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答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全球经济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献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并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本文集中于研究这类文献的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流量和贸易格局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是否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品构成了严峻的竞争？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FDI流入国。中国接收的FDI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FDI流入)带来“转移效应”，即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接收的FDI正在被转移到中国？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基础金属的价格)和全球通货膨胀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的安排如下：首先我们简要回顾近百年来，尤其是30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发生的变化；在第二部分，评述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流量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结合现有的研究文献着重讨论FDI流入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全球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基础金属的价格)和全球通货膨胀可能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一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规模与地位
要清晰了解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规模和地位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历史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方面，经济史学家Maddison(2006、2007)为我们描述了130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模式。
如表1所示，从人均收入和技术水平来看，14世纪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官僚治理在这一时期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现代化之前的多层治理结构来说，还比较有效，运作成本较低，并且对于这一时期的农业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在16世纪，西欧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知识上都超过了中国。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天国中心思想使之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发展和变化态度冷漠，因而也错过了交流和进步的机会。1840-1950年，由于外国殖民者的入侵和中国内战，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下跌到20％，经济受到重创，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开始恢复，但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仍然较少。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方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得以加速。根据Maddison(2006、2007)的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表2给出了1700-2003年中国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以及它们的GDP增长率的估计数据。
一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除了与自身的经济规模相关外，还与其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有关。在粗线条勾勒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方面，Srinivasan(2006)运用了两组指标，一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和开放程度指标，这种融合和开放程度在国内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占国内GDP的比重，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总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对于一个小国经济来说，GDP并不是很大，但是贸易占GDP的比重特别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国际经济有很显著的影响，而是显示了国际经济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有时候也会低估经济的影响力，因为这一指标过于综合性，很难反应在具体层面上，如在某一具体产品和行业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另一组指标是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相关指标，如中国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中国GDP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等，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影响实力，但无法反应具体的影响途径及因果联系。这两组指标综合在一起，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具体数据见表3和表4。
从表3及表4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贸易占国内GDP的比重较高，2004年达到了65％，国内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较大，二是影响力的增加速度较快，如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从1983年的2.3％到1994年的5.4％到2004年的12.8％。从这些指标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文从国际贸易、FDI投资、能源金属价格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
二 中国崛起与全球贸易伙伴
分析中国在贸易方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的文献较多，从研究文献的主要结论来看，中国经济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从方法论来看，一些文献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另一些文献使用了理论模型和和计量模型来检验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定性分析为例，Jenkins与Edwards(2006)采用了一个两维的矩阵框架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影响。其中一个维度是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另一个维度是直接效用和间接效应，两两交叉，形成了如表5所示的四个相互区别的影响矩阵，即直接竞争效应、直接互补效应、间接竞争效应和间接互补效应。
