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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道德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仁人君子”为最高理想人格。为了实现“仁”，造就“仁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孔子不顾成败，不计得失，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结合个人道德实践经验，孔子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道德修养理论，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实践方式，而且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于“四有”新人的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孔子道德修养论的特点
道德修养作为理想人格的实现方式，在孔子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处于首要位置。“修己”是第一位的，以此为本，在道德上首先完善自我，然后推而广之，扩展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孔子的全部道德伦理观都是以道德修养为根本立足点，围绕它来展开的。那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呢？为此，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己”的道德修养方法。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2〕一个人能否成为有仁德的人，不是取决于他人， 而是完全取决于自己，关键就在于个人能否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只要个人努力追求，坚持不懈，就能达到理想目标，获得最高价值——仁。孔子把“为仁由己”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前提和立足点，这就充分肯定了道德修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地位，并为个人提供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内在支持力量，从而使其道德修养论得以奠立在现实的稳固的基础之上。具体说，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修养论特点表现如下：
（一）通过确立道德认识的基础地位，突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道德认识是道德修养的先导。通过学习，掌握有关“仁”的知识，懂得为人的道理，是孔子道德修养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仁”的实现，非一日之功，更非自发产生，需要后天长期努力而成，而个人所作的努力首先就是掌握有关“仁”的正确的道德认识。没有道德认识这一前提，就不会树立起行“仁”的自觉性。正如孔子所言：“不知礼，无以立也”。〔3〕“未知，焉得仁”。〔4〕知礼识仁，是人立足成仁的基本。因“智者不惑”〔5〕，有了关于“仁”的道德知识， 就可以明辨是非善恶，防止各种弊端、恶行产生。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6〕仁、 知、信、直、勇、刚都是美德，但如果不通过学习把握它们的实质，即使主观上爱好仁德的人，也会发生各种蔽害，走向事情的反面。如同爱亲要有爱亲的知识，忠君要懂得忠君的道理，不然就会成为痴贤，愚忠。
学习仁的知识是重要的，但只学不思无益于事。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7〕。学思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思”的主要表现就是自我省察，即行为者自己去检查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8 〕经过内心自我反省，感到自己行为无愧于心，就会始终如一坚守仁义，“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9〕 内省，使人在自我认识、自我解剖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没有内省的功夫，一个人不可能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所以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10〕同时，只有通过个人的省察、思考，所学的道德知识才能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达到自觉行仁的境地。
孔子把对“仁”的道德认识放在首要位置，这不仅是道德品质的形成规律，而且为道德修养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孔子本人的道德修养历程，就是从“志于学”开始的。他通过自身实践，认识到学的重要性，“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1〕对自己的好学，孔子给予充分肯定。他自述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好丘之好学也。”〔12〕即使到了古稀之年，孔子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3〕正因为孔子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所以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他本人也成为具有崇高人格的道德典范。
（二）通过揭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强调了道德修养的主动性、能动性
道德认识显示了道德修养中理性的指导作用。然而，道德修养作为个体的自觉活动，在理性指导的基础上，更离不开情感和意志的作用，甚至说，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情、意的作用体现出来的。在道德修养中，个体积极的态度、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等因素所形成的良好心态，是道德修养得以进行并持之以恒的强大动力。对此，孔子大加阐发。
首先，要有行仁的真诚愿望。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一个人只要真心实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践“仁”，那么仁德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一些人不实行仁德，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或没有力量，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心要实行仁德。所以，个人首先要有求德的强烈需求，有人格完善的需要，在这一内在动机驱使下，个人就会象渴思饮、饥思食那样，去主动从事道德修养。
其次，在道德情感的满足中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人格的升华。对待“仁”，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5〕以仁德为快乐，具有好仁好礼的道德情感，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最可靠心理基础。因道德情感一面使人以极大的道德热情去积极接纳、认可道德认识，把理性的道德要求转化为道德主体的感性欲求、自觉行为，同时使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感受到情感的满足和精神的快慰，并由此产生行仁的更大动力。所谓“仁者不忧”，〔16〕行仁则安乐，不行仁则痛苦，孔子对颜回的器重与赞扬也正是基于此。他说：“贤哉，回也！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7〕孔子所赞赏的这种“孔颜之乐”，实际上是把“仁”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体验，一种内在价值的体现。以实现仁德为精神归宿，个人就能超出眼前的贫富贵贱和利害得失，摆脱一般人的忧虑和烦恼，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快乐，由此达到“仁者安仁”〔18〕、“君子坦荡荡”〔19〕的理想境界。在此，孔子把“为仁由己”的道德修养基础落实到“安仁”、“乐仁”的心理状态上，从而强化了道德修养的自愿性。
