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云四大平衡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读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国力论文,相适应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好四大平衡理论，对于指导实现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简称《纲要》）确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
一、四大平衡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陈云认真总结他在1949—1956年新中国建设的过渡时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实践特别是恢复和稳定经济、制止通货膨胀（下简称“通胀”）、减少国民经济波动的成功经验，于1957年初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讲话，初步形成了陈云的以四大平衡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陈云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有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质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陈云首先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全局性总量平衡的角度，阐明要确保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就必须首先要通过国家的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对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从而实现四大平衡。制定和出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必须从国力出发，国力主要是财力、物力包括投资、机器设备和材料、消费资料、外汇等方面。从国家的财力物力出发确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大小，以国家可能运用的财力物力制约基建规模，这就是国家经济宏观目标和经济政策选择的立足点，只有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才能使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尤其是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是社会总量平衡的关键。财政收支平衡是各种经济指数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不平衡必然会在财政收支上有所反应；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就会出现赤字，赤字不能解决，以发行钞票弥补，就会导致信贷不平衡，造成“通胀”；外汇不平衡，形成逆差，在国际收支上就会形成负债，如果在国力范围内借一定的外债搞建设是有必要的，而如果借外债单纯为了缓解财政赤字，则在还本付息过程中，国家利益就会外流；物资平衡，主要是社会总物资供给能力与社会总需求购买力的平衡（包括总量和结构的平衡），这一平衡直接受财政、信贷、外汇平衡的影响。因此，离开我国国力这个立足点所出台的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就是不合理的或不正确的，“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确保实现国民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健康地发展，从长远来说，这样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就是最好效益和最快的速度。
四大平衡是多方面联系的复杂的整体，它是以比例协调、结构平衡和总量平衡为主要特点。它需要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并且是事先、主动的通过制定和实施计划来实现的平衡。陈云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和生活消费品生产供给相互适应的辩证关系；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及其扩张和财力物力供应相互适应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理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因此，陈云要求在分配国家财力物力时，对基础建设、生产、生活这三方面作合理的计划安排：“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须的消费，然后才进行必要的建设。”社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直接反映在农、轻、重的排列次序及其比例关系上，因此，陈云立足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的国情，特别强调我国农业对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按农、轻、重的顺序按排计划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社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还反映在农业和工业的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陈云还强调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时，首先保证生活必须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在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
四大平衡既是动态的平衡，也是静态的平衡，既要使当年平衡，又要瞻前顾后前后衔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目标，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陈云创造性地提出，要按短线搞好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及其比例要处理好动态与静态的平衡，前后顺接，避免徒升徒降造成损失。
二、四大平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大平衡对协调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
协调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体制已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国家计划，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已呈现四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1996年）循环。这里以在第四次周期（1992—1996年）中，国民经济出现经济景气循环作简要分析。1991—1992年国家逐步调整基建投资规模、财政、信贷投放，使建设规模基本上和国力相适应，使国民经济在1992年出现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好景气，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2%，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5.4，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增长8.9%。尽管1995年仍严重“通胀”，而1995—1996年可称得上是经济好转年度。在这两年里，国家正确运用四大平衡的主要实践是：对1993—1995年严重“通胀”的治理实行“软着陆”，即实行逐步渐进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实现四大平衡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1995年控制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为19445亿元，比1994年增长18.8%，而增幅回落12.6个百分点，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11%，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2%基本适应，投资率（总投资额／国内支出总额）由1994年的35.1%回落到33.7%，在总量上基本接近适度增长水平。财政收支差额和信贷货币控制较好，财政收支在紧运行中保持基本正常，全国财政收入6187.73亿元，完成预算的108.7%，增长18.6%，财政支出6809.17亿元，完成预算的107.1%，增长17.6%低于收入速度，财政收支赤字621.44亿元，债务收入1537.69亿元主要用于弥补中央财政建设性预算收支差额664.42亿元、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869.29亿元。全社会信用总量得到较好控制，现金投放明显减少，金融运行比较平稳，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通过正确运用四大平衡，经济增长率趋于适度增长区间，并提前5年实现了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经济结构得到改善。
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根据市场供求条件和进一步抑制通胀、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8%；继续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控制物价总指数在10左右，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生活稳定，缓解企业困难；在继续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21000亿元（其中国有单位14400亿元，集体和个人6600亿元），投资率控制在32%左右，首先对新建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继续严格贯彻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过1996年近一年实施四大平衡的实践，经济出现好势头。第一，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95年增产1000万吨以上；1—10月份，全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比1995年同期增长12.8%；1—10月份平均价格涨幅比1995年同期增长6.4%，10月份回落到4.7%，预计全年物价总指数在6左右。第二，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大体适度。市场供给充足，财政金融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较好，外汇储备有较多增加。第三，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新推出的金融、涉外税收、外汇管理和价格等改革进展顺利。
四大平衡是治理“通胀”的核心手段。本文以物价总指数作为“通胀”及其程度的一般界定，我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物价上涨有明显高峰为标志，已经发生了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胀”，三次严重“通胀”在历史的大跨度上，都是一个连续受控制治理的时起时伏的过程。