因此，要考察中国的经济崛起对某一特定地区或者特定国家的贸易的具体影响，必须综合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事实上，大多数定性分析的文献都是在这个基本概念框架下来进行的。不难理解，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决定中国经济对特定国家贸易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与这一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上的相似程度，如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特定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决定了中国与特定国家的竞争程度。相似程度越高，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越激烈。中国的进口结构与特定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也至关重要，相似程度越高，则互补效应越强，中国的进口需求会带动该国的出口增长。总体来说，那些出口商品与中国出口商品类型比较类似的国家会因为中国的竞争优势而受损，而那些出口类型与中国的进口类型相类似的国家从中国的进口需求增加的机会中获利。
如何来衡量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大小，一些文献根据贸易结构的相似程度的概念，构造了一些计算方法。如，Jorge等(2006)构造了衡量贸易竞争程度的以下两个指数，即专业化系数CS(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和一致性系数CC(coefficient of conformity)来分析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竞争程度：
其中
和
代表在t时间内，i国和j国n产品在其出口总量中的比重，其中一个国家恒定为中国，另一个为所选国家。这两个指数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和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的相似程度。指数越靠近1表明竞争程度越高，等于1表示出口结构完全雷同，竞争程度最高。根据这一算法，该文计算了1998-2004年34个国家(其中15个是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竞争程度，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国与东亚国家，拉美地区除了墨西哥以外与中国的竞争指数都非常低，并且这一指数还处于下降的趋势。作者列举了巴西和墨西哥的例子进行了个案分析，巴西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较多，出口中国的商品数量不断上升，其中大豆、铁矿石、钢铁、豆油、木材占巴西出口中国产品的75％。而墨西哥却面临中国的激烈竞争，它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被中国以12.1％对11％超过。
Weiss与Gao(2003)则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法(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美国和日本市场上的竞争程度。他们在计算中以中国为参考国，分析目标国在出口市场上市场份额的损失程度。j国产品i在某一出口市场上的出口增加可以表示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假定之前的出口占比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出口市场本身的增加而带来的j国出口同比例的增加，即
；第二部分是由于出口占比的变化所带来的j国出口的变化，这一部分可以写成：
第1项揭示了由于目标国j相对参照国而言市场份额的变化(即相对中国竞争力的变化)带来的出口变动，第2项揭示了参照国相对世界而言市场份额的变化给目标国j带来的出口变动。两项之和就是目标国j总的竞争效应，其中第一项如果为负，表明相对中国而言正在失去竞争力。但是如果中国竞争优势加强，从而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则第2项为正，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j国的竞争损失。
Weiss与Gao(2003)利用国际标准贸易品分类目录(SITC)下的两位数分类数据对市场份额的计算表明，相对市场份额的损失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区域。在美国市场，东盟对中国竞争力损失最大的5类商品依次是：SITC 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7(电信和声音录制与复制设备)，76(电器设备)，89(零碎制造品)，82(家具类)。在日本市场上，这些商品依次是：SITC 34(天然气)，03(生鱼)，63(木材)，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器设备)。可以看到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76(电器设备)在这两个市场上都出现了相对中国的竞争力的下降，市场份额损失的产品类型在美日市场之间存在相当的相似性。
从方法论来看，这些分析竞争效应或者互补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分析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不同的只是对于贸易相似性的测量方法和标准。然而，我们知道，在分析贸易结构的相似性时，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国际标准贸易品分类体系(SITC)中的商品位数，对于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的计算会有重要影响。位数小的商品分类较为笼统，容易失去一些细节的把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同一商品目录下的商品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些细分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可能具有不同的竞争程度，而且同一类别下的商品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制造技术和设备，具有不同的档次和附加值率，因而具有不同的竞争态势。SITC目录的位数大，商品分类细致，计算过程显得过于繁琐，即便如此，有时候也无法区分出同一类产品的档次和所拥有的不同技术含量，但相对而言，结论仍然会得到改进。
尽管如此，这些关于贸易结构的分析还只是初步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建立在严格的概念框架上的定性研究仍显不足。比如，中国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多的是伙伴还是竞争者，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一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具有比较类似的外贸结构，出口的主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而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如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上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对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的进口需求。中国虽然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出口份额越来越大，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有所变小，但是这些国家却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力度，尽管中国对美国是持续的外贸顺差，但是对亚洲国家却是贸易逆差。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由于交通运输的便利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区域合作生产，即整个工序的一个部分在一国完成，其他的工序可能在另一国家和地区完成。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区域化生产作业体系的加强，从而会增加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往来，从这些国家进口中间产品或者原材料，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加工生产。Jorge等(2006)分析了中国进出口的结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在出口商品中，机械和交通设备，制造产品和其他制造产品占据了较大比重，而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类似，显示出产业间贸易的存在，表明中国成为再出口的制造中心。企业运行的模式为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然后进行就地加工，最终进行再出口。
