表过评论。例如对于中国的贪官污吏与腐败，该报第二四四号评论道：“兹因中华官宪俱是卖官鬻爵，专贪贿赂，是以上为下仿，无一忠直为国为民之官。现官吏如此滥税，故商民多有裹足不前，坐视贫困，生意为之停止，货物不能通行。”②对于中国人因吸食鸦片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该报第二二二号评论道：“凡国富则强，国穷则弱，此定然之理也。若中国每年要费用鸦片银如此之多，穷弱之势定矣。”③
这样，外报将评论引入了中国，给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吹来了一股自由之风。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剥夺了人民论政的权利，来华的外国人突破了封建专制对新闻出版的禁锢，冲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言不论政”的樊篱，结束了中文报刊不载评论的历史，打破了中国报坛沉闷的空气，开创了报刊评论的新气象。尽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报刊评论只存在于外报中，但外报的评论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首先受到震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直有清议传统，臧否人物，议论时弊，“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辨是非，敢言直谏，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④。“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皆是显证。尤其到清末民初，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⑤。清末，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备受外强欺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到处寻找救国良方，恰逢其时，外报上评论的形式与内容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关注，他们通过两种方式熟悉了报刊评论。
第一，直接为外报撰写评论稿件。当时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有不少中国人成了外报的评论作者。《遐迩贯珍》、《六合丛谈》、《香港船头货价纸》、《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申报》等，都有中国人撰写的评论稿件。这些中国人通过在外报上发表评论，成为外报的评论作者，熟悉了报刊评论的写作要领，了解了报刊评论的社会作用。
第二，担任外报主编助手或者外报中文主笔，编辑和撰写评论。鸦片战争后外报几乎都聘用中国文人编辑和撰写评论，那时的一些外国主编，自己口授文章，由担任“记室”的中国文人记录大意，再润色成文，当时的许多评论，就是外国主编的思想加上中国助手的文字合作完成的。例如，《万国公报》聘请了不少中国人担任中文主笔，他们是：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范祎等，其中沈毓桂担任该报中文主笔长达22年，蔡尔康则与作为主编的传教士林乐知合作，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为林乐知口授、蔡尔康执笔，时人称“林君之口，蔡君之手”。此外如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高太痴等都在外报工作过。
通过上述两种方式，中国人熟悉了报刊评论。他们认为报刊评论是实现救国目的的重要途径，要以言论救国，借报刊立言，以报刊作为改革社会的武器。这一变化，我们也可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清谈议政的传统借助近代化的报刊得以传承与发扬。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化报刊问世，中国人自己的报刊评论随之诞生，并出现了新的报刊评论文体——新文体。
二、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刊评论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加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言禁，使得国人较之以前在言论出版方面享有较多的自由。特别是香港、广州和上海三地，香港已是英国殖民地，广州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现了许多租界，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三大城市文人荟萃，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在这三个城市长期交往，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三大都市一定程度上形成，产生国人自办报刊以及报刊评论的条件已经成熟。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化报刊问世，它们是：1873年在汉口创刊的《昭文新报》，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1874年在上海创刊的《汇报》，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新报》，1879年在香港创刊的《维新日报》，1884年在广州创刊的《述报》，1885年在香港创刊的《粤报》，1886年在广州创刊的《广报》。
这些报刊诞生的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高涨、变革呼声日高，这注定了它们与民族命运、国家危亡相联系，评论在这些报刊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们对许多问题有所议论、有所揭发，表现出了政论报刊的明显倾向。例如，它们均宣传“广听远闻”、“开通民智”、“师夷长技”；对于“时政之得失，官吏之贤愚，地方之治否”，尽管不能涉及重大问题，也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但已有所评论；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活动，它们均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汇报》表示：“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⑥《述报》就中法战争发表了大量评论，谴责侵略者“狡焉思逞，黩武穷兵，悖理横行，不仁不义”。⑦《论中国此时机会不可不战》一文评论道：“法人屡欺中国，人人愿食其肉，于理决之，有可战之机也。法之来，远越重洋，兵不过数千之数，我之守近在门户，兵不下百万之多，以主击客，以逸待劳，以多击寡，吾未见其能胜也。于势度之，有可战之机也。……不欲发愤自强，制其死命，唯唯诺诺，惟敌人之令是听，今日如其愿而去者法人，他日踵其迹而来者，不仅法人，且更甚于法人，亦将忍而不发乎？”⑧有力地批判了主和派的观点。
这一时期创办的报刊中，评论数量最多、议论最为精审、影响最大的当推《循环日报》，它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成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驱。
《循环日报》的特征之一是评论文章多。该报创刊于1874年的香港，王韬是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笔。他曾这样阐述自己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⑨王韬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厉行改革，中国才能变弱为强，在“变”中实现由弱到强的“循环”。他以“循环”二字作为报名，就含有此意：“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⑩在“中外新闻”栏内，《循环日报》几乎每期刊登一篇评论，有时达到2～3篇。在王韬主持笔政的十年里，该报共发表近千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或鼓吹条陈新政，变革旧例，施行新法，以求中国之振兴；或强调“强邻环视，伺隙而动”(11)的严峻局势，号召团结御侮。王韬自己就以遁窟废民、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欧西寓公等笔名，在《循环日报》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的评论文章，如《变法》、《变法自强》、《重民》、《洋务》、《尚简》等。他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唯一的办法是“变”：“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一变而已矣”，别无他途。如何变呢？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工业，开发矿藏，改变重农抑商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王韬的言论充分反映出他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忧患精神。在清廷严厉压制舆论的情况下，他那些观点鲜明，直抒胸臆的言论可以称得上是振聋发聩。”(12)总之，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重视言论，而一切言论又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依归。对内，它疾呼当局放弃保守的思想，主张‘变法自强’；对外，他主张加强海防，不许外来者对中国任何权益进行丝毫的侵犯。《循环日报》的上述风格，毫无疑问地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13)