最后，凭借道德意志坚守仁道，实现仁德。道德意志是道德知识，道德情感付诸道德实践的主体性保证。孔子看到，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仁”，必须树立坚定的意志。所以，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0〕有了道德意志，一个人就会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保持自己的德性和节操。既然仁人君子以实现仁德为最大快乐、最高目标，那他就能够以坚定的意志，践行仁的主张，捍卫仁的纯洁性，至死不渝。作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1〕，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仁的道德价值，实现仁德，他会自觉自愿地牺牲一切，这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
知、情、意各种因素有机结合，必将产生现实的道德行为，而道德修养也正是通过外在的现实活动体现出来。所以，孔子强调道德修养最终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要求“学以致道”、“笃实躬行”〔23〕。考察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不是“听其言而信其行”，而是“听其言而观其行”〔24〕，显示了孔子言行一致的精神。
由此可见，孔子道德修养论，从道德认识这一前提出发，以“仁”实现的心理机制为驱动力量，通过知、情、意的交互作用，揭示了道德修养的途径和道路，从而一方面充分显示了道德修养的自觉、自愿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为其道德修养理论的实现确立了可行的前提和保证。
二、孔子道德修养论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是其伦理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弘扬。回顾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反思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更感孔子道德修养论现实意义之重大，它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道德修养必须立足于内在心理机制和外在现实条件，把情感与理智、理论与现实真正统一起来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25〕道德活动是人的自由意志、主体能动性充分展现的过程，而道德修养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过程，它把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人内心信念，并将这种内心信念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使人性向善。这一显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道德修养过程，当然离不开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条件，与教育方式、道德要求正确与否，现实人的接受能力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同时更要依赖于使道德修养得以启动，持久的内在心理机制，注重知、情、意各种力量的有机协调。忽视任何一点，都会影响道德修养的顺利进行，妨碍理想人格的完善。
我们国家历来注重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的培养。建国以来，在对共产主义新人，“四有新人”的塑造上，取得了很大成效，涌现了一大批品德高尚的道德典范，极大地带动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过于急于求成，过于重视外因作用而忽视内因，理论脱离于现实和个体道德需要，导致道德修养的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具体如下：
一是道德修养的外部条件不充分，欠合理，理论与现实脱节。
外部条件是道德修养得以进行的现实基础，对道德修养影响最大的外部条件主要是社会外在的道德要求与道德教育。要使道德个体自觉地按社会道德要求塑造自我，首先他必须接受这些道德理论。然而，建国以来我们所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要求，如“五爱”，“共产主义觉悟”、“大公无私”等，尽管是个体道德修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由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觉悟与之相差很大，这些道德要求还不能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可。如“大公无私”在当今社会只是为数极少的先进分子能做到，对大少数人而言，还只是一种比较遥远的理想。对属于理想的东西要求社会每一成员都遵守实行，其实践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极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从而产生道德上的对抗情绪。同时，由于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未能针对个体道德差异，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人因时而宜，而是单纯地从外部灌输，一味抽象说教，结果理论脱离个体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致使生活中人人都能讲一通共产主义道德的大道理，实践中却少有人做到，共产主义道德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道德教育中的脱离实际、一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严重挫伤了道德个体的主体性、使一些人对道德修养变得淡漠、反感，而另一些却走向反面，一味说假话、空话、大话，表里不一，表现出道德上的虚伪性，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道德人格的培养，致使后患无穷。
二是道德修养的心理机制不健全，道德个体情感与理智失调。
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转化为个体道德、即进入个体的思想、意识、情感、意志和实际行为过程之中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现实道德。正因为此，道德修养的心理机制是否健全，便直接影响着道德修养的实际效果。道德心理机制是否健全，主要指道德活动中各种内在因素知、情、意之间是否协调，概括讲即情感和理智是否平衡问题。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一直把道德修养当作一种纯粹理智的活动，认为要达到至善境地，就必须用理智来克制情感。这样，情感作为理性的奴仆，被挤出了至善的道德境界。与之相关，我们的许多道德规范往往表现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法令，虽威严崇高，但总让人感到不尽人情，不合时宜，难以引起心灵的共鸣。事实上，道德情感与理智互相依存，交互作用。没有理智指导，道德修养可能步入歧途；而没有情感渗透，道德要求就不会内化为心理需求，道德修养就失去存在意义。正如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的：“情感——这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出伪君子”。〔26〕正是在至善的道德境界中，情感和理智实现了高度统一。为此，在道德修养中，个人应努力将情感与理智协调起来，对道德要求既要“知之”，又要“爱之”、“乐之”，注重对道德情感的培养，加深对道德意义的体验。只有这样，外在道德要求才能真正溶入个人内心世界中，化作一种自觉行动，达到道德自律。否则，如果长期迫于外在压力，被动地去服从道德要求，个人情感与理智始终处于分裂状态，那不仅使道德修养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而且还会导致人格的分裂，影响人的健康、全面发展。