最后，在评估中国崛起对全球贸易流量格局的影响中也需要考虑调整成本与动态效应。尽管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出口竞争使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减少，存在短期调整的成本，但是在长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可以使这些国家从中获利。中国外贸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价值链的升级，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出口贸易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相对于以上定性研究文献来说，经验研究的文献相对少些，一方面是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而且受到数据的限制，带来定量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建模需要简化处理，定量分析与现实情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过，现有的经验研究还是值得我们的关注。
Yang与Vines(2000)模拟了一个多部门多国家不同产品模型来分析中国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影响。该文利用1975-1995年的数据和GATP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即设定中国1975-1995年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975年的水平不变，比较这些发展中国家1995年的经济情况与实际经济情况的差别，从而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存在竞争，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并且可以被互补需求效应所抵消。与中国的贸易越紧密，生产结构的互补效应越强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便是如此，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抵消了在第三方出口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恶化。然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来说，竞争效应超过了对中国出口增加的正互补效应，如东盟(ASEAN)国家的出口会稍微下降。
Ahearne等(2003)利用1981-2001年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模型系统地检验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作者在控制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国外收入增长和以贸易加权的真实汇率等一些因素之后，加入中国的出口增长作为解释变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出口增长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以及东盟四国(ASEAN-4)几乎都是正相关，尽管这些相关系数有时较小或者不显著，但都显现出这一地区呈现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
Eichengreen等(2004)运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研究13个亚洲经济体出口和其他180个经济体进口的双边贸易流动的文章，也考察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结论表明，中国的出口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但是这种挤出效应主要是在消费品市场，因而亚洲的那些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竞争压力，①对以输出资本品为主的比较发达的亚洲经济体就不存在这种“挤出效应”。利用同一研究框架，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认为亚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吸收周边国家的出口，但是这些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国家所生产的资本产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有区别的。
当然，这些研究模型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些模型倾向于总量的分析，从而不能够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国家以及各个产业部门的影响。其次，依据此模型估计出来的中国经济对各地区经济的影响只是静态的，没有考虑调整的成本和动态效应。当然，最后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计量模型的结果总是依赖于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的假设。
三 中国经济崛起与FDI的国际流动
与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流量和贸易格局的影响一样，引起世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于全球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8 000多亿美金。人们自然要问，每年数百亿美金的FDI流向中国是否以牺牲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在多大程度上FDI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现有研究文献对这些问题有较多分析，虽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这些研究还是有助于我们从投资流量的角度观察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
(一)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因素
要考察大规模流入中国的FDI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吸收FDI的影响，首先应该分析影响各国FDI流入的主要因素，这不仅仅是构建回归模型的需要，也是比较分析流向中国的FDI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FDI的影响的需要。在我们掌握的一些文献中，研究者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做出过很多经验分析，但是在对一些因素的影响方向上，意见并不一致。
Chantasasawat等(2003)以及Alicia与Daniel(2007)曾分别对影响FDI流入的相关因素做了文献综述。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存量，腐败程度和政治稳定性等制度因素，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与政策相关的变量，如进口关税、公司税率和外贸开放程度等关税壁垒。大多数研究都把这些因素考虑到自己的回归模型当中。
从这些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具有一系列的优势。首先，中国具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贴近目标市场进行生产，从而能够更快更敏捷的追踪市场的反应，及时做出调整。其次，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较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盈利，特别是对于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人力资本方面，中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每年进入和走出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在政策方面，相对于国内资本，外资可以享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相互竞争，为FDI提供了土地、资源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观点的分歧主要来自如何看待制度因素。