从1984年到1995年12年中，物价指数在5以上的有9年，其中在10以上的有5年（1985年8.8，1986年6.0，1987年7.3，1988年18.5，1989年17.8，1992年5.4，1993年13.2，1994年21.7，1995年14.87），这就是说在12年中大部分年分是处于严重的“通胀”状态。从物价高峰期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1984—1986年，高峰年是1985年，物价指数未达到两位数，市场比较稳定。第二阶段是1987—1991年，高峰年是1988年，连续一年零八个月物价指数超过两位数，最高月达27.9，出现了普遍的抢购和挤兑。第三阶段是1993—1995年，一直维持两位数以上，高峰年是1994年达21.7，最高月突破30，这阶段“通胀”涨幅最高，时间最长，但没有重演1988年的抢购风，市场较为稳定，主要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在物质上、心理上已经接受过物价上涨冲击的锻炼。
分析上述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胀，归结起来，其产生的根源是背离了四大平衡理论；而得到治理，使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稳定的是运用了四大平衡理论。
由此可见，四大平衡是治理“通胀”的有力手段。如对1988—1989这个物价高峰年治理的主要措施是：（1）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行治理整顿，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投资；（2）抽紧银根，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3）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4）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供给；（5）制止乱发财物、资金，抑制消费基金膨胀；（6）两次提高储蓄利率，吸引社会存款；（7）清理整顿公司，整顿经济秩序。由于采取急刹车、硬着陆的治理整顿方针，很快地治理了这个严重通胀高峰年，使物价指数回落，国民经济出现协调良性发展。
在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指出：“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问题。”“至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四大平衡的作用融化到认真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要求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需纠正‘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搞好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把四大平衡的作用运用在实施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全过程。
基于上述对四大平衡的作用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什么时候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从国力出发量力而行做好四大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就趋于平衡，国民经济就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获得最好效益的最快速度；什么时候超出国力急躁冒进，就患“脱离实际，对建设急于求成，对民生急于求富”的“左”的错误，国民经济运行就出现混乱，吃急躁冒进的亏，面对严重的通胀要付出巨大政治经济代价时，又要退回来不得不运用四大平衡来解决问题。
三、四大平衡在实现《纲要》确定的经济目标的作用思考
第一，要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大平衡对确保实现我国纲要所确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首先，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大平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前提条件原理，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的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丰富和发展。尽管四大平衡的基本思想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后逐步推行市场经济以来的连续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四大平衡已成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理论，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我国是资源稀缺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并且必须以四大平衡作为强有力的调控手段（1）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在一起的，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推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确保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始终处于优胜地位，保持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确保国民经济比例协调、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就必须搞好以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和外汇收支四大平衡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2）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国民经济要按比例、互相协调有效地发展。它要求必须由政府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保证和优势条件。（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它国家市场经济有共同点，就是市场具有缺陷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必须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这种缺陷性。国家对非竞争性的基础产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与社会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或事业，必须实行财力物力调控，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大平衡发挥作用方法论问题。国家制定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宏观调控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计划、财政、金融之间相互配合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时，还要使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宏观经济政策与其所必须的实际内容和物质基础紧密相结合、相统一。现有的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及其管理体制免不了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
第三，《纲要》提出：“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九五’其间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九五”时期是决定我国以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跨入二十一世纪和决定我国能否在下世纪中页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和关键时期。因此，努力搞好以四大平衡为核心内容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以获得最好效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确保实现“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尤为重要。
第四，《纲要》已确定“九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是采取综合治理政策，控制价格总水平，努力做到价格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其投资率按30%来把握，具体执行由国家财力和物力决定，严格控制资金源头，花大力气控制预算内和预算外的集体以致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广增财政收入，精简财政开支，国债（包括内外债）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控制货币总量，使其发行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抑制“通胀”，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18%与23%以内；调控外汇使经常项目中的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非贸易往来力净减少逆差，资本项目在借贷资本略有逆差的情况下，通过吸收直接投资，保持适当的顺差，增加外汇储备。
这样的目标和政策已经渗透了陈云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经济理论。如何在全国一盘棋地贯彻实施这些目标和政策，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系统工程，主要问题在于：（1）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经济出现失调、波动、严重“通胀”以致滞胀等困难时，人们就易于接受和运用四大平衡；而每当在经济形势出现几年好转时，人们则易忽视大平衡，脱离国力，盲目冒进。（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这样的成就，人们热情高涨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有不少地方提出要提前翻番，率先或提前实现小康的主观奋斗目标，这是否切合地方的实际和我国国力的实际？是否与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相符合？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杜绝相互攀比、脱离实际、盲目建设的作风；在今后实施《纲要》的过程中，要克服“左”的冒进思想，自觉学习和运用四大平衡理论作指导，少走要治理整顿的弯路，少犯一拥而起，超出国力，急于求成的错误。制定和出台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政策，必须以自己的国力国情、地力地情为立足点。（3）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脚踏实地，坚持搞好以四大平衡为核心内容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抵制和批判数字出经济、数字出政绩的害国害民的浮夸、腐败作风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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