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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势和特点
90年代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八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由1990年的34.9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375.2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60.8%。1996年外商实际投资上升到423.5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2.2%，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程度大幅度降低，宏观经济稳定好转，市场需求适度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九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将具有以下几个态势和特点：
第一，从外商投资的来源看，国际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将明显增多。
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规正日益规范化，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各地区存在的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尤其税收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并统一起来，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的步子将有所加快，同时国内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也将进一步得到改善。这对国际大跨国公司、大财团的投资将有较大的吸引力。现在国际上的不少大公司正在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以此争夺重要的销售市场，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是它们看好的热点地区。中国虽然与东南亚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但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长迅速，市场需求旺盛，政治经济稳定，对吸引这些大跨国公司的大项投资和长期投资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九五”期间国际大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将比“八五”时期增加得更快。
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将明显上升，港澳台投资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外商投资的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会相应提高。“八五”期间，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由1990年的91 万美元上升到1993 年的134万美元，1995年又上升到247万美元，上升幅度很大，而“九五”期间的项目平均规模将进一步提高。
第二，从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看，对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将明显增加。
“九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将进一步缩小，一部分投资领域采取鼓励或限制的形式，其余的大多数都属于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注重引资数量转向注重质量的过程中，一般都由行政管制转向产业导向。如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在1985—1988年期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由“肯定法”转为“否定法”，即由原来的规定哪些领域外资可以进入，转变为只规定哪些领域外资不能进入，其余领域外商都可以投资，同时加强了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尽管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对外资的产业导向政策不一定能够起多大的作用，甚至认为这样做会影响该国在国际引资竞争中的竞争力，但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毕竟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实行了这种转变，而且产业导向政策也确实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比行政管制政策更多的弹性和选择空间，从而在实际过程中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目前我国也经历着这种转变，同时需要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并与国家的中、长期产业政策统一起来。
在引资产业导向政策起作用的条件下，外资将会更多地投向国内需要加快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加上发达国家投资比重的上升和国际大跨国公司投资的增多，本身就会增加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力度，因而这些产业中外商投资数量的明显增加和投资比重的较快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截止到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68%投在工业部门，但其中较多的为一般的加工工业部门，“九五”期间外资在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势必加大对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以及对机械、电子、石化、汽车等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这对民族工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第三，从外商投资的地区流向看，沿海地区仍然是重点投资区域。
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政策虽然鼓励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但由于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地理经济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差别，东部沿海仍然是外商投资的较好区域；加上在全国引资政策趋于统一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难以有更明显的优惠政策，而且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继续向东部流动，同时，在逐步放宽对外资企业的市场限制的情况下，东部沿海由于消费水平较高对外资企业产品有着明显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九五”期间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仍将在沿海地区。这个过程将要持续到三大地带投资环境的差别明显缩小，以及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趋于饱和、相互竞争激烈和投资经营成本较快上升之后（大概要到下个世纪前10年）。
在这个时期，进入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将较多是中、小型项目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大型项目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继续投在沿海地区。同时，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外商投资经营的大本营设在东部沿海，而在中、西部地区选点设立一些分厂或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在“九五”后期可能会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对工业部门的投资。