中国目前还存在诸多制度性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和司法不独立等，这是经济学家在对待中国的制度质量方面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在经验研究方面，Alicia与Daniel(2007)检验了影响国外企业落户中国的主要因素，发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加的对消费的需求、相对于工资水平来说较高的劳动力技能和教育程度、显著改善的基础设置和可预期的商业环境都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Head与Ries(1996)以及Cheng与Kwan(2000)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中国各地区FDI的自我加强效应和产业集群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工业基础和前期外资的成功流入对于后续的FDI流入具有加强的效应，因而初始条件和政策激励对于FDI的吸引具有持续的影响。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往往会考虑投资到那些已有外资企业入住的地区，从而形成企业集群现象，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外资吸引力。Coughlin与Segev(1999)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也验证，存在着相邻地区FDI投资的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FDI流入的增加对于邻近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二)流入中国的FDI对其他国家的可能影响
在相关的研究中，人们希望知道流入中国的FDI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具有“转移效应”，这种效应有多大。从理论上说，要弄清楚是否存在FDI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地转移到了中国，需要考察一系列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如果资本市场在各国或者地区之间不能很好的融合，那么流入中国的FDI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入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FDI的减少。比如在亚洲，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供应方，而它们与其他地区(如拉美地区)的FDI流入关系不大。
第二个要考察的因素是流入中国的FDI对世界范围内的FDI流动的影响。(1)储蓄与FDI的转化。如果对中国的FDI投资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者对中国的FDI投资能够产生对于其他国家FDI投资收益的促进效应，使得对这些国家的FDI投资也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增加FDI投资于这些国家从事中国所需要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生产的收益，那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多的储蓄就会被转化为FDI投资，从而增加国际FDI总投资流量。(2)投资方式的转变。国外投资者也可能会减少其他投资渠道的投资(主要是国际金融证券投资、跨国借贷等)，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FDI投资，从而增加全球FDI投资的总流量。(3)流入中国的FDI的性质。如果是出口导向的投资，那么流入中国的投资增加会减少在其他地区的相应投资，以避免在相同的出口市场上相互竞争。如果是国内市场导向的投资，则这种投资流入会增加中国对于一些中间投入品或原材料的进口需求，进而会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DI流入，为的是增加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由此看来，流入中国的FDI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涉及很多因素，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后才能确定。经验分析一个直接的技巧就是在统计上回归FDI的决定方程，在这个方程中把流入中国的FDI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进来以考察这一变量的符号和大小。
采用这样的理论框架，Alicia与Daniel(2007)研究了流入中国的FDI对于流入拉丁美洲的FDI的影响。结论表明，流入中国的FDI与流入拉美地区的FDI之间没有所谓的“转移效应”，而且对于所研究的拉美国家而言，中国也没有影响。但是，一旦考虑结构冲击的因素，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作者却发现流入中国的FDI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FDI流入有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存在向中国的转移效应。对于这两国来说，转移效应所产生的时间段不同，墨西哥的转移效应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而哥伦比亚所受到的转移效应影响发生在2001年之后。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FDI的行业分布的结构差异。流入墨西哥的FDI有56％是在制造业部门，哥伦比亚是21％，而巴西的FDI只有10％左右分布在制造业部门，大部分都集中在通讯和金融服务部门，这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当然，现在还缺乏更详细的数据，说明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FDI更多地分布在制造业部门，所以中国加入WTO就对其FDI流入产生了负面影响。
Javier等(2007)的研究也涉及到了流入中国的FDI是否构成其他国家吸收FDI的竞争对手。作者利用来自于UNCTAD和OECD的1990-2003年的双边外资存量数据，②根据知识-资本模型(KCM)，在控制了影响各国FDI存量的一些基本因素后，加入了中国的外资存量这一解释变量。计量结果表明，中国的FDI存量对于拉美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正面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在各产业部门之间也是一致的呢？以美国为外资输出国，Javier等(2007)利用美国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外资存量数据来回归上述模型，除了考虑之前所有的解释变量外，还加入制造业部门这一哑变量与所有这些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以重点考虑制造业部门的影响。总体上来说，除制造业外，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吸引美国的外资存量影响都是正面的，而制造业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对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有较弱的替代性，使用其他的估计方法，如计数数据估计法(count data estimator)，结果也不显著。
Chantasasawat等(2004)曾利用亚洲8个经济体1985-2002年FDI数据和1990-2002年拉丁美洲国家16个经济体的FDI数据来研究中国的FDI流入对这些地区的影响。③在控制了其他影响FDI流入的因素后，作者发现流向中国的FDI与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FDI正相关，表明流向中国的FDI与流向这些地区的FDI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挤出关系。文章还发现，中国与拉美地区的FDI流入在关系上不显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输入的FDI出现了下降。发展中国家在1999-2003年FDI下降了26％，流入东南亚国家的FDI也下降了，印度尼西亚甚至是净流出。而与此同时，流向中国的FDI则快速上升。④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有联系，前者的下降多大程度上可以由流入中国的FDI的增加来解释？Weiss(2004)认为，流入中国的FDI数据可能有高估的情况，尤其是，在研究中要区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差异。从绝对量上来说中国的确是较大的FDI输入国，但是从相对水平来看，中国的FDI水平并不特别高，相对于它的人均GDP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突出。如果我们把一国的FDI在全球FDI中的占比与该国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的比率作为一个指标来计算，那么中国1998-2000年这一比率为1.2，只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总体的平均水平，低于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水平(UNCTAD，2002)。
