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的拓新之作——读《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之作论文,伦理论文,跨世纪论文,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学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注：［美］海伦·杜卡斯、巴纳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这段话，如果出自一个“人文学者”之口，也许会被人认为是“多愁善感”或者“学科自我中心意识”，但由于出自爱因斯坦，人们就不得不深入地去思考一下它的涵义。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的不少学者不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为发现和选择“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就是其中的一项积极成果。
一、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反思现代科技的正负效应
关于撰写《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的缘起，丛书主编陈超南在总序中指出，这是“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所作的一次探索”。他认为这种探索趋势主要包括：世纪之交变革传统伦理的迫切性，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形成全球伦理的必要性，制度、体制、组织伦理相对于个人伦理的突出性等等，尤其是“现代伦理因其社会活动组织化、体系化的特征而在应用层面上出现了具体化、门类化的趋势，又因跨文化研究而出现世界共同关心的若干伦理学热点，它们组成了现代伦理的新景观。”（注：陈超南：《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3页。）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从书》的各位作者综合当代国内外应用伦理学的成果，深入探讨经济、科技、宗教、传媒、环境、性和女性各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并以生动活泼的风格、清新开放的观念推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翁绍军的《信仰与人世——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何锡蓉的《另一片天地——女性论理新探索》，周林东的《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夏国美的《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陈超南的《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周昌忠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共7本，约112万字，把它读下来，通常也是够累的。但是，当我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读完这套丛书时，并没有累的感觉；相反，《丛书》大大开拓了我的伦理视野，我的写作冲动也由此被激发了起来。《从书》比较好地实现了其“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的创作目标。各位作者从各自的角度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探索和论证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为普及应用伦理观念、推广应用伦理知识、深化应用伦理理论、发展应用伦理学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其中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一书，作者周昌忠以其长期、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为基础，综合中西方哲学—文化—伦理观的积极成果，在对当代科技社会的道德问题作细致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伦理价值判断，发人深省。
关于《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的主题，作者认为，所谓“科学技术社会的伦理学”，就是“以价值的尺度来审视和衡量科学技术”，即“着眼于科学技术尤其高科技和当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层面上对人及其生活产生的广泛、重大的深刻的影响。……探讨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引起的正负面伦理效应。”（注：周昌忠：《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6页。）对科学技术社会伦理学下价值判断，其基础或者说源泉就是人追求至善的形而上本性。根据这一思路，作者首先考察了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特别是当代一体化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以及科学技术社会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来说，首先应着眼于其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理智主义、功利主义、批判主义的正面效应，同时也把其负面效应作为前瞻性考虑的观点，主张“用人的至善价值制导技术的伦理本质”，而个人“从专业上实现自我价值”，应当从对至善价值的不倦追求中得到升华。
《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一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依据上述观点，从文化、语言、思维、心理、生活方式和艺术六个方面，通过系统和细致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关于科技伦理的信息，使读者能够比较充分和具体地了解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科学技术究竟导致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伦理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伦理观点。同一些只是提出泛泛的伦理信念或进行简单的道德宣教的书籍相比，此书的这种写法在帮助读者深入认识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并由此做出相应的正确道德选择方面，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作者在分析科学技术社会中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专业术语和大众话语的关系时，指出科学以人工语言的形态存在，人工语言应用的推广对于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专业术语占领了大众话语的领地，促使知识价值的确立和提高，促使大众话语的文化结构走向健全和现代化，这是其积极的伦理效应；但这一趋势也包含着消极的伦理效应，如导致作为人文文化载体的自然语言的消退，削弱乃至损害了大众话语对伦理价值的承诺，使交往行为带上工具色彩，引起话语个性萎缩，抑制个人创造力等等，充分体现了此书善于结合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的优点。
二、彩色的天平——关注时代的重大伦理问题
李铁映同志在展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时，曾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关注当今时代发展提出的问题，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吸收营养，需要有高度自觉的实践意识的三大任务。就总结当代科学发展的成果这一任务而言，他还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不仅带来传统产业的换代升级，也为新的经济形式奠定着基础；不仅促进着社会组织系统的变革，也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更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编：《不竭的时代精神——步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可以说，《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此外，周林东的《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以规范的学术语言、系统的理论思维，概括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成果，指出了当代人类文明的缺憾：“虽然早在几百万年前人类就已从动物中分离了出来，但是人类至今尚未能创造出真正适宜于自己生活的合乎人性的环境，无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还是从自然界角度来看，情况都是如此。”（注：周林东：《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类只有真正消灭了人奴役人的现象，才能真正消灭人奴役自然的现象，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注：周林东：《奴隶与伙伴——环境新伦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这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反思科技革命后果、努力把握时代脉搏的好书。