第四，从外商投资的方式看，外资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购并将大幅度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形式更加多样化，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加大力度利用外资促进国有企业的“三改一加强”，在政策上将允许外商对一些国有企业采取购买和兼并行为；二是在宏观经济相对紧缩的过程中，不少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生产经营困难，亏损严重以至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边缘，企业主管部门需要通过出售（或部分出售）一些中、小型企业给外商，或者让外资兼并企业的方式，来救活另一些困难企业，并解决困难企业中职工的就业问题；三是一些外商为了利用困难企业中的重要资源，如土地、人才、熟练技术工人、以致企业的产品商标和销售网络等，并使投资尽快生效，也愿意以购买或兼并企业的方式进行投资。
这种情况将使外商控股企业、独资企业的数量相应增加，加上我国为进一步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大型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投资，将会适度放宽对外商控股权和独资方式的限制，因而在“九五”时期，大多数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中外资独资或控股企业的比重将有所上升。
外资企业对民族工业的冲击
“九五”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势和特点，将给民族工业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对民族工业的影响面扩大，冲击度加强。随着外资进入领域的扩大和进入形式的变化，国内保护范围的缩小和保护程度的降低，内资企业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将遇到外资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外商控股企业和独资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国际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增多和投资力度的加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它们的资本雄厚、经济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强、产品质量好、经营决策快，相比之下，国有大型企业原来拥有的经济规模大和科技水平高的优势相形失色，乡镇企业所拥有的经营灵活和应变能力强的优势难以有效发挥，加上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内资企业很难与其展开有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尽快采取对策措施来提高竞争力，民族工业的发展前景将日益受到影响，不少企业可能在新的挑战和压力下陷入困境以致垮掉。
其次，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明显增大。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和国际跨国公司投资的不断增加，普遍带着名牌商标和市场要求，这种情况恰好适应了国内消费水平上升和消费结构变化，对名牌商品、优质商品和高档商品需求量迅速增长的趋势，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很大。随着对外资企业市场限制的适度放宽，以及对其内外销比例的逐步取消，这种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增大。同时，随着外资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和渗透，外资企业对中西部地区市场的占有率也将明显上升，对国内市场的覆盖面将相应扩大。这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将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大多数仍然以国内市场作为生存空间的内资企业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第三，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升。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外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持续上升的。198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出口比重和进口比重分别只有1.1%和4.9%，但到1994年，这两个比重上升到28.7%和45.6%；199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39.1%，到1996年，这个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7.3%。并且，外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经常出现逆差，逆差数额呈扩大趋势，1985年的逆差额为17.6亿美元，1994 年扩大为182 亿美元， 1995年上半年也有84亿美元。随着国际跨国公司的投资增加，这种影响会进一步上升，它对民族工业带来的问题是：从进口看，外资企业的进口比重远远大于出口比重，这既对国内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资企业的进口需求和选择；从出口看，由于国际贸易实行原产地原则和各国对进口数量的限制，外资企业出口量的扩大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第四，对我国稀缺资源的争夺加剧。外资企业在迅速发展中，也吸引和利用了我国的大量人才、技术、信息以及重要物资，与民族工业形成了争夺稀缺资源的矛盾。随着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增加和外商独资企业、控股企业的数量增多，这种争夺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它们用高薪吸引内资企业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科技人才和重要的经贸人才，用高价购买国内的技术发明、名牌商标和重要经贸信息，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内资企业中一些迅速成长的新企业和经营管理良好的老企业，本来经济效益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但由于被外资企业挖走了企业家和科技人才，导致发展过程出现挫折；一些内资企业本来拥有重要的技术发明或名牌商标，但由于缺乏运营和发展的资金，往往被外资企业买走技术专利或商标所有权，甚至整个企业因此而被兼并。随着外资进入更多的产业部门和外资企业逐步向中西部渗透，这种现象及其影响将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外资进入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较大的将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冲击较大。这些产业部门有不少属于鼓励外资进入的领域，因而在产业开放、市场开放、放宽独资和控股限制等方面的步子都会相对较快，而国际大跨国公司的进入将带来较大的影响，它们往往推行一揽子投资战略，从产业布点到销售网络迅速到位，很快就能在整个行业形成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能对全行业形成某种控制和垄断力量。这几年在汽车、电子等行业已经出现了类似迹象，随着外资进入特点的变化，这种现象将显得日益明显，从而对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较大威胁。
其二是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冲击较大。国际跨国公司投资经营企业的主要竞争对象，将主要是这些地区的经济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包括内资控股的合资企业，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民族工业将受到较大冲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目前沿海地区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占有较大的市场，随着外资企业向中西部渗透和内地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企业在那里的市场将相应扩大，沿海企业在中西部的市场地位将受到强有力的竞争，这也使沿海发达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冲击。
其三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冲击较大。目前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将成为外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的主要竞争对象，因为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体，也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它们即使与外商合资，也必然要采取国有控股的形式，从而形成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局面。然而，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尚不合理，其中有不少企业的债务负担、冗员负担和社会负担相当沉重，很难与经营机制灵活和各种负担较轻的外资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尤其难以抵挡来自国际大跨国公司投资经营企业的强大冲击。