为了研究中国的FDI与其他经济体的FDI的关系，也需要对流入中国的FDI的结构进行细致分析。在流入祖国大陆的FDI的构成中，来自中国香港的比例很高，而且其中有很大部分可能又是属于资本的回流，即祖国大陆自身的资本因各种原因外逃到香港等地区，然后再回流到内地。至于有多大规模的回流资本，有各种估计。
(三)一些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
1.关于“回流资本”。大多数研究文献较少考虑到中国FDI流入的一些特殊因素。Chantasasawat等(2004)对中国1983-2002年FDI的主要来源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FDI流入中，很大比重来自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来源于香港的FDI贡献了总FDI流入的45％左右。
来自于香港的FDI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内地资金的回流，即中国资金借道于境外，再以FDI的面目重新回到中国。Xiao(2004)对进入中国的FDI中中国的资金回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估计回流规模占FDI总量的30％～50％，高于世界银行1/4的估计(World Bank，2002)，并且，这些回流的资本只是资本外逃总量的20％～30％。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如较低的税率，对土地使用的优待，行政管理方面的支持，对国外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上也相对较高，而这些都是国内资金所不能享受的，那么很多国内资金就会逃到境外，然后再以FDI的面目重新回到境内，进行政策套利。对资本账户管制放松的和汇率升值的预期以及香港和海外的金融服务优势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众多文献关注中国作为FDI的输入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但是分析中国作为FDI输出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尽管中国作为FDI输出国所提供的FDI占全球总FDI输出比重很低，2000-2003年所占全球FDI输出的比重不到0.5％，⑤但是发展的趋势却十分迅速。
Kaplinsky等(2006)分析了中国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规模较小，1998-2002年平均投资规模低于300万美元，但是中国FDI在这一地区增长迅速，样本期间增加的投资量高于日本。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地区主要集中在能源和资源部门，同时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对小规模企业的投资。
Lunding(2006)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几个特征：第一是海外投资的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发展的速度较快；第二，海外投资的动力在于支撑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以期获得技术、品牌和技术支持；第三，国内一些部门竞争过大，产能过剩，特别是白色家电和消费电子方面；第四，政府“走出去”的战略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第五，中国企业境外的兼并和收购增长迅速。中国的境外投资方向也正在改变，从主要投资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到逐渐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资，2005年60％的股权投资都进入了亚洲地区，其中又以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为主。政府在境外投资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正在逐渐退去，中国的境外投资正向企业主导、商业利益导向，注重资源、市场和技术的方向发展。
四 中国经济对国际商品价格以及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在全球商品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能源和金属产品的支撑，这使中国逐渐成为石油和一些重要金属如铜、铁矿石、铅、镍和锌的进口国，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影响了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同时中国又是一些资源如铝的重要出口国家，中国的资源产量影响世界相关资源的供给，从而影响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要搞清楚中国对于国际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金属等重要资源价格具体的影响，首先要分析的是中国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市场上的地位，从而显示出中国对价格的潜在影响力；然后要分析影响中国能源和主要金属资源生产与需求的因素，在资源的生产具有技术和禀赋限制的情况下，特别要分析影响需求的因素，通过供给和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能源和金属产品供求进而是价格的影响的未来趋势。以下部分将基于这一思路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
(一)中国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生产和消费中的角色
Streifel(2006)、Mckibbin等(2006)、Zhao与Wu(2007)等人在文献中对中国在全球能源和主要金属生产和消费中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根据Streifel(2006)的分析，中国成为世界许多初级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之一，对于主要金属，2005年中国消费了全球总产量的24％，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在能源方面，2003年中国消费了全球近13％的能源产量，以及近1/3的全球煤炭产量。从1999年开始，中国对于金属的需求增长不断加速，增量方面，1999-2005年，消费了全球金属产出增量的2/3，是金属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石油方面，中国占有全球石油需求增量不到1/4，相对金属来说，还不是油价高企的主要推动力。⑥
根据Mckibbin(2006)生产方面的分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但是同时也是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1年，中国能源消费是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10％(美国为23％)，而到2025年，中国对能源的消费量预计将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15％。
Streifel(2006)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和印度以及美国2005年主要金属以及2003年一次能源的消费和世界排名情况，在金属方面，中国2005年在铝、铜、铅、镍、锡、锌、铁矿石以及钢铁产品方面的消费都位居世界第一；能源方面，2003年煤的消费量世界第一，占总消费量的32.9％，石油消费量世界第二，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4％，仅次于美国的25.3％。1999-2005年中国、印度和美国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消费量以及占世界总消费量的比重参见表6，1999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在金属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比情况参见表7。