当然，关注时代的重大伦理问题，并不只限于考察科技的伦理效应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在这方面，《丛书》的作者抓住当前我国伦理生活中的几个热点：传媒伦理、经济伦理、宗教伦理，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例如，关于“传媒伦理”问题，就德国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众的批判就指向了“媒体”；自90年代以来，为了“走向信息社会”，德国的政府和学界开始给予传媒伦理以较大的重视。当时的共识是：在现代交往、信息和自由时间社会，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传媒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无论就其作为信息来源，还是在政府生活中的作用，或者就其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偏好形成的影响而言，都是如此。可以说，当代传媒技术革新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其意义相当于古代社会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转变。信息化过程包含着何种价值和人类形象？新传媒将强化何种价值和人类形象？我们如何能在所有层面内行地、批判地探讨这种价值和人类形象？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明确回答。因此，传媒只有重视其伦理定向问题，它的发展才能为人和社会所接受。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因此探讨传媒伦理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当然，不同于应用伦理学的其他学科，由于在传媒领域内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管理体制的特殊性，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传媒伦理学的原创性要求也就特别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令人十分高兴的是，陈超南《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在这一领域走出了很有特色的一步。
从此书的结构来看，《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从概括传媒伦理的兴起着手，首先阐述当代传媒伦理的基本原则，接着从文化传统、政府导向、经济控制、法律制约四个方面考察传媒伦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集中探讨了传媒伦理与信息科技发展的关系、传媒文化的政治、娱乐和商业意义，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媒伦理问题，是一本资料丰富、可读性强、现代意识明确、具有独特见解的传媒伦理学者著，无论是对于传媒业的工作者，还是对于传媒伦理的研究者，都值得一读。就我个人读此书的感想而言，我觉得此书的特点在于，在平和、具体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传媒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并在一些理论难点问题上，做出了合理的、但又非老生常谈的阐释，表现出作者的理论功底。“现代传播实践的巨大引力把过去较多的在哲学层面讨论的伦理观拉向了大众传媒文化。然而，伦理学的精神上升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它关注并执著于传播领域中的伦理原则：言论的自由、社会的责任、人类的正义、职业的道德等问题。它们是传媒伦理学的基石。”（注：陈超南：《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6页。）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强调这一观点及其所做出的相应阐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同样，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概括了国内外大量最新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资料，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在当代兴起发展的历史背景、现实基础和发展过程，勾勒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特征、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问题，表明作者对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把握得比较充分，对其基本理论也有独立的见解。由于此书不仅使读者充分了解了经济伦理学在国外的最新发展，而且也为读者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因此出版之后，受到同行们的好评。此外，翁绍军的《信仰与人世——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则提出了一个对于当代人极为重要和深刻的信仰问题。通过探讨现代世界和宗教伦理的关系，概括对典型的宗教伦理范畴的现代阐释，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探讨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从敬畏、珍惜和悟觉生命三个方面阐释宗教伦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不仅使读者能够较多地了解关于宗教伦理的知识，而且也有益于人们提高对生命的伦理价值的认识，并承担起相应的对待生命的道义责任。
三、围不住的春色——深入探索人类生命奥秘
从伦理学学科构成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一般分为普通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两大部分。普通伦理学包括描述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等，其中规范伦理学最为重要；而应用伦理学则是一种特殊的规范伦理学，它一方面把规范伦理学的原则系统地应用于具体的行为、职业和事实领域，另一方面，它从实际出发集中探讨特定主题的多种伦理规范，并由此概括出一般的伦理原则。应用伦理学在当代的空前繁荣有其特殊原因：科技的迅速进步，社会实践的日益分化，特殊伦理学问题不断增多；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道德原则，而且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从而，伦理学在日益增强的应用导向过程中被分化了，应用伦理学取代了传统伦理学的部分位置。现在，应用伦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群，如涉及自然的生命、生态、动物伦理学；涉及人的医学、心理伦理学；涉及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传媒、技术、科学伦理学；涉及个人的教育、女性伦理学等等，充分显示出应用伦理学承担着重大的社会功能并具有远大的理论前景。
从《丛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对经济、宗教、女性、环境、性、传媒、科技社会的伦理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也涉及了自然、人、社会和个人四个方面。这说明，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并不只是现代社会功能复杂化的产物，把它称为“领域伦理学”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缺陷，即容易导致应用伦理学受其所应用的“领域”功能化的限制，而忽视了它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奥秘的深入探索。因此，应用伦理学决不只是“应用”的伦理学，它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活奥秘的一种聚焦式的伦理把握，是现代人道德意识觉醒和深化的一种标志。《丛书》中的论著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通过比较全面地概括当代女性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分析其以女性自身的体验研究伦理问题的基本观点，并就当代女性伦理学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反思性、综合性的观点，何锡蓉的《另一片天地——女性伦理新探索》启发我们，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自身。
夏国美的《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则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一大奥秘——性——的伦理问题，是一部充分展现出作者个性的著作。此书以当代中国性观念的进步和困惑为起点，以私有制的爱情和矛盾为核心、以性欲、爱情、婚姻的关系为基本线索，以现代女性主义为思想背景，以爱情→性情→亲情的发展为基本结构，探索如何使真正的自觉的人性成为现代性伦理的基础，为当代人的性爱生活提供了一种达到理想目标的追求方法和合理途径。由于作者思路清晰、观点合理、资料丰富、研究扎实，因此可以说比较好地达到了作为此书确定的目标：不是要代替现实去建构一种乌托邦式的性道德规范，而是立足于真实的人性，探索适合时代需要的性伦理思想。由于作者的专注和投入，因此书中有不少体现作者观点的警句，读起来令人回味。如“从严格的历史意义上说，理想的性伦理不应该是性的自由和解放，而应该是爱情的自由和解放。”（注：夏国美：《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依靠责任性不断自我创造积淀性爱情比起‘喜新厌旧’支配下的浮动性爱情要高级得多。”（注：夏国美：《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爱情固然无法与性和利益绝对分割，但爱情、性、利益三者关系的合理定位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注：夏国美：《围不住的春色——当代性伦理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界比较重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出版了不少相关的论著，而且也展开了对其方法论的探讨，推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但是，由于应用伦理学涉及十分广泛和专业化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热点，如果仅由狭义“专业”的伦理学者来从事这一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专业专家的积极参与，这样才能实现应用伦理学在面上的拓展和点上的深化，而《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的作者们，恰恰就是这样的专家。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我国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成果将会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