提高民族工业竞争力的思路
面对外资进入格局变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我们应当看到，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民族工业必然要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不能不经历的过程。我们不能通过对外资企业实行限制政策来长期保护民族工业，那样会使落后的局面长时间持续下去，影响了企业的正常成长和竞争力的较快提高。民族工业只有在经受压力和迎接挑战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内资企业在外来冲击下迅速成长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既要靠企业的努力和开拓，也要靠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从理论上说，可行的途径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民族工业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可以发挥这个优势。这里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如果实行同样或相近的工资水平，外资企业作为外来者和后来者，就不能有效地吸引国内的各种人才，内资企业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就不会轻易向外资企业流动，因而外资企业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不论是利用国内人才还是从国外引进人才，都必然要付出比内资企业更高的工资成本，并且要高出较大的幅度。依靠这个优势，内资企业只要高度重视和合理利用各种人才，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率，就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现在到下个世纪初，在中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国内的各种人才都不是过剩而是短缺，人才越是短缺，外资企业要吸引人才就越要付出较高代价，这将导致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人才利用成本形成较大差距，所以民族工业可以发挥这方面的成本优势和竞争潜力。
2.推行名牌战略，提高产品质量。与外资企业相比，民族工业的较大劣势在于产品质量尚不过关，牌子缺乏影响。因此，内资企业应当积极推行名牌战略，全面加强质量管理，改进产品质量，扩大牌子影响。面对外资企业千方百计收买国内名牌的态势，应当引导内资企业从民族工业发展前景出发保护自己的牌子，并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内资企业创牌和保牌。对于大多数内资企业来说，要根据民族传统去开发新产品和新品种，从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需求增长的名牌产品。同时，要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全面完善产品售后服务，从尽量满足消费者需要中加强竞争力。在这方面，家电行业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成功的内资企业，它们的经营战略和发展途径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3.发展企业集团，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要与国际大跨国公司的投资企业展开竞争，内资企业普遍规模太小，实力不足。因而加快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水平是当务之急。必须改变前几年企业集团过于松散，“虚有集团，实无企业”的状况，为大型企业集团的成长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形成跨产业、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消除企业集团运营和发展中的体制障碍，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提高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益和对外竞争力。同时，大量乡镇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太小和缺乏投入，应当推动乡镇企业进行制度变革，通过与大工业结合，尽快提高经济规模，增加各种互补性投入，以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增强抵抗外资企业冲击的能力。
4.加快体制变革，增强企业活力。国有企业尤其大中型企业的体制不合理，各种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很难与外资企业尤其国际大跨国公司展开有效竞争。应当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负担、冗员负担和社会负担，形成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以释放和扩大国有企业的体制竞争力。同时，在对外资企业逐步取消各种优惠政策和实施相应国民待遇的过程中，要统一对内外资企业的各项政策，使两类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负担趋于一致，以利于展开平等竞争；并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和监督，防止它们利用国有企业的体制弊端尤其是产权不明晰的缺陷进行不正当竞争。
5.重视培育和促进民族企业家的成长。国际经济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关键在于企业家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表明，有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沿海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迅速成长及其作用的不断增强。在外资进入格局变化将对民族工业带来较大冲击的情况下，要特别重视培育民族企业家并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相关体制问题难以较快理顺，在这个条件下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更要依靠企业家的作用。必须尽快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包括企业家的发现、选拔和使用制度，使一大批善于经营管理、勇于开拓创新的能人上升到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来，并从体制和政策上为他们施展才能创造有利条件。
6.利用产业优势，开发农村市场。面对外资企业的冲击，民族工业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增强竞争力，争夺国内市场。一方面，国内一些产业的开放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必要过渡期，内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适度保护期的相对产业优势，加快发展那些外资仍受限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政策保护的过渡期尽快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村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市场，由于农民收入消费水平较低从而价格水平较低的优势，根据农村消费习惯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品种，努力开发国内农村市场，发挥在农村市场的竞争潜力。
7.扩大对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要加强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和竞争力，民族工业还要注重扩大对外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接受外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说明国际投资也有一个比较利益和扬长避短的问题，投资竞争力并不完全取决于绝对的资本实力和科技水平。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内资企业可以避开国际贸易壁垒，减轻由外资企业出口量扩大带来的外贸限制和贸易摩擦。已经受过市场经济风浪锻炼且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企业，在国内已经过多年发展和市场竞争而趋于成熟的产业部门，以及经济实力雄厚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国有大型企业，可以率先扩大对海外的投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