从中国自身的能源发展情况来看，Zhao与Wu(2007)认为中国能源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初期，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相对较低，与国内能源生产步调相一致，第二阶段从1972-1992年，能源总产量超过能源总消费并以适度年增长率增长；第三阶段开始于90年代初期，中国能源的消费超过了国内生产从而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石油的第二进口大国。近些年来，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更加迅速。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于能源和金属产品的需求在全球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基础金属的需求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需求大国，对于全球金属价格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在油价方面，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煤炭生产大国，在能源结构方面对于煤炭的使用比例较高，从而对石油的使用产生替代作用。
(二)中国对能源和金属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对国际价格的影响
对于中国在能源和金属资源生产方面的分析文献较为少见，除了价格的影响外，这些战略资源的生产很大程度是上受到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的发展。国际价格的增长、新的能源储量和矿产资源的勘探，以及开发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都会带来能源和金属供给的增加。需求方面，由于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对于能源和金属的进口需求增长较快，对国际价格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很多关注国际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走势的研究都把焦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和金属的需求分析上。基于一些文献研究的结果，本文主要分析影响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因素以及未来的走势。
在能源消费的结构方面，Mckibbin(2006)对中国2002年能源消费在各部门中的分布情况做了分析，其中工业部门是能源最大耗费部门，占总能源消耗的70％，家庭部门居民消费占总能源的12％，接下来是交通运输、邮政和通讯部门消费了总量的7％。从这一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由工业部门的生产消耗驱动的，而中国的进一步的工业化将使工业产业部门对于能源的需求在未来会继续增加。可以预见，居民消费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对能源的消费将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能源利用类型上，中国主要还是依赖于相对低成本的煤，接下来分别是石油、水电、天然气和核能。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对煤的大量利用一定程度上对于石油等其他能源的需求存在替代作用。
在影响渠道方面，Cheung与Morin(2007)区分了影响亚洲特别是中国能源和非能源产品需求的两个渠道：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扩张的需要带动了对能源和金属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与东亚国家在工业上的整合，使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国，从而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基础金属。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另一个是国外的出口需求使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能源和基础金属的需求增长迅速。
在具体影响因素方面，Zhao与Wu(2007)利用1999-2006年的季度数据，使用协整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国内能源生产、工业产出以及交通量对于能源进口的影响程度。结论表明，国际油价并非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业生产需求是中国石油进口的重要影响因素，持续的工业化会导致中国在未来持续的能源进口需求。国内能源产量，特别是石油和煤的产量对于石油的进口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而交通部门的发展对于能源的进口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上升使得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需求逐渐增长。
Chan与Lee(1996)同样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能源消费行为，显示了能源价格、收入和重工业产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影响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Wei(2002)利用协整分析发现能源消费与能源价格、收入和重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这些影响因素存在长期关系。而Wolde-Rufael(2004)分析了1952-1999年上海各种工业能源消费与上海真实GDP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除了石油外，煤、焦炭、电力和总能源消费与真实GDP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
除了经济产出增长，特别是消耗能源和金属资源最多的工业产对能源和金属需求产生影响之外，能源和金属资源使用的密集程度变化对于需求也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密集程度一方面表现在单位产出的资源能耗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人均资源能耗上。一些文献，如Cheung与Morin(2007)及Garnaut与Song(2006)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需求密度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总的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对能源和金属等资源的需求呈现倒U型，即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加速随着增加，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增长而下降。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80年代的发展经验，新兴亚洲工业生产的能源和金属密集度在人均收入水平进入5000～10 000美元时，就会获得高速的发展，直到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5 000～20 000美元才会下降，而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正处在资源需求高速发展的区间。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对于能源和金属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产出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向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等因素都会从各种渠道对未来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增加起到加速作用。
在看到中国对这些资源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需求变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出口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耗费资源较多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具有生产和产业转移效应，中国企业在生产中能源和金属消费的增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消耗的减少。中国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增长中有部分是出自于这种转移效应，实质上全球需求增长并没有想象中的多。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全球制造业活动中份额减少得到验证(Cheung and Morin,2007)。但是，由于生产能耗的不同，制造业生产向亚洲的转移也会带来对于世界能源和金属资源需求的净增加，因为中国企业相对于OECD国家来说生产同样的产量需要多消耗20％～40％的能源(Rosen and Houser,2007)。