相对之下，孔子的道德修养论则更加注重道德修养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对道德心理机制的挖掘。他的伦理学处处突出“情”的作用，使情寓于理、理发于情，二者紧密相联，如孔子道德观的核心概念“仁”其意义就是爱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而“仁”则立足于人人生来具有的亲缘之情——孝悌，孝悌作为“人之本”是仁的最深沉的心理基础。这样，“仁”看起来被描绘得至高无上，实际上却落实到一点一滴的人伦日常之中。孝悌这一人之常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父母以慈爱之心在教养儿女，儿女自孩提之始就知敬其父母、尊其兄长，对父母养育之恩给予回报，这种建设在亲情之上的道德情感是十分牢固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由“孝悌”这一“人之本”，层层外推便推出一系列道德规范，如忠、信、义等。而实现道德规范所采取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誓，可谓仁之方也。”〔2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8〕，孔子所倡导的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循序渐进的道德修养方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都有着极大的可行性。因为，这种方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需求结合在一起，适合中国人心理取向，顺应社会民俗民情，因而极易被人们接受并自觉奉行。试想，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真心爱他人？一个在家庭和一般人际交往中都不具备起码道德水准的人，又怎么可能具备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现代日本一些企业在挑选员工时，把能否孝顺父母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就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表现与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密切关系。所以，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塑造理想人格，造就“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及社会的道德状况出发，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将道德要求由低到高层层提升、步步落实，最终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同时，把道德要求与人的心理需求、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创造有利条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进行道德修养所产生的有益体验，以此激发个人进行道德修养的强烈愿望。只要主客观条件协调，内外因结合，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一定会培养出更好更多的道德人才。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有利的社会环境，这点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无法比拟的。
（二）个人只有以道德理想作为心灵支柱，才能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保持做人的气节和人格的完善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一个人从事道德修养的目标追求，也是一个人实现理想人格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心理动力。有了道德理想，内心深处就会生长起道德承受力，使人始终向善、永保气节。正因为此，孔子才高度重视道德修养中理想、目标的确立。他从15岁“志于学”开始，30岁有了对“仁”的正确认识和坚守“仁”的信心，因而能“立”；40岁对“仁”能坚信不疑；50岁知道仁乃天赋使命；60岁能随时辨别事物是否合乎仁的原则；70以后则心仁合一，因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修养最高境界。可见，孔子一生都“笃信好学，死守善道”，〔29〕在任何情况下都“志于道”〔30〕，甚至不惜“朝闻道，夕死可矣。”〔31〕所以，一个人内心坚守“道”、“仁”，就获得一股巨大精神力量，心灵深处就如同时刻被温暖的阳光照耀，让人时时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正象孔子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2〕而那些只求利不求仁，内心充满物欲没有道德理想追求的人，则不能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因为他们所求未必能全得，所得又总填不满欲壑，因而总是忧心忡忡，得不到人生真正的快乐，正可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33〕
孔子这种视道德理想为至高无上，认为精神快乐高于物质享受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民族精神的形成起过深刻的熏陶哺育作用。仁人、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吸引了历代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达到它而砥砺一生，并从中显示出生命的价值、人格的高尚。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之气；一直到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舍生取义精神，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以求昌盛的自强不息的壮志。从古到今，无数志士仁人都是以弘扬仁道正义为己任，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理想，安仁乐道的精神，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义尤为重大。
市场经济是以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其动力机制主要是对个人利益的刺激，追求最大利润是每个生产者、经营者的最直接动因。对物质利益、金钱作用的充分肯定，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富裕繁荣。但同时如果社会不严格给予调控，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即由追求物欲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各种不道德及违法现象的产生。事实已经表明了这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浪潮中，受物质利益诱惑，一些人迫不急待地投身于商海之中。他们见钱眼开，见利就图，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不惜损害他人、国家利益。金钱、物欲成为这些人最高的目标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跪倒在金钱、物质利益面前，对此顶礼膜拜，为之丧失人的尊严和人格。由于没有内在道德精神支撑，他们或沉溺于灯红酒绿，在物欲洪流中随波逐流；或热衷于投机取巧，搞不正当的生产经营，终其一生的努力牟得一时暴利；还有些道德意志不坚定的人，抵挡不住各种诱惑而腐化堕落。许多曾经风云一时的所谓“改革家”、“企业家”，中途夭折、琅珰入狱，受到法律的惩处和舆论的谴责，正在于他们内心缺乏高尚道德指引，贪小利而失大义，终将步入歧途，抱恨终生。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这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34〕的状况，令人担忧、痛惜，长此下去，必将导致个人人格萎缩、卑下，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以至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
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缺乏对道德理想的追求，那他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生活的动力，走向平庸、沉沦；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对理想人格的培养，那这个社会将难以实现腾飞、繁荣富强。为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高举道德旗帜，以道德作为个人立足于世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源泉，在心灵深处设立起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以此来保证个人的人格完善、事业成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注释：
〔1〕〔9〕〔16〕〔28〕《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
〔2〕〔11〕〔22〕《卫灵公》。
〔3〕《尧曰》。
〔4〕〔8〕〔14〕〔18〕〔21〕〔30〕〔31〕《里仁》。
〔5〕《宪问》。
〔6〕《阳货》。
〔9〕《为政》。
〔10〕《学而》。
〔12〕〔24〕《公冶长》。
〔13〕〔14〕〔19〕〔32〕〔33〕〔34〕《述而》。
〔15〕〔17〕〔27〕《雍也》。
〔16〕〔20〕《子罕》。
〔23〕《子张》。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26〕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400页。
〔29〕《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