郑观应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评论也发表在《循环日报》上，如《论边防》、《论传教》、《交涉》、《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学校》、《教养》、《商务》、《商战》、《议院》等。郑观应的这些评论文章，后来辑入《盛世危言》、《救时揭要》、《易言》等政论文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
《循环日报》的特征之二是开创了新文体。新文体是指在报刊上出现的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当时我国文坛流行的是艰涩难懂的古文言体，即桐城派古文体，读起来费神拗口，难以理解。这种旧文体已不适应形势需要，无法表达改良派的改革要求。在西方新思想、新名词大量涌进的情况下，旧文体也不能满足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王韬提出必须废除桐城派古文，文章必须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晓畅，人人能懂。他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14)他要求每一篇文章都必须深入浅出，言之有物，且富于感情。他为《循环日报》撰写的评论，就贯彻了这一原则，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雄辩而富于感情，从而诞生了一种适于评论的新的报章文体——新文体，对此后的报刊评论尤其是改良派报刊政论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评论道：“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15)他“将中国政论文体的传统与西方的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有机结合起来在报纸上发表，于是产生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报章政论文。”(16)
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刊评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报刊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变法维新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的报刊评论在维新运动的强劲推动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九十年代，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国人的震撼在规模和程度上大大超越以往任何类似的政治事件，留给国人的是无尽的震颤、悲怆和失望。在此背景下，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意识普遍觉醒，政治情绪日渐急进。”(17)为了挽救危局，光绪皇帝开始实行变法，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变法才能图存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这一系列事件，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必然作出反映，报刊评论就是这种反映的最好形式。这一时期的报刊评论，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
首先，新创报刊大量涌现。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允许官民自由办报，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因此大量增加。出版地也迅速扩大，包括：上海、长沙、天津、杭州、苏州、无锡、温州、成都、重庆、桂林、广州、福州、南昌、太原、澳门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有：《福报》、《广仁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湘报》、《译书公会报》、《国闻报》、《渝报》、《蜀学报》、《岭学报》、《岭海报》、《香港通报》、《福报》、《富强报》、《实学报》、《东亚报》、《求是报》、《女学报》。评论在这些报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了这么多发表评论的报刊，才能形成报刊评论的数量与规模。
其次，这一时期的评论大多围绕着变法而展开，评论的内容也更为深刻。改良派关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以及与顽固势力的斗争，主要是通过报刊评论的方式进行的。在维新运动中，改良派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用报刊制造舆论。他们对那种“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其命意所在”的报刊深不以为然，认为办报“一举足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好的报纸必须“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18)。1895年创刊的《中外纪闻》，除转载中外各报有关“新政”的评论，还经常刊登时评，它的关于变法的宣传，使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识议一变”，“渐知新法之益”。康有为发表在《中外纪闻》的《强学会序》，是改良派的政治宣言。它在论述中国的危急形势后，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变法图存，挽救祖国的危亡，很多人深受感动，“读之者多为之泪下”。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了一组著名的评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在《辟韩》这篇文章中，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解释了君主的起源，驳斥了君权神授说，喊出了“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成为那个时代极有锋芒的口号。《国闻报》则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的思想，这一思想使当时的人们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只有顺应“天演”的规律，中国才能转弱为强，否则就要被淘汰，“这在当时确实有掀天揭地震电惊雷般的影响”。(19)从此以后，“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20)此外，严复还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不少很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如《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道学外传》、《论中国分党》、《上皇帝书》等。
在九十年代创办的报刊中，评论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它是中国政论报刊的杰出代表。