在对国际价格影响方面，Pain等(2006)的分析表明，过去5年内，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商品价格变动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利用非OECD国家在世界产出和贸易中的比重来代表新兴市场的发展，这些国家经济的相对增强对全球油价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但对金属价格水平只有暂时的影响，对于农产品价格没有影响。
Cheung与Morin(2007)也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来估计新兴亚洲经济体对于国际油价和金属价格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历史上国际油价和金属价格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共同变化，但是1997年之后，国际油价和金属价格越来越受到新兴亚洲的工业活动的影响。
Francis等(2007)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进出口贸易中的不同角色对于全球商品价格的不同影响。1995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半耐用消费品(如家纺、服装产品)和耐用消费品贸易中分别占有26％和12％的比例，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分别上升为39％和24％。在进口方面，中国进口占主要工业设备贸易的15％及全球非提炼燃料和润滑油贸易量的4.5％。中国一方面作为消费商品如纺织品、服装和玩具的出口大国，增加了全球的供给，促进了出口的竞争，降低了这些消费产品的国际价格；另一方面，作为初级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增加了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刺激了这些产品特别是能源和主要金属价格的上升。
对油价来说，2002-2004年，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向能源密集部门的调整，中国石油的消费增长了28％，中国在世界石油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001年3.5％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6％以上(Francis et al.,2007)。尽管如此，2002-2004年中国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还不大。Francis等(2007)对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需求的增长在当时只是被看作是暂时的，很多机构，如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在2004年预测中国在2005和2010年对于石油的需求将会回到它在2002年所预测的水平，IMF同样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石油产量上升，石油生产和输出国组织(OPEC)的闲置产能从1994-2002年平均每天370万桶到下降到2003-2005年平均每天150万桶，从而缓和了油价上涨压力。但是2006年，IMF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预期，EIA也提高了对中国长期石油需求的预测，并在2007年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测，从而带来了石油价格的高速上涨。⑦
(三)中国经济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前面部分主要分析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集中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应该看到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能源和金属价格的上涨，会增加相关产品生产成本，并通过生产链而影响到下游产品的成本，促进全球物价上涨，产生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对于全球通货膨胀影响的渠道是复杂和多样化的。
Francis等(2007)在分析中国经济贸易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渠道时认为，中国在耐用消费品和半耐用消费品出口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相对较为便宜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与能源等产品不同，很多都是直接出现在一些国家CPI一篮子商品之中，从而直接对通货膨胀产生降低的作用。中国耐用品和半耐用品的出口供给和其他出口国以及进口国国内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导致总体价格的下降，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出口商品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产生的替代效用及竞争效用，都对工资水平产生向下的压力，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在具体计算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影响方面，一个难题就是缺乏这些国家CPI一篮子商品中“中国制造”的价格和数量的相关数据。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法就是通过把进口价格(或者消费价格)分解为来自中国的部分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部分(如果存在国内生产，则还应该加上国内生产部分)。那么中国对于进口价格的影响就来自于三个方面：消费商品进口中来自中国的比重的增加和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身变化的影响，这两者属于直接影响；中国与其他出口国家以及国内生产者竞争所带来的间接影响。Morel(2007)、Nickell(2005)和Kamin等(2006)利用这种方法分别计算了中国对加拿大、英国和美国CPI的影响。
根据Morel(2007)的估算，2001-2006年，来自中国进口的消费品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使加拿大CPI平均每年降低0.1％。这种反通货膨胀的效果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在加拿大进口消费品中所占比重近年来增长较为迅速，二是来自中国的消费品价格较低。只要这两方面的情况能够继续保持，中国对加拿大CPI的反通货膨胀效果将会持续。
根据Nickell(2005)的计算，1999-2002年，英国进口的消费品中来自于中国和印度的比重增加了1.1个百分点。尽管增量不多，但是中国和印度的进口价格只是其他发达国家的1/4左右，每年对降低英国加权世界出口价格通货膨胀指数(UK weighted world export price inflation)⑧贡献0.5个百分点。
Kamin等(2006)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在美国出口市场上所占比重的增长对于降低进口价格的效果。根据他们的估计，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每年降低美国市场进口价格0.8个百分点，转化成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则每年大约降低消费者价格指数0.1个百分点。
除了上面所讲到的较低的出口价格之外，Jim等(2006)认为中国还从降低工资水平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两个渠道降低全球通货膨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并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形式存在。城市化过程的发展，使这些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一方面形成劳动竞争，降低工资的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压力，并且通过出口将这种影响输送到其他国家，如通过较低的出口商品价格形成竞争压力而降低工资增长从而缩减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这些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了总体劳动效率。而劳动率的增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抑制通货膨胀，首先，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使工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其次，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通过降低自然失业率而影响通货膨胀水平。