发表大量内容深刻的评论文章是《时务报》的特征之一。《时务报》是改良派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机关报，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任总主笔。改良派在该报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主要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军政民政相嬗之理》、《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说群自述》、《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复友人论变法书》、《为人为己不分二事说》、《以爱力转国运说》、《惩讹言说》、《商战论》、《论将来必至之势》、《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论胶州被占事》、《论西人处置东亚之意》；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民义自序》、《民义总论》、《尊侠篇》；赵向霖的《开议院论》；欧榘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章炳麟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徐勤的《中国余害议》。其中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长达六万多字，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变法主张，是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覆灭的边缘，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地步，与其被人“变”，不如自己“变”。自己变法，“变之权操诸己”；被迫变法，“变之权操诸人”。如何变呢？“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1)徐勤、汪康年等人的文章，则阐述了“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要大量创办正规的新式学堂，创立“政务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还提出要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认为科举制度已经使得中国“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22)科举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科举不变中国就不能自强。“欲兴学校以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3)此外，政论家们还宣传了改良派“伸民权”、“设议院”的主张。梁启超的《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赵向霖的《开议院论》，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述。他们谴责了“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封建政权，要求开设议院，伸张民权。
《时务报》这些振聋发聩的评论，被当时人称为“议论精审”，“草野为之歆动”，“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24)。当时不少官员甚至封疆大吏也以看《时务报》为时髦，湖广总督张之洞称赞它“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5)梁启超回忆说：该报创刊后，“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6)
重视评论这一报刊文字体裁的作用并发展了新文体，是《时务报》的又一特征。新文体是一种评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新文体首先由王韬在《循环日报》使用，出现后风行一时，成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文体。梁启超将新文体的特点概括为：第一，“纵笔所至不检束”，(27)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实行文体上的解放；第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28)即要求文章浅显易懂，允许使用俗语、韵语及外国的词汇句式和语法；第三，“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29)文章于明白晓畅之余，还必须写得感人肺腑，使读者受到感染，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
改良派报刊政论家的报刊评论，并不都具备新文体的全部特点，有的只具备其中的一些特点。只有梁启超，将王韬开创的新文体进一步发挥，并在《时务报》进行全面运用，使这种文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梁启超因而成为新文体的代表人物。有人评论：“梁启超在晚清以报章体为代表的文言发展中的地位，如同胡适在现代白话文倡导中占有的地位。”(30)梁启超的文章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倾吐忧国忧民心情，表达变法维新主张，常常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所谓“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31)南京郑孝胥《致汪康年书》写道：“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32)“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33)
总之，诞生于十九世纪的近代报刊，因为报刊评论的存在而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在维新运动中，报刊评论确实起到了政治斗争“利器”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比成使中国震动的一次电击，那末我们的报纸就不啻是一个强烈的电流，因为通过这个电流可以把新的思想传布到全国各地方去。”(34)十九世纪的报刊评论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以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的抱负，实现了以“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对国事发表意见、以公开的批评监督权力的愿望，也为二十世纪报刊评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注释：
①《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癸巳年八月(1833年9月)，第1页。
②《香港船头货价纸》，No.244，己未年四月廿二日(1859年5月24日)。
③《香港船头货价纸》，No.222，己未年二月廿九日(1859年4月2日)。
④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
⑤王永亮：《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⑥《译辩字林报》，《汇报》1874年8月25日。
⑦⑧(19)(22)(23)(2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103、81、81、83页。
⑨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页。
⑩王韬：《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卷7。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1)《攘外探源论》，《循环日报》1881年1月4日。
(12)洪梅：《“文人论政”的三个典型》，《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4期。
(13)[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1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15)[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16)魏先努：《转型知识分子新的言说方式——我国第一个报章政论家王韬及其报章政论浅说》，《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7)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8)(26)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
(20)《民报》第一期，1905年11月。
(21)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25)李焱胜：《中国报刊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27)(28)(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1、61、61页。
(30)邓伟：《论晚清报章体与文言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
(31)吴其昌：《梁启超》，胜利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第29页。
(32)《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1页。
(3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4)》，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7页。
(34)《字林西报周刊》引维新派某报语，见《戊戌变法资料》卷三。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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