从以上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较低的出口商品价格、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途径对抑制全球通货膨胀，使全球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正面临了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也不例外，粮食价格和猪肉价格居高不下，CPI的增长屡创新高。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中国对全球通货膨胀走势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五 初步的结论
总的来说，在全球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的增长既具有竞争效应也具有互补效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在世界主要出口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对于出口类似产品的国家形成了竞争压力。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巨大的进口需求以及支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就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而言，由于越来越重要的地区综合生产体系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贸易生产具有较强烈的网络效应，刺激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出口以及作为一体对于第三方出口市场的出口。除了墨西哥等一些国家之外，中国经济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贸易方面的总体影响力并不是很明显，一般来说出口结构与中国的出口结构比较类似的国家会受到中国的竞争影响，而出口结构与中国的进口结构比较类似的国家会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影响。
就FDI方面来说，中国的FDI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DI是否具有转移效应或者创造效应是研究最多的问题。总的来说，相关的文献的结论认为，中国FDI的增长并没有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较强的转移效应；对于亚洲而言，由于地区综合生产体系，进入中国FDI的增长，刺激了周边国家相关产品的FDI投资以生产中国加工生产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和原材料，从而中国的FDI与这一地区的FDI显示了强烈的正相关性。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中国的FDI增长的影响较小而且不显著，并且由于这些地区FDI主要是资源导向的，与中国的FDI投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研究中国的FDI问题时，文献对于进入中国FDI的一些重要特征考虑不足，尤其是对来自于香港等地区的FDI及其存在的内地资金回流现象。另外，中国不仅仅是FDI输入国，同时也正积极向海外输出资本，中国海外投资虽然在国际FDI投资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发展较为迅速，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这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产品上，这些都应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在对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影响上，文献主要从中国在全球能源和金属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影响中国能源和金属需求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对能源和金属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进而成为能源和金属资源进口大国。影响中国能源和金属需求的因素主要有工业部门的产出，资源使用密度等。一些文献指出了人均收入水平和资源使用密集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正处在资源使用密集程度高速增长时期，因而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资源需求会进一步加大，对能源和金属的进口依赖程度也会加大。具体到对国际价格影响上，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对石油的需求增加被EIA和IMF低估，从而对石油价格影响不大。2006年以后，这些组织分别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的长期预期，导致油价在近年来高速上升。在金属价格的影响方面，中国需求的增长占据了全球需求增量的大部分，从而对金属价格的上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文献分析了中国经济对于降低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的作用，把全球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主要归结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消费产品价格较低。除此之外，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降低工资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对于抑制全球膨胀具有一定作用。自2008年年初以来，世界各国正面临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也不例外，工资水平上升，石油、粮食、猪肉价格飞速增长。在新的形势下，分析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根源以及中国一系列因素和条件的变化，如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对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前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截稿：2008年4月)
注释：
①Eichengreen(2004)区分了三种不同产品，即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
②OECD的数据报告了1982-2003年29个OECD国家在235个东道国的外资存量数据。UNCTAD提供了29个国家在190个东道国的外资存量数据。
③亚洲8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拉美16个经济体分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沙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④转引自Eichengreen与Tong(2005)。原始数据来源于Palmade与Anayiotas(2004)。
⑤此为UNCTAD(2004)数据，转引自Jenkins与Edwards(2005)。
⑥Streifel(2006)认为油价的高企主要是因为非石油输出国国家供应增长的缓慢、地理政治以及对于供给约束的预期等因素引起的。
⑦石油等资源生产者会针对市场需求的预期不同，做出不同的反应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如果预期到市场需求的增长是短期的，则会选择增加今天的产量，因为今天的价格高于将来的价格，从而从较高的价格中获利。如果预期未来需求会增长，从而带来长期的价格上升，则会囤积石油等资源而在未来出售，以获取较高利润，影响市场的供给，导致价格的上涨。参见Francis等(2007)。
⑧该指数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不同国家在英国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为权重的各国对英国出口价格上涨率加权之和，第二部分是以各国出口价格为权重的，对各国在进口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加权。具体计算公式参见Nickel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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